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贾康,献策中南海】

　　做中国最诚实、坚定的公共财政改革理念的推行者 　　 　　2010年1月8日，中南海，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正在进行中，此次的主题是“世界主要国家财税体制和深化我国财税体制改革”。
　　财税体制改革，是近年来民间与政府都高度关注的话题，中央领导对此次讲座非常重视。作为专题的讲解人之一，贾康对此更是慎之又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和课题组精心准备，讲稿经反复征求意见，修改多次。
　　讲课结束后，许多领导余兴未尽，在怀仁堂的会场，继续就这个话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之后，贾康听到了来自中南海的一些反馈，“满意度还比较高”。
　　这并不是贾康第一次参与议政，他有些记不清去过多少次中南海了。2002年以来他先后多次受到邀请，座谈经济工作，他也因此被媒体称为“中南海问策”的财经专家。
　　贾康从来就不是一个关在书斋里搞理论推导的学者，他从投身到财政理论政策研究的那一天起，就把目光投向现实，投向国家的大政方针、投向经济改革的最前沿。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贾康就是一个“活跃派”：他是分税制改革的有力推动者，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积极促进者，更是我国宏观经济的敏锐观察者。多年来，贾康参与了多项国家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制定的过程，他的思路和建议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采纳。
　　这位财政部科研所成立以来就职时最年轻的所长，中国经济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获得者，拥有严谨、理性的科学素质，卓越的感召力和行政组织才能。但三十余年来促使他在科研领域不断进行更为广泛、更深层次理论探讨的动力，是那颗跟随中国前途与命运一起跳动的心。作为从困惑、彷徨中“上下求索”，经历“十年浩劫”的青年一代，贾康从未忘记自己承载的历史重负，时刻祈盼着民族振兴。
　　
　　坎坷的求学之路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贾康迎来了春天――通过勤奋的自修和对解析几何等课程的突击补习，他考上了第一志愿：北京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系。
　　此时的贾康已近24周岁。带着多年以来的期望、梦想以及自学过程中难以解决的问题，他如饥似渴般地泡在图书馆、阅览室和教室，并最终以八个学期各门考试课程全优的成绩完成了大学学业。
　　在求学道路上贾康并未打算就此止步，但他认为自己若搞理论经济学研究，容易走上“空对空”的路子。抱着可以将经济理论与实际经济部门的运作结合起来研究的念头，他报考了财政部科研所，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
　　自第二年开始，他便跟随由资深研究人员担任的指导教师，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机关工作、学术活动和基层调研交织进行，十分繁忙。
　　在攻读研究生的三年时光，贾康初步学到了如何站在全局视角观察我国复杂的改革和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现象，也开始了对中国经济问题和财政状况的理论探索。1984年，他离京赴江苏调研，从南京只身一人坐火车，转汽车，乘江轮，辗转于常州、无锡、南通、镇江，走访财政部门和有关综合部门，调查了数十个工商企业及乡镇企业，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江苏之行的调查报告和其他一些文章随后陆续在有关刊物上发表，受到了专家的好评。而他向领导和有关方面汇报介绍的常州市综合财政工作情况，也被财政系统称之为“常州经验”而得到推广。此次调查研究的成果不止如此，贾康还找到了一条科研之路――他确定了自己未来“从事财经理论和政策研究，深入社会并奉献社会”的人生主线。
　　留财科所工作后，1988年夏天，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遇，他顺利地申请到每年只在全球资助两人、入选率极低的美国亨氏基金进修项目，去匹兹堡大学进修一年。1989年9月，贾康如期归国，随身携带的是《美国财政体系的特点及其对我国财政改革的启发》研究报告中英文本，并托运回了四大箱书籍资料。
　　回国以后，贾康继续在财科所工作。1994年担任财科所副所长，1995年破格晋升为正研究员，同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1998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2001年5月出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成立以来最年轻的所长，并出任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财政部高级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副主任，《财政研究》主编，先后被多家地方政府、高校聘为顾问或兼职教授……
　　纷繁的行政事务、应接不暇的社会活动，并没有影响贾康的学术研究。他潜心工作，边调研边写作，完成了大量有价值的报告：宏观经济政策、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财税改革方向、预算外资金的宏观管理、振兴财政的战略性思路、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等多个方面的多篇论文被权威刊物转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贾康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出色的研究成果，至今提起最初的也是最难忘的专题之一，还是分税制改革。
　　
　　最坚定的分税制改革推行者
　　1994年的宏观层面财税体制改革基本建立起了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上的国家宏观间接调控新体制，也因此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为重要的政府体系制度建设里程碑。这次改革中，财税配套改革处于中心地位，而核心就是实行分税制。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后实行了“统收统支”、“总额分成”、“分灶吃饭（地方包干）”等财政体制，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扩大，原有财政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中央财政收入占GDP 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过度下降，中央财政吃紧，财政分配状况紊乱。
