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视阈下中华文化基因解码与保护传承研究——基于贵州民族刺绣文化考察

包 龙 源

中华文化之所以璀璨夺目，是因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勤劳、勇敢、善良和智慧形成的优秀的文化基因。中华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1)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第002版。。中华文化之所以历数千年而长盛不衰，正是因为在其生命运动中兼具稳定性和变异性双重品格。(2)耿识博：《习近平“文化基因”论的内涵探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6年第3期。传承和弘扬中国各民族的共性文化基因，有助于凝聚中华民族凝聚力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乡村振兴战略作用下，乡村文化重构与振兴已成为当前中国乡村发展的主要态势。“文化重构既是推进乡风文明的基本措施，也是整合乡村力量的基本手段，更是保护乡村文化多样性的基本对策。”(3)李军明、向轼：《论乡村振兴中的文化重构》，《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5期。文化属于观念形态，且具有特殊的能量，既能提升人们的认识，形成相互联结的精神纽带，又能凝聚人心，在共同的文化活动中消解困顿，并赋予生活意义(4)徐勇：《乡村文化振兴与文化供给侧改革》，《东南学术》2018年第5期。。刺绣作为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结晶，其历史意义、文化意义、现实意义，不言而喻。就贵州发展中华民族传统刺绣的现实意义而言，其应用性与乡村文化振兴具有诸多耦合性，民族文化产业化、市场化、现代化、国际化，则是贵州发展中华民族传统刺绣助力乡村振兴和实现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

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5)《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第001版。。在新时代，构建贵州文化高地必须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上增进共同性，准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内在关系。始终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解码和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基因。

本研究以贵州民族刺绣文化作为考察中心，因此有必要对该研究领域进行学理性回顾。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发现，近年来学术界主要聚焦图案花纹、刺绣技法、符号内涵、保护传承、开发应用等领域。

(一)关于刺绣图案花纹研究

有学者认为，“贵州民族文化是相对多元化的产物集合体，是构成其独具魅力的重要因素。贵州民间刺绣艺术是以文化形态和视觉图象为根本存在的，它深深地打上了贵州多元文化的烙印”(6)王书万：《贵州民间刺绣绘画艺术试述》，《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2期。。尽管贵州文化主体来源多元，但在刺绣图案花纹方面，具有诸多共性。例如：“水族马尾绣在七十二寨侗族和盘踅苗族的服装上大面积出现，并且两个民族对马尾绣图案纹样、装饰位置、色彩搭配的审美意趣非常相似，服饰难分彼此，只是在图案纹样和银饰上略有差异。相似的服饰风格反映的是侗、苗、水族之间友好的族际往来关系和一致的审美喜好。”(7)张云婕：《侗族传统服装艺术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9年，第192—193页。

贵州民族刺绣图案主要来自大自然的动物、植物。例如苗族刺绣纹样，主要有鱼纹、蛙纹、蝴蝶纹、龙纹、鸟纹等(8)钟世梅：《贵州苗族刺绣中常见动物纹样浅析》，《中国民族博览》2020年第18期。。又如侗族刺绣主要以大自然中的龙、蛇、鸟、蝴蝶等动物为纹样的装饰主题，在植物纹样方面，则以梅花、桃花、葫芦、柿子等植物纹样为主(9)邓文慧：《从江侗族刺绣纹样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工业大学，2012年，第27—39页。。从已有研究成果看，动物纹、植物纹是当前贵州各民族普遍采用的主要图案纹样，现代性图案花纹甚少。

(二)关于刺绣技法研究

从已有研究成果看，对贵州民族刺绣技法探讨较为系统的学者主要是贵州省艺术文化研究院杨晓辉研究员，其详细分析了贵州世居民族如何传承发展中华民族传统刺绣的不平凡史，同时对各民族刺绣技法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认为贵州苗族刺绣技法主要有平绣、破线绣、辫绣、打籽绣、堆绣、布贴绣、锡绣、数纱绣、挑绣、皱绣、锁绣、盘绣、绞钉绣等；
侗族刺绣针法繁多，有缠线绣、连环锁绣、铺绒绣、平绣、叠绣、结子绣、错针绣、盘绣等；
布依族刺绣的技法多种多样，有平绣、绉绣、缠绣、挑绣、编绣、剪贴绣等；
用马尾制作而成的马尾绣，具有浅浮雕感，造型抽象，概括夸张，线条丰满流畅，有很强的装饰性，同时结合运用了结绣、平绣等针法(10)杨晓辉：《贵州少数民族民间蜡染与刺绣》，《美术》2014年第6期。。

