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将领与苏区戏剧运动|红军将领

1927年冬至1935年底，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戏剧运动。以中央苏区为中心，兴起了以现代话剧为主的革命戏剧运动，被称为“红色戏剧”，也叫苏区戏剧。苏区戏剧运动得到了苏区党政军民的热烈支持，澎湃、方志敏、罗荣桓、罗瑞卿等红军将领亲自担任编导和演职人员，这在中外戏剧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大大推动了苏区戏剧的发展，繁荣了红军文化生活。苏区领导登台演红色戏剧军事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与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军事与文化相互作用，便产生了文化百花园中的独特一族——军事文化。戏剧作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苏区的戏剧运动，是先从红军部队开始的。一开始就不是单纯地只为娱乐，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发展话剧运动”的目标，它完全是由于部队政治工作与当地群众工作的需要，在部队中自然而然地生长起来的。当时所有革命武装部队：工农红军、赤卫军、农民自卫军，在反帝反封建的游击战争中，到处消灭国民党白匪军队和地主武装，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兵自己的民主政权，所以当时的部队，既要打仗，还要紧张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民主政权等民运工作。宣传方式中，除了口头的、文字的演讲、传单、标语、图画、口号外，演话剧是发动群众的主要形式之一。文艺宣传是红军文艺创造的重要形式。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10月进行了“三湾改编”。改编后的部队，加强了文化宣传工作，各连队都成立了俱乐部，组织战士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俱乐部活动是红军的文娱活动，也是红军文艺的萌芽。当时，在海陆丰、洪湖、海南岛等根据地、都出现过这种用戏曲曲调填写新词的表演形式，这些地方的群众称之为“文明新戏”。后来用戏曲曲调填写新词的表演形式，越来越难以满足群众的需要。受其表演形式和观众文化普及的限制，也难以表现丰富的政治内容和广阔的战争、土地革命生活场面。因此，以活报剧、话剧为主的红色戏剧异军突起，逐步发展起来了。苏区戏剧是从红军中逐渐扩展开来的，如红四军中的士兵委员会就设立了娱乐科，开展各种娱乐活动。随后，各部队中都开始组织随军剧社，经常练习与排演各种新剧、活报剧及歌舞，以便经常在驻军中举行晚会。虽然初创时期的苏区戏剧还没有专业的作家和演员，也没有正规的戏剧组织，但是红军中的许多干部还有一些地方干部都十分热衷于戏剧活动，经常亲自上台演出，成了舞台上最活跃的演员。在苏区，各级领导都很重视红色戏剧运动。方志敏、彭湃、聂荣臻、罗荣桓、林彪、罗瑞卿、邓发、肖劲光、何长工、肖华等人都曾参加过红色戏剧的演出活动。罗荣恒与“战士剧社”在红色戏剧发展史上，罗荣桓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30年，罗荣桓担任红四军政委，将“文明戏”的观念带到了红军中。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曾在青岛大学学生会中负责演剧工作，组织排演小仲马的《茶花女》。对于土生土长的红军战士，演文明戏乃非易事。没有剧本，自己编。排演时根据剧情大意即兴发挥。没有道具，自己做。砍根竹子，制成“文明棒”。用旧报纸卷一个高帽子，外加一幅竹蔑绑的眼镜，便是一个活脱脱帝国主义形象。罗荣桓以红四军军直机关的文艺爱好者为主，又选调了连队的一些宣传员，组成文艺宣传队。肖华、梁必业、童小鹏等当时都是主要演员。“三湾改编”后，红四军文艺宣传队运用活报剧的形式，在井冈山地区演出了《打土豪》、《活捉肖家壁》。1928年元宵节，红四军文艺宣传队在于都里仁演出了进步知识分子陈子材创作的《收谷》，剧情揭露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号召农民起来反抗。同年5月，红四军在龙源口、七溪岭一带，打败了号称江西劲旅的杨池生、杨如轩两个师，并活捉了“两杨”师长。为了庆祝胜利，在宁冈演出了《二羊大败七澳岭》。其中有一段台词是这样的：“朱毛会师在井冈，红军力量坚又强。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这出戏直接反映了红军的英勇战斗，对红军战士的鼓舞非常大。