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岚质疑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创作方法史料分析|蒲松龄聊斋志异

　　摘要：在蒲松龄一生的创作实践中，他将“唐宋传奇”的创作手法与“魏晋志怪”融于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聊斋志异》的创作手法；但当清乾隆间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出，在清初的文坛上形成两大文学创作高峰，这本是文学繁荣发展的好征兆，但以《阅微草堂笔记》为核心的纪氏弟子，成了“质疑”蒲松龄《聊斋志异》创作手法的法宝，弄得清后期的文坛上，以此为核心争论不休。该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证纪氏及其弟子“质疑”的历史局限；而广大蒲松龄《聊斋志异》的独特的创作方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关键词：纪晓岚；质疑；聊斋创作方法；分析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纪晓岚“质疑”蒲松龄《聊斋志异》创作方法的直接的文字史料，见于《阅微草堂笔记》卷后，纪晓岚为纪念其早逝之子纪汝佶，“附录”纪汝佶仿蒲松龄《聊斋志异》所创作六则“志怪”故事的“附言”中。纪晓岚自己的文艺观，在此则“附言”中，表达的还是极为清楚的。但长期以来，它却被研究蒲松龄与纪晓岚文艺观之分歧者所忽视。盛时彦为《阅微草堂笔记》中《姑妄听之·跋》初版时，所写于清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跋》，与嘉庆五年庚申（1800）盛时彦为整理合编《阅微草堂笔记》五种，他又写了一篇《序》。这些文字都是盛氏手笔转述纪晓岚的文学观点，并非纪晓岚的谈话实录。所以，这些文字有无盛时彦自己的发挥，就很难说了。所以，盛时彦只能在其《序》尾说：“时彦夙从先生游，尝刻先生《姑妄听之》，附‘跋’书尾，先生颇以为知言。”此说是“知言”，而不是“直言”。故在《序》中所说：“故诲淫导欲之书，以佳人才子相矜者，虽纸贵一时，终渐归湮没。”我想大学者纪晓岚，其心胸未必这样偏狭。若时彦能活到现在，他自己也会说：他偏狭。《聊斋》风行天下，时代变了。历史是无情的。
　　下边，我们看看纪晓岚自己所陈述的文艺观。
　　《滦阳续录》（六）后，纪晓岚附录了其亡子纪汝佶所作“志怪”小说六则。为此纪晓岚加了一段《跋》语，在这段《跋》中，纪晓岚直接阐述了自己的文艺观，《跋》不长，现录于下：
　　亡儿汝佶，以乾隆甲子生。幼颇聪慧，读书未多，即能作八比。乙酉举于乡，始稍稍治诗古文，尚未识门径也。会余从军西域，乃自从诗社才士游，遂误从公安、竟陵两派入。后依朱子颖于泰安，见《聊斋志异》抄本（时，是书尚未刻--笔者，此为纪晓岚自注），又误堕其窠臼，竟沉沦不返，以讫于亡。故其遗诗、遗文，仅付孙树庭等存乃父手泽，余未一为编次也。惟所作杂记，尚未成书。其间琐事，时或可采。因为简择数条，附此录之末，以不没其篝灯呵冻之劳。又惜其一归彼法，百事无成，徒以无关著述之词，存其名字也。
　　文中，一大悬案，纪晓岚将其子纪汝佶之死坐实归罪于阅读而摹拟《聊斋志异》，是不当的，此则有历史为证。又把其迷而不回头在《聊斋志异》窠臼，归罪于朱子颖，真是冤大头。
　　纪晓岚《跋》中说：“会余从军西域，乃自从诗社才士游，遂误从‘公安’、‘竟陵’两派入。”这段话中，涉及到两个关键的问题需要说明。
　　其一，是纪晓岚的“从军西域”之事。
　　此事发生于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是年纪晓岚45岁。事的起因：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两淮盐运使卢见曾获罪，有旨籍其家，因卢见曾孙卢荫文是纪晓岚的贵婿，纪晓岚徇私漏言，即事先将被抄家的消息告知了卢见曾，使卢家有了一定的准备。事发后，纪晓岚获罪，被革职戍乌鲁木齐。其实，就是充军、流放乌鲁木齐。该事，在王昶《赵文哲墓志铭》中有记载：“戊子秋，侍学士纪昀，中书舍人徐步云泄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事，君与余牵连得罪。”（后，卢见曾死于狱中）
