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开发性金融与国家竞争优势】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主要内容

开发性金融是一种体现国家发展战略，以中长期融资为手段，将政府信用和市场运作相结合，旨在缓解经济社会发展瓶颈的金融形态。享誉全球的“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指出，国家竞争优势是指一国所创造的经营环境和支持性制度，能够确保投入要素高效使用和升级换代，从而通过持续的生产率的改进在全球竞争中获得经济持续繁荣的态势。国家竞争优势不同于传统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理论一般认为一国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劳动力、自然资源、金融资本等物质禀赋的投入；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这些投入要素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其作用日趋减少，一国的竞争力取决于该国生产率的持续改进[1]序。那么，开发性金融与国家竞争优势有何关联呢？一、开发性金融与国家竞争优势的关系开发性金融与国家竞争优势看似经济学中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实则有着密切的联系。若将二者关联梳理清楚，则有利于充分利用开发性金融提升国家竞争优势，从而使得国家竞争优势有新的提升手段，开发性金融有新的作用方向。国际上比较典型的开发性金融机构除了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外，主要有德国的复兴信贷银行、日本的政策投资银行、韩国的产业银行、新加坡的星展银行等，这些开发性金融机构直接或者间接地提升了国家竞争优势。其中，我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在提升国家竞争优势方面成绩尤为显著，堪称全球开发性金融的典范。判断一国的开发性金融是否提升了该国的国家竞争优势，需要从构成钻石理论的四类因素入手。所谓钻石理论，是指一国提升国家竞争优势需要围绕四类因素来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和支持性制度，从而使得该国的企业和产业能够持续地改进生产率，进而在全球竞争中获得持续繁荣的优势。这四类环境因素是：（1）生产要素—— 一个国家在特定产业竞争中有关生产方面的表现，如人工素质或基础设施的良莠不齐；（2）需求条件——本国市场对该项产业所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需求如何；（3）相关产业支持性产业——这些产业的相关产业和上游产业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4）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企业在一个国家的基础、组织和管理形态，以及国内市场竞争对手的表现[1]64-65。按照迈克尔·波特的钻石理论，这四类环境因素在实践中的具体含义如下：（1）生产要素基本上有两种分类方式。第一种分类方式是将其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初级生产要素包括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人工与半技术人工、融资等；高级生产要素则包括现代化通信的基础设施、高等教育人力（如电脑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各大学研究所等。”[1]70由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跨国企业可以通过全球市场的网络获取各种初级生产要素，因此，这些初级生产要素已不再如从前那么重要，而高级生产要素变得日趋重要。第二种分类方式是将生产要素分为一般性生产要素和专业性生产要素。“一般性生产要素包括公路系统、融资、受过大学教育而且上进心强的员工，它们可以被用在任何一种产业上。而专业性生产要素则限制在技术型人力、先进的基础设施、专业知识领域，及其定义更明确且针对单一产业的因素。专门研究光学的研究机构、石化专用码头、汽车模型设计群或是凭借风险资本而创业的软件公司等都属专业性生产要素。”[1]71一般而言，高级生产要素多半有专业化的倾向，但也有例外的情形。各类生产要素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们是自然而成的或是由国家主动创造出来的。高级和专业性生产要素通常是创造出来的，如荷兰的花卉技术就是创造出来的生产要素。由于气候恶劣，荷兰的花卉企业不是按照传统的改善耕作技术的思考方式提高产业技术，而是通过发展温室技术，培养新品种花卉等新的思考方式提升产业的竞争优势，使得荷兰这个低温湿冷的国家每年出口鲜花高达1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大鲜花出口国。可见，创造生产要素对于提升国家竞争优势至关重要。（2）国内市场需求是国家竞争优势的第二个关键要素。国内市场需求是产业发展的动力，它会刺激产业的改进和创新。例如，日本的机器人产业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这并非由于日本在机器人技术上具有天然的领先优势，而是由于日本国内市场对机器人的需求远大于欧美国家市场需求的缘故。