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变迁的互动效应——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胡 飞，杨 杰

(安徽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城市群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嵌入全球产业链的程度日益提高，其已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理区域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产业配套的逐步完善、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营商环境的日益改善，长三角城市群已成为跨国公司的重要投资区位。依据国际经济理论，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的进入会通过多种传导机制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效应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传导机制之一。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利用外资的重要战略目标，其对于构建区域现代产业体系和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伴随着“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和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逐步减小，如何持续提升利用外资的水平和质量已成为我国各地区亟须思考的重要现实问题。在此背景下，本文对长三角城市群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为各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助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提升利用外资水平和质量提供经验依据与政策启示。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众多学者进行了探讨。魏作磊[1]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工业的平均贡献率远远超过农业和服务业。王燕飞等[2]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赵红等[3]应用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得出：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但是其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荆林波[4]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以及对工业内部行业结构的影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与中国产业结构的演进方向一致。史星际等[5]应用面板数据研究得出：外商直接投资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中部六省三次产业升级的偏差，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升级。聂爱云等[6]应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得出：外商直接投资总体上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且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呈现边际递减规律。贾妮莎等[7]认为，长期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具有促进作用。王静[8]研究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市场化门限效应。张林[9]运用面板数据研究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陈东景等[10]应用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得出：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但是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的交互作用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一定的负向影响。叶初升等[11]研究得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王曼怡等[12]应用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金融发展水平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已有大量文献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是既有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既有文献主要采用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鲜有文献对于长三角城市群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具体影响效应进行深入研究；
(2)现有文献尽管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但是缺乏产业结构变迁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深入分析，产业结构变迁是否会影响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有待探讨。鉴于此，考虑到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高地，并且产业结构演进较快，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探讨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同时考虑到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可能存在互动关系，本文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on，PVAR)模型，对二者之间的互动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以更加全面地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

(一)计量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依据计量经济理论，如果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计量模型会存在内生性问题，从而会影响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本文应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可以避免由双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对计量模型估计结果的影响。实证分析过程中，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相关分析借鉴Abrigo等[13]给出的方法。本文旨在探究长三角城市群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基于此，构建以下两个计量模型：

在模型(1)和模型(2)中，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p为滞后阶数。在模型(1)中，Yit为包括lnFDI和IR两个内生变量的列向量，Yit-j是由滞后j阶的lnFDI和滞后j阶的IR构成的列向量，γj为模型(1)待估计参数构成的矩阵，α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βt表示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在模型(2)中，Zit为包括lnFDI和IS两个内生变量的列向量，Zit-j是由滞后j阶的lnFDI和滞后j阶的IS构成的列向量，ρj为模型(2)待估计参数构成的矩阵，δ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θt表示时间效应，μit为随机扰动项。IR表示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IS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lnFDI表示各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的对数值。

借鉴干春晖等[14]、周国富等[15]的研究，本文应用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两个指标衡量产业结构变迁情况。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测算公式如下：

式中：i表示城市，j表示产业，t表示年份，yijt表示t年i城市j产业的产值，Yit表示t年i城市的总产值，lijt表示t年i城市j产业的从业人数，Lit表示t年i城市的总从业人数。产业结构合理化反映了生产要素在产业之间的配置效率和协调发展程度。依据经济发展规律，工业化后期，经济服务化趋势将愈发明显，产业结构“软化”趋势日益突出，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程度逐步提高。基于此，本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衡量各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样本为长三角城市群的26个城市，具体包括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杭州、嘉兴、湖州、舟山、金华、绍兴、台州、宁波、宣城、滁州、池州、合肥、铜陵、马鞍山、芜湖和安庆。在保证数据可得的基础上，本文选取的样本区间为2008—2019年。本文实证分析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EPS数据平台、《中国统计年鉴》、相关省份统计年鉴和城市统计年鉴，其中，各年各城市实际利用FDI的金额依据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换算为人民币。

