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安国本《颜鲁公文集》考述

赵阳阳

明安国本《颜鲁公文集》考述

赵阳阳

颜真卿之著述，据殷亮《颜鲁公行状》、令狐峘《颜真卿神道碑铭》及《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有《庐陵集》10卷（任吉州别驾时编集）、《临川集》10卷（任抚州刺史时编集）、《吴兴集》10卷（任湖州刺史时编集）等，大抵每官一集。然而这些集子，经唐、五代乱离，俱已亡佚。颜真卿别集之编纂，则兴起于北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9《颜鲁公集》条云：“有吴兴沈氏者，采掇遗佚，编为十五卷，刘敞为之序，但称沈侯而不着名字。嘉祐中又有宋敏求编本，亦十五卷……至南宋时，又多漫漶不完。嘉定间，留元刚守永嘉，得敏求残本十二卷，失其三卷，乃以所见真卿文别为补遗，并撰次《年谱》附之，自为后序。”①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影印浙本1965年版，第1284页。其中对颜集北宋本与南宋本的论述，基本可信。唯北宋本之吴兴沈氏本与宋敏求编本究竟是截然不同的两本，或是内容、编次完全一致的同一刊本，则尚有疑问。②参见拙文《〈颜鲁公文集〉四库提要疏证》，见《山左先贤与齐鲁典籍研讨会论文集》，山东图书馆2014年版。

至明嘉靖年间，无锡安国先有活字本《颜鲁公文集》之排印，复有刊本《颜鲁公集》之流传，其刊刻底本则一，文字上并无大的差异。因安国本为今存《颜鲁公文集》之最早版本，此后之刊本、抄本多以之为底本，故对安国本的深入考察是研究颜集版本的核心。以下从安国本之分别、来源、面貌、流传等方面分别加以考述。

今存世之《颜鲁公集》15卷、《补遗》1卷，为明代学者都穆于嘉靖二年（1523）重新编订而成。都穆编成此书后，先由安氏活字排印，随后又付之剞劂。据叶德辉《书林清话》“明安国之世家”条称：“盖国所印之书，《初学记》为刻本，《颜鲁公集》则活字印本，非《初学记》亦活字印也。《颜鲁公集》又有嘉靖二年安国刻本，则在活字印本之后。万历中平原令刘思诚刻本即从之出。半叶十行，行二十字。”①叶德辉：《书林清话》卷9，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页。可见刻本之刊行在活字本之后。又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卷4：“《颜鲁公文集》十五卷、《补遗》一卷，唐颜真卿撰，明安国刻活字本。首本传、行状、年谱、碑铭。半叶十三行，行十六字。白口。板心上刊‘锡山安氏馆’五字，下记刊工姓名。”②王文进著，柳向春整理：《文禄堂访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252页。其所谓“刻活字本”当指据活字本而刻，更印证了叶德辉之论断。

因活字本与刊本均以都穆编订本为底本，故文字差异甚微，仅行款上有所不同，据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

明锡山安国活字印本，十三行十六字，版心上方有“锡山安氏馆”五字，下有刊工人名。每卷首题“锡山安国刊”。前有刘敞序，后有留元刚跋。此书朱幼平文钧藏，今归赵元方许。沅叔。（己卯十二月二十七日持示）

明嘉靖二年锡山安国安氏馆刊本，十行二十字。余藏，丙辰。③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50页。据《四部丛刊》影刊安国馆刊板《颜鲁公文集》书影，知安氏刊本每卷卷首亦题“锡山安国刊”五字。

可见，活字本每半页十三行行十六字，刊本则每半页十行行二十字，此为两版之最大差异，此外活字本版心上方有“锡山安氏馆”五字，中刻书名、卷次、页码，下有刻工人名。④活字本而有刊工姓名，足见活字本对刻本传统的尊重。