欧美国家的工会有抵制企业引进机器人的倾向，害怕因机器人的引进导致失业工人的增加；而日本的终身雇佣制使得日本的工会非常欢迎企业引进机器人，因为机器人只会帮助工人做工而不会导致工人失业。所以，日本的机器人产业在不断应用中得以改进和创新，从而在世界上居于主导地位。（3）形成国家竞争优势的第三个关键要素是当这个国家和其他国际竞争对手比较时，能提供更健全的相关产业与支持性产业。以意大利的鞋业为例，全球驰名的意大利制鞋业背后包含了形形色色的相关产业竞争力，如皮鞋、运动鞋、滑雪靴、鞋类零件、模型、木工设备、铸模、专业工具机、喷射成型机械、皮革处理、皮革制作机械、皮衣、皮包、皮手套、设计服务。在许多产业中，一个企业的潜在优势是因为它的相关产业具有竞争优势。因为相关产业的表现与能力，自然会带动上下游的创新和全球化[1]91。（4）在国家竞争优势对产业的关系中，第四个关键要素就是企业。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往往随产业和国情的差异而不同。国家竞争优势是指各种差异条件的最佳组合。国家环境（如民族文化和政府政策）会对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态势产生重要影响。由上述四个关键因素形成的“钻石体系”，是一个双向强化的系统。“其中任何一项因素的效果必然影响到另一项的状态。以需求条件为例，除非企业竞争十分激烈，可以刺激企业有些反应，否则再有利的需求条件也并不一定形成它的竞争优势。而当企业获得钻石体系中任何一项因素的优势时，也会帮助它创造或提升其他因素上的优势。”[1]66综上所述，开发性金融能否提升国家竞争优势，关键在于能否围绕钻石体系的四个环境因素提供金融支持，从而使一国的钻石体系不断得以发展和完善。钻石体系的四个因素的发展和完善，大多需要中长期金融资本的支持，而在一般情况下，商业性金融缺乏提供这类资本的意愿，开发性金融却能够填补这类市场空缺，为四大因素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在中国工业化进程由中期向中后期间转变的特定阶段，开发性金融为钻石体系提供金融资本意义尤为重大。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希克斯通过对英国经济史的研究，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英国，是因为英国发达的金融市场为工业革命提供了长期资本[2]。由此可见，长期资本对工业化的重要性。中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要获得国家竞争优势，开发性金融围绕四类因素提供必要的中长期资本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二、开发性金融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实践纵观国际典型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中国的开发性金融在提升国家竞争优势方面发挥了示范性的作用。国家开发银行作为中国最大的对外投融资合作银行，以及世界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以超过1万亿美元的资金规模，以覆盖全球195个国家的网络布局，运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在钻石体系四个因素的发展和完善中发挥了重要功能。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国开行为高级生产要素的创造提供了金融支持。如前所述，高级生产要素包括现代化通信的基础设施、高等教育人力，以及各大学研究所等。国开行通过助推城市化进程和提供助学贷款积极创造了高级生产要素的基础条件。国开行自1998年把支持领域从国家重点项目拓展到城市基础设施，助力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在开发性金融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国开行和安徽省政府密切合作，创造了著名的“芜湖模式”，即“芜湖市政府划拨优质资产成立了芜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此同时，国开行也与安徽各地政府，通过银政合作的方式共同搭建了融资平台。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向开行贷款，将地方政府增信与融资行为融为一体，信用结构参照世界银行模式，由地方财政提供担保或兜底承诺……开行与芜湖建投签订了10.8亿元十年期贷款协议。这笔资金主要用于芜湖市6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公路建设、城市供水系统改善以及废物处理填埋场建设等，贷款担保和还款来源采用芜湖市财政预算内、外安排建立偿还资金，芜湖市财政全面兜底偿还的模式。”[3]63这就是后来在全国广泛推广的“芜湖模式”。在“芜湖模式”走向全国的过程中，国开行与天津的合作是开发性金融助力城市化建设的另一个亮点。2003年，国开行为天津提供了500亿元的城建贷款，这是当时我国金融机构中数额最大的单笔贷款。在这笔大额贷款的支持下，天津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2006年，天津获得开行贷款3年之后，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增长，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从55%提高到81%，全市GDP增长1 951亿元，年均增幅22%。