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方式在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社会支持与病耻感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廖莉萍 朱珊珊 席永琴

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BD）是一种高患病率及高复发率的精神疾病，患者常表现出低落或高涨情绪交替、反复、不规则呈现，并伴有注意力分散、思维奔逸、夸大、疲劳迟钝、言语减少等症状，对患者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1]。目前，随着临床对BD 的认识不断深入、药物研究的不断进展及卫生健康教育的普及，BD 的治疗效果有所提升，患者预后情况逐渐得到改善。但BD 患者仍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及社会功能损害，导致其无法回归到社会正常生活中，产生受到歧视、自卑、焦虑等负性情绪，引发强烈的病耻感[2]。病耻感指患病者因疾病而产生的一种内心耻辱体验，是患者一种心理应激反应的体现。乔云栓等[3]研究报道，精神病患者的病耻感会降低其治疗依从性，从而影响疾病转归，降低生存质量。因此，临床在治疗BD 患者疾病本身的同时还需加强对其病耻感的关注，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干预。应对方式指个体在面对压力性事件或逆境时为达到心理平衡所采取的有目的、有意识、灵活的调节行为[4]。谭金华[5]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往往不能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来面对疾病，可能会使其对治疗产生抵触情绪，无法积极配合治疗，并降低适应能力，从而产生较强的病耻感。社会支持指个体自他人处主观感受到的被尊重、被理解、被支持的情感体验及满意程度[6]。王晴等[7]研究指出，未婚未育女性乳腺癌患者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越能坦然接受疾病，保持心理健康，并充分利用社会支持资源积极解决疾病相关问题，保持积极、乐观的应对方式。由此，推测应对方式可能在社会支持与病耻感之间存在一定作用，但三者在BD 患者中的关系研究较少。本研究分析应对方式在BD 患者社会支持与病耻感间的中介效应，旨在为临床对BD 患者实施一定干预，为减轻病耻感提供参考依据，现报道如下。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9 年1 月-2021 年10 月于抚州市第三医院就诊的BD 患者100 例，纳入标准：（1）BD 符合文献[8]《精神病学》中相关诊断标准：至少两次出现心境及活动水平的明显变化，有时表现为心境低落、精力减退及活动减少，有时表现为心境高涨、精力充沛及活动增加，并经脑部影像学检查、胸片、实验室检查等确诊；
（2）存在一定交流沟通能力；
（3）接受规范化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及心理治疗。排除标准：（1）合并其他原发性精神疾病，如焦虑症、精神分裂症等；
（2）既往存在酒精或药物依赖史；
（3）存在严重的躯体疾病，如恶性肿瘤、脑梗死、心肌梗死等；
（4）近半年内遭受过严重创伤性事件，如亲人离世。剔除条件：（1）出院后3 个月未按时到院接受随访；
（2）出院后3 个月内因各种原因病死。患者及其家属自愿参加本次研究并签署同意书。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本次研究。

1.2 调查内容（1）应对方式：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进行评价，量表共两个维度，分别为积极应对（12 个条目）与消极应对（8 个条目），共20 个条目，每个条目分别计0～3 分，哪个维度分数越高，表明患者越倾向于哪个维度的应对方式。该量表Cronbach’s α 为0.876，重 测效度为0.721，提 示量表信效度良好[9]。（2）社会支持：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进行评价，量表共3 个维度，分别为其他支持（4 个条目）、家庭支持（4 个条目）及朋友支持（4 个条目），每个条目分别计1～7 分，总分12～84 分，分数越高，表明患者社会支持水平越高。该量表Cronbach’s α 为0.840，重测效度为0.741[10]。（3）病耻感：采用精神疾病患者病耻感量表中文版（stigma scale for mental illness，SSMI-C）进行评价，量表包括3 个分量表，分别为歧视（13 个条目）、病情掩饰（10 个条目）及积极效应（5 个条目），每个条目分别计0～4 分，总分0～112 分，分数越高，表明患者病耻感体验越强烈。该量表Cronbach’s α 为0.820，重测效度为0.720[11]。