安氏活字本根据内容之多寡，似乎有先印与后印之区分。缪荃孙《艺风藏书记》载：“《颜鲁公文集》十卷、《补遗》一卷、《年谱》一卷、《附录》一卷，锡山安国活字本。首有杨一清序。瞿氏、丁氏《书目》均无《补遗》、《年谱》，此本独全，亦可贵也。”⑤缪荃孙著，黄明、杨同甫标点：《艺风藏书记》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页。其《艺风藏书续记》载：“《颜鲁公文集》十五卷，明活字本，唐颜真卿撰。口上有‘锡山安氏馆’五字，《年谱》、《行状》、《碑碣》均有。后留元刚序，则大字也。”⑥同上书，第397页。缪荃孙跋语中所及“瞿氏、丁氏《书目》”盖指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而言。考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著录明活字本《颜鲁公文集》云：“此明锡山安国以活字铜版印行者，板心有‘锡山安氏馆’五字，较万历间鲁公裔孙允祚刻本独完善，殆出留氏旧本，惟《补遗》一卷有目无书，《年谱》一卷亦阙。”①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19，清光绪常熟瞿氏家塾刻本。而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24亦著录明活字本《颜鲁公文集》15卷《补遗》1卷，云：

明嘉靖癸未吴郡都穆重为编订，以奏议第一，表次之，碑铭次之，书序与记之又次之，而以诗终焉。卷仍十五以符旧数，毘陵安民泰梓之，石淙杨公序之，即此本也。版心有“锡山安氏馆”五字。按田裕斋瞿氏书目亦安氏本，亦缺《年谱》、《行状》、《碑铭》，岂当时先印正集流通，以后未将《附录》复合欤？②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24，清光绪刻本。

按，丁氏所谓田裕斋，即常熟瞿镛之藏书室，“田裕斋瞿氏书目”亦即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瞿镛、丁丙所著录之活字本《颜鲁公文集》皆缺《年谱》与《补遗》（即瞿目所谓《行状》、《碑铭》），而缪氏所著录之活字本则不缺。因此，丁丙做出推测，大约当时先印正集流通，以后未将《附录》复合。结合活字本、刊本之先后刷印次序，以及活字本先后印本内容之多寡，丁丙之推论应符合实情。

对于安国本的渊源与内容等，清严可均《铁桥漫稿》有相应考查：

明嘉靖中锡山安国民泰得旧写本刻之，万历中颜允祚又以家藏旧写本刻之，其后颜崇榘复据安国本重刻之，其源皆岀于留本。无《和政公主》等十碑，而展十二卷为十五卷。以奏议居首，以诗终，盖就南宋本改编，而书帖居末，又与南宋不同。③严可均：《铁桥漫稿》卷9“书《颜鲁公文集》后”条，清道光十八年四录堂刻本。

严跋中对于安国本内容、编次的记述大体可信，然而对于诸刊本底本的考察，似不够准确。实际上万历年间颜允（清人避雍正帝讳多作“允”）祚刊本以安国本为底本，清嘉庆间据安国本重刻的是“颜崇椝”，而非“颜崇榘”。至于说安国本系“安国民泰得旧写本刻之”，亦未加深考。

安国刊本《颜鲁公文集》15卷，后有《补遗》1卷、《附录》1卷，以及留元刚所撰《年谱》一卷，且此本前有刘敞序，后有留元刚跋。因此安国本当据南宋留元刚本重刻。考孙星华《文忠集》识语云：“颜鲁公《文忠集》四库著录者，为锡山安国重刻宋留元刚本。”①见光绪年间广雅书局翻刻武英殿聚珍本《文忠集》16卷卷末。此语虽就四库本而言，但判断安国本据留元刚本重刻，则毫无疑义。问题是都穆在重编《颜鲁公文集》时，究竟是全面袭用留元刚本的面貌，还是据他本进行增补改动，尚不确定。万历间罗树声为刘思诚重刊《颜鲁公文集》所作《跋》中云：“然初宋敏求购为十二卷，益以元刚之补缀、都公之家藏，然后为卷十五。”刘思诚刊本完全据安国本重刊，因安国本为都穆所编，罗树声按照常理推测，认为都穆重编时应当补入家藏本的内容。罗氏的推测看似合理，但事实究竟如何，还得根据相关文献进行深入考察。

