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经济维稳元年等|经济维稳

　　2011年12月12日到14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作为中国最高级别的经济形势分析和决策会议，自然也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关于这次会议，大家首先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一个细节，那就是会期――10年来召开最晚的一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虽说每年的具体日期并不固定，但一般来说，是在每年的11月底到12月上旬这一段时间举行。2010年的会议是12月10日到12日，2009年的会议是12月5日到7日。
　　尽管这次会议比2011年只晚两天，但因会议事关重大，所以引起诸多猜想。一位经济学者猜测，会期推后是因为2012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太严峻、太复杂，难以决策。但媒体认为，这既表明了经济形势和问题的复杂性，同时也表明了中央政府决策的谨慎态度。
　　为准确的研判2012年的经济形势，制定有针对性的经济政策，会前两个月，中央领导就密集到全国各地、各类企业做调研。2011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明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方面意见。12月9日召开政治局经济会议，定调2012年宏观经济政策。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就是在一系列调研、讨论后，制定了“ 稳中求进”这一会议总基调。稳中求进有其特殊的含义：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总基调明显是求“稳”，“稳”被定为政策稳、发展稳、物价稳、大局稳“四稳”。其实对“进”的解释也是为了求“稳”。
　　1997年12月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把1998年总基调定为“贯彻稳中求进的方针”，但两个“稳”字大有不同含义，当时的调控政策都是从紧。从这个角度看，2012年可谓经济维稳元年。
　　中国和世界经济究竟怎么啦？有什么不稳定因素让我们推出了一个经济维稳年？经济增速下行已成定势
　　2011年，我国经济外需萎缩、内需不振，又受房地产调控、准备金率提高过快等因素的影响，再加上2009年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效果逐渐消退，经济增长正处在下滑势态中。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1年前三个季度，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分别为9.7%、9.5%、9.1%，低于2010年10%以上的水平。专家们一致认为，第四季度还是一个下行的状态。
　　2011年11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表明，当月CPI增幅回落到4.2%的全年最低点，但工业生产增速和累计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双双下降，前者从10月份的同比13.2%下降至12.4%，后者从10月份的同比24.9%放缓至24.5%。
　　同期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显示，2011年11月为49.0%，比上月下降1.4个百分点。发布者称，这是该指数自2009年3月以来首次降至临界点――50%以下，并低于历史同期均值2.9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趋缓，企业生产动力不足，制造业经济总体有所回落。
　　受国际经济低迷影响，我国的出口情况也有明显地下行趋势，2011年第一季度增长率是26.5%，第二季度是22.0%，第三季度是20.5%。到了10月份降到19.5%，11月份已经降到13.8%。
　　2011年各项经济指标指向一个结论，即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已成定势。
　　“无论从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工业的增长速度，还是出口，都出现了一个下行状况。”国务院参事室的特约研究员姚景源道出了经济学家的一致看法。
　　但2012年经济增长会下行到什么程度呢？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稳增长”的主基调已定，经济增长下行也无悬念。但对于已经高速奔跑了30多年的中国经济列车究竟将要降速到什么样，什么样的速度是比较安全的，国际国内仍有不同看法。
　　“中国经济增速在回落，增速适度回落是我们期望的。但要防止经济增速回落过快，引发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所以，要稳住经济增长。”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认为，“2012年的经济增速会保持在8%以上，在8%-9%都是稳定的增速。”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室主任刘霞辉认为，“稳增长的意思还是要保增长。所以，2012年我国经济工作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保障经济增速在8%以上。”他继续分析说，这就好比人吃了很猛的药，病治好了，但身体很虚弱，现在需要把身体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我国的经济增速必须是不再往下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解决其他问题。如果经济增速继续下行，失业增加、老百姓收入得不到保障，社会事业没办法进展，那就很棘手。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12月7日发布《经济蓝皮书：2012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预计2011年中国GDP增长率将超过9％。2012年，若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不再发生显著恶化，国内不出现大范围的严重自然灾害和其他重大问题，经济增速虽将继续有所回落，但仍保持在合理增长区间，GDP增长率预计达到8.9％。
