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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佛人三种地方不可去【佛教价值与中国文学比照】

发布时间:2019-06-04 06:58:40 浏览数:

  摘 要: 佛教,作为宗教的一种,源远流长,其教理是改善自己和帮助其他生灵共同进展,相互成就。佛教鼓励人们积极承担自身面对的问题并用智慧的方法解决,导归劝善,让人的心灵达到物我皆忘的境界。自从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以来,就与中国文学结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佛教教义借助文学的形式得到广泛传播,在中国不只扎了根,而且发扬光大,结了不少原产地所没有的果实,中国文学也受其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其中包括作家思想和创作。
  关键词: 佛教 性灵说 许地山 《命命鸟》
  信仰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灵魂。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起到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作用。而作为其中之一的宗教信仰更是在人类数千年的社会历史变迁中发挥了一种不可替代的,让后人褒贬不一的作用。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宗教让人类社会的发展更具有人文色彩。纵观人类历史,宗教一直是人类文化知识活动领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和科学及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如哲学、文学、艺术、道德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原始社会的人类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大多表现为巫术、神话或者宗教观念的形式,表现于文学艺术方面的则有赞歌、娱神的音乐舞蹈以及表现宗教的绘画或雕刻等。
  宗教与文学,这两个概念在历史的进程中总是相互交织而共同发展。正像基督教对于西方文学的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一样,中国文学的充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佛教广泛传播的结果。“人的最高境界为真善美,其中哲学是真,宗教是善,艺术是美。”[1]宗教作为一种内在力量在中国文学的文明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愈加明显。
  学者周群教授在《宗教与文学》这本书中也论述了宗教与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宗教与文学的三大共同点:首先,都是人本精神的体现,都是为了营造人类精神憩息的家园;其次,都以想象为重要特征;第三,都具有潜移情志、感动心灵的功能”。[2]文学更多地关注人类自身的生存境遇,注重人的精神扩张,在创作的目的、思想、价值取向以及境界追求上都与宗教有着很大的不同,为了文学意味的渲染以及内在张力的扩张,文学有时候会适当地“牺牲”宗教那种虔诚的信仰与执着,而是在真善美的铺陈中寻找最为人性的契合点。而佛教,作为宗教的一种,源远流长,其教理是改善自己和帮助其他生灵共同进展,相互成就。佛教鼓励人们积极承担对自身面对的问题并用智慧的方法解决,导归劝善,让人的心灵达到物我皆忘的境界。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对中国古典文学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一、佛教之于中国古典文学
  佛教在两汉之际就传入了中国,但是在东晋之后才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产生在南朝。产生于印度的佛教,经过传播来到中国,逐渐带入了中国化的特点。“佛教的‘中国化’和‘化中国’都深刻影响到南朝的社会文化、士人心态和文学艺术”[3]。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新变的过程,与中国文学的发展相得益彰。“在佛教传入中土以前,中国传统的文学思想,是受儒学影响而形成的功利性的文学思想,重伦理,重政治。具体表现是儒家的‘兴、观、情、怨’。这种观点并没有涉及文学的真实问题,更没有觉察到文学的审美特质。佛教传入后,中国古代文论重新定义文学的真实性,产生了新的文学观念和理论。”[4]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无论是文体的开创、技巧的表现、文藻语法的讲究、境界的创新、内容的蕴涵、价值观的突显等,对人们思维领域的扩大,产生既深且广的影响。中国自汉魏以来,散文和韵文日渐骈丽,相对的,佛经却以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出现于世,经典或以长行、重颂、譬喻宣扬佛法,或纯以讽诵传播教义,这种新文体深深地影响了以后的文学发展。
  同时,佛教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也是无与伦比,特别是般若空和禅宗的思想,丰富了诗歌的内容以及意境。南北朝时期文人学士多与高僧交往,因而一些诗人的作品中就融入一切皆空的思想,佛学思想的广泛应用,也使中国诗歌史产生新的局面。晋代被称为“山水诗鼻祖”的谢灵运,就对佛学有着深刻的研究,将山水与佛教义理相结合,师法自然,一切皆空,其诗歌所表达的独特韵味亦使人心驰神往。到了唐代,诗歌与禅宗的联系就更加的紧密了。“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以来,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演变,到了唐代已经成了中国人寄托彼岸情怀的理想净土”[5]。唐代著名诗人如白居易、王维、杜甫等,常与禅师往来,谈禅论道,受禅师们的潜移默化,以诗表达禅理、禅趣,为唐代诗歌创作开了一条路。以禅入诗,是唐诗的特色。如王维的名作《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表现无常寂灭的心境。而孟浩然、柳宗元等,其诗歌也与佛理相融和,达到以文学弘扬佛法之功。