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吴敬梓“让袭”说“寻根”小议:吴敬梓

　　危兆盖先生在《寻根要有度》（《寻根》，2012年第1期）文中指出有些人总要“寻找到一个有名头的人物来认作老祖宗”，而有些人就“利用这种心理浑水摸鱼，专门在弄不清楚的事上出成果，往自己脸上贴金”，“这种毛病，过去有，现在也有，甚至也可以说是古已有之，但于今为烈”。此言极是，笔者深表赞同，手边正好有一例，不妨一说。
　　2011年11月，在清代著名作家吴敬梓的家乡安徽全椒县举办“中国《儒林外史》高峰论坛”，出了本论文集，其中有全椒县旅游局局长、吴敬梓纪念馆馆长田胜林和另一同志合写的《吴敬梓家世“从龙”与“让袭”考》，对吴敬梓在《移家赋》中所言“我之宗周贵裔，久发轫于东浙（按族谱，高祖为仲雍99世孙），有明靖难，用宣力于南都（远祖以永乐时从龙），赐千户之实封，邑六合而剖符。迨转弟而让袭，历数叶而迁居”一节中的“从龙”与“让袭”两事做了说明，其中对“从龙”的解说，可议之处暂置而不论，对“让袭”事，田文用“寻根”的方式予以追述，乃先行略予评议。
　　吴敬梓所创作的《儒林外史》，思想之深刻、艺术之独创，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但吴敬梓毕竟是生活在三百年前的作家，自有种种局限，苛求于他，当然不妥，但为其讳似也无必要，而美化其不足则未免可笑。吴敬梓自言“高祖为仲雍99世孙”，这与屈原所言“帝高阳之苗裔兮”、司马谈所言“余先周室之太史也”以及班固所言“班氏之先，与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后也”等类似，都是门阀意识的流露。这种门阀意识的残余，时至明清两朝，即使在成绩巨大的思想家的著作中也仍有表露，如顾炎武在其所作《与卢某书》《莱州任氏族谱序》《裴村记》以及《日知录·流品》中就可寻到痕迹。吴敬梓有这种意识的流露也不足怪。据《史记·吴泰伯世家》，泰伯至寿梦有19世，寿梦元年为公元前585年，吴敬梓高祖吴沛卒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上距寿梦有2200多年，而寿梦至泰伯尚有“19世”，时代过于久远，难以稽考，吴敬梓奢言其事，我们只能姑妄听之罢了，不必深究。至于《移家赋》中所叙写的有史可寻的历代先人的事迹，大都源自康熙《全椒志》，而该志的主纂乃是吴敬梓曾祖吴国对，国对子侄多人如吴晟、吴旦等也即是吴敬梓祖辈，也参与该志的编撰、校对工作。所谓“让袭”说，即出自该志《吴凤传》：“吴凤，号古泉，家世骁骑卫户爵，以志趣高淡让袭，卜居邑之西墅。”笔者根据《明会要》以及有关史籍考知骁骑卫户爵为五品官，可以世袭，但明代武臣世袭制多有变化。《移家赋》中紧接着田文所引一节后又写道“隶淮南为编氓，勤西畴以耕耨”，从而判定“千户”一职在承袭数代之后因无有再立军功之子弟而自然失去。拙文《吴敬梓家世杂考》（《安徽师大学报》，1980年第2期）中的第二节专门考述此事。拙说为孟醒仁《吴敬梓评传》、陈汝衡《吴敬梓传》以及其他学人著作所采用。拙文后收入拙作《吴敬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一书中。田君可能未见到此文，所引述我的这一见解，则出自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的拙作《吴敬梓评传》。
　　田文为彰显吴氏家史之显赫，首先将千户一职定性为“五品高级武官”，未免夸示得有乖史实。明朝武官有六品十二级，与文官有九品十八级不同。武职“有世官，有流官”，在“世官九等”中，正千户为第五等，显然属于中下级；而在世官、流官两类中，“流官八等”，为左右都督等官职，流官须由“世官升授”，可见“流官”方算是高级武官。“世官”则“有袭职，有替职。其幼也，有优给。其不得世也，有减革，有通革”。（《明史·职官一》）正千户的官职有多大？据《明史·职官五》，有士卒1120人为“千户所”，武官有“正千户一人，正五品，副千户二人，从五品，镇抚二人，从六品。其属，吏目一人”。只能带兵千把人的千户，岂能算是“高级武官”？