　　全球各大机构对预判2012年中国GDP增长率也十分有兴趣，但其预判结果，与国内机构和专家学者的预测基本一致，都是8-9%的增长率，只有野村证券给出了全年增长7.9%的低预期。
　　国内外各机构和经济学家所有预判有一点非常一致：中国经济两位数的高增长时代结束。但如果GDP增长率低于8％，也是中国经济社会不能承受的，因此，2012年或许我们又将不得不重提保八。
　　
　　全球各大机构对2012年中国GDP预测
　　机构名称 2012年GDP预测
　　野村 7.9%
　　瑞银 8.0%
　　摩根大通 8.2%
　　世界银行 8.4%
　　摩根士丹利 8.4%
　　花旗银行 8.4%
　　经合组织 8.5%
　　建银国际 8.5%
　　亚洲开发银行 8.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9.0%
　　（数据来源：信报财经）
　　
　　经济增速下行的原因
　　一国经济增长、下降，抑或衰退，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都跟总需求有关。拉动一国GDP增长的总需求，即投资、消费、出口，在我国被形象地比喻为“三驾马车”。经济增速下降或衰退，通常就是其中一项或两项出了问题，但我们这次经济增速下降是投资、消费、出口全都遇到了问题，换一句话说，就是总需求不足。
　　有人说，这次经济增速回落是我们主动调控的结果，是要把由政策性刺激转到内生力量的自主增长。但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目前经济出现的下行是不可避免的，大家要有这个心理准备，要接受这个下降的现实。”
　　看来经济学家认为，我国目前经济增长减速，是不可避免的，不是调来调去调出来的。
　　
　　外需下降
　　2008年，因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了全世界，使世界经济跌入低谷，在各国政府的强力干预下，全球经济曾出现过短暂的“回暖”，但因并未消除危机形成的深层次的原因，2011年的全球经济又在欧债危机中再次陷入困境，甚至有人担心“二次探底”。
　　就美国经济而言，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2012世界经济展望论坛”上说：“美国经济目前的增速太缓慢了，没有办法很快实现充分的就业率，即便在最乐观的情况中，我们也知道美国如果想要回升到正常的就业水平，也要等到2017年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与斯蒂格利茨教授有同感，他认为，大家讨论美国危机复苏是L型、V型、W型，不管什么型，反正未来几年美国再也不可能恢复到2007年之前那种繁荣的高增长。现在美国主流经济学家都已经感到经济复苏的艰难性，奥巴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萨姆西教授甚至担心美国会出现日本经济衰退十年的情况。
　　从欧洲来看，欧债危机也没见什么转机，很可能陷入长期衰退的境地。
　　欧洲的债务问题已经够严重了，但斯蒂格利茨教授认为，欧洲、美国最严重问题不是债务问题，而是“失业率太高，没有好好地利用自己的资源。”2011年，美国的失业率的确居高不下，已经达到10%左右。同年10月，欧元区综合PMI指数继续从49.1跌至47.2，达到2009年7月以来的最低点，实体经济全面下滑。
　　美国和欧洲是我国重要的外贸市场，欧盟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他们的经济不景气，对我们的出口，从而对我们的GDP会有很大的影响。在外需上,2011年的第三季度,我国的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已经微乎其微。很多专家和机构预测，2012年我国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可能降为零甚至负数。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严峻的外需形势。
　　
　　投资驱动作用效果减弱
　　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2009年“4万亿”投资带动之下的井喷态势，在2012年将难以出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认为，在过去两年中，由于投资过快增长和货币过度供应，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诸如严重的产能过剩、投资效益不高以及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因此，未来投资要适当降温。
　　但“目前中国经济还是以投资推动的经济，如果没有足够的投资作为它的牵引力，靠国内消费和进出口都会比较困难。” 刘霞辉直言不讳地指出。
　　2012年，政府将更强调稳定既有投资的重要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保持适度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重点抓好在建和续建工程，确保国家已经批准开工的在建水利、铁路、重大装备等项目资金需求。2011年12月15日，李克强副总理在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城镇化。城镇化既可增加投资，又能拉动消费，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这个看法与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看法一脉相承。
　　有媒体报道，在目前主流的经济分析中，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20%以下是缺乏有效投资需求的，在25%以上是投资过热，因此维持在20%－25%的投资增速可能是会议所提出的“适度投资规模”的背后含义。
　　然而，如果我们把固定资产投资和GDP增长做一个比较，将会发现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效果越来越弱。“这个数字在2000年，大概是每1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对应3.8万元的GDP值。在2010年，1万元的投资能带动1.6万元GDP的值。到2011年1-3季度我们算了一下，1万元的投资只能带动1.5万元GDP的值。一方面我们非常依赖投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效果越来越弱，越来越变成一个事倍功半的事情。”中国国际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在2012世界经济展望论坛上说。
