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语言学视域下英语在中国传播的原因分析

李映蓁

（韩山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广东 潮州 521041）

2021年是进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的首个年头，作为目前的全球通用语，英语在中国各阶层外语教育的主导地位仍然保持不变。著名批判性应用语言学家彭尼库克提及，必须意识到语言从根本上与等级、权力、知识有关。[1]（P58）通过这项基本的语言学原理，可以觉察英语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三大原因：个体学习选择、国家语言规划、语言帝国主义。

主动与被动是个体学习英语的两种状态。前者是绝对正面积极的学习态度，个体只是对获取另一种语言形式的科目知识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文学哲学等感到发自内心的欢愉，这种超乎寻常的理想状态可能存在，有些个体确实在绝然非利益动机下选择学习英语，然而这样的个体十分罕见。大部分个体选择属于后者，是利益主导下的被动接受，只是利益的影响程度深浅不同。无论学习个体是否意识到，他们选择学习英语与英语赋予他们的“权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英语“权力”在中国语言大环境中是一种社会参与协同作用下的必然趋势。按照彭尼库克的观点，促使英语学习者的是对工作前景和外界关系的预期、对年轻流行文化的兴奋，以及渴望成为社会参与者，渴望与周围紧密联系。[1]（P57）

社会参与的协同作用是个体英语学习动机的宏观使然。而攀爬社会等级阶梯，在求职过程中证明自身的能力，在事业发展中获取晋升机会是微观表现。两者互为作用，密不可分。一份体面的工作从某种程度来讲代表了个体欲求的社会地位。21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一种“普世”观点认为，英语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全球性语言，以个体为单位的中国公民最好掌握这项语言技能以谋求事业的进展。[2]（P11）该共有价值观已经深入中国社群，英语会话与写作能力已经成为一份“好”工作的条件和一项升职技能。中国与世界大部分国家或地区情况相同，即使个体并不具备优质学历，在潜在雇主的眼中，尚佳的工作英语能力是值得考虑的条件。[3]英语的价值显而易见，中英双语人才需求居高。基于实现社会等级跃升的索求，英语已经成为个体的重要借力工具。正如博尔顿和格拉多尔在2012年所言，成为中产阶级的抱负是势不可当的趋势，是现代社会特征；
而在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中产阶级数量大幅度上升，伴随着的是英语使用者数量的增加。[4]由此可见，英语背后的社会等级力量是英语学习者的真正动因。即使保持同等级的社会地位不变，英语能力对个体发展的正面影响仍不容小觑。社会也将人才群体进行分类并构建层级。会用英语写作与会话的个体是一等人才；
会用英语写作，不会用英语会话的个体是二等人才；
会用英语会话，不会用英语写作的个体是三等人才。[2]（P39）一旦英语同个体才能挂钩，个体将受到刺激，选择学习英语以达到展现自身能力的目的。因此，英语作为一种语言，蕴含其中的社会力量对个体选择学习英语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个体或多或少在这种社会无形力的逼迫下，学习主动权则会无奈地转化为一种被动接受英语的选择。

如果社会力量是个体学习英语的决定性因素，那么政府行为的影响则如同催化剂，加速了英语在个体选择中的传播速度。20世纪80年代起，政府推行的教育评价体系使得英语的学科地位越来越重要，这在以前的高考表现得更为淋漓，于是越来越多人不得不选择学习英语。政府鼓励个体学习英语，父母师长说服甚至迫使孩子学习英语，部分大学生将英语作为一种专业深度学习。[2]（P29）这表明个体学习英语是被动的，只是渴望成为精英人才，渴望在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成为上等参与者。个体学习选择是英语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而这种原因的背后是一种消极选择，是社会权力关系的表现，纯粹积极的选择微乎其微。

彭尼库克指出，语言政策的制定一般根据语言使用的阶段情形，以国家利益和政府需求为主。[1]（P60）国家政策鼓励下的英语传播自然按照这项基本规律展开。在国家利益与英语学习教育一致的时期，英语毫无疑问将活跃流行起来。

自20世纪70年代起，“四个现代化”刺激经济发展，改革开放政策推行。与此同时，英语在商贸、职业、学习和海外旅游的需求大幅增长。“四个现代化”的着重点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使中国以新面貌再次面向世界。此时，由于国家的各个领域，从大众传播媒体到私人雇佣关系，都渴求英语作为与世界沟通的媒介，因此，英语成为整个国家的文化热衷对象甚至是生活必需品。在21世纪，英语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仍然彰显其重要性，不过是以新姿态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即用英语建立国际地位。[1]（P29）在许多国际重要场合，从2001年的上海亚太经贸论坛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政府引领并筹办许多短期英语课程和其他以基本沟通技能培训为目的的英语教学项目，希冀政府工作人员及普通民众能与外来访客交流。类似的政府措施也可见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筹备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等国家重大外交实践与文体交流活动。

现代中国教育系统就英语语言的发展，在国家层面上的规划也有利于其大力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英语语言教学作为关键工具，于中国全体公民而言，有利于夯实经济基础、提升文化素质；
于中国实力而言，有利于树立坚不可摧的国际社会地位。[5]从政府的角度出发，中国公民的英语技能是中国现代化契机的无形宝贵资源，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之一。[6]这也是一系列针对各种不同教育层次的具体英语语言政策制定的依据。所有学生，无论是本科院校、专科院校还是中学都开设英语学科，小学的高年级也设置英语课堂。英语成为学生为了高考取得好成绩而努力学习的科目。部分高等院校甚至提高了毕业门槛——通过大学英语四级才可以获得学位证。从2004年起，教育部采取了新举措提升本科教育质量，要求高等院校必须提供占5%至10%的中英双语课程。[7]英语的学科地位不只停留于本科及其以下的教育阶段，也作为一项要求出现在非英语专业研究生与博士生的培养计划中。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后政府笃信英语同国家利益密切相关，英语在整个中国环境的传播迅速而广泛。

