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共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理念与实践

文／孙一平 赵 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1]推动共同富裕，短板弱项在农业农村，优化空间和发展潜力也在农业农村。农村是生态资源的富集地，发展潜力巨大，但由于资源碎片化、产权分散化等系列难题，导致大量资源闲置、抛荒或低效利用，美丽生态难以转化为美丽经济。生态共富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理念指引，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题中之义。而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推进生态共富的实践抓手。那么，如何在理论上进一步阐释生态共富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系？又如何在实践中推动广大农村地区发挥生态优势就地就近致富？这是当前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亟需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以生态共富为主线，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阐述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价值基础、运行机制和推进路径。

社会公正是生态共富的价值内核。我们通常把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作为实现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在生态领域，社会公正体现在人们如何共建共享生态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加快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2]生态共富正是以“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为宗旨，蕴含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对生态领域的要求，既表达了生态环境的公共产品属性及其在实现社会公正中的重要作用，也指引两山转化的实现，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提供了绿色发展方式。

（一）环境权利的无差别受益：生态共富的权利公平意蕴

权利公平是现代国家实现社会公正的底线。权利公平首先是生存权意义上的公平。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生存环境的关注日益提高，期盼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生态环境质量直接影响到生活质量，改善生态环境成为了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我们通常把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乡村生态系统服务、乡村生态文化等衍生的生态化和绿色化的产品”称为生态产品。[3]

生态产品本身即蕴含了生态共富的理念，“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产品使每个人无差别受益。生态环境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普惠性。人们对环境的需求不会相互竞争、相互排斥，受益对象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绝大多数人能够共同消费、共同享用，良好生态环境的受益对象是所在区域的全体社会成员，绝大多数居民能够无差别地享受生态利益。因此，生态环境不仅是公共产品，而且是一种比其他所有公共产品更能体现出公平性的特殊公共产品。同时，某一地的生态环境对周边居民的福利也会产生有利或不利影响，因此生态环境具有外部性特征，优良的生态环境也会辐射到周边乃至更广泛的地区，上游生态建设的成效会影响到下游的生态安全；
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改善能够影响到东部地区；
中国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也必然对全球生态环境改善作出更大贡献。因此，良好生态环境是覆盖面最广、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把改善农村环境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是推进生态共富的重要抓手。城乡权利不平等是社会不公的重要体现，在生态环境领域表现为农村和城市之间生态环境质量的差异、生态产品供给的不平衡和环境权利保护的不充分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农村环境已成为“民心之痛、民生之患”，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好，“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农民和市民都享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都希望生活在干净整洁的环境里，都希望有安全的水源。而农村相对于城市，在一些环境问题上面临更大的治理困难。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生态宜居在保障农民环境权利中的重要作用，从“美丽乡村”的宏观战略到“厕所革命”的精准突破，改善农村环境也成为了改善民生、保障农民权利、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路径。

（二）发展机会的同等对待：生态共富的机会公平意蕴

机会公平是资源分配领域的核心概念。机会是实现目标和获得利益的可能性。通常我们把机会公平理解为确保每个社会成员享有同等发展的可能性。生态共富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即是如何在维护生态安全下保障社会成员享有平等发展的机会。如果生态文明建设脱离了人民富裕，或者用牺牲部分人富裕前景的代价换取生态环境，那就不但失去了意义，也会失去持续保护生态环境的动力。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甚至不是唯一目标。生态共富要求，在优良生存环境的基础上，满足共同体内所有社会成员对富裕生活的向往，特别是让具有良好生态资源但贫穷的地区脱贫致富，享有同等的发展机会，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对于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和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关系的论述，充分体现了生态共富的价值理念。

“把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留给子孙后代”，代际生态公平是生态共富的必然要求。代际生态公平是指两代人或多代人之间在生产生活、谋求发展时面对同等的环境条件。这要求当代人在使用生态资源、享受良好生态环境的同时，也有义务保证后代人的生态需求，使不同时代的人一样能够拥有选择使用自然资源的机会。生态环境关系到世代繁衍生息、文明兴衰演替，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着眼当下、心怀世界，更放眼未来，充满了对民族永续发展的关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保护生态环境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要怀着“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治理好。生态保护不仅能让子孙后代的发展进步具有良好的生态条件，更是为民族后续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创造出更辉煌的文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落后地区享有同等发展机会是生态共富的核心要义。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4]一方面，与经济效益相比，要以生态保护为先，从而保障每个人的平等环境权。另一方面，要善于把生态保护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保障每个人的平等发展权。生态富民是生态保护可持续的根本动力，也是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通过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优势产业，如旅游业、生物产业，促进群众增收致富和发展经济，进而让全体人民，特别是为保护生态环境而付出巨大成本的相对贫困群体也能获得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机会。