贵州安顺屯堡文化是明朝洪武年间军民向西南迁移，并与当地族群杂居融合所形成的文化现象。可以说，屯堡人既有汉族的文化基因，又有当地其他民族的文化基因。就屯堡民间刺绣技法而言，主要有中国传统的平绣、锁绣、堆绣(11)罗文帝：《浅谈贵州屯堡民间刺绣艺术》，《美与时代》2011年第2期。。从刺绣技法看，贵州各民族刺绣技法虽有各自特点，但也有许多共性，例如平绣、锁绣、叠绣等技法被许多民族共同运用，这并非偶然，实为贵州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

(三)关于刺绣文化内涵研究

从已有研究看，目前学术界有不少学者对贵州民族刺绣的文化内涵展开讨论。吴平、杨竑不仅对贵州继承传统刺绣起源问题展开了讨论，同时对刺绣的文化内涵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贵州刺绣创作主题主要基于对生存环境、生命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既有对祖先的缅怀和自然的崇拜，又有对生命的感悟和情感的寄托(12)吴平、杨竑：《贵州苗族刺绣文化内涵及技艺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彭文艳以贵州册亨县刺绣藏品为例，分析了当地刺绣的八大特征，认为当地刺绣凝结了当地人民珍贵的生命印记和活态的文化基因，深刻反映了当地传承中华文明的历史和智慧水平(13)彭文艳：《布依族刺绣图案的文化内涵与美学意义——以册亨布依族博物馆刺绣藏品为例》，《大众文艺》2017年第15期。。

在贵州当地的某些刺绣中，“织绣品的母体图案，一般都由自然物占据，人物只能安排在子体图案中。即使在母体图案中出现，也只是居陪衬之位置。”(14)温婷：《论侗族刺绣的审美意蕴》，《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从贵州当地的民族刺绣的文化内涵看，主要存在两个基本指向：一是自然界，二是人类社会生活。除部分刺绣文化以外，中国其他地方的刺绣创作母题也主要源于自然和生活。因此，可以说“天人合一”的理念始终贯穿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个发展历程。

(四)关于刺绣保护传承与开发应用研究

关于刺绣保护传承问题，目前学术界主要就贵州个别地方刺绣展开讨论，例如罗林(15)罗林：《试论苗族刺绣的传承与保护》，《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5期。、王至强、陈海红(16)王至强、陈海红：《苗族刺绣的传承与现状——以黔东南苗族刺绣为例》，《凯里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和肖海线、曾丽容、黄旭(17)肖海线、曾丽容、黄旭：《望谟县布依族刺绣的传承与发展分析》，《新西部》2019年第18期。等人探讨了贵州不同地域刺绣传承方式；
再如纪聪聪、周莹(18)纪聪聪、周莹：《三都水族马尾绣的工艺特点与传承发展》，《丝绸》2020年第6期。、马德东(19)马德东：《三都水族马尾绣背扇的符号研究与活化传承》，《文化产业》2021年第21期。等分析了像马尾绣这样的具有不同特点刺绣的工艺特点和活态传承路径。贵州民族手工艺作为民族文化深层记忆的载体，在地域文化传承和民族文化空间的营造中有着积极的作用。当前由于传统农耕文明的解体所带来的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贵州民族手工艺传承与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要想贵州民族手工艺实现传承有序、可持续发展，则需要优化经济结构，培养青少年的优秀传统民族文化保护传承意识，积极推动优秀传统民族文化进校园(20)马预其：《当代语境下贵州少数民族民间手工艺的传承与发展》，《美与时代》2017年第11期。。

从开发应用方面看，学术界主要关注和探讨贵州民族刺绣图案花纹元素在现代服饰设计中的应用，以及在旅游商品研发方面的应用。一般而言，“贵州……民族刺绣作为一种原生态的民族文化，其在现代服装上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审美价值和经济效益上”(21)张莎莎：《贵州少数民族刺绣文化产业的开发》，《贵州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个别学者在探讨贵州传统刺绣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创新运用手法时，认为需要从纹样创新、技艺创新、材料创新等三个方面进行着眼。(22)刘俊：《贵州苗族刺绣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创新运用》，《中国文艺家》2019年第3期。近年来，贵州民族手工艺产业化和品牌建设初见成效，但“品牌缺乏、市场狭小、交易平台有限、产业化发展水平不高、发展模式可持续性不强等一系列问题仍然存在”。(23)张娟、张晓松：《贵州民族手工艺旅游商品品牌建设与产业化发展研究》，《贵阳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年第1期。

