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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列宁工人阶级执政党保持团结统一的价值观】工人阶级执政党为之奋斗

发布时间:2019-04-23 06:42:40 浏览数:

  摘要:防止和反对宗派分裂活动,确保党的团结和统一,这是工人阶级执政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和保障。十月革命后,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先后同“左派共产主义者”、“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宗派活动和分裂错误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出色地保证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并且,为预防和消除“寡头政治”带来的分裂危险设计了“集体领导”、“改组工农检察院”等一系列制度方案。列宁的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制度设计对各国工人阶级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提高均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列宁;工人阶级执政党;宗派分裂活动;团结统一
  中图分类号:D1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2)02-0005-06
  1917年10月25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打冬宫的第一声巨响,迎来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伟大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纪元。在咚咚作响的炮声中,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只身落逃北方战线地区,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推翻,第一届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宣告成立,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大功告成。从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后来的俄共(布)、联共(布)、苏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执掌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列宁成为第一个工人阶级执政党的领袖。工人阶级执政党如何坚持和实现对国家的正确领导且将自身建设好,这是一个毋庸回避的划时代的极具挑战意义的顶尖级历史性课题,它直接关系着俄共(布)的生死存亡和俄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关系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列宁深知这一任务的重量级(十月革命后列宁多次说:俄国在1917年那种非常独特的具体历史形势下,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革命继续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即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却比欧洲各国困难。这个客观形势使得我们必然遇到历史上异常艰难异常急剧的转折。……在这以后的两年来的经验也完全证实了这种论断是正确的),然而他义无反顾、大气磅礴地承接起这一历史性课题。他不辱使命,在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实践的基础上,群策群力,发挥自己全部的天资和才能,构思出工人阶级执政党进行正确领导和加强自身建设的若干原则和操作规程。这一系列原则和规程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在执政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是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执政党的领导和自身建设,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列宁的工人阶级执政党领导和自身建设思想,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十月革命胜利至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基本结束(1917年10月至1920年底)。这个期间,列宁先后写了《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提出了工人阶级执政党领导和自身建设的许多重要原理。这期间的绝大部分时间党的中心任务是军事斗争,所以党的领导和自身建设的显著特点是强调集中。二是实施新经济政策至列宁逝世(1921年初至1924年1月)。列宁特别关注在新经济政策背景下党的领导和自身建设问题。他在俄共(布)十大、十一大政治报告和《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论党内危机》《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关于清党》《关于接受新党员的条件》等文章中提出,要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加强和改进党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要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防止党的分裂,确保党的统一;要注意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克服官僚主义等消极腐败现象。列宁后一阶段党的领导以及自身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对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和执政水平提高具有极强的指导与借鉴价值。
