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劳动“辩证法”到“劳动”辩证法——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观的“颠倒”

◎白 刚，王鑫蕾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长春130012

列宁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头活水”给出经典判断：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C.J.阿瑟认为，使这三种独立且相异的理论资源得以“综合”的正是社会历史中的人类“劳动”。那么，马克思究竟以怎样的形式“借鉴”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劳动”并且在何种意义上“综合”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劳动？马克思评价黑格尔只知道抽象的“精神的劳动”究竟是“刻意地”误读还是“本质地”把握？这不仅关涉如何理解近代市民社会形成以来的劳动理论谱系，也关系到如何挖掘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颠倒”这一经典论题的理论内涵，更是一项关系到在“劳动”论题中理解马克思辩证法批判本质的重大理论课题。

揭秘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必须回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讨论。在《手稿》的序言中，马克思首先站在批判的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上，视这份手稿的写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领域内的工作。而在序言后半部分，马克思话锋一转，认为，“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1]4。除此之外，马克思认为，我们对辩证法这一“表面上看来是形式的问题，而实际上是本质的问题”缺乏深刻的认识。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要不惜笔墨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辩护与批驳？马克思《手稿》对共产主义讨论的结尾处提到：“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的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1]89这段论述表明：人类活动需要对象，离开自然和对象，人无法创造任何事物甚至人自身。伴随着人的对象性活动，自然成为“属人”的自然，变成了人劳动和改造的对象。与此同时，人的存在越来越依赖于其生产活动，人是自身劳动的产物。

这种劳动创造人自身的理论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描述的绝对精神在运动中确证自身的过程异曲同工。从“救赎”到“价值”，劳动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得了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理论意义。如果说古典政治经济学率先使“劳动”成为经济学问题，那么黑格尔则是赋予“劳动”以哲学意义的先驱。面对启蒙运动的黄昏和现实市民社会的分裂，黑格尔决意开启对“整体”的“恢复”。经历了对“大全”“至善”和“爱”的价值追求后，黑格尔最终将目光锁定在“精神”，即一种真正的整体性。黑格尔的哲学任务就是对“精神”的证成，这种证成方法不是形式逻辑，而是弥补传统知性形而上学缺憾的概念思维——辩证法。因此可以说，黑格尔哲学的本质特征就是概念辩证法，而它具有的“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活动，正是《精神现象学》中使得个体意识成长和人类精神展开的“劳动”。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就是一种劳动“辩证法”。

诺曼·莱文认为，黑格尔劳动理论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身体劳动；
二是理性劳动。身体劳动是工作的同义词，它涉及农民活动或者新生的无产阶级。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对“身体劳动”的讨论属“主奴辩证法”最为精彩。一方面，“借助一个独立的存在，主人间接地与奴隶发生关联”[2]122。主人通过物这种独立的存在与奴隶相联系。物对于主人而言是被否定的东西，对奴隶而言却是支配者，主人通过物支配奴隶。奴隶也因此意识到非独立的自己“只有通过物性才能获得自己的独立性”[2]122。另一方面，主人通过奴隶间接地与物发生关系。通过奴隶对物的“纯粹否定”，主人享受着被塑造后的物带来的满足。在这种满足中，主人意识到无法离开奴隶的劳动，在他享受物的有用性的同时，其独立性依赖于奴隶对物的“塑造”。而奴隶在忍受自己非本质存在的同时，也发现了劳动的重要性，通过劳动，他认识到自己对物的支配性和独立性。劳动的关键特征就是“陶冶”物。劳动既能塑造物，也能借助物的独立性而实现劳动成果的持久存在，并使劳动者意识到自己的持久的自为存在。如果说“主奴辩证法”描述的是劳动之于自我意识的重要性，那么《法哲学原理》中的“市民社会辩证法”则展现了现代分工劳动扬弃自然依赖性和政治依附性，使特殊性的自由过渡到普遍性的自由所实现的历史功绩。实际上，早在耶拿时期，黑格尔就已经窥见劳动之于特殊性和普遍性辩证关系的中介作用。“每个人的工作按其内容来说是普遍的劳动，既看到一切人的需要，也能够去满足一个个人的需要：换句话说，劳动是有价值的”[3]。这种满足彼此需要的价值使更普遍的依赖关系得以形成。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直接将这种“满足需要”的社会化劳动放置在“市民社会”的环节之首。在市民社会这个“需要的体系”中，“通过个人的劳动以及通过其他一切人的劳动与需要的满足，使需要得到中介，个人得到满足”[4]。这表明，个人在特殊性的劳动中也不自觉地实现着一种普遍的劳动。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不仅只是个人的自我确证和实现，也保证着个体间的互相满足和承认。在劳动确证人本质的前提中，我们能体会到黑格尔对人及其自由的“社会化”指认。