（三）法律制度的一视同仁：生态共富的规则公平意蕴

规则公平是实现权利公平和机会公平的保障。通常情况下，规则公平要求规则本身应符合社会公正的目标，同时规则的实施适用于每一个人，所有社会成员应被平等对待，任何组织或个人都要按规则办事。规则公平能够保障权利的正常行使，保障机会的平等分配。在生态领域，规则公平是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生态环境保护需要完善的制度规范。应确保这一制度的正确性，使之能够同等对待每个群体的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
应确保这一制度的适用性，使之能够有效保证社会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生态保护要求，如垃圾分类的管理要对每个人起到约束作用；
应确保这一制度的可执行性，使之做到赏罚分明，一视同仁。面对复杂的生态治理难题，我国曾出现“九龙治水”、管理松懈、监管缺乏有效约束机制等问题。生态共富要求创新生态治理思路和方法，建立生态规则公平的保障体系。

生态共富要求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在顶层设计上，生态共富要求建立健全以资源节约利用、国土空间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为重点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在总体框架上，生态共富要求构建完善管理、监测预警、补偿、交易、举报等各项国家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建立，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意愿。同时，这一制度体系为社会各层面、各群体提供基本的生态规则遵循。基于法治的统一性原则，其效力涉及全体社会成员，没有超越规则之上的特殊群体，这是规则公平的必然要求。

生态共富要求深化并完善各项生态文明制度。如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生态环境监管体制为有效维护生态规则公平提供了有力保障。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化、法治化离不开系统、管用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公正的监管、督查、考核是实现规则公平的必要条件。一段时期，我国生态环境监管体制不能满足客观形势需要，出现职能交叉、多头执法、力量分散等问题，导致生态环境破坏没有得到及时遏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将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作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以明责、履责、追责为主线，通过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改革完善生态环境督察考核评价体系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将监管范围延伸到涉及生态环境的各个领域，完成了全链条构建、全过程监管的系统设计和实施，为生态规则公平提供了系统、完整、有效的保护。

由此可见，生态共富体现出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价值意蕴，深化和拓展了对公正原则的认知，为推进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公正提供了一条生态文明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积极探索推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5]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培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是打通两山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是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和推动生态共富的必经之路。

（一）生态共富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核心价值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生态共富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缩小发展差距，推进社会公正，实现绿色发展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生态共富的宗旨就是要以生态文明的方式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在本质上是服务于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实现平等待人的社会理想，这与生态共富的要求是一致的。可以说，生态共富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核心价值，具体来讲：

从动力上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体现“全民共建”的生态共富理念。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全体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尽管目前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已经快于城镇居民，但农村发展的基础仍很薄弱，农民可持续增收的路径方法不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远没有得到满足。对于相对贫困的农民，希望能够脱贫致富；
对于生活较富裕的农民，希望过上高品质生活。每个人都对生活有所期待。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就是要给每个人都能追求自己幸福生活的机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激发的是全体农民最本能的渴望，能够触动最深层次的动力。同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所体现的社会公正也不是“大锅饭”、平均主义，而是共富基础上的差异化发展，要考虑到区位条件、资源优势、个人的坚韧奋斗等因素。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构建是在中央统筹、全国协同、定点帮扶等外部支持的基础上，依靠农民的内生动力，基于自身的努力而实现的。

从结果上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体现出“全民共享”的生态共富理念。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受益群体是全体人民，不是某一地区、某一类型的人民；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成效也不仅仅是以农民收入的提高为唯一标准，同时也要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的需求，提供高质量的生态文化产品。也就是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既能够使生态环境好但生活水平低的农民实现经济富裕，也能够使已经实现经济富裕的市民享受到高品质生活，满足日益增长的休闲度假和精神文化需要，推动生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双向互动、互惠，达到生态共富的目的。因此，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推动城乡平衡发展、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共享改革成果的重大举措。

