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体与世界：在转型中实现共赢:转型经济体国家有哪些

　　2012全球CEO发展大会于近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全球三十多个国家的联合国机构代表、“金砖五国”企业界人士和知名专家学者等一千五百余人参加了会议。　　《中国商人》杂志对本次大会的精彩发言和对话进行梳理，以期为您呈现一场精彩的思想盛宴。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
　　制造业一定要重视节能减排
　　改革开放推动了我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外贸进出口总量超过3.6万亿美元，引进外资每年超过1000亿美元，资本输出超过700亿美元，这些数字在十年以前是不能想象的。随着外资进入、人才交流、文化传播、国际交往使我们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着深刻变革，同时也促进了市场竞争，推动了国内企业转换机制，企业的形态、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都得到了显著的变化。
　　在中央既定方针的指引下，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进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工业信息化领域的战略趋向和工作方针。我们必须在工业化进程中一开始就高度重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倡导循环经济，低碳发展，绿色发展。
　　十二五期间，工业信息化领域要完成三件大事：第一，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第二，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三，大力发展服务型产业。这三点可以使我们的工业从中低端向高端发展。
　　目前有几个行业：钢铁、有色金属、水泥、平板玻璃、造船、风电设备、多晶硅等，在发展新能源的过程当中都是过剩的。我们的出钢能力是10亿吨，开工率74%，目前还有5000万吨的钢在建设中，我们的钢产量占全世界的45%，面对如此庞大的钢铁行业，尽管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但亏损面却达到了37%，主营业务利润率不到1%，现状十分扭曲。其他行业的情况各异，但是都差不多。
　　必须把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战略变成企业的经营方针、经营战略。制造业的成本构成里，70%是能源原材料，如果不重视节能减排，成本会很高，我们的能源原材料都是国际接轨的价格，在承受不了成本的情况下只能退出市场。此外，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讲违背企业家的道德和良心，不能靠消耗资源、污染环境、危害人民身体健康来发展自己。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秘书长沙祖康：
　　商业领袖的决定要对社会负责
　　虽然我们对于绿色经济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全世界都热烈讨论什么是绿色经济，如干净的空气和清洁的水；支持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鼓励可持续基础设施的投资，包括公共交通，改善能源和水的效率，创造工作机会；加强对于环保科技的研发以解决历史性问题。
　　商业领袖的决定会影响到整个星球和我们的社会，在未来几十年都会发挥作用，因此一定要有一个长远的思考，要对社会负责。除此之外，商业领导人应以身作则，采取更加绿色的生产技术和绿色的价值链，把自己的经验跟他人分享，将可持续发展做得更好。
　　中国企业在环境保护，履行社会责任方面认识很高，也做了大量工作，从这个意义上，中国企业家并不落后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最关心的问题是规则和标准，但同样的规则，由于各个国家的科技水平、能力、经济资源不同，发达国家可以执行，在发展中国家却做不到。因此，必须要制定标准，发展中国家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做。
　　远大中央空调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张跃：
　　城市化要变革，否则会造成巨大的灾难
　　由于大量使用能源，我们的空气污染严重。1999年，中国能源煤炭消耗7亿吨，而现在已经达到35亿吨，十多年时间涨了5倍。在建筑领域进行大幅度节能，对于整个社会节能的贡献是巨大的。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呈现在我们面前：城市一味追求大，导致汽车、高速公路、停车场等大量使用，以至于能耗急剧增长，追根溯源就是房屋的大量建造。所以城市化要变革，一是提高密度，二是混合功能。如果不能实现这样的变革，未来会造成巨大的灾难。
　　中节能（深圳）投资集团董事长朱亚萍：环保和节能是让人困惑的问题
　　环保和节能是让人困惑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处理过程中，面临很大的不可逾越的障碍。现在垃圾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填埋，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垃圾填埋厂显然不够，而且填埋的过程当中，对于土地的占有以及对土地、水质的污染也很严重。
　　另一种处理方式是焚烧发电，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会有许多潜在的矛盾产生。以中节能的一个项目为例，在招标的时候，谁能做得最好就由谁来做。在中标的过程中，会让老百姓参与其中，如果企业在做的过程中没有达到曾经承诺过的港澳标准，出现垃圾再次污染，老百姓就会对政府和专业的投资公司不信任，由此带来垃圾处理厂跟政府、老百姓的矛盾。作为一个专业的投资公司，尤其是央企，社会责任更大，这项工作需要企业家、政府以及高端的循环经济人士共同参与。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詹纯新：企业国际化走出去容易，走进去难
