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调查】农民工政治参与是什么

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指民主社会中普通公民通过合法途径，运用直接或间接的政治手段，施影响于决策与管理机构以及监督政府公务的政治行为。公民政治参与的状况除了受社会环境和参与对象的影响外，也与其社会经济地位、自身政治素质和政治文化有关，因此，不同的社会阶层或团体，其政治参与状况也各不相同。

农民工是一个数量庞大而又十分特殊的阶层。据保守估计，农民工有6000－8000万人，他们亦工亦农，亦城亦乡，非工非农，非城非乡。显然，农民工是我国政治稳定和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我们考察公民政治参与时，不可忽略的重要阶层。同时，农民工自身的特殊性也使现有的关于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和工人（市民）政治参与研究的结论与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实际状态有着显着的差距。

因此，考察农民工阶层的政治参与状况，既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又有着显着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在流动中自身的政治素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另一方面，他们的政治参与行为的特点是什幺？他们的民主政治权利能否在流动中得到实现？为了了解和回答这些问题，2001年春夏之际，我们在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市对农民工作了随机性的问卷调查，一共获取有效问卷753份。

一、“体制性边缘人”：农民工的生存状态

在考察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因为我们预设，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与其生存状态有着密切的联系。

1.人口特征 2）年龄：绝大多数是年青人，18－35岁的年青人占了总数的69.7%。（详见表1） 2.就业分布、流动年限和收入 2）流动年限 3）收入水平

调查对象的收入水平主要在200－600元之间，占了总数的53.1%。也有一部分农民工收入较高，8%的调查对象月平均收入在1001元以上。（详见表3）

3.社会生活

1）与城乡社会联系 （还有1.8%的人未回答）。

城市生活、工作的经历也在改变着农民工的思想观念。他们对家乡的社会认同程度在下降。比如，在问到“您现在对家乡的风俗人情、观念、行为等还看得惯吗？”时，只有1/3多一点的人认为“基本都看得惯”；有47.6%的人回答“有些看得惯，有些看不惯”；有10%的人则回答“基本都看不惯”。（详见表4） 但是，这并不妨碍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喜爱和认同。有27.8%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很喜欢” （详见表5）因此，有近半数（45.7%）的调查对象表示希望把户口迁到城市来。不希望的有16.1%。（详见表6）值得注意的是，有相当一部分调查对象对这两个问题持“无所谓”

的态度，分别占19.4%和37%。这可能和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边缘处境有关。

2）业余生活

农民工的业余时间多少不尽相同。一般说来，在工厂企业的农民工，业余时间较少，而且比较固定，而自己作生意和打零工的农民工，则业余时间较多，且自由支配程度较高。在选择“如何打发工作之余的时间”时，排在前三位的是：“看电视、电影”，占52.7%：“读书看报”，占45.8%：“聊天”，占40.1%。（详见表7）在能够看到电视的农民工中，电视剧、新闻时事和文娱节目最受欢迎。（详见表8）

从上述调查和分析来看，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具有以下特征： 第二，农民工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农民工进城的主要动机是挣钱，有72.8%的人将“挣钱”作为其外出的主要目的。从他们的收入情况看，绝大多数都提高了收入，改善了经济状况。这一点从他们的月均收入可以得到说明。他们中月收入在200元以上，即年收入在2400元以上的占88.3%，而200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则为2366元。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农民工的收入水平高于平均数。月收入在600元以上的占35.2%，明显高于2001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860元（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1年）。可见农民工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达到了甚至超过了一般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换句话说，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有较为充分的收入保障。

第三，职业和生存状态的边缘化。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来看，他们中多数在城市从事的是托达罗所说的传统产业部门工作。这里似乎印证了托达罗的一个观点：无技术的来自农村的工人首先会在所谓的“城市传统部门”就业一段时间，再取得更加长期稳定的城市现代部门的工作。但是，这并非中只有农民自身的原因，还有体制性原因。由于户口的限制，他们进城后面临的是一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他们只能在“非正式的劳动力市场”中寻求“城市剩余工作”。