目前，虽有不少学者对贵州民族刺绣展开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这无论是对贵州构建文化高地和发展文化经济，还是为学术界持续关注和研究贵州民族刺绣文化，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通过回顾已有研究成果，我们发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研究主题较为集中。当前学术界主要侧重于对民族刺绣图案花纹、文化内涵等方面展开讨论。尽管已有一些学者对民族刺绣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应用的路径进行了尝试性探讨，但许多路径较为单一，且操作性不强。二是研究对象较为集中。当前学术界主要探讨贵州不同地域民族刺绣文化，涉足其他省外刺绣研究成果较少。另外，鲜有学者关注和探讨中国各民族的共性文化基因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关系。这也是本研究展开尝试性刍议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体而言，20世纪贵州各民族刺绣图案研究主题主要聚焦在纹样与符号内涵等方面。进入21世纪后，研究主题呈现多样化态势，重点聚焦刺绣制作工艺、传承与创新、产品研发与文化资本化等领域。目前贵州民族刺绣研究合作率偏低，尚未形成稳定的核心研究群体，同时刺绣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国际化有待提高。在乡村振兴战略作用下，贵州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其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24)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多民族杂居的历史格局，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基础。文化交融有其自身的历史渊源和社会环境，贵州民族刺绣文化交融亦是如此，存在图案布局、色彩提取，符号象征表达等相互交融的现象，这与多民族共生历史，以及政治、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一)多元一体的历史渊源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仅世居民族就有汉族、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回族、白族、瑶族、壮族、畲族、毛南族、满族、蒙古族、仫佬族、羌族等18个。嘉靖《贵州通志》载：“贵州民夷杂处，而夷居十八九。”“贵州本西南夷。官则土多汉少，民则吏十汉一。”这既说明在古代，尤其是明代以前，贵州世居民族人口众多，又反映了贵州多民族杂居的历史事实。在古代，贵州已形成多民族杂居的格局。一些学者(25)侯绍庄、史继忠、翁家烈：《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41—47页。在探讨先秦至清代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时，认为贵州世居民族与古代的“西南夷”“百越”“濮人”有着密切渊源关系。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流动性增强，贵州逐渐形成了良好的民族互动互嵌格局。

贵州的历史是一部社会变迁、文化濡化、民族融合的发展史(26)龚锐、金燕、杨昌儒：《概念、方法与视野——贵州建省六百年民族关系与民族问题再思考》，《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5期。。嘉靖《贵州通志》载：“青山司(今息烽县境内)花仡佬，男子旧不着冠，今渐着汉人之服饰。”“思南府(今思南县)朗溪司峒人，近来服饰亦近于汉矣。”清平县(今凯里市)“钟家……衣服与汉人同”，杨义司(今福泉市)“其民皆苗僚仲家……衣服言语稍如华人矣”。由此可见，随着贵州民族交往交流增强，不少当地少数民族衣着习惯受到了汉族服饰文化的影响而“与汉人同”。古代贵州各民族服饰文化交融存在多种现象，既有少数民族借鉴汉族的现象，也有汉族借鉴少数民族的现象，以及少数民族间相互借鉴的现象。具体到刺绣文化而言，贵州各民族在图案和色彩选取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例如普遍把龙、鱼、鸟、花等动植物作为图案模样，又如普遍把红、白、蓝、黑、青等颜色作为刺绣主要色彩。这从另一个层面充分反映了贵州各民族在审美、价值观等方面存在诸多共同性，同时也映射出了贵州各民族和睦相处与文化深度交融的美好图景。

(二)良好的政治环境

民族政策对文化交融产生重要影响。有学者把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策分为拓展疆土的开拓政策、统一稳定的怀柔政策、自主管理的羁縻政策、体现差异的因俗政策(27)温起秀：《中国民族政策的历史对比》，《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报)》1999年第2期。。在古代，贵州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虽然受到改朝换代和具体历史时期个别因素的影响，但因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相互间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因此，各民族间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友好地交往与和平共处一直是历史的主流(28)翁家烈：《明代贵州民族关系述略》，《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把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作为民族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逐渐形成，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特点愈发突出”(29)刘吉昌、刘勇、李俊伟：《论60年来贵州民族关系的发展及趋势》，《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进入21世纪，贵州深入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各民族交往交流的通道更加通畅，文化交融的广度和深度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为贵州民族文化交融提供了政治保障，促进了各民族平等互动，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一步向前。

(三)和谐的社会环境

多民族共生是贵州繁荣发展的历史基础，不同时期多样化民族政策是贵州各民族交往交流和文化交融的政治前提。随着各种“通道文化”的产生和形成，如茶马古道推动了各民族经贸往来和跨族际婚姻家庭组建，促使文化交融得到全面深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民族不仅在政治上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同时在经济上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平等的民族政策为各民族平等交往交流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便捷和发达的交通条件为各民族交往交流提供了便利。在平等民族政策和发达交通条件的作用下，贵州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各民族互嵌及文化交融程度不断加深。