  列宁深深懂得,如果执政党连组织和行动“统一”都做不到,那一切都是妄谈。列宁的防止和反对党内宗派分裂活动、确保党的团结统一的理论和实践在其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一、动力原理:适用于工人阶级执政党的内部组织与管理
  管理学的动力原理要求管理者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体动力与集体动力的辩证关系。管理是个社会性活动,它必然以一个“集体方向”(或集体目标)为管理的前提,然而集体是由若干的个体组成的,这又必然造成一个矛盾:个体与集体都各有其物质、精神和信息动力,其方向(或目标)相互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甚至有时方向相反。如果用矢量表示动力或由此产生的能量的话,常见两种典型的情况:一种是个体没有约束地自由地充分地发展,每个个体动力很足,能量很高,但方向各异,互相抵消,最后综合的矢量(合力)很有限,有可能为零,而且这个合力的方向极少跟集体方向一致;第二种是把个体的矢量扭到某个统一的集体方向上,一般认为,这样的集体矢量就是若干个体矢量的算术之和,可以获得最大的集体矢量,而事实上,硬扭就是一种强约束,个体矢量必然骤减,个别的甚至减到零或为负数,结果呢,这样的集体矢量也少得可怜。时间一长,这样的集体矢量极有可能是负数。所以,管理者务必处理好个体与集体之间的矛盾。一种可取的模式是,通过管理者的因势利导,使每个(至少是绝大多数)个体的动力之方向与既定的“集体方向”保持大体一致,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每个个体的充分的高度自由的发展。这样的集体矢量当然不是最理想的(一般情况下,这个集体矢量之方向不会与既定的“集体方向”完全一致,但也不会大差大离),但与前两者比较,它肯定是最大、最稳定、最可靠、最现实的那一种。
  其实,工人阶级执政党党内也是一个“社会”,某一个党组织也是一个既有统一方向又有个体方向和动力的集体,管理学的动力原理也适用。如果党员“方向”各异,以致党内形成林立的宗派组织和出现宗派分裂活动,这是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的,宗派是绝对要取缔的;如果硬是把党员个体的“矢量”强扭到一个统一方向上,特别强调“集中制”,不能体现民主精神(实际是专制或“小集团”独裁),这也是不允许的。党的各级组织务须妥善处理党员个体与集体之间的矛盾,循循善诱,积极引导,综合平衡,以夺取斯时斯地条件下的可能获得的最佳效率。一种比较现实的模式是让党员个体在大方向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充分地自由发展。因此“民主集中制”是最理想的党内组织与管理价值取向。它一方面能够预防和取缔宗派,同时废除党内专制,这样就可以确保全体党员的团结统一和迸发最大活力,以致很好地实现目标。列宁在这方面把握得很出色。   考茨基认为,知识分子并不是这样或那样地依靠实力来斗争,而是依靠论据进行斗争。他的武器就是他个人的知识、个人的能力、个人的信念,他只有靠个人的品行才能够获得一定的意义。所以,知识分子总是倾向于个人活动,很不情愿接受纪律的束缚。在知识分子看来,发挥个人本性的完全自由是顺利进行工作的首要条件,全部问题都在于保证他自己的个性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他作为某个整体的从属部分而服从这个整体的意志是勉强的,是出于必要而非本意。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与产业工人的“对抗”是明显的、长期的,这也就是这个社会阶层在革命斗争的意义上不如无产阶级的地方(但这种对抗仅仅表现为阶级内部的社会对抗,而不是表现在个别人物之间的冲突上)。十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委员们,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出身,虽然他们从政治和阶级属性上、从思想和感情上属于工人阶级,但是他们的知识分子出身决定了他们的个人行为短期内还不会完全产业工人阶级化。这一点列宁早就经历和看透了(列宁虽然也是知识分子出身,但因为较早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又志向高远、砥砺操行,所以无论从政治、思想还是行为上列宁早就摆脱了小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不良习性的羁绊,已经完全产业工人阶级化了,这也是列宁较其他中央委员的“超脱”“智慧”“伟大”之所在)。所以,尽管是党内宗派活动,甚至给党造成很大危害,更甚者是几乎将党四分五裂,由于能够准确地把握事件的根源和性质,十月革命后,列宁始终将党内宗派组织及其活动按党内矛盾来处置。
  二、铁肩道义:列宁战胜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宗派分裂行为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次日,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建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国举行和谈,但首先遭到协约国的拒绝。列宁只好萌生与同盟国单独媾和以尽快实现苏俄摆脱帝国主义战争的愿景。与德奥帝国主义和谈,他们提的条件极端苛刻。尽管如此,1918年3月苏俄和德国还是缔结了对苏俄来说极其“不幸的和约”。于是,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的前后一段时间里,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围绕签约问题分歧很大,并形成了一个“左派共产主义者”宗派集团,他们坚持要当时还没有军队的年轻的共和国同德国作战的极端错误的政策。如果听从这些人的主张,苏维埃共和国无异于自取灭亡(“左派”们也认可这一点。但是他们还是认为,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丧失苏维埃政权是不足惜的)。尽管如此,“左派”们还是对党和列宁横加诽谤,造谣中伤,歇斯底里,暴戾恣睢,竭力分裂党,瓦解党的队伍,展开肆无忌惮的派别活动。某些人竟以辞去苏维埃和党的职务来破坏党,要挟党;他们还形成了宗派决议,声明“认为党在最近将来的分裂恐难避免,因而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团结一切彻底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决议还一致通过,一有机会就改选中央,没有义务服从中央所作的与履行和约的条件有关的各项决定。更为严重的是,左派还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共产主义者报》。列宁认为,这些人就是“想逃避历史教训,逃避多次的历史教训,逃避自己的责任。……逃避事实,逃避事实的教训,逃避责任问题。”[1](P446)反对派的心迹和组织行动已达到了令人难以理喻的地步。尽管如此,列宁还是从党国的大局和历史经验出发,保持极大的克制,以党内民主的原则来处理党内矛盾,解决与这些左派的分歧。列宁写了《奇谈与怪论》《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等论文,深入细致地分析和严厉批评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宗派活动和分裂错误,教育了“左派”更教育了全党,制止了党内一起一触即发的严重危机。从此,布尔什维克党更加团结统一、更有活力和战斗力了,列宁的威望更高了。