其中，开行支持的海河水域综合治理改造项目，把海河打造成为天津市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被誉为‘北方的维多利亚港’，沿河两岸形成了一条生机勃勃的服务带、景观带、旅游带、经济带。”[3]71由此可见，开发性金融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钻石体系中高级生产要素的创造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此外，国开行于2004年创立了助学贷款的“河南模式”；2010年，国开行的助学贷款走进了雪域高原，填补了西藏助学贷款的空白。截至2012年，国开行助学贷款累计发放300亿元，覆盖全国25个省（区、市），超过560万人次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得到帮助，相当于每一名开行员工帮助了700人次贫困学子。在全国的助学贷款市场中，国开行的市场占有率高达80%以上[3]217。显然，国开行的助学贷款在教育资源方面为国家竞争优势创造了生产要素特别是高级生产要素的基础条件。从需求条件的角度看，开发性金融通过“农民变市民”的信贷支持增加了国内市场需求。按照国开行董事长陈元的观点，城市化不是单纯的国土物理景观和人口构成的变化，而是根本性变革：一是土地变资产，二是农民变市民。这两大变革有效解决了工业化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工业化发展铺平道路，而工业化又反过来为城市化发展提供动力。即城市化创造需求，工业化创造供给，两者相互促进，密不可分。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一般要经历城市化统筹建设、产业发展和消费升级这三个阶段，中国目前仍然处于建设阶段，13亿人口中有将近50%的人口聚集在农村，以未来15亿的人口峰值和发达国家不到10%的农业人口结构为目标，中国还要解决的城市化人口接近8亿。可以说，中国的城市化是当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也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一次社会革命[3]68-69。在这场城市化的变革中，开发性金融通过助推城市化进程将“农民变市民”无疑增加了国内的市场需求。虽然这种需求不是具体针对某个行业的特定需求，但是显而易见，满足市民需求的相关行业的发展均会得益于这种需求的扩大。从相关产业的角度看，开发性金融支持了国民经济瓶颈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升级。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不足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制约因素。开发性金融在高科技企业发展的关键时刻，“该出手时就出手。”为高科技产业融资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以生物产业为例，它既是当今世界蓬勃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一种绿色环保产业。国开行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考虑，在生物制药类企业普遍缺少足额抵押物的情况下，设计了“固定资产+专利权质押+企业实际控制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的担保模式，解决了生物产业项目贷款难题。“十二五”期间，开发性金融对生物产业的信贷规模将超过千亿元。开发性金融对生物产业的投入，不仅支持了生物相关产业的发展，而且促进了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和快速升级，为提升国家竞争优势打下了良好的产业基础。从企业战略的角度看，开发性金融通过支持企业“走出去”战略，提升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指出，国家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企业是国际市场竞争角逐的主角。因此，必须了解企业如何创造、保持它的竞争优势，才能明白国家在竞争过程中的地位。” 国开行通过支持华为和中兴等企业“走出去”战略，不仅促进了通信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且促使我国通信设备产业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国家竞争优势。“开行与华为、中兴开展合作，以大额融资承诺为企业‘走出去’开路，向海外运营商提供商业化的买方信贷用于购买华为、中兴的设备，并以批量保理的方式加快华为、中兴的资金周转，形成‘走出去’业务的良性循环。这样，中资银行和企业、海外运营商结成互利共赢的‘铁三角’，探索出一种有效的国际合作模式。”[3]250在开行的支持下，华为和中兴从20年前名不见经传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为全球顶尖电信制造商，彻底改变了通信关键技术一直由国外公司控制的局面，走出了一条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自主创新之路。