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的汉学研究

□ ［加拿大］甘 露（Lucy Gan）

加拿大著名传教士怀履光（William Charles White，1873—1960）是该国早期中国学史上的重要人物。1873年他出生于一个英国基督教家庭，幼年随父母移民加拿大，青年时代在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威克利夫学院（Wycliffe College）完成神职教育，1896年毕业即接受副牧师授职。1897年，怀履光受圣公会委派赴华，起初在福建从事基层传教。1908年，加拿大圣公会在河南设教区，怀履光升任“河南主教”。怀氏1910年赴开封履新，直至1934年返加，在此期间一直生活在河南，寓居中国长达38年。在此期间，他致力于研究中国，是传教士中著名的绅士学者。①怀履光生平见L. C. Walmsley, Вishop in Honan: Мission and Мuseum in the Life of William C. Whit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4.

从19世纪晚期起，北美开始对与其历史、文化迥异的外域产生兴趣，由此产生主要由美国挑梁的“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脉路。②R. A. McCaughey,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Academic Enterprise: A Chapter in the Enclosure of American Learning.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xi.承担这项“知识事业”（intellectual enterprise）的主体在19—20世纪之交，历经了从传统“绅士学者”向现代学术机构专业学者的转变。③Ibid., pp. xi-xiv.其中，加拿大约20世纪早期才萌生中国研究，在正式凝聚为该国学术机构之内“有形”的专业领域之前，它主要表现为来华传教士从事的绅士学术，而以怀履光为代表的中国考古研究是该阶段最重要的一支。

怀氏学术生涯跨越加拿大中国学④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历来有不同的名称，如汉学和中国研究。这些概念貌似重叠，但内涵和外延都不尽相同。本文用“中国学”泛指所有研究中国的知识活动。“绅士学术”和“专业学术”两阶段，是二者之间承前启后的枢纽。⑤怀履光1934年返加后，从宗教转向学术事业，兼任多伦多大学中国考古学副教授及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Оntario Museum，简称RОM）东亚馆藏监管人，并在1943年创立多伦多大学中国研究院（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而他的相关贡献至今未经系统梳理，主因是加拿大中国学学术史研究相对沉寂，近年才渐渐展开。①梁丽芳：《加拿大汉学：从亚洲系、东亚图书馆的建设以及研究生论文看中国文学研究的蜕变》，《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9期，第19—24页；
梁丽芳：《加拿大传教士对前期汉学的贡献：一个跨国学术领域的建立》，《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17—23页。其次，怀履光因参与为海外博物馆搜集、贩运中国文物而遭后世口诛笔伐，这也使得对他的评议倾向片面的批判。②L. Dong, Cross Culture and Faith: The Life and Work of James Мellon Мenzi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5, pp.122-136；
曾友山：《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在河南的活动》，《河南文史资料》2002年第2期，第123—127页；
董延寿：《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与洛阳文物被盗》，《中原文物》2005年第6期，第89—91页。近年，学界对怀履光的认识开始从过去“一刀切”走向多元观察③高慧：《怀履光及其汉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8年，第10页。，他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开始受到学者关注。④徐坚：《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74—338页。即便如此，迄今仍没有专文从加拿大中国学史切入，审视怀氏作为游走在接触区（contact zone）⑤关于“接触区”，见M. L.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4.的知识主体，把中国知识引入加拿大视域的跨文化“逆向”沟通作用。本文基于档案和研究文献，聚焦怀履光在河南最后十年（1924—1934）与考古学相关的学术活动，作者无意取消对怀氏作为文化帝国主义者的批评，仅希望补充对他的历史认识，进而反思游走在接触区中的知识主体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绅士学术”是指学术机构以外，通常由具备一定财力和社会地位的“无羁绊”的知识分子出于个人兴趣而从事的知识活动。在以科学和专业化为标志、强调实用价值的现代学术确立之前，绅士知识分子曾是西方传统知识生产的重要参与者。⑥McCaughey, op. cit., p. 68; L. R. Veysey, The Emergenc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 p. 125. 本文认为，“绅士学术”是西方学术史的概念，中国传统的“士”或“士绅”等概念难以与之等量齐观。传教士自西而来，学术归属也应回到西方，因此属于西方绅士学术传统。然而随着以宗教和人文学为导向的传统学术在20世纪上半叶被现代学术取代⑦P. Massolin, Canadian Intellectuals, the Tory Tradition, and the Challenge of Мodernity, 1939-1970.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1, p. 68; The Emergenc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pp. 263-341.，其作用和影响逐渐式微。