在更重要的意义上，理性或者概念自身也是一种劳动。理性劳动塑造外在物，它是理性的一种精神能力。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黑格尔批评浪漫派那种缺乏否定物的严肃、痛苦、容忍和劳作的上帝理念，不过是一种主观性的“虔敬喜悦”和一种乏味之物。也就是说，在黑格尔看来，上帝和现实世界是重合的，就人的理性而言，如果不经过艰苦“劳动”，无法把握到真正的无限性和绝对性，而这种向无限性和绝对性的过渡，就是人的自由确立的进程。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赞扬道：“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98无独有偶，阿瑟认为，“精神现象学”是精神的“劳动”之旅。精神若要使自己成为意识的对象，它只能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实现。在旅程的最后，意识回顾其通过否定性的“劳动”所经历的整个历史全景而获得的全体必然性，整体的意义才得以把握[5]。这个整体就是理性劳动的“编年史”。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科学、宗教、艺术和哲学都是理性的对象化。如上文，如果说《精神现象学》体现了概念辩证法的本质，那么劳动则是《法哲学原理》的实质。如卡尔·洛维特所说：“黑格尔是在完全普遍的精神概念下面把握自我存在和异己存在之间的这种运动的，所以劳动对他来说既不是特殊意义上的体力劳动也不是特殊意义上的脑力劳动，而是在绝对本体论的意义上充满精神的。”[6]伽达默尔也认为，黑格尔“以思想的辩证运动来消解和融化自希腊以来的实体本体论及其概念方式”，但只是促成了“精神和自由的概念”，它仍然保留着“本体论上的自我驯服”[7]。

故此，马克思定义黑格尔的劳动观为“精神的劳动”并不是对黑格尔的误读。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发现了概念辩证法中作为“合理内核”的“劳动”，它是贯穿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辩证运动中的“否定性”原则。那种认为黑格尔只在“主奴关系”中提及奴隶的“物质劳动”的看法，只是以“知性”的思维来进行的“主题划分”而忽视了黑格尔对劳动的“哲学化”理解。劳动不仅仅是国民经济学领域的“价值来源”，更是精神运动的“抽象”概括。与此同时，这种“无人身的理性”的“劳动”虽然以概念辩证法的方式展现了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但既同现实的感性的人的“劳动”对立起来，也将人与现实世界的辩证关系神秘化了。虽然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观照了现实，但在“理性衡量现实”的意义上将现实的人及其劳动化为“观念”。不过，这种把现实存在彻底归结于概念辩证法的主观主义为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的“感性劳动”辩证法准备了基础。

马克思高度评价了黑格尔劳动“辩证法”的积极意义：“黑格尔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把人对自身的关系理解为对异己存在物的关系，把作为异己存在物的自身的实现理解为生成着的类意识和类生活。”[1]111由于这种“积极意义”只局限在“抽象的范围内”，因此，人的“自我获得、本质的表现、对象化、现实化”被“颠倒”为“人的自我异化、人的本质的外化、人的非对象化和非现实化”。马克思用“双重错误”来概括黑格尔的这种“颠倒”：其一，外化的历史及其复归只是思维的历史，其特征是逻辑的和思辨的；
其二，在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中，在对人的本质力量、对感性现实重新加以恢复时，黑格尔采取了唯心主义的方式。而这种“双重错误”是通过以下方式联系起来的：黑格尔阐述了认识主体性的现象学，并将人类关系都带入该框架内；
人与其活动对象之间的区别因此被呈现为在意识的否定行动中产生的自我区别；
客观性等于对这种主观性的异化，直到这种异化在精神作为一个自我等同的整体的渐进实现中被克服；
由于将对象简单地视为意识对象，因此这与废除真正的现实的异化相混淆。黑格尔在精神的辩证运动中理解了劳动，所以这种“复归”只发生在自我意识中，未能真正地使现实的异化有丝毫改变。虽然黑格尔将精神自我发展的早期阶段与客观的历史转变联系在一起，但在“自我异化的精神”阶段达到顶峰之后的发展离开了客观社会关系和客观社会关系的基础，以越来越内化的精神形态运动，即艺术、启示宗教和哲学。通过这种方式，哲学与以前被异化的社会客观性形式(经济、国家)调和。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哲学中的精神才是人的本质，而劳动产品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也只是抽象精神的产品。因此，“感性、宗教、国家权力等等是精神的本质”，其真正形式“则是思维着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1]97。邓晓芒认为，黑格尔“预先用自己的抽象思维(共相)的尺度裁割了感性现实及其历史，使它们成为不过是在抽象概念之中的历史，因而是抽象思维的历史。抽象思维独立化、异化为凌驾于感性意谓之上的东西，此时则倒过来成为了真正现实的实体化和主体”[8]。事实上，黑格尔将客体化和异化“等同”起来使他不加批判地面对精神自我实现带来的异化。黑格尔与国民经济学家一样，都捕捉到劳动作为人类是其所是的本质，甚至将其理解为“异化”活动，但是，如果无法真正地、历史地克服“异化”，那么现有条件就会阻碍人们进入“异化劳动”的批判视野。卢卡奇认为，黑格尔哲学“在发展史上处于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它的目的是从思想上克服资产阶级社会，思辨地复活在这个社会中并被这个社会毁灭了的人，然而其结果只是达到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完全思想上的再现和先验的推演”[9]。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和古典政治经济学——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同流合谋，沦为了非批判的劳动“形而上学”。

