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汴河的木岸狭河工程评析

李利娇

历史上的开封水陆交通便利，宋初已经形成了以汴河为主的四通八达的水运交通网。汴河不仅是流经北宋都城开封的南北水路交通要道，而且是流经开封的五丈河、金水河、惠民河、汴河四条河流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在流经开封的这四条河流中，汴河漕运数量最多，始终是维系北宋王朝生存的经济大动脉。对于汴河在北宋王朝中的重要地位，古籍与宋人多有评价。如《宋史·河渠志》有云：“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又下西山之薪炭，以输京师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内外仰给焉。故于诸水，莫此(汴河)为重。”[1]2316北宋视汴河为宋王朝的生命线。然而北宋前期，由于汴河水患特别是泥沙淤积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影响汴河的漕运，因此治理汴河的水患便成为北宋王朝的主要任务之一。在治理汴河水患的措施方面，北宋中期的木岸狭河治理工程卓有成效，并且对明清产生重要影响。对于北宋汴河木岸狭河治理工程，学界虽有所关注，但专题研究成果不多。有鉴于此，本文拟就北宋中期汴河的木岸狭河工程及其意义进行探析。

宋代是一个重用文士、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朝代，宋代文人士大夫社会地位的提高，极大激发了他们关注社会的责任意识，对于出现的重大社会问题和朝廷急务，他们会不计个人的利害得失，极力上书陈事，在有关汴河水患问题上亦不例外。早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文臣马元方就上书请求以“阔五丈，深五尺”的规模疏通汴河中流，以“省修堤之费”[2]1959。为了解决泥沙淤积问题，使汴河漕运及早顺利畅通，朝廷随即诏令韦继昇“经度开浚”。在经过具体勘察后，韦继昇上书指出“泗州至开封府界，岸阔底平，水势薄，不假开浚”。为此他建议朝廷实施束水攻沙的措施，其办法是“于沿河作头踏道擗岸，其浅处为锯牙，以束水势”，以便“使水势峻急，河流得以下泄”[2]1959。在韦继昇看来，泗州到开封地界的汴河，水浅河宽，水势平稳，想要人工疏浚不仅费时费力，还有一定难度，不如在河道宽阔水浅地方，通过筑锯牙堤岸以束水势，这样便可使水浅河宽的河道变窄，不仅抬高了水位，而且湍急的河流会加快对淤积泥沙的冲击力度，使大量淤积的泥沙随湍急的水流奔涌而去，从而减少了泥沙淤积。韦继昇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木岸狭河的概念，但他提出的束水攻沙的主张与宋仁宗嘉祐年间实施的木岸狭河束窄河道、以水冲沙的原理是一脉相通的。

木岸狭河的具体实施是在北宋中期的仁宗时代。所谓木岸狭河，其方法是采用木料做成的堤坝束窄河道的宽度，通过变急的水流和河水的加深，既可以将汴河淤积的泥沙冲走，保护河堤，同时又有利于航运，使往来的船只顺畅通行。木岸狭河中的木岸从字面含义上来看是由木头制成，也有学者认为木岸是用木桩、木板做成的河岸。普遍的说法则是在河道中打入一排排木桩，先用树梢等竹木材料夹进土石，再用竹索等一捆捆扎成埽，排列于河道里，与木桩相连，从而固定下来，构成一道道人造的埽岸。我国著名水利史专家姚汉源先生在《中国水利史纲要》中指出，修河所用主要物料叫做“春料”，其中有“芟，即芦苇等；
梢，即山木榆柳的枝；
薪柴，楗橛等木料；
竹，竹索等竹料；
还有石和茭索等共千余万，这些物料都采自民间”[3]。从姚先生的论述中可见，草、木、竹子、茭索等皆是做埽的基本材料。这些材料在做埽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山梢：出河阴诸山，埽军采斫，舟运而下，分置诸埽场，以其坚直可久故用之；
杂梢：即沿河采斫榆柳杂梢，或诱民输纳者；
心索：大小皆百尺，此索在埽心横捲两系之；
底楼索：在上曰搭搂索；
束腰索：单使令多；
箍头索：两端用之箍；
芟索：卷埽密排用之，亦名绰葽；
斯绹索：长三十尺小竹索也，以吊坠石；
网子索：以竹索交结如网，置两埽之交，以实盘簟；
签桩：长一丈八尺，埽上以云梯籰下之，以贯下埽；
枵橛：长二尺，首端安横牙，故云枵橛；
擗橛：长五尺，即榼橛，盘簟即用之；
小橛：长一尺五寸，以接索头；
坠石：大小规模类碓觜，以斯绹索贯其窍。”[4]12由于做埽的材料成本低，所以宋代在护堤方面普遍采用埽工技术。有学者指出，“北宋的堤段大多以‘埽’命名……到熙宁十年前后，‘沿河共管八十四埽’。”[5]由此可见，梢、芟、薪柴、楗橛、竹石、茭索、竹索是北宋中期筑堤护岸普遍使用的用料，这在古籍文献中也有大量的佐证史料，不胜枚举。