　　其实，在2009年就有人撰文说，“中国是全球前十大经济体中，唯一一个实际GDP较去年有所增长的国家――这本身就是一项成就。但从2010年起，此项成就的代价应会变得更明显。例如，今年前9个月的GDP增长中，95%是由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的。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表示，中国2009年的增量资本-产出率 (ICOR)――一个衡量资本支出效率的指标，等于年度总投资额除以实际GDP增长――将不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平均水平的一半。言外之意一目了然。”（英国《金融时报》 2009年12月7日 Lex专栏报道）
　　投资规模下降和投资驱动作用效果的减弱，是2011年GDP增速下行的原因，同时也是影响未来我国经济“稳增长”的重要原因。
　　
　　消费提高尚需时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
　　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不振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短板。当前，国外消费萎缩，国内消费也同样难以提振。有经济学家指出，消费问题实质上是分配问题，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日前，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显示，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基尼系数为0.16，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48，远远超过了0.4的警戒线，并且这种差距仍有扩大的趋势。王小鲁进一步分析认为，由于相当数额的灰色收入没有被计入在内，再加上目前公布的统计数据可能与实际情况有一定出入，中国实际的基尼系数可能已经高于0.5。
　　基尼系数是反映贫富差距状况的常用指标，一般认为，基尼系数0.4应为一条预警线，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社会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况。
　　基于扩大内需的考虑，中国政府高度关注收入分配失衡问题，并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实现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但从统计数据来看，在“十二五”的开局之年――2011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9.6%，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13.7%，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6%。 有媒体报道，在2005-2010年期间，除极少数年份，居民收入增幅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低于GDP增幅。
　　“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消费就上不来。”王小鲁说。
　　夏斌进一步说，在中国社会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尽管政府采取各种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这就意味着中国消费的高增长也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针对收入分配格局的严重失衡直接导致的消费乏力、内需不振，经济学家华生提出，消费的本质是分配问题。当前，必须要下大力气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才可能提振内需，进而促进经济发展。
　　因此，从出口、投资、消费这“三驾马车”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很自然的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GDP增幅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今后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保持在两位数以上的增长速度。
　　
　　宏观调控政策走向
　　外需――出口萎缩、低迷，内需――消费需求提振需要一个过程，投资又要谨防出现上一轮刺激政策的负面效应，这无疑给2012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增加了难度。
　　基于对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的分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稳健的货币政策
　　中央这次提出的稳健的货币政策与过去有所不同。2010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货币政策也定调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当时防通胀是首要任务，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其实已是紧缩政策。
　　夏斌认为，现在稳健的货币政策则是，确保实体经济保持8%-9%的合理速度的货币供应，不过度紧缩，也不是像过去一样保持经济两位数增长的货币供应。
　　“2011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要适度，不能说紧就紧到企业活不下去，要松就过度宽松。现在的形势需要进行政策微调，但是绝不能搞过度宽松。政策的适度非常关键。”王小鲁继续说：“如果为了拉动经济，再搞一轮宽松政策，再搞一轮刺激经济，会形成恶性循环，对中国经济的伤害更大。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吞咽过去过度宽松的信贷政策带来的苦果。对抗通胀其实是个痛苦的过程。”