　　对这次被充军西域（乌鲁木齐），纪晓岚在被遣去的途中曾作《杂诗三首》记述其当时的矛盾心情。其诗：
　　少年事游侠，腰佩双吴钩。
　　平生受人恩，一一何曾酬。
　　琼玖报木李，兹事已千秋。
　　抚己良多惭，纷纷焉足尤。
　　蝮蛇一螫手，断腕乃无疑。
　　一体本自爱，势迫当如斯。
　　世途多险阻，弃置复何辞？
　　恻恻《谷风诗》，无忘安乐时。
　　北风凄以厉，十月生寒林。
　　飘摇霜雪降，蕙草已成残。
　　黄鹄接翼翔，岂碍天地宽。
　　前后相和鸣，亦足为君欢。
　　这组诗为纪晓岚充军西域时，途中因感于边塞北风中的凄苦环境和自己因漏言而被充军的感怀。诗中反映了纪晓岚此时、此地的矛盾心情。由于自幼养成的“游侠”性格，受人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正因为“琼玖报木李，兹事已千秋”。他认为“一体本自爱，势迫当如斯。”自己这样作，为势所迫，因为这是手足之情。当然，这种举动与君恩至上的封建社会的封建理念是相悖逆的。由于“蝮蛇一螫手，断腕乃不疑。”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在那个社会“血染红顶子”而高升者，多为自己的知情之人。所以，纪晓岚深深地感到“世途多险阻，弃置复何辞？”世途历来就是这样。在无可奈何之下，纪晓岚自嘲曰：“前后相和鸣，亦足为君欢。”也许正由于纪晓岚经历了严酷社会现实的打击，使纪晓岚的性格磨砺成类似玩世不恭诡秘的神态。纪晓岚被充军三年，时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时年48岁，“恩命赐环”。即是年六月纪晓岚初至京师，暂居珠巢街。此事，在纪晓岚《乌鲁木齐杂诗·序》中说：“余谪乌鲁木齐，凡二载，鞅掌簿书，未遑吟咏。庚寅（乾隆三十五年1770）十二月，‘恩命赐环’。辛卯（乾隆三十六年1771）二月，治装东归。”
　　其二，是“遂误从公安、竟陵两派入。”
　　在明代的文学史上，受李贽思想直接影响的是大张“反复古”旗帜的“公安派”，其代表人物是袁宗道、袁宏道及袁中道兄弟三人。由于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所以世称“公安派”。“公安派”其主张：在文学发展观上，他们认为文学是随着时代发展的，各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其自己的特色，不应该厚古薄今。他们发出：“古何必高？今何必卑？”的呼声。在创作观上，反对摹拟。他们认为文学是随时代而发展，那么，就不应该去摹拟古人。他们强烈抨击当时文人中的复古之风，严厉地指出复古事实上就是抄袭。“然其病源则不在模拟，而在无识。”实质就是没有自己的文学见解，文章的内容空洞无物，用摹古来装点门面。他们的文学创作口号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其文学主张核心，是批判程朱理学，怀疑传统封建教条，反对束缚个性。 　　竟陵派。在明代文学史上，正当“公安派”大张的时候，在文坛上另一个异军突起的是“竟陵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锺惺和谭元春。锺惺，字伯敬；谭元春，字友夏，他们都是湖北竟陵人，故被称为“竟陵派”。其文学主张反对复古派的机械摹拟古人词句，提倡抒写“性灵”，和“公安派”有共同之处。但这两派都有自己的弱点与不足之处。然而，他们所倡导反对“复古”的文学主张，却是文学发展的时代潮流。这就是纪晓岚所痛心的“误从公安、竟陵两派入”之所言。我之所以要将“公安派”与“竟陵派”的产生及文学主张说清楚，就是要全面地来了解纪晓岚的文学观。总的来看，他所反对的都是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改革派，是逆时代潮流趋势的。纪晓岚是一位文学家，但他终生从事的考古、整理，使他的文学观，必然趋于保守与守旧。