北宋仁宗时期，一些文臣提出了实施木岸狭河工程的建议。如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都大巡检河堤使孙昭建议朝廷“在雍丘县湫口治木岸以束水势”[2]2566。三司使郑戩上奏留都大管勾汴河使，“以为渠有广狭，若水阔而行缓，则沙伏而不利于舟，请即其广处束以木岸。”[1]13555对于郑戩的建议，三司以为难以实行，除此之外也有人反对木岸狭河的做法，但由于汴河淤积的状况愈加严重，这些反对的呼声始终没有被当政者采纳。仁宗时期大规模实施木岸狭河工程有两次，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九月，仁宗下诏正式实施木岸狭河工程，诏令“三司自京至泗州置狭河木岸，仍以入内供奉官史昭锡都大提举，修汴河木岸事”[2]4448。这次狭河总共用“木揵、竹索三百八十四万二百，役工百八十六万四千，为岸三万一千四百步”[6]。依照宋制“五尺为步，三百六十步为里”[1]3493计算，这次狭河工程共做成木岸87.2里。经过实施这次木岸狭河工程，汴河自应天府至泗州一段河道畅通，漕船行驶不受阻塞，但应天府至汴口一段河道，由于河道宽阔水浅缓慢，漕船行驶非常困难，为此都水监上奏在那里兴建木岸狭河工程，并建议应将河宽缩小到六十步左右为宜，以此加快水流速度，达到“扼束水势令深驶”[1]2322的目的。在当时“众议以为未便”的情况下，宋仁宗再次下诏兴建木岸狭河工程，在应天府上至汴口一段河道工程过半、岸木不足之时，又“募民出杂梢”[1]2323。这段木岸狭河工程一直到宋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竣工，原来“曲滩漫流，多稽留覆溺处”的状况得以改变，“悉为驶直平夷，操舟往来便之”[1]2322，汴河漕运状况大为改观。

木岸狭河工程作为北宋中期用以解决汴河泥沙淤积问题的一项有效措施，在宋神宗时期继续实行。这一时期，朝廷除了在导洛通汴工程中开挖蓄水设施水柜之外，还加大力度修建木岸狭河工程。据文献史料记载，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二月，北宋著名水利专家宋用臣上奏朝廷“洛水入汴至淮，河道甚有阔处，水行散漫，故多浅涩，乞计工料修狭河，请求狭河六百里”[2]7354。为此宋神宗下诏“给坊场钱二十余万缗，仍伐并河林木，以足梢椿之费”[2]7354。元丰三年七月，下诏“赐狭河役兵钱有差”[2]7445，对木岸狭河工程予以大力支持。这次修建的狭河工程总共六百里，按《河防通议》记载修建八步木岸所需“梢六百九十束，草六百九十束，签桩三十条，什物席一十片，栲栳二十箇，檐索二十条”[4]12计算，此次狭河工程使用的梢有1863万束，草1863万束，签桩91万条，什物席27万片，栲栳54万箇，檐索54万条。神宗时期木岸狭河工程修了两年八个月，于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十月顺利完成。

木岸狭河作为北宋中期治理汴河的一项新措施、新工程，治河成效非常明显。实施木岸狭河工程后，成功避免了河水冲毁部分堤岸，改善了宋代汴河漕运状况，减少了朝廷负担，促进了社会稳定。宋代木岸狭河不仅对当时治理汴河起着重要作用，而且流传后世，明清会通河和黄河实施的“束水攻沙”的做法，便是在继承宋代置木岸、束水势原理基础上实施的，并且在河道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

(一)冲刷泥沙，促使汴河漕运通畅

前已述及，木岸狭河的主要作用是缩窄水面，促使水流速度加快，避免泥沙淤积，从而达到改善航运环境之目的。木岸狭河工程的实施确实收到了这样的效果，由于河道束窄使水速加快，一改原来河道广阔而水速缓慢的状况，泥沙淤积大幅度减少，一变而为前引所说的“悉为驶直平夷，操舟往来便之”。自此以后，汴河航道通畅，漕运呈现出一片繁荣发展的景象。神宗时期，因对中国文化仰慕来到汴梁的日本高僧成寻，在亲眼见证了汴河上繁忙的漕运盛况时称赞说：“汴河左右前着船，不可称计，一万斛、七八千斛，多多庄严大船，不知其数，两日见过三四重着船千万也。”[7]成寻之语绝非溢美之词，《宋史·食货志》有这样的记载：“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运：曰汴河，曰黄河，曰惠民河，曰广济河，而汴河所漕为多。”[1]4250又称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漕粟至京师，汴河五百七十五万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万七千石，广济河七十四万石。”[1]4253由此推算，在宋代这三条主要河流中，汴河约占漕运总量的85.1%，汴河在宋代漕运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想而知。由于北宋中期汴河漕运通畅，漕运量增加，宋神宗时特诏令“真、楚、泗州各造浅底舟百艘，分为十纲入汴”[1]4254。三州入汴浅底舟的建造，使北宋汴河的漕运量得以继续增加，宋太宗赵光义所说的“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已真正成为现实。