　　社科院蓝皮书同时指出，预计2012年中国物价呈回落态势，ＣＰＩ上涨4.6％。造成物价快速上涨的主要因素还没有大的变化，稳定物价还面临很多挑战。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提醒说，通货膨胀率即使下降到3%、4%以上，仍然不可掉以轻心。我们一方面要保增长，另一方面还是要防通胀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政策组合来加以应对。
　　有人认为，我们既要保增长，又要防通胀，我国经济已有滞胀风险，甚至已经滞胀。滞胀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指物价上涨，同时经济停滞。
　　但樊纲、华生等经济学家反击说：2011年经济增长在9%以上，2012年经济增长可能是八点几，同时通货膨胀又在下降，经济增长比通胀快那么多，怎么是滞胀呢？
　　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和物价并没有得到完全控制的现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
　　如果我们的GDP增长率降到8%以下，CPI涨到5％以上，那将是一个什么结局呢？
　　
　　积极的财政政策
　　单纯的放松银根负面作用仍在，在稳增长总基调下，决策者和经济学家都对财政政策寄予了厚望。
　　“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稳定地发展，关键在结构调整。结构能不能调整过来，关键在财政政策。财政政策是这轮宏观调控能不能坚持下去的关键，也是结构调整的关键。”夏斌表示。
　　当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显得十分紧迫。而主要依靠增加政府支出和扩大公共投资，这种“粗放型”的扩张对于经济结构的负作用已经逐渐凸显。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性操作也必须着眼于“精细化”，在保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寻求平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财政政策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大民生领域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这意味着结构性减税将成为明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四大任务指出，要“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和房产税改革试点，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
　　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分析，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的试点明年将在上海启动，这将解决重复征税的问题，再加上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上调，未来间接税的整体税负水平将下降。下一步在消费税领域还有很大减税空间。
　　这都是针对“扩大内需”的具体改革税制的要求。不难理解，因为税收是国家调节居民收入、刺激居民消费最重要的手段。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教授强调，为配合调结构，积极财政政策还应带有明显倾向性。比如出台对中小企业、循环经济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值税减免等措施。
　　10月以来，中央高层充分调研各地经济运行情况特别是中小企业困难之后，出台了提高增值税、提高营业税起征点、减免小微企业行政性收费等扶持性政策。
　　但夏斌认为这些还远不够，还要向战略型行业倾斜，特别是向小微企业倾斜，向有助于扩大消费型的各领域，包括社保、医疗教育等等倾斜，同时必须向结构调整和价格改革补贴支出倾斜。因为今后的一两年内，中国的物价在调控的压力下将趋于一个温和的上涨阶段。在这个过程中要保持低收入群体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下降，就需要政府补贴到位。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国的改革往前走，结构调整往前走，而不是简单的采取总量放松的政策。
　　结构性减税的含义是有增有减。在增的方面，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表示，2011年年底将会对重庆、上海两地的房产税试点情况进行总结，会讨论和决定下一步扩大试点的方案，至于是哪些城市，目前还很难确定。但未来的房地产调控大方向是以房产税等经济手段来逐步替换“限购令”这样的行政手段。
　　夏斌认为，还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在交易环节征税来限制投机炒房。
　　刘元春表示，根据他们设定的模型测算，如果消费税营业税减10%，对GDP的拉动作用将达到4.5%。在他看来，减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对以上讨论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在“2011财新峰会”上分析说，对于中国经济，现在讨论比较多的是集中分析三架马车，拉动经济增长总需求的三个组成部分：投资、消费、出口。这些问题当然很重要，但是，三架马车的分析非常明显是源于凯恩斯主义短期的宏观经济分析。吴敬琏认为，这不是最关键的、最重要的。短期问题的根源在于长期，他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怎么应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处理短期问题，而是从解决深层矛盾，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来解决短期问题。短期问题需要处理，宏观经济当局是有能力，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问题来保持经济的稳定。但是，要根本解决像增加消费需求这样的问题，如果不解决长期问题的话是解决不了的。