　　其三，“后依朱子颖于泰安，见《聊斋志异》抄本，（时，是书尚未刻--笔者，此为纪晓岚自注）。”我们先简说关于《聊斋志异》的刻本：“时，是书尚未刻”，其实，纪晓岚此语差矣。此时，已有《聊斋志异》赵氏、王氏刻本问世。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赵起杲青柯亭本《聊斋志异》，已在浙江睦州刊刻问世；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王金范在山东周村刊刻《聊斋志异》十八卷本问世。“又误堕其窠臼，竟沉沦不返，以讫于亡。”
　　关于朱子颖与抄本《聊斋志异》。据《纪晓岚年谱》之附《谱余》载：“朱孝纯，字子颖，汉军正红旗人。乾隆二十七年（1762）举人，出纪昀房，投作贽，纪昀最欣赏‘一水涨喧人语外，万山青到马蹄前’句。朱孝纯官至两淮盐运使。”《清史列传》卷七十一载：“朱孝纯（1735-1801），清汉军旗人，字子颖，号思堂、海愚。乾隆二十七年（1762）举人。由知县历官至两淮盐运使。刘海峰弟子，又承其父副都统龙翰家学，工画能诗，画孤松怪石有逸气，诗豪放自喜。在扬州创设梅花书院，扶植文教。有《海愚诗草》、《昆弥拾悟诗草》。”纪文中说：“后依朱子颖”，这“后”是指何时？据《景城纪氏家谱》：“汝佶，字御调，乾隆乙酉举人，候选知县。配宛平县乾隆壬申科进士、吏部稽勋司郎中张讳模之女。”又据《纪晓岚年谱》载：“汝佶（1742-1776），字御调，生于乾隆七年（1742）12月27日，卒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乙酉举人，候知县。据《大清畿辅书徵》卷十八：‘御调’字侠如，又字半渔，有《半舫诗抄》。陶醉于《聊斋志异》，著笔记小说若干，《阅微草堂笔记》附录六篇。据有关资料可知，汝佶颇负文学才华，惜不永寿。”据李文藻说：“乾隆己丑夏（即乾隆三十四年）予以谒选客京师，时先生方戍西域，郎君半渔（即汝佶）招余检曝书籍。”（纪晓岚为李文藻会试房师）据此可说明，此时的纪汝佶还在京师。乾隆三十六年（1771），纪晓岚由西域“赐环”，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四库全书》馆，选翰林院官专司篡辑。大学士刘统勋推荐纪晓岚充篡修官。纪晓岚在《诗序补义序》中亦说：“余于癸巳受诏校秘书。”据以上诸条资料推之，纪汝佶到泰安朱子颖处，当在纪晓岚由西域回归，因无暇顾及纪汝佶的学业，又因纪汝佶“误从”“公安”、“竟陵”两派，使他极为反感。想改变他的处境，所以，亲自荐其到泰安师从自己得意门生朱子颖，其时间当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以后。使纪晓岚更为“痛心”的是，其门生朱子颖就是一位《聊斋志异》的信徒。并有资料记载他自己就编订一部《聊斋志异》初稿，已准备付梓。所以，纪晓岚才说“时，是书尚未刻”的话。但此则又有另说，据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八“朱孝纯”条载：“朱子颖运使，名孝纯，正红旗汉军。晓岚先生门生也，以诗爱知。守泰安时，初见吾淄蒲柳泉先生《聊斋志异》抄本，喜而刻之。偶为删润，有长篇缩为二、三行者。先生见之，亦当心服。其余短章数篇，虽小有致，亦在所弃，不使败叶溷方华也。自是坊间翻刻盛行，子颖之为功于柳泉大矣。”据王培荀所言，《聊斋志异》确有朱子颖编订出版之事，但我多年来从事《聊斋志异》版本的搜集、校订，出版多个版本，遗憾的是从未见到此版本。有能见者请告我，致谢。正由于朱子颖对《聊斋志异》的爱好，影响了纪汝佶，使他也成了《聊斋》迷，并摹仿写了许多篇章的《聊斋》类的故事。这使纪晓岚大为恼火，责其“误堕其窠臼，竟沉沦不返，以讫于亡。”就是到死，也不回头。后院起火，这对纪晓岚来说，真是当头一棒。但是，他自己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没有认识到自己文学创作观的落伍，只在指责别人。文学创作发展的时代潮流，是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是阻挡不住的。纪晓岚写《阅微草堂笔记》是成功的作品，他借以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抗衡，就错了。因为他在该书中，所反映出的文学创作观，并不代表文学发展时代新动向。所以，他痛惜自己的儿子“其一归彼法（指汝佶借仿《聊斋志异》的创作方法——笔者），百事无成，徒以此无关著述之词，存其名字也。”