(二)减少了朝廷耗费和因汴河决堤频发给两岸民众带来的灾难，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实施导洛通汴工程以前，以黄河为水源的汴河由于水势湍急，纲运困难，因而北宋政府一直安排较多官员、士兵保护纲运安全。如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朝廷下诏“自今后汴水添涨及七尺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防护”[1]2321，并诏令“就未放春水前，令逐州长吏、令佐督役”[1]2322。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神宗曰：“原河水湍怒，纲运阻难，增置河堤使臣、河清军士、拔头水手厅舍营房。”[2]7264虽然安排较多官员、士兵保护纲运安全有利于预防汴河水患，但加重了朝廷负担，造成了政府财政拮据。据《宋史·河渠志》记载，“京师集禁兵、八作、排岸兵，负土列河上以防河。满五日，赐钱以劳之，曰‘特支’；
而或数涨数防，又不及五日而罢，则军士屡疲，而赐予不及。”朝廷虽然在皇祐三年七月恢复了“始制防河兵日给钱”的制度，但赐钱的数额大为减少，“才比特支十分之一。”[1]2322到了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五月江、淮等路的木岸狭河工程顺利完成后，权江淮发运副使卢秉上书指出，原来因“黄河入汴，水势湍激，纲船破人数多”，而今“清汴安缓，理宜裁减。今定六百料重船，上水减二人，下水减二人，空船上水减二人，下水减三人，余以次差减”[2]7409，建议缩减纲船人员数额，并得到朝廷依从。由此反映出木岸狭河工程建成后，不但减缓了泥沙淤积，使汴水较为安缓，而且减少了纲船人员，节省了朝廷耗费，同时也减轻了汴河决堤现象频发而给两岸民众带来的灾难，其效益是明显的。

(三)木岸束水为明清时期治理会通河和黄河的水患问题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经过元末明初新旧朝代更替的战乱，“起东昌路须城县安山之西南，由寿张西北至东昌，又西北至于临清，以逾于御河”[8]的会通河一再被毁。如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河决原武，浸安山湖而冬，会通尽淤。”[9]明嘉靖初年，黄河在徐州地区频繁决堤，影响了下游以黄河为水源的会通河，大量黄河水流入会通河，使其不断出现水患问题，致使会通河泥沙淤积严重，漕运困难。为了解决会通河泥沙淤积问题，明代水利专家借鉴宋代木岸狭河束水攻沙的做法，提出了以堤束水的理论。明代束水攻沙在会通河的运用策略，主要是通过修筑堤坝缩窄河道，增加水速，依靠水力冲刷泥沙，以有效减少会通河泥沙淤积。如明朝中期著名文臣、总督河道都御史刘天和提出“治河决必先疏支河，以分水势”[10]15。嘉靖年间，鉴于会通河泥沙淤浅严重影响航运问题，刘天和建议“于南旺东湖蜀山坡之下，各地形稍高水势稍浅之处，横筑高厚土堤，中留滚水，以通运河”[10]38，主张在会通河水势稍浅之处，通过筑堤束水加快水速、抬高水位来改善会通河漕运状况。筑堤束水对明中后期的治河起到了重要作用，无论用于防洪还是束水，以及之后修筑的石坝皆发挥着减少会通河泥沙的功用。

在黄河治理上，北宋中期施行的束水办法也被明清所借鉴。面对泥沙淤积造成黄河下游河道溢决的水患，明清时代积极寻找整治措施，大部分官员主张采用束水攻沙的方法，如潘季驯反对分流、采取束水攻沙的原理，甚至万恭认为以堤束水，才能使黄河河道得以安稳。明清易鼎之际，由于治河松弛，导致清初黄河河道泥沙淤积问题愈加严重，整治黄河成为朝廷关注的大事。清代康熙年间河道总督靳辅提出利用河道淤泥筑堤束水的措施，同治年间张之万提出筑草坝束水攻沙的建议。因此，无论是明代潘季驯和万恭的束水攻沙理论，还是清代靳辅的筑堤束水、张之万筑草坝束水攻沙的主张，皆继承并且发展了北宋中期木岸狭河束水攻沙的理论，并将其付诸实践用以治理黄河，取得了明显的治河成效。

宋朝建立后，鉴于汴河对宋都开封漕运的重要地位，统治者特别重视对汴河的疏浚治理。宋初，为解决汴河泥沙淤积问题，主要以疏浚汴口、治理泥沙为主，但汴河淤积问题仍然存在。北宋中期通过实施木岸狭河工程，以束窄河道来冲刷泥沙，加快了水流速度，有效缓解了汴河漕运通畅问题，使汴河漕运速度加快，运输总量增加。北宋中期木岸束水这一治河方略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仅为明清时期治理会通河和黄河的水患问题提供了借鉴，同时也可为当今社会提供宝贵的治河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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