据相关研究表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民族八省区中，内蒙古族际通婚率为11.62%，广西为9.73%，云南为11.02%，西藏为1.38%，青海为5.93%，宁夏为1.98%，新疆为1.38%，而贵州是12.51%，属最高值”(30)张丽美：《民族血缘交融：贵州省族际通婚研究——基于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贵州民族研究》2022年第1期。。这既充分反映了贵州各民族相互交融的事实，也映射了和谐共生的美好社会环境。

自古以来，多民族和谐共生和民族文化多样性一直是贵州的显著特征。民族刺绣文化作为贵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千百年来其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推动区域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贵州各民族刺绣所蕴含的共性文化基因功能，不仅生动反映了中国各民族互嵌和文化交融的历史事实，同时对于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民族性格塑造，以及增强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文化基因概念溯源与重塑过程

关于何为文化基因这一问题，学术界讨论激烈，争议很多，莫衷一是，目前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文化基因是一个不断被重塑了的术语，其内涵及外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学科场域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实际上，任何一种理论或者学说的兴起都有其历史背景和时代诉求。严格意义上讲，文化基因属于概念跨学科移植。众所周知，基因一词原属生物遗传学范畴和术语，后来被引入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为什么基因一词被引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原因是许多学者认为文化之所以能够世代传承，其内部必然存在着稳定且强大的文化因子，这种文化因子类似于生物基因，并且具有较强的控制力和遗传性。简单来讲，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学者们试图从生物遗传学视角去解构文化基因和解释文化遗传规律。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最先探讨文化基因的人是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Alfred L.Kroeber)和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他们最早设想文化是否有类似于生物基因(Gene)的基本单位，随后又有许多学者提出“特征丛(Trait-complex)”“行子(Actone)”为文化的最小单位。1976年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出版了《自私的基因(Selfish Gene)》一书，并提出了“文化拟子”概念，以此分析文化演化脉络。道金斯最先使用Mimeme来表述文化复制和传播的最小单位，为与生物学的基因(Gene)概念保持对应，他把希腊词根Mi去掉，仅保留Meme(拟子)。在道金斯看来，Meme(拟子)一词与英语中的“记忆”(Memory)相近，与法语中的“同样”或“自己”(Meme)在拼写上完全相同。因此，在梳理学术史后，研究这一问题的韦森认为Meme(拟子)是一个用来表述文化复制最小单位的更合适的概念(31)韦森：《文化与制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6—65页。。

自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提出以Meme(拟子)表述文化基因后，引起了学术界的热议，并形成了文化基因研究热潮。其中，苏珊·布莱克摩尔(Susan Blackmere)、汉斯·赛斯史比尔(Hans-Cees Speel)等学者对Meme(拟子)展开了深入研究。整体而言，外国学者普遍认为文化也有自身的遗传基因和遗传规律，而Meme(拟子)具有很强的复制性，且以记忆的形式复制在人们的脑中。

与国外相比，国内文化基因研究相对较晚，且主要集中在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其中学者刘长林、刘植慧、王东、毕文波、徐杰舜、吴秋林等人较早对文化基因展开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关注文化基因研究的人越来越多，研究视角逐渐多元化，研究成果不断增多。从研究成果影响力来看，赵传海、毕文波、蒋玉跃、赵鹤龄、杨绛梅、吴秋林、王海宁、张鸿雁、罗彦等人的文献被引频次较高(见表1)(32)截止2022年1月10日，从CNKI收录情况来看，仅中文核心期刊文献和CSSCI期刊文献就有300多篇。由于篇幅有限，本研究只截取被引排名前10的文献。。从另一方面讲，以上学者不仅对文化基因有着深度的思考，同时他们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学术界同仁的普遍认可，这对于进一步拓展中国文化基因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就国内学者对文化基因定义而言，可谓众说纷纭，不同学科的学者认识各异。有的学者认为，文化基因是决定文化系统传承与变化的基本因子、基本要素，它是人类文化系统的遗传密码，其核心内容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33)王东：《中华文明的五次辉煌与文化基因中的五大核心理念》，《河北学刊》2003年第5期。。有的学者则把“内在于各种文化现象中，并且具有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传承和展开能力的基本理念或基本精神，以及具有这种能力的文化表达或表现形式的基本风格叫做文化基因”(34)毕文波：《当代中国新文化基因若干问题思考提纲》，《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实际上，“文化基因是文化类型的存在根本，每一种能够成为独立文化类型的文化都深深根源于自己的文化基因特性之中”(35)吴秋林：《文化基因新论：文化人类学的一种可能表达路径》，《民族研究》2013年第6期。。一般而言，文化基因具有影响的普遍性、传承的连续性、存在的内隐性、作用的独特性等特征(36)桓占伟：《研究民族文化基因应重视核心观念》，《史学月刊》2017年第11期。。整体而言，当前中国研究文化基因路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Meme的路径，以中国的哲学家为研究主体；
一种是没有Meme的路径和借喻，以民族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为研究主体(37)郎丽娜：《文化基因研究的概念和历史》，《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总的来说，文化基因起源于跨学科概念植入，随着时代发展，其内涵和范畴打破了传统学科壁垒，并逐渐成为人们理解文化发展规律和解释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秘钥。