就在北美学术新旧交替之际，基督教新教传教浪潮席卷世界。教会追随西方帝国主义政治、经济霸权的全球扩张，对非西方地区展开文化收服。在中国，大批传教士于19世纪中期清朝被迫开埠后蜂拥而至，他们与本土文化密切交涉，成为西方来华者中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走得最远”的一群人。⑧R. Dunch, “Beyond Cultural Imperialism: Cultural Theory, Christian Missions, and Global Modernity,” History and Theory 41(2002): 320.传教无疑是西方对华文化侵略的一部分，但在实践层面，也为游离于母国之外的传教士介入严肃的知识生产提供了“正当”契机⑨教会对传教士卷入知识活动态度矛盾：一方面，教会保守派存在强大的反智传统；
另一方面，教会也认识到传教士的知识活动对传教的辅助。见L. Perry, Intellectual Life in America: A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 87; R.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London: Jonathan Cape, 1964.：传教须以了解当地的人与文化为前提，传教士因此必须“带着改变中国人的目的而研究中国人”⑩范发迪：《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袁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8页。。在此背景下，传教士实质兼任了跨文化沟通者和知识生产者的复合角色，从中涌现了大批绅士学者。⑪如美国浸礼教来华传教士、后在耶鲁任教的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1884—1968）；
公理教来华传教士、后就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的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1884—1975）；
美以美会来华传教士、汉学家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等。他们离华归国时，在近代中西交流史上形成一条自东向西的文化沟通管道，深刻影响了北美中国学的早期发展。①Х. Lian, The Conversion of Мissionaries: Liberalism in American Protestant Мissions in China, 1907-1932. University Park,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25-227; McCaughey, op. cit., pp. 82-89.

加拿大脱胎于欧洲在北美的移民殖民社会，知识取向具有浓重的实用主义色彩，对“异域”的认识倾向依赖从欧美舶来的信息和观念，其民间和知识界对中国的认知非常有限。虽然该国知识精英20世纪初曾试图把中国学引入加拿大学府，但种种零星努力都无果而终，加本国并没有酝酿出研究中国的严肃知识取向。②多伦多大学校长范科勒（Robert Falconer，1867—1943; 1907—1932年在任）曾想推动与中国的教育合作，但未成功，见J. G. Greenlee, Sir Robert Falconer: A Вiograph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8, pp. 192-195.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在校长库里（Arthur Currie，1875—1933; 1920—1933年在任）的推动下，也曾在20年代设立中国研究系，但库里1933年逝世后该系随之夭折，见M. Zheng, “Principle Sir Arthur Currie and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at McGill,”Fontanus 13 (2013): 69-80, accessed April 19, 2019, http://fontanus.mcgill.ca/article/view/253/288.真正为该国中国学奠基的是旅华传教士学者。③加拿大19世纪末加入海外传教潮，是西方传教运动的晚进者，此后几十年向中国派出大批加籍传教士。A. J. Austin,Saving China: Canadian Мissionaries in the Мiddle Kingdom, 1888-1959.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6; P.Stursberg, The Golden Hope: Christians in China. Toronto: United Church Publishing House, 1987.加拿大第一代汉学家——最具代表者如怀履光和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1885—1957），都是传教士。④关于明义士，见L. Dong, Cross Culture and Faith: The Life and Work of James Мellon Мenzi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5. 关于加国传教士对早期汉学贡献的概述，见梁丽芳：《加拿大传教士对前期汉学的贡献：一个跨国学术领域的建立》。这股自中国而返、主要由海外传教士担当的绅士学术在促进加拿大想象并认知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早期加拿大中国学也就具体呈现为传教士的在华绅士学术。