　　综上所述，我们可理出一条脉络，纪晓岚反对明朝万历后所出现的“公安派”、“竟陵派”。当时的“公安派”、“竟陵派”在文学观上虽然还存在一些弱点，但是他们“反复古”的大旗是正确的，是当时的时代潮流。后来，他又反对《聊斋志异》的文学创作观，也是错误的。这说明纪晓岚没有从旧文学传统的规范里走出来，所以，他对新事物看不惯，这正反映了他落后于时代的文学创作观。
　　其他能反映纪晓岚排斥《聊斋志异》创作方法的文字，见于他在《姑妄听之》的前言。
　　今老矣，无复当年之意兴，惟时拈纸墨，追录旧闻，姑以消遣岁月而已。故已成《滦阳消夏录》等三书，复有此集。缅昔作者，如王仲任、应仲远，引经据古，博辨宏通；陶渊明、刘敬叔、刘义庆，简淡数言，自然妙远。诚不敢妄拟前修，然大旨期不乖于风教。若怀挟恩怨，颠倒是非，如魏泰、陈善之所为，则自信无是矣。适盛子松云欲为剞劂，因率书数行并于首，以多得诸传闻也。遂采庄子之语，名曰：《姑妄听之》。
　　在这段文字中纪晓岚很清楚的说明了自己的《姑妄听之》的创作，是据王仲任之“引经据古”、“博辨宏通”；据陶渊明之“简淡数言，自然妙远。诚不敢妄拟前修，然大旨期不乖于风教。”这些古训就是纪晓岚创作《姑妄听之》的原则。又以“魏晋志怪”之笔法，创作《阅微草堂笔记》也是纪晓岚创作的法则。所以，他说“若怀挟恩怨”而“自信无是”，也只是一句空话。如前，所引纪晓岚在为其子纪汝佶所附六则摹仿《聊斋》故事的《跋》中所表达的爱与憎的态度，而说对于《聊斋志异》之创作手法“不挟恩怨”是瞒天过海的谎话。 　　对于《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之间的创作方法上的差异及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在清代就有学者已有较为公允的评论。俞樾在其《春在堂随笔》中指出：“纪文达公尝言：《聊斋志异》一书，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先君子云：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绩，未脱唐宋人小说窠臼；若纪文达《阅微草堂五种》，专为观惩起见，叙事简，说理透，不屑屑于描头画角，非留仙所及。余著《右台仙馆笔记》，以《阅微》为法，而不袭《聊斋》笔意，秉先君子之训也。然《聊斋》藻绩，不失为古艳，后之继《聊斋》而作者，则俗艳而已。甚或庸恶，不堪入目，犹自诩为步武《聊斋》，何留仙之不幸也。”俞樾对二者的评伦，还是公允的。他已朦胧地看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唐宋传奇小说与魏晋志怪小说在其各自的发展里程中，有清一代已经形成了两座文学上的高峰。他没有厚此薄彼，虽在认识与语言的表达上，仍然有旧时代文学观因袭烙印，其观点还是客观的。
　　纪晓岚在编订《四库全书》时，在《子部》类中，未设“志怪”小说或“笔记小说”条目，而是将其拆开设了“小说家类”。在“小说家类”中分设“杂事之属”、“异闻之属”、“琐语之属”。在“杂事之属”类中，清代只收了十六部著作。有我们较为熟知的《读史随笔》、《明语林》、《闻见集》、《筇竹杖》、《今林说》、《皇华纪闻》、《砚北丛录》等。“异闻之属”，清代共收录十四部著作，有《蚓庵琐语》、《觚剩续编》、《旷园杂志》、《述异记》、《信徵录》、《见闻录》等。“琐语之属”，清代只收录四部著作，有《豆区友传》、《笔史》、《青泥莲花记》、《板桥杂志》。由以上所收录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四库全书》中将大量的《聊斋》类之“志怪”小说全部摈弃在外。这种编纂的宗旨，在纪晓岚的诗中，也有表露。
　　前因后果验无差，琐记搜罗鬼一车。
　　传语洛闽门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