工作和生活在城市里，使他们的生活方式也逐步城市化了。在工作之余，他们主要以“看电视、电影”、“读书看报”、“聊天”和“逛街购物”来消闭。而在平时喜欢收看的电视节目中，排在前三们的是电视剧、新闻时事和文娱节目。在流动中，他们与城市大众传媒的距离也越来越接近。但是，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并不意昧着他们已经进入城市社会。这可以从他们与城市居民的交往状况中得到体现。同时，农民工的利益缺乏有效保护。他们中78.9%的人明确表示同意“在打工的地方急需代表外来人员利益的组织或机构来代表和维护外来人员利益”这种说法。这恐怕是对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无助地位的最好诠释。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想用“体制性边缘人”这个概念来概括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状态。

他们从事的是非农产业，但是身份是农民，他们居住生活在城市，户口却在农村。他们是亦城亦乡，亦工亦农，非城非乡，非工非农的边缘人。而这一切都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有着密切的关联。

二、流动的“政治人”；农民工的政治参与

在问卷设计中，我们选择了以村委会选举为主考察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一方面，选举虽然不是考察政治参与的唯一的形式，但却是一个重要形式。另一方面，村委会选举是村民自治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广大农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最重要形式。同时为了全面考察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状况，我们也设计了几道问题，考察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政治参与状况。

1.农民工的政治特征

一般的讲，公民的政治参与受政治参与的社会环境、公民自身的政治特征和政治参与对象的综合影响。但是在调查中，我们比较方便了解的是农民工自身的政治特征及农民工对政治参与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参与对象的主观印象，而对政治参与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参与对象的整体把握则不是问卷调查所能解决的。因此在这里，我们主要从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两方面来考察农民工的政治特征。

1）政治认知。政治认知是指关于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的作用以及这些作用的执行者以及政治制度的输入和输出的知识和信仰。作为公民政治认知对象的，一般有政治象征、政治典则和政治程序等方面。 （2）农民工对政治典则的了解不如政治象征高。对与农民工经济权益十分密切的《劳动法》，只有10.2%的人表示“非常了解”，54.1%的人只是“知道一些”，还有15.8%的人甚至“听都没有听说过”。（详见表9）同时，农民工对与自身政治权益密切相关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了解程度更低。只有7.8%的人认为“非常了解”，表示“听都没有听说过”的则占26.3%。（详见表10）农民工对《劳动法》在了解程度比《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要高，可能是因为《劳动法》与农民工的利益关联更为直接。

（3）农民工对政治程序的认知程序较高。如，有81%的农民工认为村委会干部应该由村民选举；认为不应该的只有3.3%。（详见表11）

2）农民工的政治态度

政治态度是公民在主观方面所具有的政治特征，主要包括政治关心、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和政治义务感。 （2）政治效能感。政治效能感是公民对自己政治参与行为影响力的主观评价。从调查来看，似乎存在一个矛盾。在回答“您认为能不能当上村委会干部由谁决定”时，60.2%的人选择了“村民选举”。（详见表13）这说明，农民工对选举对村庄领导人的产生的影响力是比较有信心的。但是在回答为什幺没有参加选举时，有196人选择了“上面都定好了，选也白选”，还有67人选择了“我的一票起不了什幺作用”。这种矛盾可能是农民工政治效能感的提高只是停留在观念层面，在具体的政治参与行为时则很少表现出来。 （4）政治义务感。多数农民工的政治义务感较强。在问到“您认为农民进城务工经商需要不需要到城市管理部门办理有关手续”时，有57.5%的人选择了“需要”，选择“有些需要，有些不需要”的占20.5%。而认为“不需要”的只有9.1%。

2.农民工与村委会选举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农民工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情况并不令人乐观。表现在：

（1）农民工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比例是比较低的。村委会选举是村民自治的前提和基础，是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但是对农民工而言，只有145人参加过家乡的最近一次村委会选举，仅占有调查对象总数的19.3%，而没有参加过选举的则有599人，占79.5%。（详见表16） （2）从参选的方式上看，不利于农民工真实意愿的表达。在参加选举的145人中，有占52.4%的人是亲自回村参加选举的；请别人代投的有23人，占15.9%；函投的有21人，占14.5%；通过其它方式投票的有17人，占11.7%。（详见表18）尽管村委会选举并不需求一定要亲自参加选举，但是亲自参加选举比其它方式能够更为真实的表达农民工的选举意愿。