　　中国长期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吴敬琏指出，怎么样从靠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粗放的增长模式转到靠技术进步和消费提高驱动的集约增长模式转变是关键。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在于切实推进市场化的改革，以及支持市场经济的其他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制度改革。
　　对于吴敬琏提出的问题，夏斌英雄所见略同地给出了一些具体意见。他在“2012世界经济展望论坛”上明确提出，必须加快国务院关于新非公36条的全面落实，拿出战略勇气进行国退民进。
　　夏斌认为，必须支持民营企业、民营资本全面进入中国各个产业。要稳增长，必须要有新思路，靠计划经济是计划不出来的，必须开放市场，打破国有资本的垄断。他认为，现实的中国存在大量的投资需求，同时中国又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家，不缺民间资本，就是找不到出路，所以，我们必须鼓励民营资本进入社会各领域，而且要加快速度，这是解决稳定增长的关键。关于国退民进，夏斌说，2012年中国的外部环境会更加恶劣，外需受影响，投资受机制的限制，要保持稳增长，要保持高就业率，必须扩大消费，把消费加快提振起来。中国政府握有大量的国有资产，我们算出中国的各行各业绝对与相对控股的比例，多余的股份逐步向市场销售，慢慢卖给市场，卖给老百姓。政府拿这个钱干什么？促增长、稳社会。他说：“我知道在这方面一些人有不同的想法，我也知道这么做有难点，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我仍然要呼吁，要解决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有大的想法，必须要有战略性措施，这样才能真正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中国经济总体平稳
　　――专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邢国均研究员《中国新时代》：欧债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有很大影响，您认为，对我们国家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欧盟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他们出问题了，会不会对我们影响特别大？
　　邢国均：有影响，但是，不像有些媒体说的那么大。欧债危机导致他们消费低迷，所以，对我们的出口会有一些影响，还有就是对外汇储备影响大一些。但这些影响都不是致命的，都不算太大。
　　
　　《中国新时代》：您觉得，2012年我国GDP的增长率会是多少？
　　邢国均：2011年的GDP会维持在9.3%左右。我的预测，2012年会有所下降，但不会有太大下降。2011年是9.3%，2012年会是9%以上。中国现实的情况决定，GDP绝不能低于8%，低于8%，就会出问题，这是共识。所以，2012年的GDP相对容易估算。
　　
　　《中国新时代》：您对GDP的预判，是基于什么原因呢？
　　邢国均：这有几个原因：第一，我们的社保改革在加大，需要扩大一部分支出；第二，要扩大内需；第三，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会形成新一轮的投资，对GDP有拉动作用；第四，国际社会经济不稳定，整个发达国家经济长期低迷，中国在这种环境下保持经济稳增长还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的GDP增长率要保持在9%以上，这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
　　
　　《中国新时代》：您怎样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中求进”总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邢国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总基调和宏观经济政策都很英明。2011年第三季度物价高涨，达到了6%以上，第四季度降下来了，2012年还会下行，所以，货币政策2012年会有所宽松，货币政策宽松对推动经济发展又会形成有利条件。另外，财政政策重点会在提高内需上。例如，社保改革，提高工资等等，都会拉动内需。还有税费改革，比如中央提出的结构性税改，这些对于拉动内需都是好事情。投资也还会保持适当规模，2012年会形成新一轮的投资。外贸方面，我们本身就应该缩小，只是不要明显地出现大幅滑坡。发达国家不行了，还有新兴国家需要我们的产品。所以，我说2012年我国经济不会出现大的转折，搞好了GDP增长率有可能回升到9.5%。
　　
　　《中国新时代》：您觉得2012年中国的股市会怎么样？我们怎么从中赚钱？
　　邢国均：世界上的事情不怕最复杂的事情，就怕最简单的事情，越简单的事情越不好办，股票市场就是最简单的事情，就是一买一卖，但是很少有人在这里赚钱。黄金也是一买一卖，但是很多人在这里也赚不到钱。世界上越简单的事情就越不是老百姓干的事情，因为干不了。
　　
　　《中国新时代》：2012年房价会探底吗？
　　邢国均：2012年房价肯定会跌，现在就开始跌了，不跌不行，不跌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就证明我们宏观调控失效；另外该挤的泡沫也要挤掉，就像一个人长了个脓包，必须人为地给挤出来，然后给他消消炎，否则，脓包长大自己破了危害太大。
　　
　　《中国新时代》：您对2012年中国经济的总体运行怎么看？
　　邢国均：总体经济没太大问题，不要太悲观。
　　中国民营经济已陷入滞涨
　　――专访北京经济贸易大学汪新波副教授《中国新时代》：您对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势，比如说对GDP增长有什么看法吗？
　　汪新波：短期经济分析我还得保持点谦虚。短期的东西，实际上是长期的结果。所以，我还是用我对长期问题的认识，来解释你们提出的短期问题。1992年，我国提出，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市场经济，但这些年回头看，市场经济的东西更多的是停留在名义上。实际上，市场经济在退缩，国进民退很明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想这件事情，应从它的历史说起。说之前，首先要讨论一个概念。
　　
　　《中国新时代》：什么概念？
　　汪新波：滞涨，中国特色的“滞涨”。
　　
　　《中国新时代》：滞涨不就是经济停滞伴随着高通货膨胀吗？何谓中国特色呢？