(一)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依据计量经济理论，在对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估计之前，需要对变量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和确定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对变量lnFDI、IR和IS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可知，变量lnFDI、IR和IS为平稳序列。基于相关研究，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依据MBIC、MAIC和MQIC三个统计量来确定[13]。MBIC、MAIC和MQIC三个统计量一致表明，计量模型(1)和模型(2)的最优滞后阶数为1阶。应用广义矩方法(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对计量模型(1)和模型(2)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分别见表1和表2。为了提升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模型(1)与模型(2)的估计过程中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

由表1可知，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方程中，滞后一期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回归系数为正值，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据此可知，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演进具有惯性的特征。滞后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自然对数的回归系数不显著，由此可知，外商直接投资没有影响长三角城市群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究其原因，可能是长期以来，跨国公司在长三角城市群大多数地区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其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相对较小，外商直接投资没有对长三角城市群三大产业的协调发展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在外商直接投资方程中，滞后一期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据此可知，产业结构合理化对长三角城市群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具有负向影响。其原因可能是长三角城市群大多数地区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并且其在全球价值链中主要是从事加工组装等活动，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提高会促进劳动力的配置效率逐步提升，提高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从而会削弱长三角城市群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导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下降。这一结果也表明，长三角城市群亟须塑造利用外资的新优势，在利用外资方面需要突破对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路径依赖。滞后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自然对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惯性特征。

由表2可知，在产业结构高级化方程中，滞后一期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由此可见，长三角城市群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演进也存在惯性特征。滞后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自然对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据此可知，样本期间，外商直接投资抑制了长三角城市群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其原因可能是长期以来，长三角城市群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第三产业尤其是知识与技术含量高的现代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相对较小，因此，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并没有显著提升第三产业在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体系中的地位，相反，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第三产业在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体系中的地位提升。

在外商直接投资方程中，滞后一期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系数不显著，据此可知，长三角城市群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没有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产生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在样本期间，由于受服务业开放程度、劳动力成本等因素的影响，跨国公司在长三角城市群进行直接投资时，更青睐制造业，经济服务化并没有增加长三角城市群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吸引力。滞后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自然对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变化具有惯性特征。

(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稳定性检验

在进行方差分解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之前，需要分析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是否满足稳定性条件。如果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满足稳定性条件，则可以进行方差分解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依据计量经济理论，如果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特征方程的根均位于单位圆内，则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满足稳定性条件，也即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是稳定的；
反之，则表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不满足稳定性条件，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是不稳定的。对计量模型(1)和计量模型(2)进行稳定性检验，结果表明，两个模型的特征方程的根均位于单位圆内。由此可知，本文所构建的计量模型(1)和计量模型(2)均是稳定的，可以对二者进行方差分解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三)方差分解

为了分析各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程度，从而考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对计量模型(1)和计量模型(2)进行方差分解分析。计量模型(1)和计量模型(2)各内生变量预测误差的方差分解结果分别见表3和表4。

由表3可知，在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进行预测时，未来1期的冲击来自其自身，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没有对其产生冲击；
未来5期，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对其冲击有所增加，但是冲击幅度不大；
未来10期，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对其冲击进一步提升，但是冲击依然较小。由此可见，长期而言，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是影响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显著因素。在对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进行预测时，未来1期的冲击主要来自其自身，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对其冲击幅度较小；
未来5期，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冲击占总冲击的比重提高到22.20%；
未来10期，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冲击占总冲击的比重提升到34.36%。由此可见，产业结构合理化是影响长三角城市群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重要因素，并且长期来看，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对长三角城市群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逐步加大。

由表4可知，在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进行预测时，未来1期的冲击来自其自身，外商直接投资没有对其产生冲击；
未来5期，外商直接投资的冲击占总冲击的比重提高到20.28%；
未来10期，外商直接投资的冲击占总冲击的比重提高到23.71%。据此可知，外商直接投资是影响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因素。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进行预测时，未来1期的冲击主要来自其自身，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对其冲击幅度很小。未来5期和未来10期，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其冲击较为接近，冲击效应也很小。因此，产业结构高级化不是长三角城市群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显著影响因素。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为了明晰计量模型(1)和计量模型(2)中的各个内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本文对计量模型(1)和计量模型(2)中的各个内生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分别见表5和表6。