1929年12月，红四军召开了第九次党代会，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就红军文艺宣传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对宣传工作的任务和宣传技巧进行了总结指导。这个决议的实施，使红军文艺迅速成长，群众性的戏剧运动蓬勃发展。“文明戏”演出活动在部队的带动下很快地就影响到地方，凡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地区，都向部队学习建立俱乐部。演戏是俱乐部经常的活动内容，到后来演戏不只是政治宣传，也是翻身作主的工农兵群众的正常的文化娱乐。当时还没有专业的文艺作家和演员，许多热衷于戏剧活动的部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经常和宣传队的同志一起创作剧本，一起演出，有的干部有戏必参加。1930年6月，红一军团成立了战士剧社。剧社创建初期属业余性质，在战斗空隙中集中机关和部队的文艺骨干进行戏剧活动，组织者有聂荣臻、李卓然、罗荣桓等。后军团政治部又建立了专业性的宣传队，“战士剧社”就成了红一军团宣传队的“艺名”。在他们的倡导和带领下，战士剧社编演了《土豪取债》、《流氓末日》、《阶级决战的胜利》等十几个剧目，其中罗瑞卿、肖华主演的反映父子都参加红军的大型话剧《父与子》影响最大，成为中央苏区久演不衰的有名剧目。大半年时间里，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三次“围剿”。为了配合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罗荣桓特意要宣传队编排一出反映打土豪分田地的戏。《打土豪分田地》的剧情很快就编好了。地主打长工，地主婆打丫环，红军来了，把地主抓起来，戴高帽子游街。贫苦农民欢欣鼓舞，烧毁了地契，领到了自己的土地证。彩排那天，宣传队请罗荣桓亲自审查。罗荣桓从大家的斗争实践出发，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的道理。这时候，大家才茅塞顿开，感到原来的戏确实太简单了。于是，宣传队又增加了红军宣传发动群众的情节，戏的内容也比较丰富完整了。林彪与《庐山之雪》1932年10月18日，周恩来、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第二次解放江西黎川。11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驻扎于黎川新丰桥南面的篁竹街。此时，红军第一军团驻扎在三都。这一段时间，第三次反“围剿”已经取得了胜利，红军主力正在进行休整。12月中旬，为纪念广州暴动五周年、宁都暴动一周年，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的李卓然编了一部话剧叫《庐山之雪》。1933年除夕之夜，红一军团战士剧社演出四幕话剧《庐山之雪》。在祠堂里搭起戏台，四周点燃篝火。剧情是说蒋介石在庐山训练军官，在指挥国民党军队围攻中央苏区时，接二连三被粉碎。最后只会像庐山上的雪，在火红的太阳照射之一下，融化净尽。这是30年代中央苏区红色戏剧运动的一个典型场景。《庐山之雪》剧本简单，但表现出红军将士豪迈精神和向上的人生态度。 在中国话剧史上，《庐山之雪》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强大的演职人员阵容，甚至令后人难以置信。红一军团保卫局长罗瑞卿担任总导演，他主张“兵演兵、将演将”。剧中没有专业话剧演员，他们都是红军中赫赫有名的高级指挥员。剧中的红军将领都由本人扮演，其中有三位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元帅”：红一军团长林彪（男二号）扮演红军司令员，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领衔主演）扮演红军政委，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男三号）扮演红军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则扮演反面主角蒋介石，宋美龄由第一军团政治部保卫部秘书童小鹏扮演。演出前，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只写了《庐山之雪》的剧本大纲，情节和对话都是演员根据剧情发展和场上气氛，现场编排，即兴表演。据战士剧社主要领导人潘振武后来回忆：“李卓然同志只写了个剧本大纲，情节和对话都是演员自己编的，活像上海的文明戏。军团的负责首长都参加了演出。”戏中有这样一个细节：红一军团眼看杀上庐山，蒋介石和宋美龄慌作一团。蒋介石吹牛说：“我有百万大军，还有美国的钢盔，怕什么？”“亲爱的，给你钢盔！”宋美龄忙中出错，递上一个痰盂。