　　其实，他所收录的所谓的“志怪”小说，完全是按“魏晋志怪”模式收录，凡后起之受“唐宋传奇”小说影响的著作，一概不收录。
　　对于这种收录原则，使大批民间喜闻乐见“志怪”著作，都被摈弃，特别是《聊斋志异》。与纪晓岚同参与《四库全书》编篡的余集，他认为这种编篡原则是不公平的。他在《聊斋志异·序》中就说：“夫《易》筮载鬼、《传》记降神，妖降灾异，炳于经籍。天地至大，无所不有，小儒视不越几席之外，履不出里巷之中，非以情揣，即以理格，是沾沾者又甚于井蠡之观。”（乾隆三十年，仁和余集）
　　一部深受广大民众欢迎的优秀文学作品的问世，它往往代表着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的新潮流，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及“唐传奇”，不同于“六朝志怪”时说：“虽尚不离于搜奇写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从这一论断中，我们已经亦可明了，“唐宋传奇”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唐宋传奇”是“魏晋志怪”的发展，“是时则有意为小说”。看来，纪晓岚并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对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创作方法耿耿于怀。其实，“唐宋传奇”小说的出现，它为后来诸小说体例的产生起到了开先河的作用。
　　在中国文言小说发展史上，时至宋、元、明三朝，由于话本小说的兴起，而文言小说相对呈现出式微的趋势。这一时段的文言小说的特点：“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采；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可言矣。”正因为蒲松龄发现了文言小说创作上所存在的弊病，他在《聊斋志异》中所写虽然也不外是鬼神怪异故事，但是他“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化之状如在目前；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中国小说史略》之《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这是鲁迅先生对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新成就的全面评价。而鲁迅先生在谈到纪晓岚文艺创作观时说：纪氏“盖即訾其有唐人传奇之详，又杂以六朝志怪之简，即非自叙之文，而尽描写之致而已。”纪氏《阅微草堂笔记》的创作，就是单纯模仿“六朝志怪”之“尚质黜华，叙述简古，力避唐人的作法。”
　　时到清代，“志怪”小说再不改革，已趋末路。蒲松龄的出现，也许时代赋予他的使命，他创作了《聊斋志异》，因而引起了许多风波与别人的诽议。《聊斋志异》的出现应该说是个历史的产物。蒲松龄在“志怪”小说走上末路时，他大胆的将“魏晋志怪”与“唐宋传奇”创作方法融为一体，创作出一种《聊斋志异》创作新艺术手法。一种新生事物的诞生，是在高呼着、呐喊着，冲破重重藩篱而来到世间。蒲松龄最好的朋友张笃庆就对他的《聊斋志异》创作很不理解。他给蒲松龄的诗中说：“故人诗酒迟经岁，海国文章赖数公。此后还期俱努力，聊斋且莫竟谈空。”他的好友宝应县知县孙蕙在给他的信中说：“兄台绝顶聪明，稍一敛才攻苦，自是第一流人物。”当时，蒲松龄的处境是很困难的。他自叹“可怜一生无知己”。对此余集在其《聊斋志异·序》中说：“同在光天化日之中，而胡乃沉冥抑塞，托志幽遐，至于此极，余盖卒读之而悄悄然有以悲先生之志矣。”由此观之，纪晓岚“质疑”《聊斋志异》的创作方法，是有其历史源渊的，我们不能怪他，但是非是要说明白的。