（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推进生态共富的有效路径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推进生态共富的必然选择。我国实现生态共富的重点、难点都在农村，农村发展的不充分是我国实现生态共富的最大障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正是回答了当今社会如何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核心命题，顺应了五亿多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承载了促进社会公正、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使命。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进展，关键在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6]因此，只有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才能真实提升农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增强对社会共同体的认同和集体归属意识；
只有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才能全面改善农民生活状况、增强社会保障力度，为农民提供一个平等自由发展的环境；
只有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才能激发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提升其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从经济角度讲，重点在于盘活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和集体农民的各类闲置资源，探索生态资源高水平保护、高质量转化的路径，推进生态富民、助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2019年以来，浙江等地通过搭建“两山银行”平台，破解乡村振兴、农村改革发展进程中的难题，让沉睡的“资源”变成“资本”，带来源源不断的“红利”，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走出了一条创新路径。2021年4月，中办、国办出台了旨在落实落细“两山”理念，加快推进“两山”转化的《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之后，江西、山东、安徽、陕西、广东、湖北等六省也纷纷成立“两山银行”，大胆探索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机制。各地农村依托自身优势资源和区位特色，深入推进农业产业生态化。凭借“两山银行”多点打通转化通道，形成了“老百姓创业增收、村集体经营壮大、投资方创收盈利”的三级联动共赢体。这一系列成就是生态共富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的直接体现，表明通过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进生态共富是一条有效路径。

（三）权利、机会和规则公平：生态共富视域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价值遵循

生态共富理念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社会公正原则提供了基本框架和坐标方向。从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的角度作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出生态共富视域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本价值遵循：

第一，在权利公平层面，应引导农民价值的自我实现、维护农民的尊严，进一步促进社会成员对农民群体的认同。首先，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地位。农民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体，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能否有成效，不仅要看农民的生活环境、生活质量是否有所改善，有所提高，更要看农民在此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能将农民置于旁观者的角色被动接受政府决策，而应坚定农民立场、尊重农民意愿、积极发挥农民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农民既是需要帮扶的弱势群体，更是建设家乡的主体，应与政府、企业等主体平等建设家乡。其次，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体现对农民的充分尊重。对政府而言，希望实现机制能够得到农民的支持和信任；
对农民而言，希望有更多的参与性，自身的利益诉求能够被认真对待，并得到有效的解决。因此，政府在具体涉农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增加互动性，倾听农民心声、理解农民诉求、鼓励农民献言献策。最后，应形成一个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相互包容、相处和谐、彼此认同的氛围，并统一于社会共同体之中。某种程度上讲，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通过改善、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重新塑造人与人的关系，人始终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目的。只有将人处于相互尊重的关系中，才能最大限度发挥人的潜能。所以重塑人与人的关系应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不能忽视的重点，无论是政府与公众，还是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或者不同农民群体之间的关系，都应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得到改善。

第二，在机会公平层面，应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为农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特别是保证“生态弱势群体”的政治权益、经济权益、文化权益、社会发展权益和环境权益。长期以来，我国对生态脆弱地区农民的补偿帮扶力度和方式都存在不充分、不恰当的问题，造成生态治理的区域性不公正。要么自然资源枯竭，无力修复千疮百孔的自然生态系统，居民无法享有安全、宜居的生态环境；
要么将全部人力财力用在生态保护上，而生态补偿的费用远远不足，造成新的“生态贫困”。这些情况都会带来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催生了“生态弱势群体”，他们承担了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的双重压力。生态共富要求，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应优先解决“生态弱势群体”的难题，保证其基本的发展机会，使“生态弱势群体”在物质上、精神上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使他们对未来有希望，对生活有信心。

第三，在规则公平层面，要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全过程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进行，政策的制定、实施都要有法可依。政策的制定者、实施者与政策对象以及相关群体均受到法律的平等约束。政策的每一个环节都要首先考虑到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政策的每一个步骤也都应依法受到监督。法律既为程序提供保证，也要求程序按规范运行。同时规则公平也要求乡村事务管理信息公开。公开原则是规则公平要求的基本原则，对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而言，就意味着信息公开要下沉到村一级，对村级相关事务、上级政府的相关政策和实施方案通过公告等形式及时让村民知晓，使生态治理透明化。村务公开涉及事务公开、决策公开、资金公开、群众监督等内容，随着数字乡村战略的推进，乡村信息公开应更多依靠数字化的方式，如通过村级网站搭建村（居）务信息公示公开平台，开设“村务动态”等栏目公开信息，农村居民可以通过网页端或村务公开小程序查询相关信息，了解本地最新决策。