蒋介石把痰盂往头上一戴，发觉不对，摘下痰盂，破口大骂：“娘希匹！怎么把痰盂扣于我脑袋上？”彩排《庐山之雪》时候，周恩来应邀观看，李卓然请他提意见。周恩来说：“戏中敌方主角是蒋介石，我方主角是个军长，好像不搭配，是不是换成军团一级的？”李卓然苦笑道：“林彪同志那么内向，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让他上台表演？要不你帮助做做工作？”周恩来没有说话，罗瑞卿自告奋勇地说：“我来试试。”第二天，红一军团开会前，罗瑞卿故意神吹自己演起戏来如何神形兼备，现在当军人埋没了表演天赋。林彪忍不住打断了：“别吹你那两下子，真正的师傅还没开腔呢？我在中学那时候，也演过老太爷，拄一根文明棍，一步三摇，还是蛮有味道的。”罗瑞卿趁机激将林彪说：“那你为啥不演呢？”林彪说：“现在不方便。”罗瑞卿使出激将法：“恐怕还是不会吧？聂政委那次上台，有板有眼，一看就是行家！”提到聂荣臻，林彪忍不住奚落起来：“他那叫演戏？一口四川辣子味，吓死人！”聂荣臻乘机做林彪的工作：“咱别学天桥的把戏，只说不练，真有本事，咱俩上台亮亮。”林彪果然“中计”，说：“那咱俩比一比。”等李卓然把剧本改好后，林彪又反悔了：“说几句笑话，哪个真的上台。”罗瑞卿说：“军团长向来说一不二，怎么能反悔？”林彪问：“在戏里我跟哪个打？”罗瑞卿太了解林彪了，故意先说：“跟王金钰打。”林彪说：“手下败将，跟他打有么意思？”罗瑞卿又卖一关子：“跟何应钦打，怎么样？他是军政部长。”林彪不以为然地说：“他算老几？你要我演也行，但要把对方换成蒋介石，林军团长打败蒋介石，这不是很好嘛。”罗瑞卿进一步激将林彪：“太大了吧？人家可是总司令。”林彪说：“我打的就是总司令！”大家紧锣密鼓地准备这出戏。1932年12月30日，红一方面军第一、三、五军团和闽赣边地方武装共十万人，在黎川县城篁竹街李树坪进行盛大阅兵宣誓典礼，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等人阅兵并领导宣誓。气贯山河，声震环宇。阅兵会上，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刘伯承等讲了话。会后，部队各回驻地。晚上，《庐山之雪》正式开演。演出就在黄家祠堂前草坪上，四周篝火，台前汽油灯炽亮，观者除部队将士，还有地方群众。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刘伯承等都来观看。演员可真算是史上最强阵容：聂荣臻、林彪、罗荣桓、童小鹏、罗瑞卿等都是主力演员。演出前，大家还有几分担心：林彪平时不苟言笑，性情拘谨，演出会不会砸锅？谁知，林彪一上台，就出人意料地高潮迭起。戏演到最后一幕，台上军团司令部突然电话铃声响了。“喂，我是军团长，什么事？”林彪煞有介事拿起电话。“现在山上缴获许多战利品，请示怎么处理？”“用船装回来。”林彪回答很干脆。在山上行船，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人啼笑皆非。电话里继续有人请示：“俘虏怎么办？”林彪把问题推给了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请罗主任回答”。此时，罗荣桓正害疟疾，无法上台演戏。林彪这一嚷，台下又是一阵哄笑。几个小伙子不由分说，把罗荣桓推上了台。俘虏问题解决完了，“蒋介石”被押到。“你是蒋介石？”林彪问。“是！”扮演蒋介石的罗瑞卿回答。“怎么叫我们抓住了？”林彪问。“我的飞机坏了。”接着，林彪脱离台词了，竟然问“蒋介石”：“你为什么这么瘦？”罗瑞卿一怔，急忙补台：“我满脑子只想到剥削人民，所以胖不起来。”“那为什么不吃补药？”林彪又冒一句。“补药？”罗瑞卿答不上。“什么补药？”“补药可多，人参、燕窝、罐头、红烧肉……”林彪信口开河，越说越带劲。罗瑞卿灵机一动，临场发挥：“什么补药都不中用，我心肠坏了，吃红烧肉拉白水，无可救药。”林彪和罗瑞卿脱离台词，效果却出人意料地好，将士们反响热烈。大家情绪高昂，士气高涨。红军部队经过休整后，离开了三都，告别了黄家祠堂，踏上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征程。在1933年2月第四次反围剿黄陂、草台岗战役中，第一军团和第三、第五军团协同作战，取得两大战役大胜，歼敌三个师，俘获二万五千余人，给蒋介石以沉重的打击。蒋介石深感耻辱，他给中路军总指挥陈诚手谕中说：“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戏剧骨干与“八一剧团”1931年以后，由于从苏联回国和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的大批文艺骨干来到中央苏区，大大推动了中央苏区的红色戏剧运动。1931年春，后来成为红色戏剧重要骨干的李伯钊从苏联回国辗转到了闽西苏区，任闽西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兼彭杨军事学校政治教员。