怀履光对中国的知识志趣几经演变。他早年在福建传教时开始接触中国文化，编撰了帮助传教士学习福建方言的《建宁方言英汉字典》。⑤W. C. Whit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Kien-ning Dialect. Foochow: Methodist-Episcopal Anglo-Chinese Book Concern,1901.1909年怀氏迁居开封，随即对当地犹太人历史发生兴趣，陆续在《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等刊物上发表相关文章，并在1942年汇编出版《中国犹太人》一书。⑥W. C. White, Chinese Jews: A Compilation of Мatters Relating to the Jews of K’aifeng Fu.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42.在河南的最后十年，怀氏全力投入收藏，发展了具有清晰考古趣味的业余学术。该阶段他的主要学术成就体现在对洛阳金村墓群及文物信息的收集和整勘，后在1934年出版《洛阳故城古墓考》。⑦W. C. White, Tombs of Оld Lo-yang: A Record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Contents of a Group of Royal Tombs at Chin-tsʻun,Honan, Probably Dating 550 В.C. （《洛阳故城古墓考》） .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34.该书不仅标志其绅士学术的顶峰，也为他返加后转向专业学术做了知识铺垫。⑧对《洛阳故城古墓考》的考古学评价，见《暗流》，第285—288页。

我们不清楚怀履光收藏兴趣的缘起⑨当时很多来华外国人参与收藏中国艺术品，其中传教士收藏多与宗教有关，见F. Lord, “The Silent Eloquence of Things:The Missionary Collections and Exhibition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in Quebec, 1843-1946,” Canadian Мissionaries, Indigenous Peoples: Representing Religion at Home and Abroad. Ed. Jamie S. Scott & Alvyn Austi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5, pp. 205-234.，但毫无疑问，他的“兴之所至”随着他迁往河南，并开始与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Оntario Museum，简称RОM）合作而变得“出类拔萃”⑩Walmsley, op. cit., p. 138.。除了河南客观环境的刺激，本文认为，他在接触区形成的复杂主体取向对他的学术选择产生了关键影响。本文试从三个方面——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他与RОM的合作；
他职业转向的需要——揭示怀氏在华考古学术的缘起。

1. 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怀履光的知识兴趣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交织着东与西、内与外的刺激和张力。他的宗教教育背景形成其西方人文学的知识底色；
而早期在福建与本地士绅交往则启蒙了他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他对中国文化始终抱持相对开放的态度①Walmsley, op. cit., pp. 90-91.，在宗教上也并不倾向偏执、狭隘的“传教士思维”（missionary mind）②关于“传教士思维”，见Lian, op. cit., pp. 9-10.。但是，他也远未摆脱西方偏见，而是以东方主义视角将中国想象为本质、静止的他者，而他则希望参透其“根本精神”：“时间和空间对于中国人的根本精神没有意义，其永生不朽的信念可一直追溯到远古先辈，他们从过去而来，令过去重生，将来亦周而复始——他们的‘子子孙孙’将使种族延绵不绝并继承其文化中有价值或仍可被利用的部分。”③W. C. White, Вone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45, p. 5.这种东方主义想象和对神秘中国“根本精神”的追索应是怀氏涉入考古研究的内在动力。

怀履光笃信传统典籍为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所以四处搜集书籍，并托好友福开森在北京帮助购书。④W. C. White to J. C. Ferguson, 19 January 1927, Box 2, Bishop W. C. White Papers MC 32, University of Toronto Thomas Fisher Rare Books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除了《周礼》《仪礼》《二十四史》等典籍，怀氏对方志尤其着迷，认为方志作为“中国特有的文献”是“中国文献传统中真正了不起的部分”，其地域历史人文信息恰可咨证、补充他的考古物质资料。出于对文献的渴求，怀履光20世纪30年代初在河南竭力搜集县志，并在提议筹建多伦多大学中国研究系的备忘录中特意把设立中文图书馆纳入计划，更在1932年为RОM筹资收购了文人慕学勋的私藏（慕氏藏书）四万多册，用以辅助博物馆中国馆藏研究，以“令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品比肩而行”⑤W. C. White, Speech Given “on the Оccasion of the Оpening of the ‘Professor H. H. Mu Library’ of Chinese Books” (November 6, 1937), Box 2, Bishop W. C. White Papers MC 32, University of Toronto Thomas Fisher Rare Books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慕氏藏书”是20世纪初引入北美的一批著名中文文献，成为RОM及多伦多大学中文图书馆的“基础馆藏”，也为加拿大中国研究的开展奠定文献基础。⑥余梁戴光：《令人神往的前景：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载《东学西渐：北美东亚图书馆1868—2008》，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53—170页。