　　企业的国际化一定是以企业“走出去”为基础，作为新型经济体企业的一员，在跨国公司的全球体系中，中国的战略地位正不断被重新思考和定位，而广阔的海外市场也正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高地。相当多的企业，可以凭借一次聪明的决策，抓住一个偶然的机会，做成一笔合算的国际买卖，这当然可以算走出去。但是真正的国际化不仅仅是要走出去，更重要的是，要走进去。
　　足够多的事实证明，企业走出去容易，走进去难。走进去难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第一，身处全新的环境，却以惯性的思维行事。第二，实的股权交易，虚的文化融合。第三，强势的收购，弱势的整合。这些问题的出现，证明中国企业的国际并购正处于一个初始阶段，需要在走进去方面不断修炼。
　　低姿态、硬规则、共舞称之为国际并购的三要素。
　　低姿态意味着企业走出国门，要有包容、共享、负责的姿态，要有一种放低自己成就他人的胸怀。所谓包容，就是尊重、理解和主动适应。中西方文化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会成为国际并购的重大障碍，消除障碍，最需要的就是包容。想让别人理解自己，首先要去理解别人；想要达成共识，重要的是要做到换位思考，只有跳出固有的思维，才能弥补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所谓尊重，是指在共同的愿景下建立共同的利益体，实现共同发展，并购双方共享愿景才会目标一致，共享利益才能人心凝聚，共享文化才能思想融合。所谓责任，就在国际并购中承担责任，在当地做一个好的企业公民。 　　硬规则是指要遵守市场准则和企业管理规则。两千多年前，规则是企业的底线和保障，要做到约法三章，让员工遵从规则，这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契约精神。中联重科在对西法公司的管理方面，会将其纳入统一管理体系，形成统一的管理语境，出现问题一视同仁，信任而不放任。如果说低姿态是柔，硬规则就是钢，刚柔并济才能让跨国管理变得简约有序、收放自如。
　　共舞体现在并购之后，并购双方登上同一条船，身处同一个舞台，要定好角色。共舞是整合之后的企业行为，双方只有做到节奏统一、相互协同才能不断上演连台好戏。
　　中联重科走出去之后碰到不少问题，一是文化问题，二是我们的品牌相对低端，收购的对象又比较高端，整合非常困难。一个企业、一个行业要想走出去做成百年老店，不仅要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一致，更需要保证自己的产品质量好、性能好。此外，国家还需要在支持企业走出去方面下功夫，对于企业创新给予大力支持。
　　苏宁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张近东：中国企业迫切需要选择国际化的新路径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企业在对外开放正确引领下，介入国际化分工，参与国际竞争，在诸多领域形成世界在中国制造的态势。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制造处于微效曲线的底部，缺乏技术、品牌溢价和渠道分销等高附加值环节的利益。
　　面向未来，中国企业迫切需要选择国际化的新路径，主动国际化，实现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结构转变。主动国际化，就是建立国内、国际资本市场，实现从引进外资到对外投资的发展；主动国际化就是要实现从产品代工和劳务输出走出去，到品牌商品、专利技术走出去的突破。委托生产的加工、输出产品劳务是参与国际分工的初级阶段，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被动的国际化仍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形式，要实现从低端的、被动的国际化到高端的、主动的国际化的突破，关键是品牌的国际化、技术标准的国际化。
　　近年来苏宁积极探索海外扩张的有效途径，通过海外并购的形式，先掌控海外品牌的连锁企业，通过苏宁品牌的嫁接，逐渐渗透建立苏宁品牌海外影响力。凭借制造优势收购国际品牌、嫁接国际品牌，是实现中国企业本土品牌在海外本土化的有效的途径。
　　此外，主动国际化还要实现从简单的劳务输出到企业人才国际化的转变。只有拥有国际视野、国际思想和国际竞争能力的人才，只有融入世界、扎根本土才是一个企业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纵观全球世界级的企业，都在人才战略上实现了两大转变：一是本土企业人才的国际化，二是国外人才本土的企业化。
　　为适应今后全面国际化需求，苏宁的未来一方面在海外布局研发基地，吸纳国际领先的IT技术、商业设计、电子商务等方面的人才，优化业务和管理平台，培育海外扩张的人才。另一方面，建立全球业务共享的管理平台，以国内管理的后台支撑全球业务的发展，以此降低企业人力资源的风险。
　　华坚国际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华荣：只有创造有特色的文化才能生存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企业一直以来都有一个传统观念：我们是靠机会和政策发展的，第一要做大，第二要快，第三要赚钱，第四要赚更多的钱，然而这个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欧洲每一个国家，他们的产业不一样；每个国家里每个地区的产业不一样；每个地区、每个企业的产品也不一样，每个企业的产品都有它独立的文化和技术。随着全球市场多元化，一个企业要生存，必须要有多元化。从制鞋行业来看，市场同质化，思维同质化，甚至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也存在同质化，这会降低我们的竞争力。
　　走出去，走到非洲，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些经验：尊重地方文化，同时也要发扬我们自己的文化，只有创造有特色的文化才能生存，在中间地带找到自己的独特的生存文化。
　　IBM全球副总裁兼IBM中国开发中心总经理王阳：协同创新比自主创新会更好一点
　　IBM是国际化的大企业，收购这样的大企业、大品牌文化是其中最本质的问题。比产品更重要的是经营理念、商业模式、金融模式以及研发产品的战略思想，IBM有着百年历史，他从产品研发、设计、市场都有一套完整的理念，这些是和品牌同样重要的。
　　创新是一个企业成功的支柱。在中国经常听到自主创新，其实我认为如果是协同创新会更好一些。自主创新会创造一些自己的品牌，但远远没有全球协同创新更好，因为如果这个产品用了美国或者欧洲的人才创造出来，但打的是中国公司的品牌，它的社会认同度会更高，对于社会需求的把握也会更加准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新兴经济体产业有三个问题必须搞清楚