(二)中华文化基因及其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38)《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人民日报》2022年5月29日,第001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寄托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想和信念，也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美好愿景。”(39)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第002版。

随着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热潮兴起，国内关于中华文化基因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多。关于中华文化基因的构成问题，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尚无统一的定论。“从儒家经典入手，中华文化基因无疑是‘五伦’，即仁、义、礼、智、信或仁、智、勇、乐、雅；
剖析《周易》，‘关系’‘环境’‘象思维’是中华文化基因内核”。(40)邵培仁、林群：《中华文化基因抽取与特征建模探索》，《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以自身特有的与时俱进的品质和包容万象的胸怀，在横、纵两个方向上强劲地传播和延续，形成了鲜明的文化疆界，构成了具有东方神韵的文化气场，规制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制约着中国文化发展的态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与发展的重要思想渊源和精神土壤”。(41)赵传海：《中华优质文化基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学习论坛》2011年第4期。有的学者认为，中华文化基因具有稳定性、永恒性、变异性、独特性等特点(42)赵静：《中华文化基因的特点探析》，《文化软实力》2017年第4期。，另有学者认为，中华文化“具有遗传性、稳定性，同时又在变化着的生态环境影响下，内部组织不断发生递变和重建，因而又具有变异性、革命性”。(43)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上)》，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0页。

从已有研究成果看，关于中华文化基因问题，学术界讨论不少，也形成了一些有益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中华文化基因既包含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文化标识和独特外在文化形态的物质文化，又包含具有“天人合一”“天下观”“大一统”“和合”等核心理念的精神文化。中华文化的外在显性基因具有独特性和变异性，其内隐性基因具有稳定性和包容性。总的来讲，中华文化基因不仅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共性文化基因集合体，更是中华民族性格塑造的重要机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重要支力。

(三)民族刺绣文化基因功能及其解码路径

民族刺绣是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其历史源远流长，刺绣技法精湛、纹样多样、色彩绚丽。那么民族刺绣文化基因到底是什么？概括起来主要包括技法基因、纹样基因、色彩基因及其核心观念。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的话，那就是“形”和“神”。民族刺绣的“形”基因主要体现在其物质性上，而“神”基因则是民族刺绣制作工艺的核心观念，是其文化生成的基础和前提。民族刺绣文化的“形性基因”作为外在文化特征，既能体现中国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一面，更能体现各民族文化共同性的一面；
其“神性基因”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价值理念和思想精髓。民族刺绣的共性文化基因具有强大的文化传承功能、中华文化认同功能、民族性格塑造功能等。

1.民族刺绣文化基因功能

(1)文化传承功能。民族刺绣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结晶。民族刺绣文化，既是中国艺术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各族人民的精神食粮。优秀传统民族文化之所以世代相传，从某种层面上讲，民族刺绣文化基因发挥了重要作用。民族刺绣文化基因具有强大的文化遗传特性，这不仅对各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性传承发挥积极作用。

(2)文化认同功能。“各民族之所以能够团结一心抱在一起、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宛如家庭共成一体，在最深层次上源自文化认同提供的精神感召、价值体认和意义追寻。”(44)青觉：《以文化认同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红旗文稿》2022年第7期。民族刺绣文化基因不仅在各族女性代际间遗传，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标识。通常来讲，“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依据”(45)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中国各民族在刺绣纹样基因、色彩基因、技法基因等方面，具有诸多共同性，这对于增进中华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实际上，“不论从政治认同还是文化认同角度来说，其实质都离不开文化的根基，文化基因实质上已成为国家认同价值生成的逻辑。”(46)姚文帅：《文化基因：国家认同价值生成的逻辑》，《学术界》2016年第9期。

(3)塑造民族性格功能。文化作为人为创造物，因人的需求而生成，也因人而发展或消亡。民族刺绣的产生和发展亦是如此，从其生成的最初目的来讲，主要是满足各族人民的物质性和精神性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刺绣原有的功能和意义发生了变化，即民族刺绣文化基因发生了变异。实际上，民族刺绣文化基因在实现其文化传承功能的同时，也是在塑造民族性格。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47)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第002版。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民族刺绣文化已对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风貌产生了深刻影响。

