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体系变革态势下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路径研究

余 鹏 方 真

从15世纪到21世纪世界体系的发展过程来看，纵使传统世界体系的表现形式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阶段有所不同，但其内部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是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加强的，处在世界体系边缘的落后国家依附从属于中心位置的西方发达国家沦为其实现资本增殖最大化的实践手段和维护工具，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注定了传统世界体系必然要在某个时间点或某个历史阶段进行重新调整、变革和转型。当全球性新冠疫情交织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无一不正在面临后疫情时代下的全球治理新困境。但是在全球治理新困境出现时，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和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构建的传统世界体系和治理机制难以应对和解决好当前世界性危机，事实上，是传统世界体系的不平等结构和固有矛盾却使得世界性危机愈演愈烈，而由此带来的也必定是现有世界体系和全球治理机制的加速调整和变革。因此，积极参与构建后疫情时代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对于作为新兴治理主体代表的中国来说既是承担大国责任的体现也是提升自身国际话语权的契机。对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必须认识和把握这一挑战和机遇，通过运用极具智慧的中国方案将挑战转化为提升中国形象和国际话语权的利好机遇。

（一）传统世界体系权力结构的生成发展

唯物史观认为，世界体系最初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普遍交往而形成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随着15世纪新航路的开辟改变了各州和各民族间的原始封闭状况，世界商路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和欧洲各国对外贸易大大发展，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性经济体系开始逐渐形成。[2]世界政治和文化等碰撞也比以往更为激烈，在1648年欧洲各国为结束欧洲三十年战争而建立起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定了以主权国家为原则进行交往的国际政治体系，于是起源于西欧的世界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经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扩展而逐渐形成了集经济、政治和文化一体的传统世界性体系。传统世界体系并不是一个平等的体系，“正像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世界各地区和各民族的发展被纳入全球资本运动过程，形成了“中心—外围”或“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不平等权力结构。[4]

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殖民地彻底沦为中心国家的原材料提供地、劳动力供应市场和商品倾销市场,传统世界体系权力中心先后经历了荷兰和英国的绝对统治；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和帝国主义阶段，为了解决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国内出现的大量过剩资本问题西方国家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在“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5]以后，落后国家失去主权并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完全附庸，世界体系权力中心并非单一国家而是西欧军事结盟国；
二战后，西欧列强普遍陷入战后衰败困境，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高涨使许多新兴国家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遭到瓦解，世界体系形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两大阵营；
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成为世界体系的绝对领导国，传统世界体系正转变为“以制度规范和国际规则为约束建立起来的在内部存在明显的等级和层次的西方霸权，即所谓美国制度和价值的放大后建立的‘国际社会’”。[6]虽建立的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在推动世界合作发展取得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全球治理的规则设置、议程设置等决定权始终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掌握，发达国家凭借在世界体系的中心位置以经济封锁、军事威胁、文化渗透和技术垄断等多种方式把已取得政治独立的落后国家重新置于其隐匿控制之下。

（二）传统世界体系权力结构的内在缺陷

自世界体系形成以来其内部的权力结构并未发生任何根本性变化，看似各种资源要素自由流动交换的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平等的商品交换和单一文化的输出，处在世界体系中心和全球化上游位置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资本、技术和人才在本国建立起高端产业结构的同时将低端产业转移到落后国家，通过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低价购买发展中国家的原材料、劳动力和初级产品以获取商品生产的绝大部分剩余价值，中心区的人民也因此获得相对较高的工资报酬和福利待遇；
而处在世界体系边缘和全球化中下游位置的落后欠发达国家由于人口密集、资本和技术又极度缺乏，为了发展只能被动承接发达国家转移的低端产业以及廉价出售原材料和劳动力，获得仅能满足生产需求和生活需求的少量商品价值，造成传统世界体系内中心国和边缘国家的贫富差距愈来愈大。

由此可见，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决定了西方国家的发展必然是建立在对边缘落后国家的征服掠夺和剥削控制，在资本本身的逐利特性和资本逻辑内在矛盾无法自我克服的情形下世界体系中心国家必然要将其固有矛盾产生的危机转移给边缘国家，而这也是为什么在全球治理机制都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依然发生了如伊拉克战争和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了他的前瞻性判断：“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会敲响，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7]所以究其世界体系不平等结构的本质在于其作为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资本生产方式的内在缺陷即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这是导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传统世界体系必然要进行重新调整和变革的根本所在。