　　汪新波：我们现在讨论一个问题：中国存不存在滞胀，或者说存不存在滞胀的风险。现在有一批主流的官方经济学家是坚决反对这种说法的，因为按照定义的话，我们2012年保证9%的增长速度就没问题了，只要愿意，我们的经济总是可以高歌猛进，直到投资拉不动经济为止，滞胀这个东西不存在。但是，我注意到厉以宁等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还是坚持中国已经滞胀，或有滞胀的苗头。
　　看中国存不存在滞胀或者滞胀风险，一定要在制度背景下看。滞胀是衡量市场经济状态的，只有在市场经济当中，通胀这个符号或停滞这个符号才和经济与政策有关。在中国你要看滞涨是否存在，主要看民营经济是什么样的。
　　从民营经济来看，滞胀毫无疑问是存在的。我们从就业难，从浙江、广州出口企业出现的倒闭潮这些方面来看的话，中国的民营经济实际上一直是处在滞涨中。我的判断是从2006年或2007年就开始了，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更加恶化，以后就没有解决。金融危机期间，我们下了4万亿的猛药，但都给国有企业吃了，民营企业特别是外向型民营企业只好大批倒闭。
　　从制度角度来看，中国是个二元制度的国家，民营经济一块，官方经济一块。这些年每当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政府都是财政扶持、投放，投放的主要是国营部分，国营部分得到扩张，民营部分收缩、倒闭。所以，这个二元结构的民营成分已经越来越少了，官方的经济越来越大，这是“吃药”导致的。
　　
　　《中国新时代》：我们知道西方国家历史上出现过滞涨，他们是怎样解决的呢？
　　汪新波：滞胀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美。滞胀预示着一种经济模式的死亡，新经济模式的出现。
　　西方国家从1929年到1933年大危机之后，开始实行挽救西方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国有经济在各国都有很大发展。西方从自由放任的经济变成了混合经济，国有经济在西方国家，例如，法国、意大利等国占到很大比重，英国也有很多国有成分。
　　上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了滞胀。滞涨的出现，宣告凯恩斯主义的破产。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清一色的都是财政政策，凯恩斯之后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成为主流。弗里德曼打出的旗号就是反凯恩斯革命，也就是说滞胀用财政的刺激、扩张这种方法已经不管用了，其直接结果就是通货膨胀，另外一个结果就是经济停滞。经济上有一个自然增长率，到一定时候，你的药虽然下去了，但实体经济本身不受任何影响，所以，经济会出现既停滞又通胀的现象。
　　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这个时候由财政政策转向货币政策，货币主义要求货币供应量要和经济增长率严格保持一致，超过的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M2的部分，超过的部分就是通货膨胀。当然这是那个时候的解释。
　　
　　《中国新时代》：他们在产业政策上是怎么解决的呢？
　　汪新波：在产业上，我们知道西方讲究一个放松管制。那个时候的垄断被打破，都起源于70年代，当时的电力改革，石油、能源这一块改革，都采用了产网分离模式。
　　我研究过天然气价格的形成，我知道他们70年代的基本做法。西方所有的公司，包括贝尔，他们的垄断者也是私人投资的，政府管制的是什么？你的价格不能自由定价，你是垄断者，你要向我汇报成本，价格要搞听证。我要在你成本的基础上，再给你一个法定利润率，避免垄断企业乱定价。西方在解决滞涨的时候，其应对办法反而是反凯恩斯主义的，然后是私有化解决。到了80年代的时候，就更明显了，1984年电报电话被分拆，这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案例。
　　英国做得更彻底，把所有国有成分全部卖掉，从气、电、油田到铁路、交通，只保留了管网部分。
　　格林斯潘的前任沃克尔采取的政策就是，在通货膨胀上，即使当时的美国经济不景气，货币也是严格按照货币学派的公式进行，但是他们实行的是私有化，私有化加上货币总量严格的控制，同时治理滞和胀，胀是一定要控制住货币，滞是自由化，让民间自己去改善工作效率，焕发市场经济的活力。通过货币政策、私有化和民间市场的自由化很快使英美从滞胀危机中走了出来。走出来之后，到了80年代后期，又出现了新的IT产业，美国开始崛起了。格林斯潘赶上了一个好的机会，他在台上期间只需要根据需要发行货币，所以，没有产生通货膨胀，更没有产生滞胀。无通胀的高增长阶段，实际上是在事先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美英等国坚决地用私有化克服了滞胀，实际上就说明了凯恩斯主义的破产。
　　
　　《中国新时代》：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解决滞涨的经验吗？
　　汪新波：如果我们能回顾一下历史就不难看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好的时候都会和私有化有一定关系，无论是80年代的土地承包改革还是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结构趋于不好，是从1997年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开始大把花钱，尤其是集中投资基础设施项目，使得当时的投资率一下跳跃到40％左右。至此，中国经济开始成为投资拉动型和外需的驱动型，这也为现在的滞胀埋下了隐患。从那时开始，中国的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呈不对称的发展，由试图国退民进变成经济每前进一步都要靠国企投资、综合拉动。现在，中国的投资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5个百分点，消费率却比别的国家低了20多个百分点，这种经济拉动方式是畸形的。
　　从这个角度看，只要投入的M2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那么即使经济增长可控，通货膨胀也将无解。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进一步民进国退。英美之所以走出了滞胀，是因为实行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加上产业私有化政策，我认为，这也是中国避免走向滞胀的不二法门，但是这一经验能不能在中国实施还很难说。
　　

推荐访问:元年 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