国民经济学家立足现代社会财富的主体本质，通过对资本统治劳动的权力的透视，创造了“私有财产永恒论”和“劳动价值论”。一方面，在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视野中，私有财产是既定却“未说明”的前提。对应土地、资本和劳动等三种财富形态而存在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构成了市民社会的三大阶级，然而，马克思却批评他们没有说明该历史现实的物质过程而仅仅将其当作铁律。这种被国民经济学家构想的永恒、自然、天堂般的国民结构具有前提的虚假性。他们遗忘了劳动与资本、工人与资本家的直接对立，而且后者“只是在前者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10]876。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学家积极地肯定抽象劳动是社会财富的来源。在《手稿》中，马克思回顾了财富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的这一历程。重农学派将农业劳动规定为财富的“主体本质”，却没能从劳动的普遍性和抽象性意义上来理解，而是作为结合劳动材料与自然要素的特殊劳动来理解；
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
李嘉图从部门劳动中抽离出来，直接指认商品价值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劳动量，却始终未能对劳动二重性作出原则性区分。无论是“私有财产永恒论”还是“劳动价值论”都体现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方法论错误，即非历史的形而上学性。

劳动作为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是黑格尔捕捉到的现代社会的主体本质。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对市民社会抽象劳动的异化本质采取非批判的态度，显示出他与国民经济学家在面对劳动异化时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内在亲缘。故而，马克思指认“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1]98。劳动“辩证法”的国民经济学家立场是具有原则高度的哲学—经济学批判，有着双重内涵。首先，在“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的意义上，黑格尔在“思”中洞察了劳动在现代社会中的主体地位这一历史真相，达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高度。对此，卢卡奇高度评价道：“黑格尔不仅在德国人中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持有最高和最正确的见解，而且他同时是唯一的德国思想家，曾认真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问题；
他是唯一的德国思想家，曾把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问题与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起来。”[11]但是，黑格尔以“否定性”为原则的劳动“辩证法”是以“否定之否定”为外观的“绝对肯定”，是“必然性”的辩证法，它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1]94，它所阐述的历史不是人的现实历史，而是逻辑和思维的历史。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深刻地把握到劳动在“市民社会辩证法”中的中介意义和作为财富主体的积极价值，却只是形而上学地将其以“汇集思辨幻想”的形式定位为概念辩证法否定性运动中的环节。并且黑格尔“无人身的理性”的劳动“辩证法”同“敌视人”的“启蒙的国民经济学”隐秘地“共谋”，是现代社会的具有“亲缘关系”的意识形态。如上文所述，古典政治经济学确立了劳动“价值论”，揭示了私有财产和资本在现代社会中的主体本质，表面上肯定人，本质上是“敌视人”的。劳动中的工人不能在自由发挥体力和智力的同时感到幸福，反而在肉体、精神饱受摧残中否定自己。由于研究方法的形而上学本性，“启蒙的国民经济学”将异化劳动作为非批判的前提，将“工人”确立为主体，却未追问劳动的本质形式，也未反思作为“非工人”的人的生存境况。故而，古典政治经济学确立的真正主体是私有财产和资本；
同样，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设定“自我意识”为劳动的主体，因而将真正的劳动主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1]268置于视野之外。正如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真正主体是“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否定”和“敌视”。无论是李嘉图“把人变成了帽子”抑或是黑格尔“把帽子变成了观念”，二者在“敌视人”的这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殊途同归，将“劳动”形而上学谋划开来。