　　1993年4月，中央领导听取了关于财税改革的汇报，指示财政部要研究财政与税收制度改革问题，指出现行包干体制是一种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落后体制，没有哪一个国家是这样搞的，财税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1994年1月1日，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实施。
　　而贾康正是这场变革的经历者，更是推动者之一。早在1986年，贾康就率先提出：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是我国财政改革的方向，必须改变“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1990年，他所写的《分税制改革与中央地方政府间的关系》一文受到时任财政部部长王丙乾的高度重视，写下了长长一整页批语。同年12月，国务院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建议》中提出，要在“八五”期间，有计划地实施分税制。
　　财政改革前后，他执笔的《有计划商品经济下的财政体制改革》（1991年全国财政理论研究优秀奖一等奖）、《我国财政平衡政策的再认识》（1993年全国财政征文二等奖）、《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1993年中国科学院评为“八五”优秀科技成果）、《关于我国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制度性原因》（1994年全国财政科研成果一等奖）等文章、调查报告，以及在中央电视台《经济专家论坛》所作的关于分税制的谈话，引起了社会上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对推进分税制的顺利进行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分税制实施后，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上升，中央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上升，分税制调动了中央、地方政府的理财积极性并促进了企业摆脱行政隶属关系的公平竞争，开启了后续深化改革、推进公共财政转型的空间。
　　从1986年的设想到1994年付诸实施，分税制改革从提出到最后出台，历经八载以上时间。这期间，贾康一直把主要研究重心放在宏观经济和财税改革上。能亲历改革历程，有幸成为分税制改革的推动者，至今仍是贾康感到骄傲的工作之一。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并非完美。随着综合国力提升、全国财政收入强劲增长、地方财政收入不断提高，分税制的优势展现出来，但运行中存在和出现的各类问题也很快显露端倪。在中央把财权适当上收的同时，各省也依葫芦画瓢把地市以下的财权上收。县乡基层政府财力捉襟见肘，许多地方出现了县乡财政困难问题。
　　当舆论对“分税制改革”愈益提出质疑的情况下，贾康认为，分税制改革对我国财政经济的正面影响毋庸置疑是里程碑式的，问题出在分税制的落实而不是分税制本身。他在与白景明博士合作的《县乡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一文中指出“县乡财政困难”的源头在于“五级财政、五级政府”的行政体制和财政层级构架，使得20多个税种的分税在其中无法落实。经过长时间的理论思考与在各地普遍调研的分税，贾康提出标本兼治、治本为上的思路，从财政体制创新入手解决县乡财政困难问题，通过财政层级扁平化――将五级渐次归为三级，进而才能摆脱体制难题，扫清改革障碍，走上真正的分税制和健康循环之路。
　　这篇文章获得2003年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贾康被称为“中国最诚实、坚定的公共财政改革理念的推行者”。以后几年间，与这个思路相关的改革事项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提起和认同，财政层级扁平化的改革试验（“乡财县管”与“省管县”）开始在各地积极尝试和扩展。
　　
　　把提案当成论文写
　　2008年，贾康当选为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光荣地担负起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使命。第一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他在上会前做了不少“功课”，积极准备为国家大事建言献策。
　　政协会议分组讨论中，温家宝总理专程来到经济、农业两个界别的联席会议，听取意见建议。贾康有机会做了一个10分钟左右的发言，建议在新农村建设、环境保护和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中，积极实行财政的政策创新和制度创新，通过转移支付、官员政绩考核、财政奖补措施和生态补偿机制等方面的改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
　　总理听得十分认真，边听边记。贾康一讲完，温总理就即席讲了一段令他印象深刻的话：“如果读一部财政史，你会感到惊心动魄……”――总理把财政分配制度和政策问题，提到人类历史中社会进步和追求公平正义的高度来认识。在“两会”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表示“本届政府要下决心推进财政制度改革”。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财政研究的学者，贾康听到总理的这番话语，深感自己作为政协委员责任重大。
　　“我是长期从事经济和财税研究的，参政议政对我是个新课题，如何才能尽职尽责、不负重托？我选择从熟悉的领域做起，从自己的专业做起。每次准备提案，我都把它当成科研项目，多方调研，反复论证，既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也思考解决问题的路径和办法，力争以严、深、细、实的学术态度，把提案当成论文做。”
　　回顾贾康从事财经理论与政策研究的三十年，正是对于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来说极为重要、至为关键的转折时期。贾康以他旺盛的激情、充沛的精力、求真务实的学术品格和永无止境的探索精神，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制度改革提供了多个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方案和理论认识，努力贡献出全部的智慧、才华和热忱，他无愧于时代的召唤！
　　责任编辑 张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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