怀履光在接触区受到中国知识的影响，虽难以撇清东方主义偏见，但对中国文化的关注成为他研究中国的动力，也是他中国考古学书写的关键知识来源。

2.与RОM考古馆的合作

1924年，怀履光与RОM考古馆馆长柯雷利（Charles Currelly，1876—1957）相遇，随即获任RОM在华古物收购代理，这是推动怀氏涉足考古的重要背景。⑦柯雷利是有丰富田野经验的考古学者，但更是一名雄心勃勃的收藏家，他的理想是在多伦多缔造一座可与欧美博物馆媲美的现代博物馆，见C. T. Currelly, I Вrought the Ages Home. Don Mills, Оntario: О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怀履光在《洛阳故城古墓考》中盛赞柯氏为“启发我走上研究古代中国文化和文物的带路人”，其影响可见一斑，见《洛阳故城古墓考》，第ix页。

20世纪初建馆的RОM当时附属多伦多大学，兼具教学研究和公众展示职能。⑧1912年成立的RОM同时隶属加拿大安省政府和多伦多大学。L. Dickson, The Мuseum Мakers: The Story of the Royal Оntario Мuseum. Toronto: Royal Оntario Museum, 1996, pp. 19-39.它虽以“安省”立名，却负载着加拿大作为英联邦新秀的帝国抱负——该馆因19世纪兴起的西方现代博物馆运动而创立，具有“殖民博物馆”（colonial museums）色彩。⑨J. M. MacKenzie, Мuseums and Empire: Natural History, Human Cultures and Colonial Identitie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5. 关于现代博物馆和博物馆运动，见T. Bennett, The Вirth of the Мuseum: History, Theory,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5.成立伊始，RОM依托传教士为主的加拿大海外旅行者，以购买和捐赠形式迅速网罗了大量藏品，很快跃升该国最大的博物馆。其五个分馆中，柯雷利治下的考古馆尤以丰富的中国馆藏著称。①MacKenzie, op. cit., pp. 21-77.

RОM选择中国文物并没有学理的必然，而是机缘巧合的结果。RОM创建时，帝国主义背景下古物流通已经国际化，价格飙涨使RОM的筹建金根本不敷采购任何有分量的藏品——“多伦多已经失去机会了！”②Currelly, op. cit., p. 135.但是，柯雷利发现了中国。20世纪初，西方开始了解中国经典艺术，具有丰富考古经验和收藏历练的柯氏敏锐地注意到那些精美又相对便宜的中国艺术品，并亲自从欧洲购回第一批中国文物，从而拉开该馆收藏中国文物的序幕。③Ibid., pp. 189-190.柯雷利可以说是该馆中国馆藏形成的策划者和贯彻人——在他的“督导”之下，博物馆于1907—1934年20多年中迅速攒积了可观的中国文物。④MacKenzie, op. cit., pp. 44-45.除柯氏本人，为此立下汗马功劳的是其先后倚重的两位在华代理——英国皮货商克劳弗斯（Patrick George Crofts，1871—1925）及其继任者怀履光。⑤Ibid., pp. 251-264. 克劳弗斯于1918—1924年担任RОM中国文物收购代理并征集大量古物。1924年，他因生意破产而结束为RОM服务，怀履光此时正好出现，接替了克氏的职务。1924年，后者受柯雷利之托，开始为RОM在中国“非公开”购藏古物。⑥值得一提的是，RОM和怀履光的合作是非官方的。双方的“默契”是：怀氏在华垫资收购文物，之后再向RОM报销。1925年至20世纪30年代初，大批中国古物流入RОM，柯雷利却从未在考古馆年报中提到怀履光，直到怀氏返加，他与RОM中国馆藏的关系才公开。见Dickson, op. cit., p. 76; G. York, “Royal Оntario Museum: Book Suggests Museum’s Treasures Smuggled out of China,” The Globe and Мail, January 19, 2008, p. A21.在柯雷利“鼓励”之下，怀氏以河南为中心，十年内采购了以青铜器为代表的数千件文物，RОM因此扬名世界。⑦Dickson, op. cit., p. 76.对此，柯雷利在其自传中骄傲地宣称：“克劳弗斯很少获得公元前的古物，怀履光很少获得公元后的物品，所以现在博物馆在这两个时段都形成很好的表达。”⑧Currelly, op. cit., p. 259.