　　近六七年，中国的产业构成正在发生一些显著的变化，第一产业比重逐步降低，第二产业比重虽相对稳定，但也在降低，第三产业的比重稳步提高。根据测算，高能耗产业比重逐渐下降，低能耗产业比重将逐步上升，虽然变化幅度不大，但却是一个趋势。据测算到2015年，中国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会达到46.8%，而中国十二五划定的目标是47%，跟我们的测算非常接近。到2020年，第三产业将达到51%，在这种结构变化下，我们可以为绿色经济的发展腾出更多的产业空间。
　　中国的转型给世界带来无限机遇：第一，中国的内需在扩大。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是10%-20%，2010年达到了50%以上。2005—010年，投资和消费两大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97%。
　　第二，中国在不断完善创业环境。我们对900家中外企业分两次调查，一次是2009年10月，一次是今年5月，包括500家外企，400家国内企业。中国的传统优势：劳动力成本、土地、水、电廉价的情况在明显改变，新的成本优势如交通、电信、产业配套等在逐步增强，同时，劳动力素质、市场环境、生活环境、社会环境和政府服务也得到了显著改善。在整个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的投资环境评分高于其他新兴经济体。
　　第三，中国的转型有利于我们和全球携手解决共性的难题。未来，我们仍要立足于国内，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新能源和低碳技术，要树立低碳的发展理念，加大国内的开发力度，形成一批新能源和资源战略性的接续基地。 　　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欧盟对中国的太阳能、风能等新兴能源产业非常看好，他们看好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中国的市场规模庞大，能够迅速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使成本下降，这样才有产业化的积极性。
　　我们的光伏产业为什么不能瞄准国内却要选择美国、欧盟、加拿大？因为这些国家的绿色标准，环评标准比我们高，此外还有复杂的政治因素，导致目前还不能先立足于国内，培育市场。在这个过程中，要提升我们的绿色水平，比如降低能耗、降低排放、进一步发展可循环利用。以光伏产业单晶硅为例，在国内应用时可以制定高标准，使其面貌得到改变，先培育国内市场，再吸引国外客户进入国内市场，通过国内市场看到中国的新能源、新技术和产业化的成效，再向国际市场扩张，当然这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扶持。
　　关于新兴经济体产业有三个问题必须搞清楚：第一，中国的自主研发能力并不很弱，但怎么转化为实实在在为企业可利用的机制。第二，在转型过程当中，7大产业中必须有民营企业家和民营资金的参与。第三，我们要按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国情走一条自己的新兴产业化道路。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原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
　　中国人胆子大，但是心不细
　　建议中国政府以更优惠的政策支持中国各类型企业，包括民营企业有条件的实施全球化策略，这是解决我国产能过剩、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开展国与国之间平等互利最好的办法。特别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下滑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因此，这一政策不仅是中国企业自身的需要，也是大多数国家的需要。
　　中国人胆子大，但是心不细，有人说我们太过于着急，比如服务贸易，很多企业不太注意产品和服务。卖品牌，三分产品七分服务，我们缺乏这个观念。
　　政府在推动扩大内需时要做好两个方面：一个是如何让老百姓口袋里有钱；二是如何让老百姓能够大胆的花钱。
　　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合作，这个命题到目前为止无论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欧美为首的，对于当前新兴经济体合作持怀疑态度，理由是法制不健全的国家，特别是市场制度不充分的国家，很难进行大范围的合作，尤其是从地区性合作走向全球性的合作。第二类是我们自己，我们一些学者和些企业家，对于新兴经济体合作也是不太看重。第三类是金砖五国以及发展很好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从这些国家来看，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合作未来将是引领整个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
　　原英国司法部部长、工党金融发言人Lord Davidson：中国并没有出现最厉害的硬着陆
　　有一个经济学家说：中国正在经历最糟糕的经济硬着陆。而据我所知，一部分经济学家、评论员有时候只是希望发出一些耸人听闻的标题，他们的分析并不一定是正确的。他们过度关注中国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却忽略了2010年中国面对货币紧缩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激励措施。
　　现在欧洲的央行有可能会有进一步的金融危机，但中国似乎处在一个非常坚挺的位置，可以抵挡类似事件的发生。中国在货币政策上仍然有灵活性，西方利率已经没有下调空间，美国的债务和GDP的比例达到近90%，欧洲也是如此，而中国只有17%，加上地方政府的债务也只有40%。亚洲的外汇储备，尤其是中国仍处于历史高位，银行系统也没有大量不良贷款，所以说中国并没有出现最厉害的硬着陆。
　　美国、欧盟也谈增长，只是面临很多困难，但正是因为欧美面临的困难却给中国带来了很多机会。许多西方公司的估值比几年前低了很多，如果中国公司想在海外进行收购、购买技术或者进行全球扩张，现在是一个有利的时机。华为和中国移动就是两个非常好的例子，从长期来看，我相信还会有更多的中国公司可以这样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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