1.3 调查方法 患者出院后3 个月至门诊接受随访时，由2 名经统一培训的精神科责任护士以现场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患者应对方式、社会支持水平及病耻感等相关数据；
责任护士采用统一指导语向患者讲解相关量表填写方法及注意事项，患者完成问卷后由责任护士当场回收，并检查问卷完整性及有效性。本次共发放SCSQ、PSSS 及SSMI-C 各100 份，均全部回收，有效回收率为100%。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5.0 软件统计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均经Shapiro-Wilk 正态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以（）进行描述；
用中分位数间距[M（P25，P75）]描述偏态分布计量资料；
计数资料用率（%）进行描述；
采用双变量Pearson 相关性分析检验分析BD 患者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及病耻感之间的关系；
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检验应对方式在BD 患者社会支持与病耻感间的中介效应；
采用SPSS-Amos 绘制应对方式在BD 患者社会支持与病耻感间中介效应的结构方程；
检验水准α=0.05。

2.1 患者一般资料 100 例患者中男42 例，女58 例；
年龄18～34 岁，平均[26.00（24.00，28.00）]岁；
病程11～33 个 月，平 均[22.00（20.00，24.00）] 个月；
受教育程度：小学9 例，初中23 例，高中41 例，专科及以上27 例；
居住地：农村39 例，城镇61 例；
婚姻状况：已婚39 例，未婚48 例，离异12 例，丧偶1 例；
职业：学生20 例，农民11 例，企/事业单位职工42 例，个体户12 例，待业15 例；
BD 家族史：有13 例，无87 例；
居住方式：独居36 例，与家人同居64 例；
医疗付费方式：自费27 例，医保73 例。

2.2 BD 患者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及病耻感评分 BD 患者SCSQ 中积极应对维度总评分（14.62±2.18）分，消极应对维度总评分（15.50±1.80）分，PSSS 总 分（49.84±5.48）分，SSMI-C 总 分（75.34±6.96）分。见表1。

表1 100例BD患者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及病耻感评分[分，（）]

表1 100例BD患者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及病耻感评分[分，（）]

2.3 BD 患者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及病耻感的关系 双变量Pearson 相关性分析显示，BD 患者积极应对方式与PSSS 各维度及总分呈正相关（r＞0，P＜0.05），与SSMI-C 各维度及总分呈负相关（r＜0，P＜0.05）；
消极应对方式与PSSS 各维度及总分呈负相关（r＜0，P＜0.05），与SSMI-C 各维度及总分呈正相关（r＞0，P＜0.05）；
PSSS 各维度及总分与SSMI-C各维度及总分均呈负相关（r＜0，P＜0.05）。见表2。

表2 BD患者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及病耻感的关系

2.4 应对方式在BD 患者社会支持与病耻感间的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积极应对方式及消极应对方式在BD 患者社会支持与病耻感间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其中中介效应分别为-0.265、-0.164，直接效应分别为-0.600、-0.701，总效应均为-0.866，中介效应与总效应比分别为0.306、0.189，直接效应与总效应之比分别为0.693、0.809，即社会支持在积极应对方式参与的情况下对病耻感的效应中69.3%为直接效应，30.6%是通过积极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作用的；
社会支持在消极应对方式参与的情况下对病耻感的效应中80.9%为直接效应，18.9%是通过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作用的。见表3、4 和图1。