2.民族刺绣基因解码路径

(1)从有关民族刺绣记载和研究的历史文献入手。这项工作实际上是从文献学角度来对民族刺绣文化基因进行解码。历史上有许多文献记述民族刺绣的生成、发展、演变。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分析，进而从历史维度全面把握民族刺绣文化基因演变的历史脉络，这对于民族刺绣应用推广和保护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收集和分析有关民族刺绣文献方面，既要全面，又要客观、真实。当然，还要有甄别和取舍的能力，这就需要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文物学家、美术学家、文化学家、社会学家、遗传学家等共同协作。从历史文献中探索民族刺绣发展演变规律，这对于解码民族刺绣文化基因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弄清楚民族刺绣的历史发展脉络，才能更好地解码和提取其文化基因。可以说，深度研究历史文献是解码民族刺绣文化基因的基本前提。

(2)从田野调查入手。过去由于许多少数民族没有形成系统的文字体系，所以许多文化只能通过其他载体和形式传承。就民族刺绣文化基因解码而言，仅从现有历史文献进行解码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有关民族刺绣文化记载的历史文献主要是“观察者”完成，由运用者执笔的文献较少；
另一方面，由“观察者”形成的历史文献难以全面和客观描述民族刺绣原有的历史文化样貌。因此，深入民族地区开展刺绣文化大调查十分必要，且意义重大。开展刺绣文化调查研究，同样需要具备专业素养的专家参与，尤其是民族学家、历史学家、文物学家、文化学家、美术家等。在开展刺绣文化调查过程中，必须站在“运用者”和“观察者”两个维度来观照。田野调查是解码刺绣文化基因的重要抓手，是解密刺绣文化信息的重要途径。可以说，田野调查是民族刺绣文化基因解码的实验过程，许多文化因子是在这个过程中被解构出来的。绣娘是刺绣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自然是田野调查的主要被访谈对象。从某种层面上讲，绣娘掌握着刺绣文化基因。实际上，保护绣娘就是保护刺绣文化基因。

(3)选择典型样本进行针对性解码。由于中国民族众多，刺绣样式各异，逐一解码难度大。应重点对民族刺绣的技法、纹样、色彩等方面进行解码，即从刺绣样本中提取技法基因、纹样基因、色彩基因。刺绣样本解码工作实际上是一项复杂的文化解构工作，涉及的人和物比较多。许多典型样本往往来自田野调查，因此做好民族刺绣田野调查工作非常重要。只有在认真开展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才能寻找到好的民族刺绣研究样本，才能提取到最优的刺绣文化基因。当然，“文本田野”工作也十分重要。严格来讲，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是民族刺绣样本解码的两大基本前提。

(四)民族刺绣文化能量释放

关于“文化能量学说”，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是由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怀特(Leslie A. White)提出的。在他看来，宇宙中的一切都可以用能量来描述，而星系、恒星、分子、原子等都可以看作是能量的组织。可以说，“文化能量学说揭示了作为支持人类社会有序运作的复杂开放系统——文化具有物质、能量及信息的属性和‘自主进化’的能力”(48)麻勇恒：《文化能量学说视域中的“原生态文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实际上，“能量积累不是一般的积累，而是‘经验积累’，即文化遗产的传递，生理特点的遗传也属于这种积累。如果文化遗产的传递是一种技术知识的传递，那么人的生理遗传则是人自身的能量传递了”(49)欧潮泉：《新进化学派和它的文化能量学》，《青海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民族刺绣之所以世代相传，生生不息，这与其强大的文化基因和文化能量密切相关。民族刺绣的文化能量主要表现在族群认同、生活意义、文化资本等方面。从某种层面来讲，民族刺绣文化能量同小康建设中的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相关性。释放民族刺绣文化能量对于实现优秀传统民族文化资本化和乡村文化产业化市场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的经济力，不仅有效改善各民族生活状态和增强民族信心，同时有助于增强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即通过文化能量推动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

民族刺绣文化能量释放的主体有哪些？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主体，即文化主体、行政主体、学术主体、市场主体。其中，文化主体是根本性主体，他们关系着民族刺绣文化的产生、发展、消亡，同时也是民族刺绣文化保护传承的核心主体。行政主体是民族刺绣文化建设的战略制定者，以及刺绣文化保护传承的规划者，在具体工作中，行政主体起到引导性作用。学术主体既是民族刺绣知识创新的重要主体，也是其文化传承和文化能量释放的重要主体。学术主体应本着学术自觉，以及求真的态度，主动积极参与解码民族刺绣文化基因。市场主体是民族刺绣文化能量释放最为直接的主体，也是刺绣文化资本化市场化运作效果最为显著的主体。总体而言，文化主体的文化能量释放方式主要以言传身教为主。与文化主体不同的是，行政主体主要通过制度、法规、资本、宣传等方式来释放文化能量。学术主体主要是通过挖掘、整理、研究文化来实现。市场主体则以市场为导向实现文化资本化。总之，民族刺绣文化能量释放需要多主体协同运作。