然而，近几年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过度强调英语学习的危机。个体将过多时间精力花费在英语这种外来语言上，严重危害了母语中文的学习。为了降低英语在教育领域的非常态重要性，北京市教委曾发布降低高考英语比重的计划。[8]由此可见，国家对英语的规划反映国家利益——不以牺牲母语学习为代价。由于政府必须平衡国际政治经济利益与有效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英语语言政策显得灵活多变。政府过去对国家从英语的广泛传播获益深信不疑，而今却转变思维，认为强调英语的重要性会影响国民的母语习得。转变的背后，究其深层原因，是对国家利益的分寸考量，是对国民文化身份构建危机的忧虑。

语言帝国主义是一种语言对非该种语言主体使用者的潜在强加与无形控制。批判性语言学将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语言统治权力称为“英语语言帝国主义”。在当今时代，英语的全球扩张是印证语言帝国主义的重要例子。彭尼库克定义“英语语言帝国主义”为：在语言体系结构与语言族群文化两个层面，英语与其他语言的不平等关系建立与持续性重构支撑并维护了英语的语言支配地位。[1]（P32）英语的高端语言地位价值观已经深刻植入全球社区的物质与意识两个方面，其统治地位在经济贸易领域的应用尤为明显。英语是世界政治、贸易、金融、网络和全球通讯不可或缺的语言工具。特别说明的是，在国际科研领域，英语是超过一半的文献期刊使用语。[9]这迫使越来越多的人把英语当成唯一的国际沟通语言。

英语语言帝国主义浪潮盛大，应当意识到中国范围内从民众个体到国家整体都受到影响。亨达特指出，英语首先是西方思想的语言载体，而且是有企图的西方思想载体；
英语正在中国境内根深蒂固般蔓延开来。[10]全球化趋势下，西方思想转化为语言形式，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国际合作和交流中隐形输入中国。虽然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结果可能是中国式的正规英语具备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双向特征，但是掌握地道且越接近母语使用者的英语更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以英美为主的中心国家，通过向周边国家命述“标准”英语范式，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语言霸权意识或“中心国家”语言意识。[11]（P49）英语母语使用者的标准模式至今在中国英语学习中仍然占据不可撼动的优先地位。这可从前几年的英语考试要求得出：一方面，国内高考重视应试者在口语、语法、词汇等方面是否达到国家根据国际英语语言发展状况制定的英语教学大纲中的衡量标准；
另一方面，国际英语能力测试，如雅思、托福等，也在不同程度上测评应试者使用标准英语沟通的技能。[12]

全球市场的开拓需求和世界范围内的商业兴盛持续激发中国地道英语学习的热度。在世界任意角落，利益驱动的商家们从来都希望在具备投资前景的国家地区，能雇佣到随时随地讲当地语言的劳动力。[11]（P58）这说明，个体的英语说得像母语使用者，具备杰出的英语才能，将在以谋取利润为核心的商业热浪中拥有光明未来。从全局讲，国家整体的优良英语水平对其在全球化大局下的经济发展大有裨益。可以看出，语言帝国主义包裹下是世界已经深陷另一种附属关系——商业主义。[11]（P60）因此，英语对国家经济体至关重要的论断是英语在中国传播的根本推动力。语言帝国主义带来了如下的错误价值观念：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如紧跟全球化节奏、与世界其他地方交流、建立个人名誉、构筑本国或本地区的地位等，个人或国家的英语能力是先决条件。[11]（P63）而且必须按照语言帝国主义倡导的价值观念采取语言习得的行动与措施，不仅要会使用英语，还必须以标准地道的英语语言模式应用于一切相关的人类活动中。因此，语言帝国主义是英语在中国传播的根本推动力，也是忧心英语会对国家母语能力造成不良影响的直接原因。

尽管我国在近几年着手降低英语在外语教育中的地位，并引领民众将注意力和精力放在中文的学习和提高上，但英语在今天的中国仍然保持一定热度。英语在中国的影响同它带给使用者、使用者国家甚至全球范围的重要利益不可分割。这也反映了彭尼库克的批判语言学原理，一种语言在传播的时候就必定和它身后的权力关系、等级制度和知识价值关联。由于渴求英语带来的职业前景和社会地位，个体更多的是消极而不是积极地选择学习英语；
国家语言规划一度积极推动英语学习潮流是因为其对国家发展的助力，尤其是在经济增长和国际地位提升方面；
而根本原因是语言帝国主义背后隐藏的不公平、不公正的价值判断：全球市场、商业主义，以及全球化需要标准英语。

英语语言帝国主义背后倡导的是利益至上，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正平等背道而驰。觉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三大原因，并不意味着拒绝英语教育。反之，应当通过英语的学习与教育从个体与国家两个层面抵制英语语言帝国主义，借助英语推广中文并传播中国文化。个体的英语学习应当心平气和，摒弃利益驱动的消极立场，充分认识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中国传统兵家战略。以自我德才养育为根本，以国家利益为考量，采取中英双语对比的视角，积极深入学习英语语言族群的文化精髓，对英语语言背后的负面价值输入保持警醒。国家的英语语言规划则应当以国家利益为导向不变，坚持以培育国际交流人才为主要目标。借英语语言力量，反其道而行之，逐步构建一套中国标准英语语言体系与国际社会开展平等对话，化解语言帝国主义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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