　　田文说“袭职或替职本身并不会造成品级下降的”，上引《明史·职官一》所记，既有“减革”“通革”，还有“不得世”的情况。实际上明朝实行武官世袭制的过程中，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常有变通，洪武朝所制定的武官世袭制为嫡长承袭，如同当时皇位传承一般。但在燕王朱棣夺得朱元璋嫡长孙建文帝朱允炆的皇位后，便对嫡长承袭制有所修改，规定“凡洪武以来军职绝，不论堂兄弟、侄并袭”（《明会要·选举》），这是为奖赏随他争夺帝位的有功之臣，但同时又规定无战功者不许袭，此之谓“军功袭替制”（《明会典·铨选三》）。此后由于武职军官人数不断增加，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约有1.6万余人，而到成化五年（1469年）已有8万余人（《世宗实录》卷一二〇），不得不收紧承袭资格，至嘉靖十年（1531年）规定“立功人绝，同时亲弟、侄得袭，其侄孙以下，至堂兄、弟、侄等，及沿袭后别无立功者，不许袭”（《明会要·选举》）。
　　洪武朝所定之袭替制规定，殁者“袭职”，老疾者“替职”，年满15岁者“出幼承袭”，但须于20岁时通过驰马、射箭、使枪的比试方可实授，如初试不中，只能食半俸，两年后再试，中者食全俸，不中者则降充军。（《明史·选举三》）正统七年（1442年）又行“借职”，武职亡故，嫡长子或孙在10岁以下，可由庶男、弟、侄借职，待嫡长子或孙出幼时再还职；后又改为只有因老疾无子者方许弟侄借职，而当疾愈生子后，借职者必须还职，否则发边卫充军。（《明会典·铨选三》）这些规定说明并非先人获武职，子子孙孙便可“世袭罔替”安享官位了。如果中下级带兵武官全由无战斗力的军官充塞，这支部队岂能为朝廷于有事时所用？因此，在承袭实授之前，必须通过比试。此种情况，除正史有记述外，成化时任职兵部武选司的陆容，在其所著《菽园杂记》卷十一中亦有记叙，不一一具引。
　　田君还从《武职选簿·骁骑右卫选簿》中查抄一些材料，用以证明是“让袭”而非“失袭”。且看田君所抄录原文：
　　父吴兴，吴元年垛集顶户头宋真名字充军。洪武十六年因老疾将谦随姓代役。比先将宋真名字作文供报。（永乐）三年（1405年）钦准复姓名吴祥。
　　吴友系吴谦复姓名吴祥亲兄弟，永乐五年病故，别无嫡庶儿男。友本年袭职。吴英系吴友嫡长孙，祖老疾，父吴荣正统七年替职。景泰六年病故。英本年袭骁骑右卫中所世袭正千户。吴闰系吴英嫡长男。 　　明朝兵卒有从征、归附、谪发三个来源，为弥补兵力之不足，又行垛集之制，即将民户三家为一垛，丁多者为正户，另两家为贴户，正户出军一人，贴户则出军资，正户丁殁则由贴户丁更代，每三户必出一丁，以保证兵员不减。但富有之家子弟不愿入伍，常以穷苦子弟顶代，这却是朝廷所不允许的，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便“诏卫所覆实军伍，有匿己子以养子代者，不许”（《明史·兵四》）。田君“寻根”的结果，恰恰说明吴氏先人正是冒名顶替从军的。
　　田文所抄录的吴兴以下几辈人的承袭状况如下：一辈吴祥；二辈吴友为吴祥亲弟，世袭正千户；三辈吴英袭职后却“为事革职”；四辈吴雄为吴英亲弟，“待兄弟有男还与职事”，此乃“借职”；五辈吴闰，是吴英嫡长男，“先因未生，吴雄借职续生……今出幼承袭”；六辈吴珊，为“吴闰嫡长男”，无袭替记载；七辈吴聪，也无任何记录；八辈吴朋为“吴聪亲弟，比中三等”；九辈吴海为“吴朋堂叔，比中三等”；十辈吴极让为“吴海亲侄，出幼袭职，比中二等”；十一辈吴应训为“吴极让嫡长，年幼未比”。至此以下则无任何记录材料。
　　从田君所提供的《选簿》记录看，吴氏族人自吴祥冒名顶替入伍，获得正千户一职后，历代子孙承袭过程中有袭职、有替职、有借职甚至还有被“革职”者，唯独没有“让职”（让袭）的记录，而在后几辈子孙中比试成绩有二等、三等者，这怎能证明田君所言“让袭”之说呢？只能说明是自自然然地“失袭”。