(一)民族刺绣文化基因应用推广

从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来看，民族刺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许多民族刺绣文化基因将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和推广。尽管当前民族刺绣形成了一些文化产品和文化产业，但业态比较陈旧。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民族刺绣文化基因应用推广力度。

1.结合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需要，扩大民族文化基因应用领域

(1)树立科学的应用理念。满足和服务社会发展需要是民族刺绣文化基因应用的基本出发点。解码民族刺绣文化基因，目的是应用推广和保护传承。在应用民族刺绣文化基因过程中，应遵循和秉持其独特性与民族性、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坚持应用与保护并重的理念。中国的许多文化事项之所以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与中华文化的独特性、传统性、完整性等密切相关。

(2)结合市场需求与社会发展需要，设计和打造一系列新的民族刺绣文化产品和文化产业。从当前民族刺绣发展情况来看，存在规模小、市场化水平低等问题。“在现代文明发展的推拉式作用下，民族文化遗产正面临着文化基因重组、变异的价值流变及其衰减风险”。(50)李彦群、任绍斌、耿虹：《“文化基因遗传”视角下民族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城市发展研究》2021年2期。因此，不仅要全力保护传承优秀民族刺绣文化基因，更要结合市场，尤其是国际市场，大力打造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化品牌，使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成为独特的文化标识。

(3)创新性发展民族刺绣文化产业新业态，提高中华文化产业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产业升级加快、消费需求多样化背景下，民族刺绣文化基因应用，应在保持其独特性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其他文化基因的深度融合，以互联网为技术支撑，以创意、创新为核心，大力培育新兴业态，不断提升民族刺绣文化产业的规模化、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水平。从消费倒逼维度重新审视和分析民族刺绣文化产业的发展前景，发掘和锁定潜在的目标消费群体。科学引入国内外资本、合理应用现代金融、着力设计特色产品、深化产业间合作、创新销售模式，全力打造新时代民族刺绣文化产业新业态，从而提高中华文化基因的复制力和生命力。

2.多维度创新民族刺绣文化基因推广新模式

(1)打造民族刺绣文化品牌，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品牌不仅是产品的身份和标识，更是企业文化和产品宣传的有力抓手。从当前民族刺绣文化产业看，存在规模小、产品种类少、市场化国际化水平低等现象，形成大品牌的刺绣产品非常少。这在一定程度上既影响到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又制约着民族刺绣文化基因推广。当一种产品形成品牌效应过后，其消费群体必然猛增，并且这种品牌文化将深植人心。中华文化基因的推广，最根本的举措是打造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品牌。一旦形成文化品牌效应，那么中华文化基因的复制力必将大大提高。实际上，文化品牌力就是最好的文化推广力。

(2)加强民族刺绣文化教学实践，提高刺绣文化基因的解码能力和推广力。具体而言，在民族聚居区的中小学开设刺绣教学活动。中小学阶段的优秀传统民族文化教学实践非常重要，直接关系到刺绣文化基因的保护和传承。尽管民族刺绣的绣法技艺掌握在绣娘们的手中，但她们大多数缺乏美术、设计、市场等专业知识，这给民族刺绣的应用和推广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应在大学阶段科学地设置民族刺绣文化相关专业，大力培育理论型和技能型的专业人才。这类人才最大的优势是掌握专业知识，了解市场发展行情，他们对民族刺绣产品设计、品牌打造和推广具有多维视角和理念。当然，除加强中小学阶段和大学阶段的民族文化教学实践以外，民族刺绣非遗传承人的培训工作同样重要。文化部门定期举行民族刺绣非遗传承人培训工作，一方面使他们及时了解国家文化建设的最新政策法规，另一方面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

(3)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基因的推广力度。采用“互联网+”的推广模式，使民族刺绣文化在线上快速传播。其中，刺法技艺直播、产品销售直播等新媒体方式，是优秀传统民族刺绣文化基因快速复制的重要途径。除此之外，还应组织专业人员对各民族绣娘代表做专题纪录片，对绣娘的成长经历、刺法技艺等做深度报道和记录，这对于后人解码和复制优秀传统民族刺绣文化基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优秀传统民族刺绣文化基因保护传承