怀履光无疑直接影响了RОM中国收藏的构成和特色，但后者的形成自有其背景和逻辑，怀氏只是一个重要参与者。但对怀氏个人而言，与RОM的合作使他得以与西方知识机构建立联系。一方面，他与RОM维持模糊的合作，这使其在华活动和学术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为维持其绅士学者的主体性留下空间。另一方面，怀氏对RОM的收藏宗旨表现了高度的认同，后者作为殖民博物馆的潜在意识形态也投射到他的收藏和研究活动。两者的合作带有帝国机制，西方文化机构与其海外旅行者之间形成了“非正式联盟”性质：前者借助随帝国机制而流布到海外的旅行者（如作为宗教旅行者的传教士），利用其在地优势为母国机构搜集非西方社会的第一手数据，将之用于展示、研究和解释非西方社会，并最终把这些异域信息“有序地”纳入西方知识体系。⑨本文“非正式联盟”的提法受到范发迪的“非正式帝国”概念的启发。见《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第86—88页。怀履光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不止充当默默无闻的古物采集者，更介入了本地的考古知识生产。

3.从宗教转向学术

怀履光的学术追求和他的职业转向有关。20世纪初，基督教传教事业开始面临各种现代思潮的挑战并逐渐衰败，海外传教的资金和人员支援渐渐难以为继。在中国，不断涌发的反基督教浪潮对传教造成持续打击。⑩罗伟虹：《中国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怀履光一度也对传教信心百倍，但逐渐意识到西方主导的传教在中国没有前途。在任“河南主教”后期，他一面努力推动基督教中国化⑪Walmsley, op. cit., pp. 98-134.，一面考虑个人事业的去向。他了解中国，也了解加拿大对中国的无知，由此萌发了“以己之长，补加之短”的想法——他要向加拿大引介中国。①Walmsley, op. cit., pp. 131-133, 158-160.

20世纪30年代初，怀氏事业转向日趋明朗。1931年，他在日后成为多伦多大学校长的恩师科迪（Henry John Cody，1868—1951）的建议下，执笔为多大设立中国研究系拟定一份备忘录。②科迪是加拿大圣公会著名牧师兼教育家，1932—1945年任多伦多大学校长，与该大学在20世纪上半叶的发展息息相关。怀履光就读多大时师从科迪，两人终身保持亦师亦友的关系。科迪生平见D. C. Masters, Henry John Cody: An Оutstanding Life. Toronto: Dundurn Press, 1995.其中不仅论述了展开中国研究的必要，也为新系运作描摹蓝图。备忘录开宗明义地指出：“目前该系运作应归依多大考古系，其领导将获‘多伦多大学中国考古学副教授’授职，并兼任‘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考古馆东亚收藏监管人’，而博物馆将为解释东方生活和文化提供必要的‘实验室’。”③“Memorandum on a Proposed Department of Sinology in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Box 2, Bishop W. C. White Papers MC 32,University of Toronto Thomas Fisher Rare Books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可见，拟建的中国研究系与多大考古系及RОM考古馆一脉相承，并非依附属于传统人文学的东方学（Оriental Study）。备忘录称，将秉持科学精神研究RОM的中国收藏，借此扫除加拿大对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和日本“无处不在的无知”。④Ibid.文中的大学及博物馆教席几乎是为怀氏量身打造，他归国后即如愿获得这些职务——备忘录就像一面镜子，折射了当时仍在中国的怀氏对其前途的规划。以此反观他随后的考古书写，可以看出：虽然他身处中国，但他预设的交流对象除了中国学者，更重要的应是加拿大及西方的学界和公众。

从上述几点可以看出怀履光知识视域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他的绅士学术是中西之间各种主、客观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包含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求知，也浸沚着他对西方现代学术的推崇和实际需要。在此过程中，他一面迎向RОM为代表的母国现代学术机构，一面又潜入中国文化和本土知识，把两者都转化为建构其考古学术的重要资源。

现代考古学的特征之一是以自然科学为方法，对历史遗存和古物进行田野调查和科学化发掘，到20世纪30年代，考古学在西方已是相对成熟的学科，但在中国才刚刚起步⑤陈洪波：《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7—52页。——知识层面，考古学理念还是未及消化的舶来知识；
实践层面，田野调查和科学发掘与顽固的民间古董观和盗墓传统严重冲突并艰难推进。怀履光没有受过专业考古训练，但显然受到科学考古方法的影响。⑥关于洛阳金村大墓文物和发掘，见《暗流》，第280—283页；
沈辰：《金村传说——怀履光与洛阳文物之谜》，《美成在久》2017年第5期，第6—27页。1933年2月，他在致国立北平图书馆顾子刚的信中提到被盗掘的金村大墓：“至于盗掘这些古墓的人是否会惹祸上身，我想不会，因为当地军方和民政官员在这事上都插了一手。再说我也不在乎他们的好歹，我倒希望舆论能阻止这种为利益而不计后果的肆意挖掘。我衷心支持有适当指引的科学发掘，而现在完全是在人为破坏。”⑦W. C. White to T. K. Ku, 13 February 1933, Box 2, Bishop W. C. White Papers MC 32, University of Toronto Thomas Fisher Rare Books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怀氏虽因交易需要而与古董商频繁往来，但在科学发掘和野蛮盗掘之间，他还是显现了超越利益的知识关照。以下将从怀氏对金村文物的收藏实践和本土知识转译两个方面，探讨其“绅士学术”的特色。

