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印混进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为了保护北京紫禁城中明清两代留下的难以计数的珍贵文物，国家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实施了“文物万里大迁徙”行动。从1933年至1944年，北京故宫13000余箱书画、铜器、瓷器、玉器、印章以及图书善本，经历11年，行程万余里，一迁上海，继迁南京，再转西南大后方，历尽艰辛，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抗日战争中，我国文物多所破坏，惟故宫文物系数装箱南运，经万里之颠簸，竟完好无损，实为世界文物史上一大奇迹。1948年12月至1949年2月，国民党政权已是风雨飘摇，它们将已存放于南京的故宫文物分3批运往台湾，共计2972箱。其数量虽仅为当时存放南京文物的四分之一，但皆为精华，其中就包括盛清乾隆古印特藏之《金薤留珍》等故宫文物。
　　1987年，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从院藏1648仿古代官印中，精选各式印章300方，举办了“故宫历代铜印特展”，曾任蒋介石秘书的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先生叹曰：“历代铜印精华几尽在于是矣。”但旁观其印，中多有可商者，下仅举其二。
　　“就武男家丞”印（图1）。此印原汇于乾隆时代的《金薤留珍》一中，《故宫历代铜印特展图录》断为新莽官印。此印五字三行排法确为莽印法式，而且“男”乃王莽拟古而采用的官名。据《汉书·王莽传》记载：“居摄三年，莽上书行五等爵制，于是封高者为侯伯，次为子男，当赐关内侯者更名附城。”但此印徒摹莽印之表，实为伪作，试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康武男家丞”（图2）以解。王莽时代是中国古代工艺科技史上较为辉煌的时期，印章刻铸的精工和规范是他朝罕见的。莽印边长几皆在2.3厘米左右，即当时1寸，如康印。不见边长小於2厘米者。“就”印边长仅1.79厘米，显然偏小，此其一。莽印中“男”字写法为左右结构，如康印之“男”，“就”印作上下结构，字法不合，此其二。“就”印 “家”字宝盖头、“丞”字左右两笔皆误刻，文字谬误，此其三。莽印风格典丽，结构以方为主，笔划婉通舒展，刀法犀利流畅。“就”印结构以圆为主，刀法闲散，已显後世习尚。篆刻风格相违，此其四。综上四点，就印必伪。
　　“大将军印”（图3）。此系清毓庆宫旧藏，《图录》断为东汉官印。两汉之时将军名目繁多，最尊者为大将军。西汉名将卫青、霍去病、霍光、王凤，东汉的窦宪、梁冀都曾任此职，可见其位之高。《后汉书·百官志》注引蔡质《汉仪》曰：“汉兴，置大将军、骠骑，位次丞相，车骑、卫将军、左右前后，皆金紫，位次上卿，典京师兵卫，四夷屯警。”“金紫”何意？盖指将军所佩之印为金质或鎏金、紫色印绶。《汉旧仪》更明确指出：“丞相、大将军，黄金印，龟钮，文曰章。”我们再看这方“大将军印”。其为铜质而非金质或鎏金。质地不符，此其一。印为瓦钮，在汉代千石以下方用此制，钮制级别远低於大将军应用之龟钮，此其二。《史记·武帝纪》云：“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因为太初元年。”《汉书·武帝纪》亦云：“（太初元年）夏五日，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谓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结合汉官印实物，武帝太初以降，秩比二千石以上高官印章皆用五字，东汉因之。“大将军印”既定东汉，称“印”，而非“之章”；四字均占四分之一印面，而非分三行排列，“章”字独占第三行。名称排列均误，此其三。东汉及魏晋将军官印遗世颇夥，后世通称“将军印”或“急就章”。此类印多信刀凿就，刚猛雄肆，奇崛劲紧，如东汉「横野将军章」（图4）和十六国北凉“折冲将军章”（图5）。而此印文字疲软松散，印风远违时代特点，此其四。由此可见此印必伪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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