黑格尔劳动“辩证法”所表达的劳动作为现代社会主体的时代精神以及通过劳动包含的“否定性”原则超越“现代性”的政治尝试让马克思大为赞赏，成为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合理内核”，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在剥去劳动“辩证法”的抽象思辨外衣后，洞察到了后者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勾连而成的“劳动”形而上学本质。这成为他决心“颠倒”劳动“辩证法”和“劳动”形而上学的理论动因。

马克思的辩证法既不是对经济学范畴内劳动概念的“实证主义”描述，也不是沉浸在“纯思”活动中对人类历史的“思辨”概括，而是把辩证法的本体论依据植根于坚实的物质生产劳动之上，并把劳动解放作为自己的根本价值追求和终极价值目标，在本质上是一种“劳动”辩证法，但是从劳动“辩证法”到“劳动”辩证法的颠倒并不是从“唯物主义”劳动到“唯心主义”劳动的简单的“头足倒置”，而是一种本质性和革命性的变革。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具有抽象的神秘性，是倒立着的，所以“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10]22。根据阿尔都塞的理解，辩证法的“神秘外壳”不是辩证法的相对外在成分，而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内在性质，因而马克思的“颠倒”是对黑格尔“精神劳动”的贬黜，是对绝对精神的价值摧毁。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是资产阶级的最后意识形态，而马克思瓦解了这种意识形态的综合要素，而且这种“瓦解”蕴藏着丰富的哲学内涵，是哲学立场的根本转变。转变的关键就在于马克思在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中发现了社会的经济内容：一个剥削他人劳动的系统，一个大规模地再生产自身的系统，亦即一个死劳动统治活劳动、物统治人、产品统治生产者、神秘主体统治真实主体、客体统治主体的机制[12]。事实上，在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中，他已然看到若想成为自由人，则必须打碎人从属于“物”的枷锁。伽达默尔认为，黑格尔“预见了人类走向普遍繁荣的道路就不是通向一切人的自由之路而很可能是一条通往一切人的不自由的道路”[13]，但是黑格尔对于绝对精神的最高价值设定令他无法对“物”进行追问：“物究竟是什么？造成资本主义财富的劳动又究竟是什么？”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正是在对黑格尔的“精神劳动”和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以及“国民经济学二律背反”的批判和超越中布展开来，它是扬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黑格尔的“精神劳动观”的理论成果，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展开的现实劳动的辩证本性，它不仅体现在自由自觉的“存在论”维度，还体现在价值创造的“资本论”维度。

“劳动”辩证法的存在论分析是在斯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之间开辟的全新的论述视域，它标志着马克思的目光从绝对精神转移到具体生命个人，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原则转移到劳动个体的政治经济社会生存状态而由此勾勒出此岸的人“颠倒”彼岸的神、现实劳动“颠倒”精神劳动、自由劳动“扬弃”异化劳动的历史图景。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类特有的生命活动和生产生活，它是人类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化。劳动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正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虽然意识和宗教可以用来区分人与动物，可“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14]147。通过劳动，人改造了自然界，创造了自己的生活世界，同时也实现了自由和个性的发展。可若是从当前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劳动产品却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令劳动的现实化表现为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与此同时，劳动表现为外化，即作为一种外在于工人的东西与自己的本质分离，沦为折磨肉体、摧残精神的自我牺牲。在与自由自觉相悖离的意义上，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继而同他人相对立。

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高度上，现代社会的异化劳动是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产物，是生产力、生产方式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劳动结构内部矛盾推动的必然。自由自觉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彰显，是共产主义的实现；
异化劳动是人的本质的丧失，是私有财产的普遍表现。然而，“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1]75，这表明作为特殊劳动方式的异化劳动注定是历史的而非永恒的，其终将被劳动内蕴的矛盾性结构瓦解。“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1]78。人类必须经历“异化”的艰苦劳作，才能促成作为世界历史性力量的私有财产的积极意义，为自由劳动提供普遍的物质前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基于“劳动史观”，提出物质生产劳动具备克服异己力量并向自主活动转化的“辩证本性”，以往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即前人的创造、现存的条件都是为共产主义创造的条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第二种社会形态中，人的生产能力从狭小的范围发展到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社会关系也从孤立走向全面。在这一阶段所创造的社会财富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创造条件[15]。由此可见，异化劳动和自由劳动作为人类存在的“特殊”劳动形式存在深刻的辩证联系。