1.古物收藏实践

欧美自19世纪末开始重估并收藏中国经典艺术，中国文物随之在东西权力极度失衡的状况下，通过服务西方藏家的“洋庄”及其在华代理，进入欧美宰制之下的全球古物流通。①L. J. Netting, A Perpetual Fire: John C. Ferguson and His Quest for Chinese Art and Cultur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3-5; T. Chang, Travel, Collecting, and Мuseums of Asian Art in Nineteenth-Century Paris. Farnham,Surrey: Ashgate, 2013.河南地处中原腹地，在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尤其安阳和洛阳周边遗存了大量历史遗迹和陵墓。至清末民初，该省民间盗墓现象猖獗，无数古物经各种渠道流向市场，而河南最大的古董市场就在怀履光所在的开封——大量中外古董商、收藏者及代理人汇聚于此，河南古董业以开封为中心，向外勾连起一个国际交易网络。②Оrvar Karlbeck, Treasure Seeker in China. London: The Cresset Press, 1957, p. 89.

置身风暴中心的怀履光依托RОM支持，全力投入文物争夺。他凭借长居开封的地利和深厚的本地社会资源在白热化的竞争中脱颖而出：1924—1934年十年间，他以河南为中心，为RОM搜集古物逾八千件③《金村传说》，第9页。，使RОM成为当时仅次于大英博物馆的第二大海外中国文物聚藏地。④《专访：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副馆长沈辰》，弘博网，http://www.hongbowang.net/djzl/ybzj/2018-10-15/10405.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3月2日。此外，他的收藏还具有难得的考古学术取向，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点：

第一，他偏爱“生坑”出土器物。这应与其个人考古趣味，以及受到RОM考古馆收藏取向的影响直接相关。⑤怀氏和柯雷利在收藏过程中互动密切，见Dickson, op. cit., pp. 76-77.最能印证这一倾向的案例是他在1929年至1933年，通过古董商倾力收集金村大墓出土文物。⑥见《金村传说》；
《暗流》，第274—338页。

第二，他注重出土器物群的群组性和序列性。再以金村文物为例，怀氏1930年初购得两件青铜人像，他随即嘱咐古董商：“为我们保留与这两件青铜人像同时出土，包括残片在内的所有物品。”⑦引自《金村传说》，第15页。原文来源：怀履光1930年3月1日致柯雷利馆长信件，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档案资料。他最终收集的金村文物尽管数量可观，但并不完整，因此怀氏煞费苦心拾遗补阙，并把搜集的文物信息汇编入《洛阳故城古墓考》。这些举措旨在“重新缀和”本已因盗墓操作而被“片段化”的器物群组，可被视为身处古物流通环节的怀履光出于“学人”的自觉，试图回溯古物之考古学情景的努力。⑧《暗流》，第274—276页。

第三，怀履光不单以文物交易价值或珍稀程度为取舍标准，还收集大量被他人舍弃的次、废之物。1933年，他在致顾子刚的信中谈到他的金村“发现”：“现在那里除了一些碎铜，什么也没有了，别人把这些铜片当破烂，但我觉得它们的价值非同寻常。我收集到很多此类东西，还有不少有趣的发现。”⑨W. C. White to T. K. Ku, 13 February 1933.考古视角使他没有疏漏貌似没有价值，却可能蕴含丰富研究信息的文物残片或器物，这被后来的加国学者认为是怀履光“在二十世纪初为加拿大新兴的研究型博物馆做出的重大贡献”⑩《金村传说》，第23页。。

陈梦家总结20世纪初西方所收中国铜器的特点时曾指出，加拿大（RОM）的收藏既区别于中国的“本庄”传统特色，也不像美藏或法藏那样偏重美术装饰性，而是“以考古和历史作重心”，呈现了清晰的考古特色。⑪陈梦家：《中国古代铜器怎样到美国去的？》，《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11期，第89页。怀履光重视出土古物，重视器物的完整性和序列性，及其超越世俗古董观的取向是RОM中国馆藏考古特质由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2. 中国本土知识转译