　　严格地说：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它就是“笔记”类，不能称之小说，就其实质，它是宗魏晋的“笔记”一脉承序的，大其言之，称之为笔记小说。（当然，它较之魏晋笔记有发展，这是时代的发展使然）要能称其短篇小说这一新概念者，只能是《聊斋志异》。它为早期的、完整的完成了由“笔记小说”向古代短篇小说发展的创作方法全过程。对在学界有其独具特点。有学者、专家、研究者在研究《聊斋志异》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上认为，这一点《阅微草堂笔记》是靠不上边的。我们承认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为成功之作，是“魏晋笔记”小说的集大成者，是清代文学中的一个高峰，但它仍未脱离“笔记”小说的窠臼。纪晓岚是清代大文学家、史学家，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留仙之才，余诚莫逮万一，惟此二事，则夏虫不免疑冰。”（自然，我们也并不认为这是纪氏的真心话。）说到家，纪晓岚对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创作方法的“质疑”，是基于他对新生事物的不理解，对小说发展的时代理念的不理解、不接受。所以，我们在研究《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他们间的异同点时，首先要明确：这二者，必须从创作文体的概念上，给以界定。一则为古代短篇小说的创作高峰；一则是“魏晋笔记”小说集大成者的创作高峰。此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盛时彦在《姑妄听之》“跋”中说：“时彦尝谓先生之书，虽托之小说，而义存劝戒，无一非典型之言，此天下之所知也。”其创作宗旨“引据古义，具有根柢，则学问见焉。”又曰“先生出其余技，以笔墨游戏耳。”或者“夫著书必取熔经义，而后宗旨正；必参酌史裁，而后条理明；必博涉诸子百家，而后变化尽。”这一条条引经据典、嗜古成癖、墨守成规的老套子，是纪晓岚创作的法则。盛时彦说他老师创作《阅微草堂笔记》是“余技”、是“游戏”，他泄漏了纪晓岚创作的“天机”。自然，纪晓岚是一位博览群书、学通古今的大学问家，用一点文字“游戏”的伎俩，写就一部书，那是轻而易举的事。他与蒲松龄这位倍受生活煎熬的乡间穷秀才是不一样的。穷极生风，蒲松龄曾写过《祭穷神文》，他如屈原一样，发出向苍天的质问。
　　民间，农历除夕之夜，是多禁忌的时刻，这是一年终人们送灶神归天之日，家家户户期望灶神在天帝面前美言几句，以求得自己一家来年平安幸福。但蒲松龄在此刻却在“祭穷神”，写了这篇千古奇文《除日祭穷神文》，文如心声，读其文，使人思绪万端，涔然而泪下。下边摘引两段，供诸位品读。
　　《除日祭穷神文》：穷神，穷神！我与你有何亲，兴腾腾的门儿你不去寻，偏把我的门儿进？难道说，这是你的衙门，居住不动身？你就是世袭在此，也该别处权权印；我就是你贴身的家丁、护驾的将军，也该放假宽限施施恩。你为何步步把我跟，时时不离身，鳔粘胶合，却像个缠热了的情人。
　　……
　　自沈吟：我想那前辈古人也受贫，你看那乞食的郑元和，休妻的朱买臣，住破窑的吕蒙正，锥刺股的苏秦。我只有他前半截的遭际，那有他后半截的时运？可恨我终身酸丁，皆被你穷神混！……。（此则实为声讨穷神的“檄文”）
　　蒲松龄他没有纪晓岚那样的闲情逸致，他所写的《聊斋志异》是在穷愁、在“孤愤”中完成。这些文字，是在“愤怒”、在“呐喊”、在为人间的不平而“问天”。他与纪晓岚不是一路人。高官厚禄、养尊处优的纪晓岚躲在皇家园林里，于消闲中所写出的东西和所要写的东西，其味道自然不同。鲁迅先生说：血管里流出的是血。
　　下边，我们再温读一遍蒲松龄为他《聊斋志异》所写的《序》的两个段落！以此，作为我文章的结束吧。
　　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魍魉见笑。
　　……
　　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呼！
　　（责任编辑 李汉举）

推荐访问:聊斋志异 史料 质疑 纪晓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