比如，委托投票虽然是法律所允许的，但是委托投票往往将选择权交给了被委托人，委托人的选举意愿是否等到尊重和表达则完全取决于被委托人。

（3）服从性参与的特点比较明显。服从性参与是一种被动型参与，主要是由于受到他人命令、动员或暗示等而形成的。在回答“为什幺要参加选举”时，62.8%的人认为“这是公民的义务”；28.3%人选择了“村里要我参加”；有7.6%的是出于怕得罪人参与选举。

而出于利益动机主动参加选举的只有24人，仅占16.6%。（详见表19）

3.农民工在城市的政治参与

城市是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地，与农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多数农民工都希望参加城市的管理。有69.3%的调查对象认为，农民工应该参加城市的管理。（详见表20）农民工对城市参与的愿望较高也和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中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有很大的关系。由于在城市工作生活中，权益遭受侵害的情况经常发生，因此，农民工对“是否同意在打工的地方急需一定的组织或机构来代表和维护外来人员的利益”这种说法的同意率接近80%。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论通过以上对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描述和初步分析，我们大致能够得出如下结论：

1）农民工的政治认知水平较高。调查表明，尽管大多数外出村民的作出外出决策时最主要的原因是基于经济上的考虑。但是，城市不仅是人才、财富的聚集地，也是政治信息的聚集地，大众传媒也比较发达，城市的工作、生活经历不仅给他们提供了在经济上获取更高收入的机会，使他们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也促进了他们的政治社会化，促进了农民工的政治认知水平的提高。

2）农民工的政治态度总体来看比较积极。一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政治表示了关注，如有46.6%的人平时喜欢收看新闻时事类的电视节目。二是，政治效能感较强。如60.2%的调查对象认为能不能当上村委会干部由村民选举决定。三是，农民工的政治信任感较强。农民工对村民自治的认同程度较高，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村民自治是“农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

四是，多数农民工的政治义务感较强。如，当问到“您认为农民进城务工经商需要不需要到城市管理部门办理有关手续”时，有57.5%的农民工选择了“需要”，选择“有些需要，有些不需要”的占20.5%。而认为“不需要”的只有9.1%。

3）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行为并不令人乐观。一是，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实际与其政治认知水平的提高和积极的政治态度不相当。二是，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状况和其生存状况一样，也深深地烙上了城乡二元体制的烙印，具有“边缘性”的特点。这种政治参与的边缘状态是指，农村是农民工的户口所在地，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是农民参政的主要渠道，但是他们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不高；城市是农民工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与农民工的利益有着密切的关联，农民希望能够参与城市的管理，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他们又不能很好地参与城市的管理。

2.政策建议

流动不仅改变了农民工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等政治特征，也使其利益诉求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必然会在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的动机、目标指向上得到体现。因此，如何将一个为数庞大的阶层的变化了的政治参与意愿通过制度化的办法予以满足，是政府必然考虑和解决的问题。否则，农民工就会通过非制度化的渠道来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从而造成政治不稳定，城市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就是一例。

当然，由于农民工是我国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产物，有着其特殊性。因此，随着体制转轨的完成，这一特殊的阶层必然向其它阶层转化而趋于消亡，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也就随之不复存在。但是，转轨过程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在些期间通过技术层面的创新，化解农民工政治参与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修订有关法规，为农民工参与城市政治生活开辟途径。农民工因受户藉关系等限制很难参与城市的政治生活，不能享有和当地人一样的政治参与权利。建设修订有关法规，使农民工能够有条件地参与城市社区选举和人大代表选举。

2）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一是，可以在农民工流入比较集中的社区建立农民工自治组织。二是，充分利用农民工中现有的自组织。这样做，既有利于表达和保护农民工的权益，又方便政府对农民工的管理。

3）充分挖掘和发挥家庭功能。由于绝大多数农民工的家还在农村，因此，农民工关于村庄公共生活信息的获取、利益表达等也大都是通过其家庭来实现的，家庭在村民自治与外出农民工之间扮演了“传动轴”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两者的有机衔接。因此，深入挖掘家庭的功能，会进一步缓解“民工潮”与村民自治之间的紧张。

参考文献：

1.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3.亨廷顿、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4.刘应杰：《中国城乡关系与中国农民工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5.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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