如何通过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达到生态共富的目标？地方各级政府大多通过搭建“两山银行”平台公司等多种形式，探索“两山”转化通道。在探索过程中，形成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基本模式。与此同时，也面临着诸多运行难点。

（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基本模式

“两山银行”是两山转化平台的形象表述，是促成“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准公共服务平台。“两山银行”通过将山水林田湖草以及农村宅基地、集体用地、农房等碎片化资源像银行存款一样分散式输入，经规模化收储、专业化整合后，最终以项目包的形式集中输出，完成市场供需对接。在运行过程中，“两山银行”建设的策略包括：

第一，谁牵头。“两山银行”是政府引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的生态资源运营服务体系。由于生态资源价值实现的前提是厘清产权、摸清家底、形成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规范和操作流程等，牵头实施主体大部分是各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但具体牵头部门不一样。“两山银行”的牵头部门如果是自然资源或农业农村部门，试点面较为局限，往往偏重于某项生态资源，较难推及生态环境、生态文化等其他领域。而由发改委牵头，更有助于突破政策壁垒和部门协同行动障碍。

第二，谁运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如何实现优质生态资源同优质社会资本的无缝对接？这就需要运营平台作为“桥梁”实现“资源—资产—资金—资本”的转化。“两山银行”平台公司的职责一般包括收储、数据、评估、信用、交易、风控等六个环节。各地“两山银行”中的运营主体多依托地方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

第三，如何运行。从各地“两山银行”的具体实践来看，有不少共性的做法。一是摸清生态家底，形成资源清单。这是梳理评估生态资源资产价值的基础。通过采用卫星遥感、区块链等数字化手段开展资源调查，全面摸清生态家底。二是整合提升资源，实现商品化。通过成立专业运营机构，对碎片化的特色生态资源、文化产品、旅游景点等进行整体谋划、整体包装、整体建设，促进生态资源“零存整取”。三是借力绿色金融，探索多种生态权益贷款。各地通过混合所有制、股份合作、委托经营等方式，将生态产品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等进行资产化、证券化、资本化，加大社会资本和专业运营机构招引，提升“两山银行”融资服务水平。

第四，如何突破。试点先行是促进生态资源资产机制实现的突破口。从各地改革探索来看，试点地区依托各地独特生态资源禀赋，注重“一县一品一标准地”，因地制宜，发挥优势，从不同层面、围绕不同侧重点开展“两山银行”建设。一是打响特色品牌，形成多样化探索模式。各地都比较注重选取改革侧重点，来打响特色品牌。二是先易后难，逐步打开改革空间。先选取“家底”相对清晰、发展需求强烈的重点领域作为试点，一步一个脚印探索改革空间。从各地改革实践看，决定改革成效的不在于前端做得多规范，而在于后端有没有打开产业和市场出口，后端市场出口大小决定前端目标资源收储的种类和规模。

（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运行难点

当前，从生态共富的角度看，我国地方政府在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遇到的难点主要在于：

一是确权难。明确所有权归属是权利公平的重要内容，确权也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前提条件。一些地区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面临的确权难问题较为突出。不确权，其他工作难以推进；
全面确权，又会受历史上因素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制约，导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其他工作也没法推进。而确权在实施过程中面临实施主体分散、生态产权制度建设滞后等问题。

二是评估难。评估是规则公平的重要环节，核算评估是生态产品能否有效转化的关键。目前尚没有权威、系统、科学且获得市场认可的核算指标。近几年，一些省份如浙江、安徽、江西，纷纷开展GEP的核算评估。但目前GEP核算计量数据并没有直接应用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同时，具体的量化评估同时面临核算参数难于获取、核算方法多元的技术困境和生态资源价值变动、评估内容不可预期等现实困境。

三是抵押难。抵押是村民实现发展机会公平的创新路径。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存在对于生态资源抵押，银行不愿接，担保不敢做，生态资源的市场化程度偏低等问题。地方银行的积极性不高，既顾虑国家法律政策、高额成本、金融机构管理制度的限制，又对后端交易、抵押违约后抵押物难处置、变现不稳定等不确定性望而却步。