留元刚本的原貌，因留本的不传而难以亲见，不过据都穆《颜鲁公文集后序》云：

《颜鲁公集》有二，予家旧藏本凡十五卷，人间所传又有宋永嘉守留元刚本，视予家者十五而阙其三。……考之《馆阁书目》，谓嘉祐中宋敏求惜公文不传，乃集其刻于金石者为十五卷。及观元刚之序，则云原父所序，即敏求集其刻于金石者，而乃止十二卷，何也？②颜真卿：《颜鲁公文集》卷末，《四部丛刊》影印明安国刊本。

都穆之疑问可由叶德辉来解答，叶氏《书林清话》卷8 “明安国之世家”条云：“留元刚宋嘉定间守永嘉，得宋敏求编十五卷本残本十二卷，失其三卷，乃以所见真卿文别为《补遗》，并撰次《年谱》，付之为后序，后人复即元刚之本分十五卷。”③叶德辉：《书林清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页。其所谓“后人”即明人都穆，盖留元刚所得北宋本已经残缺三卷，仅余十二卷。都穆对留元刚本的编次、内容等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颜鲁公文集后序》复云：

元刚复谓公所著书“逸而不传”，而其本有公文《补遗》及《年谱》、《行状》，皆予家所无。而予家本自《和政公主碑》至《颜夫人碑》十首，又元刚之所未有，此又何也？旧本皆以诗居首，今僭为编订，以奏议第一，表次之，碑铭次之，书序书记之类又次之，而以诗终焉。若补遗诸作，则各从其类。卷仍十五，以符旧集之数。而《年谱》、碑状、列传诸文，别为缮写，以附书后。其间字之讹谬，复为校雠，损坏不可读者姑且阙之。④颜真卿：《颜鲁公文集》卷末。

都穆之疑问只能有一种答案，即是其家旧藏本15卷当为北宋本系统。其所谓“旧本”盖就其家藏本与南宋留元刚本而言，既然“皆以诗居首”，说明两本的编排次序一致。而今本“以奏议第一，表次之，碑铭次之，书序书记之类又次之，而以诗终焉”的排序，则是都穆重编的结果。按之《四部丛刊》影印安国本，都穆仅就留元刚十二卷本进行改编，调整其内容次第，将留元刚本的《补遗》、《年谱》、《碑（铭）》、《（行）状》、《列传》均加保留，而将正文卷数分为15卷，这是安国刊本与留元刚本仅存的差异，都穆并未据家藏本对留元刚本的内容进行任何增补改动。既然南宋留元刚本的原来面貌即是12卷，那么所缺“自《和政公主碑》至《颜夫人碑》十首”大概存留在所据底本已经亡佚的3卷中。

留元刚本的卷数，在留元刚《后序》与都穆《后序》中均未明确，然黄本骥《颜鲁公著作考》却说：“留元刚序云《颜鲁公集》十二卷、《补遗》三卷、《年谱》一卷。”小注云：“嘉定间元刚守永嘉，得敏求残本，失其三卷，因为补之，附以《年谱》。《宋史·艺文志》有《颜真卿集》十五卷，即元刚本也。”①见黄本骥重编：《颜鲁公文集》卷19，清《三长物斋丛书》本。黄本骥认为留元刚本为15卷，系在宋敏求本残余之12卷基础上，增补3卷。实际上，从流传至明代的留元刚本来看（主要是通过都穆的《后序》），留本仍为12卷，其所补辑者，另成《补遗》。黄本骥所谓“《补遗》三卷”，盖臆测之言。此外，黄本骥认为《宋史·艺文志》所载《颜真卿集》15卷为留元刚本，亦无确证。《宋史·艺文志》之编纂，因袭旧志的成分颇多，所著录者未必是留元刚本。

