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与照金苏区的创建

[摘要]照金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西北地区重要的红色政权，习仲勋作为照金苏区的创建人之一，1932年至1933年间为照金苏区的初期开创、政权巩固、保卫斗争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特殊贡献。本文从四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做出分析梳理。[关键词]习仲勋；照金苏区；贡献“南有瑞金，北有照金”，照金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它上承渭北苏区的拓展，下启南梁根据地的开辟，曾是陕甘边根据地创建的前哨阵地，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从这里发展壮大、走向胜利。照金根据地的建立犹如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点燃了西北革命的火种，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1932年5月到1933年11月，习仲勋在照金苏区度过一年多的时间（中途曾奉命到三原开展游击，到富平开展分粮斗争），而照金苏区也正是在这段时间经历从无到有，从繁盛到陷落的重要阶段。习仲勋在照金历任陕甘边区特委委员、边特委军委书记、游击队政委、边区革委会副主席等要职，作为照金苏区的主要创建和领导人之一，他几乎参与照金苏区创立和建设的全过程，并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一、秘密开展革命，深入发动群众——为促成根据地建立奠定基础照金在陕甘边一带具有特殊的地理优势，又是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地带，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照金地区贫苦农民，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革命要求。1932年4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照金的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同年5月，经历两当起义失利的习仲勋辗转来到照金，受刘志丹指导和帮助，结合对前期兵运工作的总结，他已经意识到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受组织委派，习仲勋开始积极深入照金地区的农村开展革命活动，他白天乔装打零工，晚上秘密传播革命真理，使党的土地革命政策日渐深入当地百姓的心中，逐渐建立起牢固的群众基础。这一时期的秘密革命活动，也使他熟悉了照金的环境、社情，为日后根据地的开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习仲勋与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后来反“围剿”失败、革命遭遇挫折，习仲勋与其他同志面临险境时，都受到当地群众的掩护和支援。1932年秋，陕甘游击队为避敌反扑南下太白地区活动，习仲勋受命坚守照金地区继续开展群众工作，为建立照金根据地做好先期准备。红军主力撤离后，照金地区的工作面临巨大困难，刘志丹留下了精干的特务队交由习仲勋领导，但没有枪支弹药留给这支队伍。在革命斗争异常复杂的情况下，特务队在主力离开后不久，即发生陈克敏叛变严重事件，严重影响了特务队作为当时照金地区最为重要的武装力量的战斗力。习仲勋果断将特务队拉回渭北大本营，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自己在改编后的特务队任指导员，整顿和保存了这支武装。特务队在他的领导下在照金一带打土豪、分粮食、发展党员、组织农会，开展游击活动，向广大群众宣传耕者有其田，反压迫、反剥削的革命思想，将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组织起来，秘密建立革命组织。习仲勋还与周冬至一道在冯家岭专门召开研究武装斗争的会议，以后还搞了多次游击活动，开展了开创照金苏区的先期活动。这一切都为创建照金根据地准备了条件，为根据地的开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严格治理部队，扩大群众武装——为发展根据地力量充当先锋1933年3月习仲勋奉命调回红二十六军二团，参加由二十六军担负的创建照金苏区的任务，4月中旬即被任命为由二十六军在照金建立的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统帅全陕甘边区所有的游击队武装。尽管由于受伤原因，习仲勋仅担任政委一职三个多月的时间，但在此期间，他严格治理队伍，充分发挥党在革命队伍中的有力指导作用。由于游击运动的快速发展，使得革命队伍出现了组织不纯的问题，习仲勋作为党在这支队伍中的主要负责人敏锐的察觉到这一情况。在侯家堡战斗后，他和红二十六军其他负责人一起从政治上、组织上对队伍进行整编，淘汰一些纪律涣散、成分不纯的游击队，清除了陈克敏、宁老八等害群之马，进一步加强了边区游击队的政治领导工作，并广泛开展政治教育，建立健全政治工作制度，提高了游击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在照金开展工作时，习仲勋严格按照刘志丹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指示，在长期以来照金苏区建立的良好群众关系基础上，大力发展群众运动，开展群众武装工作。他一村一村地做调查，一家一户走访群众，力图充分掌握当地民情和做好革命宣传工作，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由于当地群众饱受旱灾造成的粮食欠收之苦，分粮斗争很快得以扩大，收到很好的效果并带动了游击运动的发展。而在游击队发展的带动下，习仲勋和金理科、李妙斋、周冬至等边区领导一道，通过积极努力，相继组织起了各个乡村农会、贫农会、游击队，组建了农民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这些组织在维护革命秩序、保卫斗争成果、配合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这些活动，初步形成了以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为主力、以地方游击队和赤卫军相配合的多层次革命武装力量体系，使根据地有了坚强的武装力量支柱。加之红二十六军挥师东进、南下，对照金腹地和外围反动势力的清扫，开辟了红军新的游击区域，巩固了照金苏区的外围阵地以及苏区内部及周边群众工作的广泛开展，到1933年4月底，以薛家寨为中心，冬至沮河，西抵淳化源畔，北至马栏川，南至爷台山，东西相距50余里，南北相距80余里的照金根据地初步形成。三、健全组织机构，主持党政军工作——为巩固根据地政权竭力而治随着创立照金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的深入，党的建设也需要进一步加强。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照金兔儿梁正式成立，习仲勋任特委军委书记，领导照金人民深入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进一步发动群众支援红军的游击战争。随着革命的深入，建立红色政权成为首要问题。经过民主选举，陕甘宁革命委员会成立，雇农周冬至当选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兼任党团书记。