四是变现难。变现是实现村民增收的效果体现，也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最终成效，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补偿是变现的重要形式，也是各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方式。[7]目前我国一些地区存在补偿标准偏低、补偿范围有限、补偿资金到位不及时等问题。如一些区域对水资源的保护付出很大代价，但省市级补偿和水流经地的补偿标准与保护成本相比，差距较大，而且往往发放不及时。

五是政策突破难。破解社会公正的实现难题，最终还是要依靠政府的改革创新。政策突破是破解改革难题的利器。当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面临的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政策的不匹配。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存在保障政策不合理、生态产权制度滞后、生态产权交易的立法进程落后于交易实践等问题。

（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推进路径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种系统性不仅要求在程序上厘清实现过程的各个环节，更需要在宏观层面，将理念引领、制度保障、行动措施相贯通。本部分即从“理念—制度—行为”三个维度，提出完善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推进路径。

第一，深化对生态共富理念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在保护生态环境上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一段时间里，一些地方政府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生态治理上，如矿山修复、河流治污等。但同时，在如何发挥生态优势就地就近致富方面，表现出经验不足、方法不多，存在重治理轻转化的突出问题。一方面，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的各个环节没有进行系统性规划，造成资源的整合、协调不足。另一方面，也造成一些地方政府在化解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阻力方面，准备不足，出现了上文所提及的确权难等问题。

之所以出现重治理轻转化的现象，归根结底是在理念上没有形成生态共富的价值共识。而如前文所述，生态共富恰恰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价值指向。以生态共富为目标归宿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能够夯实共同富裕的生态基础，是实现乡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要实现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必先以高质量发展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可见，在共同富裕的框架下，生态共富的意义与生态保护并重。各级地方政府官员应强化对生态共富的认识，加大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系统谋划设计。

第二，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度体系。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系统谋划，重在体制机制，应着力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体系的基本原则体现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引路、企业铺路、多方参与。各级党委应牢牢把控“促进农民增收、推进共同富裕”这一根本方向，避免“生态资源交易做得红红火火，老百姓却得不到太多实惠”的情况发生。在工作机制上，应建立“市（区）吹哨、省（市）响应、部辅导”的运行机制。通过吹哨—响应—辅导机制，及时破解推进难题，高效推动任务落实。建立“5+N”联动落地机制，整合纵向5级政府和横向N个部门及研发机构，通过形成条块合力，确保各项机制有效建立，任务实施有效推进。

从具体制度层面看，一方面要形成制度与制度之间的联动与集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涉及确权、收储、整合、评估、抵押、交易、变现、督察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相应的体制机制。构建制度体系就意味着要确保各个制度之间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环环相扣，形成有机的整体，而不能相互矛盾、相互掣肘。另一方面，对某个方面的体制机制建设同样需要有全面、系统的考虑。如变现机制就涉及到完善纵向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等多个内容。

第三，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行动体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运行，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具体的人和措施上，这就构成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行动体系。如，在执行主体层面，应为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搭建平台、提供舞台，选调那些政治过硬、能力突出、善于干事的优秀干部承担、参与各级政府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设。在行动策略层面，应持续推进试点示范，重点开展“特定单元”的试点方案。“特定单元”是指以生态产品种类多、复杂性、综合性强的一个村或一个镇等为单位，进行整体价值的转化；
通过小而全的地方试验，以小见大，小切口、大牵引，形成可以借鉴、推广的经验做法。

在确权层面，可以采取分类施策。在确权过程中可做两级分类：第一层次根据确权难易程度区分；
第二层次是在难确权的生态资源中再区分出权责都不明晰的和权责部分明晰的。只要经营权明晰就可以适度扩大抵押、担保、入股等权能。在评估层面，探索建立生态资源“既有价值+生态价值”的评估标准和程序。通过明确算法，给出公式，将其内置到“生态云脑”手机端。使每一户农民随时可以将自家闲置的山水、林田、老房子等直接存入数据库等等。

总而言之，通过引导生态共富理念深入人心，构建完整、有效的制度体系，在各环节紧密联系的行动体系中形成系统性的创新举措，从而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破解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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