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春军旅生涯轶事

○夏明星 周宝砚 （广东）

李富春（1900年5月22日—1975年1月9日），湖南长沙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者和组织者之一。在26年的军旅岁月中，他或独当一面，或甘做配角，或负责战时政治工作，或主抓后勤保障事宜，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

1925年9月，李富春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军法处处长，一身三职，领中将衔。当时，汪精卫兼任国民革命军6个军的党代表，各军副党代表实际履行职责。

李富春所在第二军，是从湘军内战分裂出来的。李富春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改造旧军队。

他首先是建立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当时，第二军全体官兵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军、师、团、营各级设有党部，基层党部设有党小组。李富春以周恩来担任副党代表的第一军为榜样，立即着手健全各级党代表制度，组建军、师两级政治部，3个师党代表分别为湖南籍中共党员李六如、方维夏、萧劲光。同时，他还选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左派军官，从事党务、宣传工作。由于措施得力，第二军政治工作队伍充实，政治工作有力。

对官兵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是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按照李富春要求，军政治部采取了多种形式的工作。比如，连队每天早操时必须列队背诵《总理（孙中山）遗嘱》，每三日开一次党小组会，每周举行一次总理纪念会。在纪念周会上，主要官长必须出席训话，表彰好人好事，批评违法乱纪行为，宣扬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宗旨。根据李富春倡议，许多连队办有小报，真实反映官兵工作、学习、生活情况，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深受士兵欢迎。

对第二军士兵的政治教育，李富春着重使士兵弄通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革命；
二是怎么样去革命。在他主持下，军政治部编写了《兵士日课问答》教材，科学回答了上述两个问题。在教材第一课里，根据国共合作（大革命）大好形势，生动宣传了孙中山重新阐释的三民主义：

问：我们为什么要革命？

答：要使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

问：如何得使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

答：先要打倒使我们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屋住的敌人。

问：我们为什么要跑来广东革命？

答：因为广东系革命策源地。

……

问：三民主义不实行与我们有什么害处？

答：三民主义不实行，我们永远受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大地主的压迫、摧残、掠夺、剥削；
永远不能自由平等，永远不能解决生活问题。所以我们要努力革命，求达到三民主义的目的。

这本教材专为训育士兵而编，“务要士兵读得很熟，随时随地都可以答得出，并且了解”。由于这些道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士兵很快入脑入心。

鉴于旧军队军民关系紧张，内部等级森严，李富春对第二军进行了民主改造：他重视搞好军民关系，推崇宋朝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作风；
禁绝抓伕扰民，作为军法处处长，但凡发现扰民害民现象，他必从严从重惩罚；
他关注缓和官兵关系，提醒各级官长要爱护普通士兵，倘有打骂侮辱士兵、克扣士兵粮饷现象，定然严惩不贷。

由于李富春年富力强、工作得力，第二军政治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部队面貌焕然一新，时人称道：第二军“实现了脱胎换骨”。在一次队前讲话中，李富春不无自豪地指出，革命政治工作让国民革命军获得新生：

以前全军对政治的了解，对主义的认识，明白的很少；
甚至有不谈“孙大炮”（指孙中山）的空论、拒绝政治宣传的言行。现在却不然了，大家都带着一种朝气，……自从总司令部的各处小组（指政治工作小组）成立后，似乎都换了一种气象了。

1926年7月7日，第二军踏上北伐征程。由于第二军秋毫无犯，沿途群众箪食壶浆，军民鱼水情深。萧劲光亲历这一场景，钦佩不已：北伐前期，二军之所以在人民群众中颇受欢迎，……官兵作战奋勇，是与富春同志的艰苦工作分不开的。

由于官兵知道为谁而战，第二军战斗力非凡：克萍乡，打宜春，战新喻（今新余），下南昌，所向披靡。11月初，一份作战总结报告认为，各军官兵舍生忘死，“十分九是政治工作力量”。而这“十分九是政治工作力量”，李富春居功至伟。

大革命失败后，李富春历任过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31年12月，他辗转进入中央苏区，担任江西省委书记。1933年10月起，由于长于军队政治工作，他历任江西军区政委、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委等职。

部分在北伐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在南昌合影。前排右一为李富春、前排右二为朱克靖、前排右三为郭沫若、后排左三为林伯渠