在庆祝“五一”活动中，她排演了从苏联带回来的中国留学生创作的《明天》、李伯钊自己改编的苏联话剧故事《骑兵歌》，受到热烈欢迎。在此前后，从苏联回国的有伍修权、危拱之、沙可夫等，从上海转移到苏区的成仿吾、钱壮飞、胡底、石联星、彭舜华等到了中央苏区。这些知识分子和苏区的文艺战士汇合到一起以后，大大地促进了红色戏剧的发展。在1931年秋第二次反“围剿”后，闽西、赣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势相对稳定。红二军团教导队与闽西彭杨军事学校合编组成了中央工农红军学校，李伯钊、危拱之、伍修权等调入该校任教员或干部。为活跃红校的业余生活，政治部设立俱乐部，分文化、体育、戏剧管理委员会三个组，经常开展宣传、文娱活动。戏剧管理委员会由伍修权、李伯钊、赵品三、危拱之、蔡纫湘等组成。每到周末，俱乐部就组织晚会演节目，演出的《父与子》、《燃箕煮豆》、《旧世界》等剧目，广受群众和战士欢迎。徐特立、何叔衡、蔡畅等领导人经常参加客串，演出影响很大。中央工农红军学校俱乐部成为瑞金的文艺活动中心。在能容纳几百人的俱乐部里，人们总是挤得满满的。看节目的除红校人员外，瑞金各界的干部群众也都闻风而来，红校俱乐部无形中成为瑞金文艺活动中心之一。 在苏区还没有成立剧团之前，从部队到地方都成立了俱乐部，组织各种群众性的文娱活动。1932年初，以开展戏剧活动有成绩的红军学校俱乐部为基础，在瑞金成立了第一个专业文艺团体——红军学校八一剧团，赵品三任团长，剧团委员有黄火青、霍步青、伍修权、李伯钊、危拱之、蔡纫湘、宋发明、钟惟钊、洪水、张欣等。俱乐部内又组织了文化、体育、戏剧等管理委员会，负责教育和文娱工作。八一剧团的成立，标志着苏区戏剧从自发的、群众性的、临时性的表演发展到了有组织、有领导的戏剧运动。方志敏与赣东北的新剧运动在中国革命的斗争史上，有一位英年早逝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献身于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他在狱中留下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等十几篇遗作，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绝唱，成为中华民族不朽的精神财富。鲜为人知的是，方志敏还十分重视苏区戏剧。在他的积极倡导和带领下，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赣东北苏区新剧运动。1928年，方志敏首次在赣东北苏区创编了组织武装暴动、夺取苏维埃胜利的多幕歌剧《政权》，并亲自登台演出。1929年，他在《信江群众斗争的经过和苏维埃历史》一文中，充分赞扬了“晚会演新剧”的苏区文艺活动。1930年，他在赣东北首府葛源创建了第一个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红色新戏团，1931年10月又成立了领导全省戏剧运动的工农剧社。1933年，他在《文化工作决议案》中，再次总结“新剧运动”的经验，并明确地把编演新戏剧列为整个苏区文化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1934年，他派出参加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地雷战和红色剧团为赣东北苏区的两大突出事例向《红色中华报》记者作了介绍，把新剧运动与军事斗争放在赣东北工作的同等位置之上。在这一历史时期中，赣东北的新剧运动非常活跃，当时，“每个苏区的角落，那怕是三两家的山沟里，也能看到戏剧听到歌曲，每一个村庄的俱乐部里、音乐队、戏剧队、慰劳队、工农剧团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能歌善舞的演员，他们是苏区文艺的表演者，又是苏区文艺的创造者”。赣东北的新剧运动，就是这样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的，成为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红色戏剧”三大活动区域之一。赣东北新剧运动自始至终把编戏演剧与政治教育工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把文化娱乐与革命斗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方志敏曾多次指示省苏维埃文化部，向红色新戏团提出“为工农大众和革命战争服务”的政治方向，要求省县俱乐部，工农剧社应不失时机地宣传革命战争的胜利，深入山区，深入工农，奔赴前线，用艺术形式去鼓动宣传群众。赣东北苏区的新剧运动，在红色戏剧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长久以来，传唱着这样一首歌曲：“青布包裹弯柄伞/草帽草鞋裹腿绑/歌舞话剧样样有/放声高唱共产党。”