留元刚本之具体篇目，以今世传都穆编订之安国本考察之，仍然缺少都穆《后序》所谓“自《和政公主碑》至《颜夫人碑》十首”，可见都穆并未将家藏15卷本多出的内容增补到留本中，而仅就留本自有内容进行了重编，并订正了文字的讹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9《颜鲁公集》云：

又《和政公主碑》残文、《颜元孙墓志》残文二篇，见《江氏笔录》；
《陶公栗里》诗见《困学纪闻》，今俱采出，增入《补遗》卷内。……后附《年谱》一卷，旧亦题元刚作，而谱中所列诗文诸目，多集中所无，疑亦元刚因旧本增辑也。②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1284页。

所举《政和公主碑》等，都穆家藏15卷本多已有之，然皆不见留元刚本与安国刊本，无怪乎提要称：“独此本为锡山安国所刻，虽已分十五卷，然犹元刚原本也。”也就是说安国刻本篇目悉同宋留元刚本，都穆虽重编为十五卷，然并未以家藏本补遗。清孙星衍《平津馆鉴藏书籍记》著录“《颜鲁公文集》”云：“此集据刘敞序，本十五卷，后留元刚仅得十二卷，附以《补遗》、《年谱》、《行状》。明都穆复重为编次，仍作十五卷，以符旧集之数。《碑铭》、新旧史《本传》，则又穆所附益也。”①孙星衍：《平津馆鉴藏书籍记》卷2，清道光刻本。孙星衍认为安国刊本之《补遗》、《年谱》、《行状》为留元刚所增，颇得其实，而谓《碑铭》、新旧史《本传》，为都穆所附益，似不及四库馆臣严谨。前及都穆《颜鲁公文集后序》中云：“若《补遗》诸作，则各从其类，卷仍十五，以符旧集之数。而《年谱》、《碑》、《状》、列传诸文别为缮写，以附于后。”是对留元刚新增内容的处理方式，其中“碑状”盖指《颜真卿神道碑铭》与《颜鲁公行状》。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元刚复为之《年谱》，益以《拾遗》一卷，多世所传帖语，且以《行状》、《碑》、《传》为附录。”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71页。讲的也是附录的内容。试想留元刚当初在增补鲁公事迹时，既已收录《行状》，似无理由遗漏《神道碑铭》，孙氏所云不确。

安国本于嘉靖年间刊行之后，流传广泛，影响深远。明高儒《百川书志》卷12著录之“《颜鲁公文集》十五卷，《补遗》一卷，《附录》四卷”③高儒：《百川书志》卷12，叶德辉观古堂刻本。，无疑就是安国本，因《百川书志》编成于嘉靖十九年（1540），正在嘉靖本刊行后不久。此外，明清书目中著录安氏本之记载颇多，唯明人著录多简略，仅记书名、卷数、册数等，是否指安国本，尚不确定。清人则瞿镛、陆心源、丁丙、缪荃孙等皆有详细著录，足见安国本为藏书家所宝重。

万历十七年（1589），山海刘思诚重刻《颜鲁公文集》，此本“十行二十字，行款与锡山安国刊本同，疑即翻安刻者”④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第850页。。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著录刘思诚万历翻安本《颜鲁公文集》，云：“前有嘉靖二年石淙杨一清《序》，次刘敞《鲁公文集序》，次留元刚《后序》，次嘉靖癸未吴郡都穆《后序》，盖翻安国刊本也。有万历己丑平原邑人赵焞、平原学博楚麻城罗树声为刘侯重锲序跋。”⑤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24。此本未对安国本进行相应的补订工作，因此在安国本尚存的前提下，此本的价值受到局限。