（一）新兴经济体崛起促使世界体系开始调整

进入21世纪以后，落后国家和地区在承接中心国家落后产业转移的同时也尽可能实现了本国产业的转型升级进而创造了数个奇迹，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就在全球化进程中逐渐缩小了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这些新兴经济力量为争取发展权益采取了许多措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制度的改革和建设，以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以开放合作包容为核心内涵的国际合作组织和机制增强了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以及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创造了积极条件；
自源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就陷入了经济衰退期，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虽受到一定影响但很快便实现了全球经济低迷形势下的快速增长，全球经济增长重心开始由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传统世界体系中心国的主导地位和西方霸权秩序的实力基础；
新兴发展中国家拒绝西方国家霸权领导和强权政治，打着“人道主义”旗帜干涉他国内政和颠覆他国政权的西方霸权主义行径更是遭到众多新兴经济体的反对和谴责。除此之外，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恐怖袭击、生态危机、气候变化、金融危机和网络安全等一系列纷繁复杂的全球性问题也强化了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以协调和合作为基本特征的多边主义开始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在众多国际社会成员的共同合作下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传统世界体系权力结构逐渐形成了“一超多强”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全球治理关系也在朝向更加民主化、法治化和合理化的方向进行变革。

（二）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促使世界体系加速变革

2019年末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人类生命面临严重威胁、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国际政治局势风谲云诡、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民粹主义悄然兴起、全球合作机制退化和各国孤立主义倾向上升等问题都使当前世界体系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进一步显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根本危机与外部环境的疫情危机叠加对世界体系产生了更大冲击，传统世界体系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加剧导致当前世界体系进一步加速调整变革。“新冠疫情危机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发展方向。它只会加速已经开始的变革，即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向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转变。”[8]受疫情影响，西方发达国家持续衰退的经济发展态势与国内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使其更专注于解决国内问题而对全球危机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均有所降低。总的来说，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里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力再次下降是传统世界体系变革的契机，这有利于加速当前世界体系权力结构“去中心化”的深度调整且也能够催化全球治理领域制度框架新一轮的改革和建设，推动深化新旧治理主体在全球性治理问题上的平等合作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西方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远高于其他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国家一直处于世界体系中心位置，这为其资本积累和增殖提供了各种优势和条件，而维持西方作为世界体系中心位置的外在手段就是国际话语权。西方牢牢把握国际话语权的具体内涵表现为其在国际社会中拥有发表意见观点、参与规则制定以及发挥国际影响力的权利和能力。[9]虽然自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后世界体系权力结构存在“去中心化”的趋势，但全球治理体系在规则制定、规则解释和议程设置等方面却没有多少变动。当新兴治理主体和既有治理主体共存于全球治理格局时，两种力量的对比态势很容易被置于西方国家二元对立的认知框架和冲突型的治理观当中，[10]任何不符合“西方标准”的全球治理理念和实践都是为西方国家所排斥的，所以在西方这种思维定势影响的全球治理体系下新兴治理主体要想宣传和落实有别于西方的话语理念是会遭受到强力反对和话语攻击的。

近些年来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多个国际公开场合都宣扬中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话语理念，对外塑造的也是承担国际责任、爱好和平以及谋求合作共赢的东方大国形象。总体而言，在当前世界体系变革趋势下，提升新兴治理主体的国际话语权都是当今世界现实之必然要求和不二选择。然而在面对“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11]时，要解决好“中国话语理念被认同，中国话语实践被认可”问题的最现实可行办法就是从国际话语权的话语根基、话语理念和话语传播这三个重要组成部分着手，有针对性地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第一，在话语根基方面，需要不断壮大中国国家综合实力来为中国国际话语权提供强有力的话语根基；
第二，在话语理念方面，通过稳步落实更富有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淡化甚至取代西方带有冲突性质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
第三，在话语传播方面，推动对外传播平台和渠道媒介资源的有效整合来有效应对西方媒介话语进攻，在与西方媒体的竞争中提高中国声音的播送度和接受度。

（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厚植话语根基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世界体系权力结构的实质划分和国际话语权的外在表达都是以国家经济实力作为物质基础的，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本矛盾引发的经济危机、社会矛盾和世界战争等现实问题又注定了西方国际话语权的制高点不可持续。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腾飞的历史实践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能够从根本上克服传统世界体系结构的根本矛盾，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能够在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上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缺陷。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成为全球资源配置手段的全球化大背景下，党和政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坚持和完善确保了我国在适应传统世界体系下全球化经济的发展要求的同时又能够保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独立性和主动性，这也是为什么我国能够在充分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又能抵御化解世界经济性危机以及在全球新冠疫情危机下能够实现最快速度的经济恢复和增长的原因所在。因此，在当前世界体系变革趋势下必须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增强中国经济实力来为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筑牢更加雄厚的物质根基。

然而，在当前世界体系加速变革的趋势下面对国内外一系列经济发展难题时，中国要想为国际话语权提升筑牢更加坚实的话语根基就必须要对发展理念做出深化改革。党和政府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是根本，具体体现在所有制和社会分配两个层面的深化改革：第一，在所有制层面，在对逆全球化的新形势下，要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主导示范作用及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补充作用，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内外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从而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的内生动力；
第二，在社会分配层面，面对当前国内居民收入分配存在较大差距的问题，则是要处理好分配制度中初次分配、再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之间的关系，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比重，在再次分配中通过税收等机制来调节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和保障低收入人群，在第三次分配中要大力发展慈善事业以弥合前两次分配的限度，进而推进人民共同富裕实质性进展。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必定以自身经济实力增强和社会进步取信于国际社会，也必定以民族伟大复兴带动更公平的国际秩序建设。