对于这一时期的工作，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时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的王世泰在六十五年后曾评论说：“革命委员会的主席虽然是周冬至，他是按照上级要求必须选出一位雇农来担任主席的，人老实又没有什么文化，大量的工作是习仲勋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去过问……凡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认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一个典范，为照金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付出了心血，做出了贡献。”[1] 一是健全红色组织。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很快在各村建立了党团组织、苏维埃政府、农会、妇女会和赤卫队、游击队。相继成立了照金、香山、芋园、七届石、老爷岭、桃渠原、马栏川等区乡村革命委员会，选举出一大批有觉悟、有威望的群众骨干担任红色政权领导职务，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建设规模初步形成。二是发动土地革命。习仲勋和特委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深入农村，组织群众，发动土地革命，摧毁地主统治势力。根据地依照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法》大纲，没收地主、反动富农的土地和祠堂、庙宇的公共土地，根据人口和劳动力结合的原则，分配给雇农和贫农，对土地不足的中农予以补充。[2]明令废除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和地主佃租。这些举措受到百姓的热烈拥护，解放了生产力，根据地面貌随之一新。三是完善基础设施。根据地基础建设也受到习仲勋以及特委其他领导的重视，组织人力物力在根据地建起了亭子沟集市。自1933年春根据地党政机关迁驻薛家寨后，利用薛家寨的险要地势，先后设立了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后方医院、兵工厂（修械所）、被服厂、仓库等，使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根据后期对薛家寨旧址的考察，红军利用了五个山寨（岩洞）中的四个，依次分别作为守卫警戒哨所、医院被服厂、军工厂和作战指挥中心，相互拱卫，布局合理。四是统一部队思想。8月份陕甘边革命陷入低潮，照金根据地成为敌人围剿的区域主要目标。为应对这种险恶形势，统一党和红军干部的思想认识，中共陕甘边特委在陈家坡主持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党政军政联席会议。会上，黄子祥、王伯栋等同志考虑斗争形势严峻，战斗减员严重，主张部队应该分散打游击；大多数同志则认为形势虽然严峻，红军和游击队仍应采取集中行动，并主张建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这几支部队的行动。习仲勋是这次会议的执行主席，他始终站在大多数同志的一边，坚决主张集中统一领导，反对分散行动，为会议作出正确的决定，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实践证明，陈家坡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它对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及时纠正左倾错误路线，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坚持和发展陕甘边的游击战争具有重要的意义。四、反对错误路线，坚持革命斗争——为保卫根据地安全抗争到底在照金根据地建设问题上，习仲勋作为根据地负责人之一与刘志丹等同志一道和当时的省委领导人杜衡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斗争。他本人曾在四十年后撰文评述道：“在照金根据地的建设上，和当时省委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也是充满斗争的，刘志丹一心一意要走井冈山道路……杜衡是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杜衡自己一意孤行，一味蛮干……”[3]习仲勋坚定的支持刘志丹倡导的统一战线主张，反对一味打硬仗、不依靠和组织群众和急于平分土地等错误做法。他反对攻打实力雄厚但和我军有统战关系的庙湾夏玉山民团，认为当时红军力量薄弱，应当对当地民团进行分析，团结可以团结的，打击顽固的，最大力度争取团结同国民党矛盾的武装力量。他对同情革命、有意投身革命的仁人志士做到了应有的信任和尊重，不顾个人负伤亲自迎接临危起义的王泰吉一部，充分肯定和支持王泰吉的起义壮举。正是由于习仲勋一直以来坚持正确的路线，在他的领导和主张下，苏区周围前来参加革命的力量越来越多，根据地建设有了新的发展。1933年6月，杜衡蛮横的否定了刘志丹等人提出的以桥山中段为依托发展陕甘边根据地的正确建议，强行作出红二团南下，创建（南）华（县）蓝（田）洛（南）根据地的错误决定。[4]造成红二团南下失败，刘志丹等一大批红军指战员被困秦岭山中，给革命造成重大的损失。习仲勋领导陕甘边特委、革命委员会和根据地军民苦撑危局，继续坚持照金根据地的斗争。红二十六军南下时把地方游击队的枪也调走了，照金游击队只有40余人，枪不满30支，子弹很少。失去了红军主力的依靠，维持队伍和根据地的正常运转都很困难。尽管如此，习仲勋还是充满信心，与坚守在照金的干部群众一起、坚持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力图在危急中保住照金这片根据地。他在回忆当时的困难情形时说：“我们失掉了红军主力的依靠，无处安身，吃饭也成了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坚定信心，坚持斗争……在淳化，旬邑、耀县一带及薛家寨的周围，我们发动群众，壮大游击队，等待有利时机。”[5]照金根据地的开创和建设，凝结着习仲勋同志的智慧和心血。在根据地失陷北上同刘志丹率领的主力红军汇合后，习仲勋深入总结了照金苏区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深刻剖析了根据地对于革命的重要性。1934年春夏，红军和游击队主力开始返回照金地区开展活动，照金逐渐恢复其在陕甘边地区革命重要区域的作用。在照金苏区的斗争历程，是习仲勋同志革命生涯光辉的一页，他对于照金苏区的创建所作出的贡献，也将永载史册。[参考文献][1]张智全 曲涛.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2]贾巨川.习仲勋传[Ml.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3]王晋林 秦生.新民主主义模型一一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4]陈永恭 秦生.星火燎原燃西北一一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5]房成洋 黄兆安.陕甘宁边区革命史[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注释：[1]王世泰：《习仲勋同志坚持陕甘边根据地斗争片段》，1997年4月22日。[2]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页。[3]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1979年l0月16日《人民日报》。[4]中共陕西省委党校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5]习仲勋：《陕北高原，革命征程》，1986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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