这是当年苏区人民对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新剧运动的赞颂，也是当年苏区人民对赣东北新剧运动的形象概括。海丰地区白话剧的始祖彭湃1919年，彭湃从日本回到海丰，组织知识青年开展救国宣传活动。在当时，“文明戏”是一项最新的宣传方式。服装、布景、道具都非常简单，有时连布景也没有，只挂上一幅白色的或蓝色的底幕就是了。台白是用海丰的方言，连五岁小孩也听得懂，所以很受群众的欢迎。彭湃召集了一些老同学和社会上的进步青年，其中包括海丰中学和陆安师范学校的一些学生，在潮州会馆筹组话剧社。剧社组成后演出的第一个话剧是《朝鲜亡国恨》，是在县城桥东的龙舌埔临时搭个戏台演出的。观众很多，起码有一千人左右。戏的内容是讲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怀着亡国的悲痛和愤恨去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彭湃不仅自编自导自演，而且演人家所不敢扮演的女角。当时海丰地区的妇女还未敢登台演戏，所以彭湃便男扮女装，穿着日本的和服出场来饰演日本公使夫人。演来神态酷似，得到观众的好评。那次的演出很成功，激励了观众反日的爱国情绪，使观众受到了一次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从而写下了海丰话剧运动的第一页。因为“文明戏”很受群众欢迎，每次在广场中演出，都有成千观众，而且演出效果很好，给群众的印象深刻，启发教育很大，因而发展很快。起初，仅海丰县城有剧团剧队，后来汕尾也组织了剧团，有的是学校单独演出。戏剧的内容也跟着发展，从救国宣传剧发展到社会剧，有反对封建婚姻的，有反对封建迷信的，有哑剧也有谐剧。1921年，彭湃配合开展农民运动，创作了不少活报剧，到农村或穿插在城镇学生游行队伍中演出。彭湃在领导海陆丰农民运动期间非常重视海陆丰原有的白字戏、西秦戏、正字戏这三种古老剧种的创新和发展。他认为，这些稀有的剧种蕴含着不可忽视的教育感化力量，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上争取创新和发展，使之服务于农民运动。彭湃与相关人员将贴近生活、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而且感染力很强的戏改编为新剧，如《彭素娥》是一出争取婚姻自由的戏。它是彭湃及他的助手李国珍根据彭湃创作的《女性先觉》剧本改编而成的。1925年，海陆丰农民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又如火如荼蓬勃发展起来，这时候，彭湃一手抓组织，建立工、农、商、学、兵各种革命群众团体；一手抓宣传，继续开展戏剧活动。他除编演《送夫参军》等话剧之外，还建立了各种戏剧队伍。如“梅陇农会话剧团”、“东江特委话剧团”和“海丰人民艺术剧院”等团体多达数十个，并经常开赴惠阳、惠来、普宁等县巡回演出。彭湃深明戏剧的特殊功能和作用，所以在暴风骤雨般的革命运动中，能很好地争取、团结、教育、改造戏曲艺人，与他们交朋友，如当时西秦戏的演员戴净、玉生、发旦等，都经常被彭湃邀到“得趣书室”共商改良戏曲事宜。从此，一向被统治阶级视为“下九流”、“脚底人”、“戏仔”的艺人，获得了做人的权利，他们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为夺取政权和失败之后掩护革命干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和牺牲。1927年冬，海陆丰农民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举行了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诞生。大会通过了若干施政纲领，其中就有一条“改良戏剧”，这充分显示了戏剧的革命地位与艺人的权益。苏区戏剧运动在我国戏剧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第一次有广大军民参与的新型群众性艺术运动，是以中央苏区为代表的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它的革命内容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浓郁的地域色彩，起到了教育人民和打击敌人的作用，也是苏区军民革命斗争和生活的真实写照。红色戏剧运动是中央苏区革命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戏剧文艺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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