万历二十四年（1596），颜真卿二十五世裔孙颜允祚重刊《颜鲁公文集》，其书前有刘敞、杨一清、都穆序，可知其所出为安氏本。又增万历丙申戴燝后序、张居仁序。①沈德寿：《抱经楼藏书志》卷51，见《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影印本。《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此本云：“今世所行，乃万历中真卿裔孙允祚所刊，脱漏舛错，尽失其旧。”②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1284页。四库提要的评价，对后世学者影响很大，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著录明活字本《颜鲁公文集》卷15，云：“此明锡山安国以活字铜版印行者，板心有‘锡山安氏馆’五字，较万历间鲁公裔孙允祚刻本独完善，殆出留氏旧本。”③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19。因提要的苛评，此本不甚流传。

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其抄录底本为“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9《颜鲁公集》提要“独此本为锡山安国所刻”一语，知底本为明嘉靖年间锡山安国刊本。据提要，馆臣自石刻、碑帖、笔记中采得颜真卿遗篇若干，增入《补遗》。然而提要中所列举之篇名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9《颜鲁公集》提要云：“今考其遗文之见于石刻者，往往为元刚所未收。谨详加搜辑，得《殷府君夫人颜氏碑铭》一首，《尉迟回庙碑铭》一首，《太尉宋文贞公神道碑侧记》一首，《赠秘书少监颜君庙碑》、《碑侧记》、《碑额阴记》各一首，《竹山连句诗》一首，《奉使蔡州书》一首，皆有碑帖现存。又《政和公主碑》残文、《颜元孙墓志》残文二篇，见《江氏笔录》；
《陶公栗里》诗见《困学纪闻》，今俱采出，增入《补遗》卷内。”见中华书局影浙本，第1284页。，在都穆家藏本中多已存在（都穆家藏本较留元刚本多“自《政和公主碑》至《颜夫人碑》十首”）。可见安国刻本篇目悉同宋留元刚本，都穆虽重编为15卷，然并未以家藏本补遗。孙星衍《廉石居藏书记》著录“锡山安国刊本”云：“是本都穆所私定也。四库所收即此本，疑脱都氏序，故疑为元刚本。仍搜辑《殷府君夫人颜氏碑铭》、《尉迟回庙碑铭》之属，增入《补遗》、《年谱》、《附录》各一卷。”⑤孙星衍撰，焦桂美、沙莎标点：《廉石居藏书记》内编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3页。谓四库所据安国本脱都穆序，亦为推测之辞。提要已然确定四库抄录之底本为安国刊本，其所谓“虽已分15卷，然犹元刚原本”并非以四库抄录者为留元刚刊本，而是说安国刊本虽然分为十五卷，但仍继承留元刚原本之内容。

嘉庆七年，曲阜颜崇椝又据安氏本重刊《颜鲁公文集》。据《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莫友芝著录作“嘉庆中颜氏重刻安本”，邵懿辰则作“嘉庆中平津馆孙氏刊本”，傅增湘按语云：“见嘉庆中颜氏刊本，有孙星衍序，甚精，则非孙氏自刊可知。”⑥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12，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96—997页。知此本为颜崇椝重刊安国本，卷首有孙星衍序。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光绪乙亥九月廿七日”条云：“购《颜鲁公集》一部，微有缺页，有元留元刚，明杨一清、都穆序，云无锡安氏所刊。今此本每卷首题三十世孙崇椝校刊，当是重刻本也。”⑦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卷1，民国上海蟫隐庐石印本。叶氏亦谓崇椝校刊本为安国刊本。

要之，明安国排印之活字本与刊印本皆以南宋留元刚本为底本，留本所据则为元刚所获北宋本残存之12卷。留元刚在残存12卷之基础上，增辑遗文，撰作《年谱》，刻以行世。留本较北宋本缺少自《和政公主碑》至《颜夫人碑》等10首、凡3卷的内容，增加了《补遗》及《年谱》、《行状》，其篇目次第则一仍其旧，皆以诗为首。至明嘉靖时都穆据留元刚本重编，篇目则以奏议第一，以诗终焉，宋本的原貌才被完全打破。安国本行世以来，逐渐成为后来诸版本的底本，奠定了今存颜集的基本面貌。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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