近年来，全球电信设备制造业刮起了强劲的“中国风”，亮起了中国通信设备的“双子星”。2012年，华为跃居世界同业第一。国开行通过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发挥了类似于美国纳斯达克市场风险投资对产业创新的支持功能，以独特的“产银联盟”战略提升了国家竞争优势。 三、开发性金融进一步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着力点尽管开发性金融在提升国家竞争优势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亟待改进。开发性金融进一步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着力点宜围绕以下三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首先，有意识地围绕钻石体系的四大要素提供信贷支持。目前，我国的开发性金融对国家竞争优势的提升还仅是开发性金融体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副产品”，并没有按照钻石体系的内在逻辑有意识、有步骤地围绕四大环境因素进行融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开发行金融与国家竞争优势的关系是间接地，甚至是模糊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开发性金融对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为了系统地、有针对性地提升国家竞争优势，国内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应该有意识地研究并系统构建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融资支持体系框架。这样，开发性金融能够更好地体现国家发展战略，国家竞争优势的提升也有了具体的支撑渠道。其次，针对钻石体系的薄弱环节增加信贷支持力度。开发行金融对国家竞争优势的提升目前仅体现在对钻石体系中四大因素的某个方面的融资支持上。为增强国家竞争优势，四大因素中许多薄弱环节需要得到进一步的信贷支持。例如，从生产要素来看，高级和专业性的生产要素亟待发展和完善，变劣势为优势的创新性生产要素亟待开发；从需求条件来看，开发性金融并非针对产业和企业中的具体的瓶颈环节给予支持，而是总体上限于支持一般性的市场需求的扩大。这对快速助推产业升级影响较慢，需要有针对性地改进和完善金融支持的方向和领域。从相关产业来看，像意大利产业园区那样有意识地支持相关产业链条的发展尚不多见，虽然对有些地方政府的金融支持间接地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为了更有力地提升国家竞争优势，显然需要加强对相关产业金融支持的深度研究，科学地引导金融资本介入。从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来看，开发性金融的支持同样需要系统化和“顶层设计”，以更好地发展和完善这个要素的整体环境。最后，在考虑钻石体系四大要素相互影响的前提下完善信贷支持体系。开发性金融在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过程中，需要注意考虑钻石体系中四大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这四个要素只有在相互影响中形成系统动力、自我强化的钻石体系，才能使竞争优势诞生、进化、升级并持续发展，进而带动国家竞争优势不断增强。为此，开发性金融在支持四大要素的过程中，必须体察其各自的强弱及其相互关联，从而有针对性地支持“短板”和影响力较大的要素，形成高效的开发性金融支持体系。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钻石体系除了可以解释一些产业如何成功，还可以成为预测产业未来走向的工具。一个国家的关键要素如果处于有利的状态或正在开发中，我们可以预测这个国家即将获得竞争优势并繁荣昌盛。而当一个国家正失去某些关键要素时，这个国家未来的优势也会出现问题。”因此，开发性金融对国家竞争优势的提升还需要建立在“产业预测”的基础上，建立相应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对决定国家竞争优势的四大要素给予“四两拨千斤”的高效的信贷支持。参考文献：[1] [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 [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2] John Hicks 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Oxford：Clarendon Press，1969：143-145.[3] 陈元.政府与市场之间——开发性金融的中国探索[M].北京：中信 出版社，2012.作者简介：董艳玲（1969-），女，辽宁沈阳人，教授，从事金融学研究；陈平（1984-），男，河南三门峡人，博士研究生，从事金融学研究；吕晔（1979-），男，山东淄博人，博士研究生，从事金融学研究。（中共中央党校）（责任编辑：鲁小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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