基于这个立场，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首先是关于存在本质的哲学。对最高存在本质的追求是人类思想的“固有”趋向，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它们并非先行存在于我们的思维模式和意识观念中，而是物质生产劳动的结果。因而，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辩证法”的改造就在于他先将黑格尔先验的绝对精神形式“颠倒”为人类生存的生产劳动，随后将“概念思维”的历史运动“颠倒”为异化劳动和扬弃异化劳动的历史运动。

如果说劳动“辩证法”是黑格尔精神劳动的“奥德赛”，那么生存论维度中的“劳动”辩证法则是具体历史劳动的“奥德赛”，它从劳动产品出发，在实践—精神活动对象化、固定化的辩证运动中实现自我认识，并在基于这种认识的革命实践活动中结束自己的旅程。而对于这一过程的最终的“科学”阐释则深植于“劳动”辩证法的“资本论”维度中。“劳动”辩证法的“资本论”分析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通过“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而开辟的劳动解放路线，它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开辟和建构了从“资本政治经济学”到“劳动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的“新范式”[16]，其批判性和革命性主要体现在对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辩证逻辑关系的深刻阐释。正如恩格斯在《民主周报》上为《资本论》第一卷所作的书评中明确指出，“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而在《资本论》中“这种关系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17]。

其一，资本与雇佣劳动互为前提。一方面，只有在雇佣劳动制的生产关系这一“形式规定”中，生产资料才能成为真正的资本。“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为资本”[14]342。在这个意义上，雇佣劳动是资本的前提。资本作为“物”的虚假性被拆穿，物只是中介，其背后是资本家同劳动者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18]。生产资料只有在成为支配和剥削工人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为资本。另一方面，资本增殖自身的生活本能又引起新的雇佣劳动。资本能够创造“剩余价值”而引起新的雇佣劳动：“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10]269资本为了无限增殖自身，就必须不停扩大雇佣劳动规模，因为“资本只有同劳动力交换，只有引起雇佣劳动的产生，才能增加。雇佣工人的劳动力只有在它增加资本，使奴役它的那种权力加强时，才能和资本交换”[14]344。

其二，资本与雇佣劳动深刻对立。资本作为积累起来的死劳动必须“支配”活劳动，其本质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和掠夺权。在资本增殖的同一性逻辑中，资本是万物的尺度和最高准则。“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4]415。劳动者完全受制于资本，在资本增殖的世界中不断贬值，在资本的“炼金术”中焚烧锻造。资本“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甚至“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10]743。吸血鬼般的资本逻辑还勾画出“永恒普遍”的剥削蓝图，把这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关系自然化、永恒化、绝对化，突出表现了“劳动”形而上学的同一性。

其三，资本在与雇佣劳动的辩证张力中“自我否定”。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统一关系随着资本逻辑的现实运动而产生难以遏制的“自否定”力量，最终在消灭资本和雇佣劳动时扬弃自身。资本的嗜血本性让它无限地剥削雇佣劳动力，这要求它无度地攫取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仅需要社会化大生产，更需要借助市场交换。在资本的绝对权力中，工资永远追不上剩余价值的增殖，这表现在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从而引发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一旦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社会化之间的张力突破了资本主义的外壳，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的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0]5与此同时，“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指资本家——引者)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
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10]683。而经过现代化大生产锻造的无产阶级不仅在“劳动”辩证法“存在论”维度中得到了“教化”和“陶冶”，也在资本的全球化中联合集结，形成阶级意识走向自在自为。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是对现代社会中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现实辩证逻辑的理论表达，是以思想的形式呈现出来的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辩证逻辑。

劳动是黑格尔哲学理论中的斯密“幽灵”，继而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和枢纽。在对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形而上学的批判中，黑格尔辩证法当且应当以被“颠倒”的方式应用于劳动理论。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既非概念先行，也非思想工具，它是叙述人的存在方式的辩证法，是作为雇佣劳动的前提批判的辩证法，也是作为“资本—劳动”互动的辩证法。正是将辩证法应用于“劳动”，马克思才能“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辩证方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差别重新提到显著的地位，并且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的事实，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19]。马克思通过“劳动”辩证法对劳动“辩证法”的“颠倒”，在“生存论”的意义上揭示了人和社会的生成之谜，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揭示了人的意识之谜，在“资本论”的意义上解答了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之谜、资本之谜和历史之谜，从而在生产劳动中洞察了人类历史的辩证本性。诚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在劳动的发展史中找到了打开世界历史的“锁钥”，但“只要社会还没有围绕着劳动这个太阳旋转，它就绝不可能达到均衡”[20]，而这正是马克思“劳动”辩证法的历史使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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