由表5可知，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格兰杰原因，即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变化没有导致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变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是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格兰杰原因。因此，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变化会导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变化。

由表6可知，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格兰杰原因，即长三角城市群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变化会导致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变化；
产业结构高级化不是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格兰杰原因。因此，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变化没有导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变化。

(一)结论

开放经济下，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通过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本文实证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合理化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其对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具有负向影响，其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

(二)政策建议

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地理区域之一，随着要素禀赋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动态演进，其面临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利用外资水平和质量的艰巨任务。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利用外资水平和质量的提升对于推动长三角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促进长三角城市群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的良性互动发展，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构筑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新优势。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城市群利用劳动力丰裕的要素禀赋优势，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参与产品内分工，逐步融入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产业链，成为全球重要制造加工基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影响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于长三角城市群而言，在劳动力成本低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条件下，依托丰裕的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嵌入国际生产体系是适宜的战略选择。但是，伴随着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土地成本等生产要素成本的日益提升、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全球利用外资竞争的加剧和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战略的加快实施，低劳动力成本将难以成为长三角城市群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持续优势，长三角城市群亟须塑造利用外资的新优势。未来，长三角城市群可以通过以下路径加快培育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新优势。其一，加快产品市场一体化建设，提升区域市场发展水平。新发展格局下，长三角城市群应积极提升消费和投资水平，加快产品市场整合步伐。通过构筑强大的区域市场，虹吸全球资源和生产要素，推动外资企业实现规模经济，从而增加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其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在生产要素成本日益提高的经济背景下，通过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可以降低外资企业的经营成本，从而可以抵消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对外资企业生产成本的不利影响，提升利用外资的制度环境优势。其三，进一步培育和壮大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的发展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外部经济，有助于跨国公司降低产品研发、加工制造等全球价值链相关环节的成本，从而提升本地市场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

第二，积极利用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外商直接投资。长期以来，长三角城市群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分布于加工组装等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外商直接投资在长三角城市群的集聚程度相对较低。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高度集聚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的提升。在发展开放型经济过程中，长三角城市群应加快培育人力资本、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管理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扩大高级生产要素的存量，以虹吸研发、营销等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外商直接投资，增强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动能。

第三，进一步加快服务业有序开放的步伐。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城市群的对外开放在产业方面存在不平衡特征。长期以来，制造业是长三角城市群对外开放的主要产业，制造业汇聚了大量外资。此外，长三角城市群服务业开放相对滞后，服务业亟须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伴随着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实施，长三角城市群应逐步降低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引导外资流入服务业尤其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部门，从而为协同推进利用外资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造有利的支撑条件。

第四，不断提升知识溢出的吸收能力。国际经济理论和经验研究已充分表明，知识溢出效应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机制，而知识溢出效应的实现程度主要受外资流入地区的吸收能力的影响。因此，长三角城市群应进一步加快人力资本积累的步伐，完善金融市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进而不断改善外商直接投资对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效应。

第五，进一步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步伐。要素市场化配置有助于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积极影响效应，其是实现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不断改善的先决条件。目前，长三角城市群要素市场扭曲现象依然存在，要素配置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鉴于此，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长三角城市群在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利用外资的行业结构的同时，应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不断完善和优化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从而促进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逐步提升。

第六，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的逐步提升，数字经济呈现蓬勃发展趋势，其已成为影响产业发展的关键力量。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数字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的加速融合有助于优化其他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配置格局，从而带动整体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缓解生产要素配置的失衡。因此，未来长三角城市群在塑造利用外资新优势的同时，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以驱动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从而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造有利的经济条件。

总而言之，在利用外资的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通过实施以上政策措施，长三角城市群可以同时实现稳定利用外资规模、提升利用外资质量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三重战略目标，从而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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