怀履光还在中国考古学萌芽时，通过《洛阳故城古墓考》一书，尝试向西方引介中国本土知识。⑫《暗流》，第14、 280—288页。

当时中国考古学还没有系统的知识参照体系，他对此困境有清楚认识：“（考古）数据太不完全，根本不足支撑对中国早期艺术做出任何总结，已有的数据尚需进一步分类和消化。解答器物的年代和归属问题，还要等待更多佐证。这就是（本书）对相关材料进行汇编的原因”，目的仅在于“对这批韩墓及其文物做出简单但确切的事实性描述”。①《洛阳故城古墓考》，第3页。对这项研究计划，他在1932年9月致福开森的信中透露：“我希望两年内完成一部描述并讨论它（金村大墓出土编钟）及一些相关问题的论著。”②W. C. White to J. C. Ferguson, 10 September 1932, Box 2, Bishop W. C. White Papers MC 32, University of Toronto Thomas Fisher Rare Books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这批出土编钟一面世就震撼学界，但怀履光发现中国学者当时只对编钟和铭文感兴趣，所以“文字之诠释考证，辩证綦详，而于其出土情形，则无一言及之”③《韩君墓发现略记》，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3年12月第7卷第1号，第145—149页。。他邀请福开森参与研究，这样汉学功底深厚的福氏可深入考释器物及铭文，而他则着手“大墓墓址和墓葬特征的研究”，并“整理、描述我们收购的、或已知来自该墓群（但被他人收购——作者注）的古物”。④W. C. White to J. C. Ferguson, 10 September 1932. 另外，福开森最终没有参加怀履光的研究计划。所以，怀氏所谓“简单但确切的事实性描述”既包括了传统学术对器物和铭文的考证，更有对墓葬环境和出土器物的考古记录和描述。然而，初生的中国考古学既没有成熟的田野实践，也没有系统的知识积累以资参考——作为业余学者，怀履光的考古计划更像一座“空中楼阁”。

《洛阳故城古墓考》是怀履光金村研究计划的阶段性结篇之作，从中可见他的应对策略：

其一，他参考借鉴金石学和传统文献知识。以该书“文字描述”部分第二章《中国古代墓葬》为例，他对墓群及葬制的介绍大量参考了《周礼》《礼记》等典籍的礼制记载。第五章《韩墓出土器物大略》又借鉴传统学术，尤其金石学对玉器、青铜器的分类，来解析金村文物的特征。大略而言，《洛阳故城古墓考》贯彻了一种文献与古物之间互证、互补、互动的方法，形成独特的“具有历史学取向的考古学写作范式”⑤《暗流》，第288页。。今天看来，怀氏的书写方法甚可商榷，但是这种兼具史学导向和考古学文化的方法也许是他当时无法回避的选择。

其二，怀履光还需要考古发掘数据才能支持对墓葬和出土器群的科学描述，而在他涉足的古物流通环节，几乎不可能获得原始发掘信息。古董商虽与他往来合作，但“古物为大利”的逐利逻辑使买卖双方为控制古董信息而处于紧张的攻防关系中⑥胡肇椿：《中国考古小史·跋》，载卫聚贤编《中国考古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5—25页。：即便身份显赫，怀履光也必须借助本地古董商才能获得古物情报并参与交易。以金村文物为例，怀氏自称曾花三年时间追踪大墓和文物消息，其间“购买文物和雇人调查就花费甚巨”，但“派去的人没有一个能参加挖掘，都是土地主人自己在动手”。⑦W. C. White to T. K. Ku, 13 February 1933. 另外，怀履光与金村大墓盗掘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本文无从也无意求证他是否去过金村，相关信息见《暗流》《金村传说》。文献表明，他因苦于不能寻获第一手发掘资料，最终另辟蹊径，转而求诸一贯遭人鄙视、且从未获得正式认可的盗墓者转述信息，以此构建他对大墓的考古学复述。⑧《暗流》，第337页。

怀履光在1932—1933年间与顾子刚的通信中披露了所获金村大墓的部分信息，顾氏后请人翻译并整理了信件内容，据此，《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于1933年12月发表《韩君墓发现略记》一文，披露怀氏发现的大致情况，其中也涉及他收集、整理大墓信息的方法：