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李富春战斗在陕甘宁边区，不仅一直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还是党中央财经部门的负责人。当时，李富春期望奔赴前线，毛泽东委婉劝阻：不要以为后方不重要，刘邦能成大业，萧何是起了大作用的！依我看，你们干的就是萧何的活，你们是“红色萧何”！

1945年9月，国共内战阴云密布，中共中央决策“集中主力，守住大门”，争取控制全东北。为此，一方面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通盘经营全东北；
一方面成立“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协力守住东北大门。11月中旬，李富春抵达热河省会承德（今属河北），谋划守“门”事宜，实现了上前线的愿望。可惜，由于蒋介石军队重兵压境，很快涌入东北，中共中央果断采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方针，建立东北根据地。

贯彻上述方针的重大行动之一，就是成立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建立西满根据地。12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李富春担任分局书记兼西满军区政委，黄克诚担任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由西满分局全权的（地）、也是负全责的（地）统一指挥与领导哈尔滨、营口以西，哈尔滨、昂昂溪以南及热河东部地区之内之一切党政军民工作”。中共中央还具体指示，“西满分局当前的紧急任务是建立西满（包括热东）根据地，统一地合编西满一切部队，保卫热河，有计划地肃清土匪，统一地筹备给养经费，划定军区分局，建立地方党政，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锄奸增资等运动。”

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回忆：“当时西满分局驻地在郑家屯，分局书记是李富春。我到西满分局工作以后，东北局又任命我为西满军区司令员。（1946年1月，）我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部队来到西满，在李富春的领导主持下，全力以赴建设西满根据地。”

在落实中央“统一地合编西满一切部队”指示上，李富春、黄克诚决定，新四军第三师部队与西满军区合并成为东北人民自治军（1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第三师，“使主力部队与地方相结合，亦使地方有主力部队，以便于开展工作”。根据李、黄指示，第三师主力部队分散到西满各地开展工作，迅速打开局面。

当时东北各地的土匪依然很猖獗，人民群众深受其害，匪患对根据地的建设也是一大威胁。那些土匪对地理环境非常熟悉，消息灵通，活动诡秘，出没无常，且全部是马队。我军用大部队进剿，他们就逃窜到深山老林隐蔽起来；
把他们包围起来，他们便会很快星散遁去，比较难对付。李富春发动指战员出主意想办法，很快摸索出一套打土匪的经验，打得土匪望风披靡。他还组织各种规模的骑兵部队，专门对付土匪的马队，咬住不放。没有多久，就将大部土匪消灭掉，其残余匪部无处藏身，一直被我骑兵部队追到中苏边界的黑河、漠河一带，将其全部剿灭。

在落实中央“建立地方党政，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锄奸增资等运动”指示上，李、黄引导指战员苦心争取群众，等到群众政治觉悟提高，他们没有机械执行“减租减息”，而是深入发动群众大搞土改，西满根据地日益巩固：

1947年，李富春夫妇在东北

从1946年初开始，新四军第三师的部队（即东北民主联军第三师）就在阜新以北、哈尔套、库伦、彰武东西一带以及扶余、农安、前郭旗、德惠、大莱、甘乾、三肇等地区发动群众，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开展土改工作。至1946年10月中旬，西满地区已有百分之七十的农村开展了土改工作，150万农民分得了土地。经过一个时期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人民群众对我党我军有了实际的了解，认清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大不一样，是真正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是来解放东北人民的。这样，党群关系、军政和军民关系就密切起来了。人民群众把我们的战士看作是自己的子弟兵，问寒问暖，照顾得非常周到热情。逢年过节，群众杀猪宰羊，拿出陈年老酒招待我们部队指战员。……翻身群众踊跃参军支前，部队得到发展壮大。（据《黄克诚自述》）

1947年5月，整个西满地区完全打通，成为联成一片的巩固的根据地。至此，建设西满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业已完成。李富春功成身进，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
7月，由于长于军队政治工作，兼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
次年1月，担任东北军区暨东北野战军副政委。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当时，毛泽东指示：“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战争之初，20万大军异域作战，粮弹需求数量惊人。加之，“联合国军”狂轰滥炸，志愿军所需供应数量成倍增长。为帮助东北地区搞好志愿军后勤保障工作，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宏观负责志愿军整个后勤工作，同时决定派遣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重返东北，以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军区副政委的三重身份，具体领导东北地区支前工作，全力保障志愿军后勤供应。