  三、巨擘谋略:列宁在同“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分裂活动的斗争中捍卫了党的团结统一
  党的“十大”期间和之后,列宁再次果断、成功地处置了党内一起宗派小集团及其派别活动(但与此同时,列宁也在党内外更加积极地倡导和推行民主)。党的“十大”之前列宁就特别担心,党内严重的宗派活动和党内实行的民主制度如果反文明地、扭曲地、糟糕地、不幸地结合起来,将完全可能导致布尔什维克党的灾难性分裂。列宁的担心不是轻妄的猜度更不是杞人忧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德国共产党的分裂就是过去不久的前车之鉴,围绕签署布列斯特和约形成的宗派以及及时制止的分裂,列宁还记忆犹新。党的“十大”之后列宁忧心不已,仍然特别关注中央领导层的稳定性和防止党的分裂。
  1920年冬至1921年春,苏维埃俄国刚刚回归和平经济建设的正常秩序(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1920年底基本结束,1922年10月彻底结束),此时此刻,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围绕着执政党、苏维埃政权、工会、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这几者之间的关系,执政党、苏维埃政权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就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并且形成了几个宗派小集团。一些小宗派的思想倾向和政治主张的共同性就是否定党对国家政权和其他组织的领导权,否定党和苏维埃对国民经济的领导权;更有甚者则主张党内各派别和集团有绝对、完全的自由。反映到党内来的这些“东西”的实质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自由主义。另外,极少数党内高层领导者还认为不能削弱“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反而需要“把螺丝钉扭紧”,自上而下地“整刷”工会,还主张把军事方法应用到工会里,推行工会“国家化”(这种思想和主张突出和集中地反映了,国内战争结束后党在如何对待反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农民和非党工人群众问题上的思想理念和政治主张之分歧。此时此刻,恢复和活跃工业是主要的任务,在当时工业被战争破坏、大多数工厂停工、矿场矿井遭废弃被淹没,产业工人失业已无组织的情况下,如果不吸引工人阶级及其工会参加,就不可能恢复和活跃工业。但是只要让工人相信经济破坏同武装干涉和白卫分子叛乱一样,都是人民的最大的最危险的敌人,他们是能够被吸引来参加此项工作的;只要党和工会对工人阶级不是像在前线那样采用军事命令——在前线也确实需要命令形式——而是通过说服的途径,采用说服的方法,是不难做到这一点的)。……由此可见,党内的思想混乱又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以致影响到党的团结和统一。此时此刻,拖着病体的列宁一方面致力于科学分析、严厉批评这些错误的不合时宜的思想理念和政治主张,另一方面,还要构思对党内宗派小集团采取怎样的有理有利有节且适时的组织措施。   1920年11月,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支部书记会议上发表演说,号召全党彻底结束党内的派别纠纷,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1921年1月列宁在《党内危机》一文中又勉励全党团结起来,他说:“毫无疑问,协约国资本家力图利用我们党的疾病来进行新的侵犯,社会革命党人也力图利用它来组织阴谋暴乱。但是我们并不害怕,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将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我们不怕承认有病,而且意识到,这种情况要求我们所有的人在一切岗位上更守纪律,更能自制,更加坚定。到3月间举行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时候以及在大会之后,党决不会削弱,而一定会更加巩固。”[2](P37)1921年3月列宁在党的“十大”开幕词中又严正指出:国内外的敌人正在热望共产党发生内讧和分裂,他们时时刻刻地翘首期待,寻找和制造这样的机会,向党和苏维埃政权发起新一轮进攻,所以“争论”在目前的党内还是一件奢侈品。“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指明,不管我们过去的这种奢侈行为对不对,现在我们必须摆脱这种状况。我们应当在党代表大会上,对大家提出来辩论过的大量纲领和各种各样的细微的、极细微的、微乎其微的分歧都给予应有的审查,然后对自己说:不管过去有过怎样的争论,不管我们曾经怎样争论过,但是在我们面前有这么多的敌人,农民国家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这么繁重而艰巨,如果我们只是在形式上比过去团结一致,——你们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就证明是这样的——那是不够的,不仅要在形式上比过去团结一致,而且要不再有丝毫派别活动的痕迹,不管过去派别活动表现在哪里,也不管表现得怎样,总之,无论如何要使派别活动绝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成我们所面临的巨大任务。我相信,如果我说,我们通过这次大会无论如何要使党更加巩固、更加亲密、更加真诚地团结一致,这一定是表达了你们大家的愿望和决心的。”[2](P158)鉴于宗派小集团的存在对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有莫大的危险,党的“十大”对党的统一和团结问题特别重视,列宁对此还作了专门报告。他在报告中谴责宗派小集团是不顾目前紧张形势和党的处境的困难,“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动摇的表现,实际上是削弱共产党的坚定的指导路线,实际上是帮助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敌人。”