　　至于田君所云子孙袭替后品级不会下降则更无根据，武职世袭制中是有降职的，至于降职甚至革职的缘由，限于史料，不能尽知，但仅从《明史·兵四》中即可见降职的原因就有两种：一是自己能力所限，“武臣子弟袭职，试骑步射不中程，令还卫署事，与半俸，二年后仍试如故者，亦降为军”；二是带兵无方，逃亡者众，“起吴元年十月，至洪武三年十一月，军士逃亡者四万七千九百余。于是下追捕之令，立法惩戒。小旗逃所隶三人，降为军。上至总旗、百户、千户，皆视逃军多寡，夺俸降革”。至于“为事革职”之吴英究为何“事”而被“革”，未见记载，难以断言。总之，从田君所提供的材料来看，吴氏族人先是冒名充军，获得“千户”一职后，在子孙承袭中有袭、有替、有借，更有“革职”者；在比试中有考二等、考三等者，这些事实并不能彰显吴氏家史的光彩，却让家史中的“瑕斑”全然显出，这怕是田君始料未及者，也是过度寻根之结果。
　　此外，田文引用拙作《吴敬梓评传》中关于吴敬梓修先贤祠的论述，认为笔者对文本的“解读深入骨髓，把握住文本的内美，揭示文木先生思想的精深和内心的纠结”。在此基础上，田文又作了进一步发挥，认为吴敬梓之所以如此，“无疑来自作者的家风与世教，而这一切又均受启迪于‘泰伯三让’与‘吴凤让袭’”。田君如此见解，仅仅抓住次要的方面，还有更重要的方面即现实的教训而为田君所忽略。吴敬梓在作品中强调和倡导谦让，应该说是现实生活中太缺少的是相互谦让，太多的是你争我夺。从朝政而言，其先人的“从龙”，就是“燕王”朱棣违背乃父朱元璋所定嫡长承袭制，以亲叔身份夺取亲侄朱允炆惠帝的皇位；而朱棣的次子朱高煦又效仿乃父谋夺长兄之子朱瞻基的皇位，只是未能成功而被铜缸压顶活活烧死。如此，随从他夺位之人就是“从逆”而非“从龙”了。而从吴敬梓生活的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来看，玄烨与其子胤稹为传承皇位而有着极其复杂的纠葛，胤稹与其兄弟间更进行了残酷的争斗后方始成为皇帝。雍正在其登基后，一如明代永乐皇帝那样，一方面削除朋党，撤换前朝官员，一方面提拔助己夺位的有功之臣。再从吴敬梓的家族来看，《移家赋》中在铺叙前几辈先人的功名美德之后，笔锋急转直下，感叹地写道：“君子之泽，斩于五世。”在其祖父辈吴旦、吴勖、吴昇三兄弟间即有人提出“斩产”，而吴勖“泣谢不许”（张其浚：《全椒志》卷十一）。但到了吴敬梓这一辈，“泣谢”也不能制止，夺产之争终于爆发。（《泰然斋诗集》卷二附）吴敬梓在《移家赋》中更直白地表述，“嗟早年之集蓼，托毁室于冤禽”；“淳于恭之自篓不见，陈太邱之家法难寻”；“若敖之鬼馁，而广平之风衰矣”。祖风世德已荡然无存，所遭遇的都是叔伯、兄弟的虎噬狼贪；乡人又彻骨势利，“贺拔悬綦之交疏，刘鸺鸥之门杜”，使得吴敬梓怀着无比的愤懑，“逝将去汝”，离开故土全椒移家金陵，“遂有终焉之志”。晚年客死扬州，仍归葬金陵，再也不曾叶落归根，可见其对全椒族人、乡亲的厌恶之深。正是现实生活中亲人间的你争我夺的丑恶现象，方激起他对谦让风尚的追慕。他所表彰的祖风世德，对他来说仅是一种模模糊糊的“理想”，而且这种“理想”早已“斩于五世”，给予他以切身感受的却是虎噬狼贪的现实。因此，过于强调“泰伯三让”“吴凤让袭”对他思想的影响是缺少根据的，何况“让袭”之说并不能成立。其实，吴氏家史中点点瑕斑，与吴敬梓毫无关联，也不影响对吴敬梓高度成就的评价，而为之寻根，意图美化，却得出与美化者主观意愿相反的结果，真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徒劳吴敬梓从堂兄吴檠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一诗中写到敬梓嗣父吴霖起死后，就发生遗产之争，诗云：“浮云转眼桑成海，广文身后何喑含。他人入室考钟鼓，怪鹗恶声封狼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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