至11月5日，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结束，“联合国军”从鸭绿江南溃退到清川江南，志愿军补给线延伸到清川江北，困难陡然增大。面对这种情况，李富春紧急从东北军区抽调几百名干部、大批警卫部队、大量支前民工，充实后勤战线。同时，他还加强组织工作，建立了9个后勤站、1个后勤分部，加强物资前运。不过，光靠东北军区干部难以负荷如此繁重的后勤保障工作，他连拍数份电报请求中央选调干部，紧急支援东北支前工作，引起中央重视。周恩来从政务院动员2000多名支前干部，并致电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副主席李富春，给予他们负责志愿军后勤全权，“凡为东北已决定者，我们定做你们后盾，支持你们贯彻下去”。

得到中央鼎力支持，李富春及时调整后勤组织。入朝之初，他将后勤组织分为东、西两个前方指挥部，分头负责东、西两线各部队供应工作。随着战线南移，他决定将供应工作调整为3条线进行：安东（今丹东）、灌水至新仓、北镇、大馆洞为一条线；
辑安（今集安）至别河里为一条线；
临江至三浦里、长津为一条线。3条线分别设3个分部，沿线设置兵站，负责分发、保管物资。由于设置科学，进退自如，后勤供应有条不紊，基本保证了前线作战需要。当年11月25日至12月6日，志愿军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第二次战役中把“联合国军”基本打到三八线南。

李富春总结了前两次战役后勤保障成绩、经验，接着布置了第三次战役后勤保障工作。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7日，志愿军主动出击，第三次战役将战线推进到“三七线”，震惊世界。

不过，志愿军取得辉煌战果，仍掩盖不了后勤供应面临的困难：由于“联合国军”重点轰炸志愿军后勤补给线，志愿军物资供应水平只能维持一个星期作战需求，等到志愿军粮弹消耗殆尽时，很难对付敌人的反扑。因此，确保补给线畅通、加强物资运输是重中之重。1951年1月22日，李富春主持召开志愿军第一届后勤工作会议，在会上作了题为《继续努力，为更好地完成抗美援朝战争的作战供应任务而奋斗》的讲话，一针见血地指出：“搞好运输乃是搞好目前后勤一切工作的中心。”对此，与会的周恩来、聂荣臻深有同感，他们决定：志愿军航空兵投入战斗，加强补给线防空；
铁道兵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开足马力，日夜抢修被敌炸毁桥梁、隧道，保证铁路线畅通。李富春从东北军区抽调大批汽车、骡马、大车执行运输任务，呈现一幅人民战争的画卷。同时，他指示增加兵站，加宽道路，修筑车辆隐蔽所，在公路沿线设置防空哨，以加大运量，同时减少损失。

1951年3月初，中央就东北后勤工作授予高岗、李富春机动权，“规定东北军区高、李于规定预算外，掌握作战预算百分之二十五的机动费”。由于李富春具体负责后勤工作，他是实际“掌握作战预算百分之二十五的机动费”的人。他敏锐地认识到，此举体现中央对志愿军官兵的厚爱，应该迅速花到志愿军官兵身上。4月，为提高志愿军官兵细粮比重，他果断决定先以东北细粮前运维持，再由机动费中支出补偿，此举大大改善了官兵体质，无形中提高了战斗力。后来，他又指示制造压缩干粮、压缩燃料，这些压缩产品体积小、便携带，很受前线欢迎。

上述措施的实施，基本满足了抗美援朝第四、第五次战役需要，受到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赞扬。

为了加强空军建设，李富春还协助周恩来、陈云筹建航空工业管理局，组建飞机修理厂，在苏联专家帮助下，解决了当时我国1000多架军用飞机和500多架训练飞机维修问题，不仅增强了抗美援朝军事实力，而且从长远看促进了国家航空事业的发展。

1951年6月，朝鲜战局进入相持局面，战线基本稳定在三八线，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成立，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兼任司令员，专司后勤工作。

李富春功成返京，主持中财委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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