[3](P485)列宁还一再嘱咐全党:在发扬党内民主的同时,必须遵守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因为它是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必须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坚决反对各种派别活动。这是因为“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即令是个别派别的代表人物极力想保持党的统一,派别活动事实上也必然会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使混进执政党内来的敌人不断加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3](P478)党的“十大”通过了由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案。决议案对国内的不稳定局势(目前许多情况正在使国内小资产阶级居民的动摇加强起来)、党内派别活动情况及其目前的极端危害性和对党的极端危险性、目前阶级敌人的策略手法和活动特点等向全党做了通报和科学分析,以提起全党的警觉。决议案对宗派组织及其活动还规定了一定的组织措施:要“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某种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并责令立即执行,凡是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议的,就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代表大会并授权中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中央委员会和开除出党。[3](P480—481)列宁在关键时刻又一次出手迅疾,“力挽狂澜”,使布尔什维克党免于分裂而保全了统一。列宁主持制定的《关于党的统一》的专门决议和实际的组织措施,其“地位”不亚于布列斯特和约(布列斯特和约在挽救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同时,也挽救了布尔什维克党)。值得注意的是,事情过后,列宁还亲自过问并嘱托有关部门关注“这些人”的思想情绪和生活,责令有关部门多做一些思想工作,及时化解“这些人”与党的矛盾。
  四、针砭时弊:列宁强调集体领导消除“寡头政治”以制度防止党的高层分裂
  十月革命后,列宁一直极度重视和维护布尔什维克党(尤其是高层组织)的内部团结和统一。晚年的列宁甚为担心,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1922年4月,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未必会谨慎地使用权力;再者,像斯大林、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鉴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各自的个性,他们有可能意外地导致党的高层分裂。为预防因为个人专断导致党的高层分裂,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大的影响,列宁提出一系列旨在强化集体领导,消除独断专行和“寡头政治”的建议。比如,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组成中央全会,把中央全会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提高中央全会的地位和中央委员会的权力;扩大参加党的高层决策的人数;改组工农检查院,使其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共同监督党的中央机关和领袖;……1923年1月,重病中的列宁在其口授的《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中说:“据我看来,把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经过这种改革以后,……除了上述政治上的好处以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出于纯粹个人情况和偶然情况的影响就会减少,因而分裂的危险也会减少。”[3](P694—696)可见,列宁对以改组工农检查院遏制党的分裂寄予莫大的希望。
  五、志美行厉:列宁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原则下的党的团结和统一
  善于把革命事业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善于把原则性争论与个人恩怨、勾心斗角区分开来,保持在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基础上的党的团结和统一,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内宗派活动和内部分裂,这是列宁一以贯之的思想(列宁说过:我们非常珍视党的团结,但是我们更为珍视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纯洁性。统一,这是伟大的事业和伟大的口号!但是,工人事业所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统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反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统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盛行,1914年11—12月列宁复信英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柯伦泰说:您还着重指出,我们应该提出一个能够团结一切人的口号。老实说,我现在最怕这种笼统的团结,我深信,这种团结对无产阶级最危险最有害。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就杜撰了一种大“团结”论。[4](P283)可见,列宁所说的“团结”,是坚持同一原则即革命原则前提下的为实现同一个崇高目标而共同奋斗的团结,而不是没有是非观念的调和主义)。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党伊始。   1903年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第六次会议上就崩得在党内的地位问题,列宁再次批评崩得在组织问题上的完全独立的民族主义立场(“二大”召开前,整个《火星报》编辑部已同崩得的保持在党内完全独立的要求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列宁是争取统一斗争的最热烈的拥护者)。