（二）稳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话语理念

实践既是检验真理的根本途径，也是检验价值的根本途径。当前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存在“错位”的现实说明了除国际话语权的物质基础之外中国还需要注意对外话语理念的构建和话语理念的落实。当今世界体系下的全球治理问题是复杂多样的，任何国家都无法“独木撑舟过河”，共同应对全球治理难题才是正确的解决之道。从话语理念构建来看，中国提出的“倡导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的合作范式和话语理念符合当今世界体系变革态势下的治理要求，是站在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思想精髓，为当前世界体系变革趋势下建立合作共赢和互相包容的新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方案；
从话语理念落实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理念不能仅仅停留在方案层面而要找到中国方案以凸显其理论的实际价值和意义，才能在中国对外话语传播落实的过程中让“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原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国家行为体之间产生相互信任和共同行动意愿。

对此，中国作为新兴治理主体的代表首先要积极主动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放入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倡导各国共同掌握世界命运、共同书写国际规则、共同治理全球事务和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加快构建一个“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的世界，[12]国家经济合作、政治对话和文化交流等为实际切入口，建立以国家间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依赖关系和伙伴关系以消弭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霸权”猜忌。利用“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各国家地区之间的深度交流与合作，促进沿线各国家地区和各民族实现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聚焦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增进中国和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文化交融，“以点带线，以线带面，以区域先导带世界集合”，拓宽“一带一路”建设范围、实施领域和合作深度来吸引更多国家加入，让世界人民在共同发展的实践中产生对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共鸣。此外，在新旧治理主体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作为新兴治理主体应表明自身支持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完善而非重建的立场，基于自身实力和实际形势稳健地提出和逐步推进关于全球治理议题的规划倡议，要在自身能力的范围内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在面对美国进一步战略挤压时中国政府需要做到不轻易妥协退让也不主动激化矛盾，应该从长期角度出发来谋求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同时也应积极支持和稳定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为中国对外话语理念的宣传和落实打下稳定扎实的基础。

（三）推动媒介资源融合发展保障话语传播

话语是权力规则的外在表达，媒介是话语理念的传播手段。虽然中国国际话语权有了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话语根基，构建了站在人类共同利益高度的话语理念以及实践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平台证明话语价值，但是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传播依然面临非常现实的挑战,而媒介力量和受众接受度这两个因素导致了我国在国际上时常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了叫不响”[13]的窘境。从媒介力量对比来看，中国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能力方面略显不足，而以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合众国际社等西方媒体占据了世界新闻发稿量的绝大部分份额，[14]这些西方媒体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影响，以一些缺乏事实根据和具有偏见的话语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话语的理解；
从受众接受度来看，因为受社会制度不同、文化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等因素的影响，再加上中国对外话语更多倾向比较严肃的政治宣传和理论阐述而非故事型讲述，对外话语传播内容不够通俗易懂和缺乏说服力等，导致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外受众不理解中国政府话语体系内的部分概念和范畴，削弱了中国对外话语对外国民众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一些国家民众受西方媒体长期以来的话语影响以致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也难以产生亲近感甚至存在根深蒂固的误解与偏见。

因此，要想做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对外传播工作就必须提高中国话语的传播力、解释力和感染力。为了壮大我国对外话语传播的媒介力量，就必须加快我国对外媒介资源的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政府官方媒体、企业媒体、民间自媒体等话语平台作用，形成全面媒体的全面传播格局。要继续增强如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国内一大批主流媒体的国际化传播能力建设，提高其硬件网络建设、信号频道、记者站建设和编导人才队伍建设的质量，加快形成一批具有强大传播力、解释力和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
在建设强大的传统媒体平台时还要抓住国际互联网大发展趋势下新媒体独特的传播优势和国际影响力，推动以抖音、微信等为代表的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发展，加强新旧媒介优势资源的整合互补以提升中国话语的对外传播的媒介力量，在与西方媒体的话语竞争和舆论斗争中提高中国声音的传播广度、速度和深度，通过在与国际知名媒体的互动与交流中充分利用其传播力和影响力来延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对外话语的思想辐射范围。另外，因为对外传播具有跨国界、跨文化、跨语言的特征，[15]要提高传播过程受众的接受度，就必须注重对外话语的传播技巧和提升传播艺术，基于国际受众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来转变传统的翻译方式和模式，注重选择多元的话语类型，避免过多使用政治话语，充分发挥我国民众在对外话语传播中的补充作用，主动将政治观点的“严肃性话题”夹杂在经济和文化等“软话题”中，增强国际传播的生动性、亲和性和实效性，继而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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