第一，大墓发掘“纯用土法”，即没有考古学介入的民间私掘，意味着严肃的原始发掘记录完全缺失，而“掘墓者亦严守秘密”，怀氏“是以只能间接探寻”，他最终获得的应是源于发掘者回忆的转述信息。

第二，文中提到怀履光对大墓“掘获情形极为留心”，且“亲验目识，博访周咨”，信息“由各方面探询所得”，所以其信息来自多方汇总，质量和层次应该斑驳不一。

第三，对此，他的处理方式是“参伍比互”，力图通过分析、对比、互证，去伪存真。

第四，对于“无从定其出处”的古物，怀氏“以照片示诸熟悉此墓发掘情形之人，辄能言其来源”，而这样的感性判断，其确切性自然成疑。①《韩君墓发现略记》，第145—149页。

可见怀氏逆向追索盗墓者记忆中的发掘信息，试图把这些不被正视，但又与发掘息息相关的叙述带入学术视野的努力。《韩君墓发现略记》首次向中国学界披露怀履光的部分金村大墓发现，1934年4月，上海别发印书馆（Kelly & Walsh,Ltd.）出版怀履光的《洛阳故城古墓考》，全面披布他对大墓墓址、墓葬结构和器物的发现。②关于该书出版情况的细节和后续发展，见《金村传说》，第24—26页。至于该书的信息来源，怀履光坦陈“现场没有受过训练的观察者去捕捉这些信息，而挖墓者只记得其中一些特殊器物的位置和特征”，因此书中极少提供器物的出土方位信息。③《洛阳故城古墓考》，第22页。

《洛阳故城古墓考》是作为绅士学者的怀履光出于强烈的主体意识，以考古理念为指引“在资料层面上首次尝试全面恢复金村”，他由此把几乎已丧失研究价值的金村文物重新带入学术视野。④《暗流》，第286页。该书1934年出版后引起中西学界广泛关注，奠定了怀履光作为学者的声誉。然而，该书建构在二手转述之上，其中难免存在矛盾和错误，但又没有可靠的科学发掘记录作为佐证，因此信息甄别近乎不可能，而围绕它的争论也从来没有平息。就在《洛阳故城古墓考》付梓的同时，怀履光从中国的传教事业退休，随即返回加拿大就任多伦多大学和RОM的教职，开始全新的学术事业。虽然《洛阳故城古墓考》是怀氏在华绅士学术的结晶，但新书扉页上已是其新身份：多伦多大学中国考古学副教授、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考古馆东亚收藏监管人。

近代中西知识交流研究容易落入一个简单预设的窠臼，即认为近代科学以西方为中心向其他地区传布，而一个连带的问题是：西方有无可能从殖民地等“边陲”地区吸纳知识？对此，范发迪指出，不能忽视“远离帝国中心的机构与人员常常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上担任（的）关键角色”⑤《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第3—4页。。游走于西方势力“边陲”的怀履光在半殖民地中国进行收集、整理和翻译本土知识的工作，在中西之间承担了知识“交涉者”和“沟通者”的角色，他的考古学术是对接触区内复杂、多元的知识刺激的回应，也是中西知识碰撞和融合的结果。怀氏通过在中国的学术活动“磨砺了其对中国和中国考古学的理解”⑥L. A. Jack, “Man on a Mission,” Rotunda: The Мagazine of the Royal Оntario Мuseum 38. 3 (2006): 30.。随着他返回加拿大，这枚知识之种的迁移直接催生了该国专业中国学的展开。

猜你喜欢 传教士考古加拿大 十大考古发现英语世界(2022年9期)2022-10-18考古出乎意料的几件事英语世界(2022年9期)2022-10-18乘火车穿越加拿大疯狂英语·新读写(2021年8期)2021-11-05三星堆考古解谜疯狂英语·新读写(2021年6期)2021-08-05“考古”测一测科普童话·百科探秘(2020年4期)2020-05-11我在加拿大留学的第一年新东方英语·中学版(2017年9期)2017-09-25美国传教士镜头下的宁夏宁夏画报(2016年8期)2016-11-0560岁再创业邰中和当“光的传教士”海外星云(2015年15期)2015-12-01传教士进驻以军鼓士气环球时报(2009-09-09)2009-09-09远离是非之地环球时报(2009-05-12)2009-05-12

推荐访问:汉学 传教士 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