1904年2月列宁写《告全党书》,号召全党向孟什维克作坚决的斗争,以保持社会民主工党在马克思主义原则上的统一和团结。同年5月,列宁在其名著《进一步,退两步》中说:在党纲问题上和策略问题上的一致性是保证党内团结,保证党的工作的集中化的必要条件,但只有这个条件还是不够的。1906年4—5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四大”召开,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努力和革命斗争形势的压力,此次大会实现了党内派别在形式上的统一(实际上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仍保持各自的观点和独立的组织),在布尔什维克和列宁的努力下,这种统一持续到1912年1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会议(布拉格会议)。1906年4月列宁指出:在这样的革命时代,党在理论上的任何错误和策略上的任何偏差,都要受到实际生活的最无情的批评,因为实际生活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启发和教育工人阶级。在这样的时期内,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职责,就是力求使党内关于理论和策略问题的思想斗争尽可能公开、广泛和自由地进行,但是要设法使这种思想斗争不致破坏和妨害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的统一。1906年5月,列宁说:伟大革命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全部)要取决于先进阶级的团结、觉悟、坚定和决心。1909年6月,《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在巴黎召开,列宁指责波格丹诺夫背着中央在喀普里(意大利)办的“党校”是一个脱离布尔什维克的派别中心,波格丹诺夫声明自己不服从会议的决议,因而会议决定把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召回派的鼓吹者、分裂分子波格丹诺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组织;在这件事情上,列宁为维护布尔什维克的统一尽了最大努力。1909年12月,列宁撰文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必须“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的任务”,以保持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统一。1910年12月,列宁在《给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又号召全党同志必须和托洛茨基的分裂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
  六、结论
  林林总总,概括言之,列宁防止和反对工人阶级执政党党内分裂、确保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实践过程与理论是:
  1. 定性准确,不扩大矛盾,准确认识和把握党内宗派组织、宗派活动的性质。
  2. 始终不渝地向全党灌输反对宗派和分裂、在革命原则基础上保持党的团结和统一的理论与思想意识,努力造就党内团结统一的舆论氛围和思维惯式。
  3. 及时发现党内宗派活动的苗头,追踪了解、密切关注其发展动向,注重事实,讲求策略,于适当的时刻、场合适度提醒当事者,给当事者施加必要、恰当的思想和政治压力。
  4. 牢牢把握舆论的主动权,直面现实,不回避问题,及时向全党公开事实真相、事态发展和事情的本质,提醒和教育全党警惕宗派势力和活动在党内的蔓延,以防止事态扩大。
  5. 坚持革命原则,与宗派分裂活动的当事者进行不妥协、不调和的思想和政治斗争。
  6. 以革命事业为重,对宗派分裂分子采取适时、果断、恰如其分的组织措施,不姑息不迁就。
  7. 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关注“这些人”的事后思想情绪和生活,努力做好思想工作,最大限度地化解他们与党的矛盾。
  8. 注重对党的高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引导他们克服知识分子的“清高”、自负、无组织性和无纪律性等非无产阶级意识和行为,克服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立性和狭隘性等阶级本性,使他们尽快完全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实现从思想意识上真正加入布尔什维克党。
  在防止和反对宗派分裂活动,确保党的团结和统一这个问题上,列宁成功地运用了“负熵思维法”(“熵”是体现热力系统中物质无序状态的概念,而“负熵”就是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种种条件。在耗散结构理论中,“负熵”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耗散结构理论认为,在一个与外界有信息和能量交换的开放系统中,由于负熵的作用,系统才可以由无序逐步过渡至有序)。列宁把致使系统有序即党的团结统一的因素,全部纳入视野,加以统筹和整合运用,使处于开放状态的“无序”系统最大限度地变为“有序”,即成为耗散结构状态。
  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5](P742-743)同理,列宁有关工人阶级执政党领导和加强自身建设的理论体系,也仅仅是为全世界工人阶级执政党的领导和自身建设提供了一些基本原理、原则,也仅仅是为后继探索者提供了出发点、思想武器和方法,而且,他的有关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时代特征、国情特征。我们应该辩证地对待列宁给我们留下的宝贵思想和理论遗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其思想和理论体系,解决新的问题,创造新的理论。
  参考文献
  [1]【俄】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俄】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3]【俄】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俄】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校对:杜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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