1.发挥文化主体的积极性，提高其文化保护自觉和责任担当

(1)增强中国各民族文化传承主体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某种程度上讲，文化主体自身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着文化的发展命运。文化主体是所有文化载体中最为重要的载体。在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民族文化基因过程中，必须增强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否则保护传承工作举步维艰。然而，要想形成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化主体必须对自身文化有全面的认识和了解，才能更好地传承文化基因。

(2)强化行政主体对中华文化基因保护力度。事实上，文化自觉不仅需要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同时也需要行政主体的文化建设自觉，以及文化保护和文化传承的主动担当。在现实生活中，“权力资本”无处不在，并渗入到了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样，文化建设领域难免被渗入，甚至一些“权力都有无限扩充自己影响力和支配力的内在冲动”(51)唐皇凤：《制衡资本权力——转型中国确保制度正义的关键》，《公共管理学报》2008年第3期。。因此，在传承发展中国各民族文化过程中，政府部门不仅要确保文化建设机会的公平性、资源要素配置的合理性、文化保护项目规划的科学性，同时还要强化文化建设的监管力度。

(3)提高学术主体解码中华文化基因和解密文化历史信息的专业能力。学术主体作为一种特殊的主体，其作用不容忽视。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5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002版。就优秀传统民族刺绣文化基因解码而言，学术主体应从学术自觉出发，本着求真的态度主动深入民族地区开展田野调查，积极探索民族文化发展规律。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参与和推动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

(4)强化市场主体在中华文化基因市场化资本化运作过程中的保护传承责任意识。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市场主体是文化基因应用和推广的重要主体，是优秀传统民族文化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重要推手。由于市场主体多以经济效益为导向，难免滋生“文化庸俗化”“伪民俗”等乱象。因此，市场主体在开发和应用优秀传统民族文化基因过程中，要科学、合理地推动民族文化资本化运作，既要把文化作为生存之道，又要把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民族文化作为己任。

2.多维度多渠道深化和拓宽中华文化基因保护传承路径

(1)“活态”保护传承中华文化基因。长期以来，优秀传统民族刺绣一直深植于中国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之中。优秀传统民族刺绣之所以能够传承至今，这与其“活态”保护传承方式密切相关，这种方式虽为传统，但传承效果较好。“活态”是相对于静态而言，其核心理念是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在保护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实践中，应秉承生产性和生活性的双重保护传承理念，即在生产和生活中继承和应用中华文化基因。

(2)建立中华文化基因数据库。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文化基因进行解码和保护传承，已逐渐成为一种新态势。就民族刺绣文化基因保护传承而言，除采用“活态”保护传承方式以外，建立优秀传统民族刺绣文化基因数据库，意义重大。具体而言，就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解码后的优秀传统民族刺绣文化基因进行储存和保护。应着力建立优秀传统民族刺绣研究文献、刺绣文化研究专家、绣娘信息、刺绣技法基因、刺绣纹样基因、刺绣色彩基因等数据库。总之，建立民族刺绣文化基因数据库，一方面可有效地保护中华民族刺绣文化基因，另一方面有助于应用和推广中华文化基因。

优秀传统民族刺绣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各民族智慧的结晶，其共性文化基因彰显了中华文化认同，其显性基因表征了中华民族的独特文化标识，其内隐性基因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稳定性传承和包容性发展。通过透析优秀传统民族刺绣文化，我们不仅看到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体征和丰富性内涵，更看到中华文化基因的强大生命力和包容性。中国各民族正是在这种文化基因的长期影响下，促成了高度的中华文化认同，并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实际上，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不仅促进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有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长期以来，“‘天下观’‘大一统’‘和合’思想等观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生成的文化基因”。(53)孔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生成及其文化基因》，《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文化关注的是人间的次序、人生在世的意义；
西方关注的是超越自然和人心的理性。中国思想的二元观，甚至多元并存的观念，都会综合变成辩证式的演化；
西方的二元对立则是两元分化的永远对抗，其间缺少折中的余地。总而言之，中国文化关心人在人间和宇宙的秩序，欧洲文化关心自然；
中国的心态是追求和谐于宇宙之中，欧洲的心态则是从对抗中求得胜利”。(54)许倬云：《许倬云说历史·中西文明的对照》，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6—77页。中西方文化之所以产生如此明显的分野，说到底是中西方文化基因差异所致。

中国始终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则来自于中华文明“和合”文化土壤的深厚滋养。(55)刘从德、王晓：《习近平新型国际关系思想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3期。这种传统文化基因从根本上否定了“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根植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离不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积淀和海纳百川的文化借鉴，有其特定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受益于不同时代培育出来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给养以及外部文化有益元素的汲取”(56)沈江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文化基因阐析》，《东南学术》2022年第3期。。总之，中华文化基因解码必须基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以解码中华文化基因的独特性和包容性为主要内容，以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为主要原则，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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