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文学思想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审美范畴“性灵说”也是吸入了佛教思想的精髓。“就‘性灵说’而言,其纵向渊源或与先秦本土以来的‘神灵论’、孟子的‘心性论’有关;其横向渊源,则与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风貌、宗教信仰、哲学流派、文学思想、审美观念、诗文创作等密切相关”[6]。性灵说的完善是由明、清的“公安三袁”和袁枚完成,其探源空间也是十分广阔的。著名的士大夫范泰、谢灵运、颜延之、何尚之都使用了“性灵”一说,加之他们都是虔诚的佛教信仰者,所以“性灵说”中融入了大量的佛教情怀。“从范泰、谢灵运使用‘性灵’一词的语境来看,他们的‘性灵’显然是与佛教密切联系的。‘性灵’的‘性’,就其思想来源,很有可能是‘佛性论’”[7]。可见,佛教教义在当时社会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对当时文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作用,佛教经籍繁多,其实不超出“四谛”,即“苦、集、灭、道”,只有通过修行,才能脱离苦海,达到不生不灭,永恒寂静的境界。不论是田园诗人还是性灵学说都自然而然地吸取了佛教的精髓,将普度众生的佛教精神渗入到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之中。
  二、佛教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
  自从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以来,就与中国文学结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佛教教义借助文学的形式得到广泛传播,在中国不只扎了根,而且发扬光大,结了不少原产地所没有的果实,中国文学也受其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其中包括作家思想和创作。自魏晋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文学,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后来的小说、戏曲,都可见出佛教理论和经典文体的渗透与影响。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其研究历程,依然可以看到佛学与文学的关联。鲁迅、周作人、苏曼殊、许地山、老舍、丰子恺、沈从文、宗白华、汪曾祺、贾平凹、史铁生等人的作品均透着他们对佛学思想的深切领悟和体验。   在社会动乱、民生疾苦的时代,佛教无疑是人们超越苦难的最理想精神寄托方式。这是佛教能在中国推行开来的原因。鲁迅对佛教的偏爱,许地山对佛教的依恋就是当时政治动乱,生命无依无托的一种深层心理的需要,苦难大都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亲身体验。原始佛教在肯定人生是苦的同时,也提出了解脱之法,即皈依佛法僧三宝,四大皆空,劝戒世人修持得福。看破红尘,出家修道,是修持;不出家,能够敬三宝,持斋茹素,也是修持;再其次,只是乐善好施,克己利人,也是修持。出家是看破红尘,涅槃是最终的解脱。鲁迅在自己的小说中多次流露出了对佛教的执着,人生是苦,万法皆空,他关注苦难,关注中国人的国民性,并从中体会到了生存的艰辛与严酷,他笔下的祥林嫂即是最典型的代表,她一生都在悲剧中跌跌撞撞,最后到死只祈求死去不受惩罚,来生能有好命。这显然有着封建思想的残余,但是鲁迅长吁了一口气,将这种轮回的理念交给了更为广阔的佛教空间,这是鲁迅的精神放达,也是佛教与中国文学交织的结果。
  若说佛教思想对现当代作家影响较深的是许地山,他的作品中宗教意识浓厚,字里行间也常常感染着宗教的情绪。“许地山的母亲是虔诚的信教徒,父亲许南英自号留法头陀和毗舍邪客,还有一位信禅宗的舅舅,很早就教导他读过不少佛经,这对他以后的创作影响是极其深远的”[8]。可见,许地山的家庭环境对于他内心向佛也提供了无限的可能.许地山对佛教的依恋就是当时政治动乱,生命无依无托的一种深层心理的需要,苦难大都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亲身体验。正如许地山所言:“所以我看见底处处都是悲剧;我所感底事事都是痛苦。可是我不呻吟,因为这是必然的现象。”
  《命命鸟》正是许地山最具有宗教意味的一部作品,主人公敏明和加陵是一所法轮学校的学生,因纯真的爱情遭到双方家长的反对,在体味到人生苦之后,他们走入水中,得到了永恒的解脱。许地山将故事发生地选在了缅甸也是颇具意味的。“加陵对于敏明而言,已经不是生死爱恋的爱人,而成了在生死海中痛苦流转的众生之一。而正因为如此,这篇小说已经不是单纯的描写敏明和加陵的爱情故事了,已经升华到宗教的高度,众生男女都是‘那世界的命命鸟’。对于敏明而言,世俗世界‘仰光’也成了彼岸世界,而佛国净土则成了此岸世界”[9]。佛教认为,通过修持,完善自我,宁静心灵,就能达到涅槃之境。在有中国佛教之称的禅宗那里,心性是惟一的解脱之路。禅宗认为世间万事万物以及成佛得道都在人的自心即真如本性之中。许地山在内心秉持宗教的信念,如果按照他对于佛教的融入,那么《命命鸟》中的敏明和加陵就不是走向死亡,不是悲剧,而是拜托了人生的痛苦,升入了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对死的尊重,也是对佛教所传达的精神的尊重。
  参考文献:
  [1]王利芬.1976-1922:宗教与文学——从一个角度对今年文学的回顾.创作批评论:36.
  [2]李耀威.《宗教与文学》中佛教与文学关系研究.研究者,2011.08:22.
  [3]普慧,刘林魁.六朝佛教与文学研究的又一力作——评高文强《佛教与永明文学批评》.长江学术,2008(3):169.
  [4]陈薪羽,找小琪.近三十年来佛教与文学关系研究论述.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1)(总第124期):127.
  [5]韩伟.探究宗教与文学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6-15(第007版):1.
  [6]普慧.佛教思想与文学性灵说.文学评论,2012(2):139.
  [7]普慧.佛教思想与文学性灵说.文学评论,2012(2):140.
  [8]陈东海.中国佛学思想对许地山文学创作的影响.商业文化,2011,12:355.
  [9]张晓亮.许地山小说《命命鸟》中的宗教意蕴.文学选刊,2010,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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