表3 积极应对方式在BD患者社会支持与病耻感间的中介效应

表4 消极应对方式在BD患者社会支持与病耻感间的中介效应

图1 应对方式在BD患者社会支持与病耻感间中介效应的结构方程图

3.1 BD 患者应对方式现状 应对方式是个体为适应或摆脱应激源的影响，缓解心理压力而产生的一系列认知行为适应性改变。本研究结果显示，BD 患者SCSQ 中积极应对维度评分平均为（14.62±2.18）分，消极应对维度评分平均为（15.50±1.80）分，更偏向于消极应对方式。分析原因在于，BD 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精神疾病，患者由于抑郁、躁狂症状的交替出现，情绪起伏较大，会导致脑部结构产生异常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损伤机体注意力、记忆力及理解能力，使其无法融入正常生活与工作。患者为减轻疾病对自身带来的强烈刺激及不良情绪体验，维持心理平衡，常常会通过抽烟、喝酒等消极应对方式来缓解患者内心的紧张不安及焦虑情绪，并通过隐瞒病情的消极方式避免他人对自己产生偏见，从而导致消极应对维度评分较高，积极应对维度评分较低[12]。

3.2 BD 患者社会支持现状 本研究中BD 患者PSSS 总分平均为（49.84±5.48）分，分析原因在于，BD 病程较长，且容易反复发作，家庭成员及周围朋友为减轻患者病情及疾病复发风险，会给予其较多关心、支持与照护，帮助其解决疾病相关问题，从而能使患者感受到较多的温暖与关爱，主观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水平相对较高[13]。此外，多数家庭相对保守，出于规避心理，常常不会对外诉说患者患病事实，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他人对患者产生的误解，与患者正常交往，从而使患者主观感受到的来自他人的关心与支持水平相对正常。

3.3 BD 患者病耻感现状 本研究结果显示，BD 患者SSMI-C 总分平均为（75.34±6.96）分，究其原因在于，BD 患者因其抑郁与躁狂症状的不规则交替出现，情绪处于极度紊乱状态，会导致其在情绪体验及表达方面存在异常，职业、社会环境适应能力较差，长此以往会产生较强的羞耻、自卑等负面情绪，导致病耻感较强。此外，BD 患者由于人际交往功能损害，与他人的交流沟通较少，容易产生被排斥、疏远等不良情绪体验，且患者内心相对敏感，还会放大他人的行为与情绪，从而进一步增加被歧视、孤立等复性情绪，产生强烈的心理应激反应，进而出现较强的病耻感[14]。

3.4 应对方式在BD 患者社会支持与病耻感间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通过Pearson 相关性分析显示，BD患者积极应对方式与PSSS 各维度及总分呈正相关，与SSMI-C 各维度及总分呈负相关；
消极应对方式与PSSS 各维度及总分呈负相关，与SSMI-C 各维度及总分呈正相关；
PSSS 各维度及总分与SSMI-C 各维度及总分均呈负相关，且经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积极及消极应对方式在BD 患者社会支持与病耻感间均起部分中介效应，说明社会支持可直接对BD患者病耻感产生影响，还可通过应对方式对BD 患者病耻感产生间接影响。分析原因为，社会支持水平较高的患者可利用的社会资源较多，可通过多种途径获得疾病相关知识，正确认识疾病，了解到目前临床对BD 的治疗手段较多，效果相对较好，积极配合治疗，培养良好的性格及行为习惯，保持心境平和，有利于减少疾病发作频次，可促使患者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疾病，采取以解决疾病相关问题为目的的积极应对方式[15]。而倾向于采取积极应对方式的患者会主动与他人交流、沟通，寻求他人帮助，减轻疾病对生活与工作产生的影响，降低心理应激反应程度，减少羞耻、自卑等负性情绪体验，进而降低对疾病产生的病耻感[16]。此外，社会支持水平较高的患者主观感受到的来自他人的关心、支持与帮助较多，被歧视、疏远等不良情绪感受较少，可使其能坦然接受、面对疾病，减轻对疾病的排斥心理，从而进一步降低病耻感。对此建议，临床需加强对社会公众的健康教育，通过媒体、网络、公益讲座等媒介有计划地向社会普及BD 相关知识，减轻社会对BD 患者的误解与偏见；
并鼓励家人、朋友及社会公众给予患者更多的理解、支持与帮助，从而使患者感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以积极的心态及应对方式面对疾病，减轻负性情绪体验，降低病耻感。

综上所述，应对方式在BD 患者社会支持与病耻感间起部分中介效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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