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范式转型的体育学术共同体构建与体育学融合发展

任 海

（北京体育大学，北京 100084）

中国社会正在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全面推进的总体布局，呈现整体性发展的新特征，这一特征在体育实践领域也日趋鲜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陆续推出的一系列新理念和举措，如“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体医融合”“体教融合”“绿色体育”等，无一不具有整体性发展的鲜明特征。中国体育在多种维度上向社会延伸，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融入社会网络，成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体育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进程迅速展开，标志着体育进入与社会协同的新阶段。就体育内部而言，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分而治之的旧格局日趋衰微，代之而起的是多种体育形态的相互协同。这种相互协同的动力源于体育实践，生生不已，日趋强劲，从而使得体育整体性发展的趋势越来越鲜明。中国体育的这一趋势既是变化了的社会环境的需要，也是中国体育实践自身演化的结果。

体育的整体性发展不仅因其需要多主体、多层次的协同合作，对条块分割的体育管理体系提出挑战，也因其问题的关联性和综合性，对既有的学科壁垒森严的体育学格局提出挑战。今天中国体育实践出现的各种问题，如怎样将体育融入生活遏制慢性病的流行？如何以体育活动促进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如何以体育应对老龄社会的健康问题？如何通过体育让残障人融入社会？如何以体育多层次的民间交流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等等，不仅是任何一门学科无法独立解决的，也是运动人体科学、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教育训练学等任何一个学科群难以有效应对的。体育学只有汇聚来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各领域的理论认知，才能以综合的认知应对综合的问题，也才能为当代中国体育问题的解决提供坚实的整体性的学理支撑。这就需要拆除学科壁垒，以学科关联打破学科分割，以学科协同取代学科对立，一言蔽之，以学科融合回应时代需要。这不仅是今天中国体育实践的理论需要，也是体育学自身发展的需要。

体育学自产生以来，其发展的基本走向是分化。学者们以体育为研究对象，将其分解为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别的具体对象，分别进行研究。唯有如此，人们才能将对体育这一复杂现象的认知不断引向深入。学科分化是体育学发展的自然趋势，在这一分化过程中演化出今天门类齐全、结构完整的体育学体系。然而，也正是这一分化过程导致了体育学陷入碎片化的理论困境。尽管人们已经意识到体育学需要整合，以应对跨界关联的体育实践问题，但是将既有的多学科构成的散状体育学整合起来，融为一体，并非易事。近年来，不少学术机构试图采取一些制度性的措施促进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如成立学科叠加的系科、设置专题性的研究中心等。这些行政性的组织安排虽有一定效果，但多治标不治本，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欲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寻求学科融合的内在机制，使学科融合成为体育学内生的自然过程。体育学是围绕体育现象形成的体系化的知识体系，其知识的生产者是体育学不同领域进行研究的学者。就表象而言，学科融合是多领域知识的贯通，而其实质是多领域研究者的协同。只有知识的生产者相互协同、互动互补，其生产出来的知识才是相互关联、融合的。因此，体育学科融合发展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各领域学者的协同，实现不同领域学者间研究关系的融合。如此，学科融合的动力和机制不应在学科知识中寻求，而应着眼于从事科学研究的行为者，即学者。本文试图从这一视角切入，基于科学范式（paradigm）理论，将讨论的关注点由学科转向学者，由知识产品转向知识生产者，以探究今天的中国体育学能否建立起整体性的学术共同体及如何建立的问题，为体育学的融合发展提供可资参考的新思路。

科学的进步是学者们通过自己持之以恒的研究不断推进的，但在不同时期，学者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一定的依据提出研究问题，根据一定的认知确定概念，遵循一定的理论进行研究，对照一定的规则评定研究成果。然而，这些“一定”并非“固定”，而是与时俱进的，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后一阶段与前一阶段多有不同，甚至有根本的不同，这就使得科学的发展过程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样态。科学进程何以如此？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20世纪60年代基于自然科学发展史提出著名的范式理论予以解释。这一理论引起包括中国学界在内的各国学界高度关注，在社会科学等领域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托马斯·库恩认为，“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1]9。在一门学科没有形成一定的范式之前，学者们为各种观点纷争不已，是为前科学阶段，通过争论与实际应用，观点最终趋于一致，出现大家认同的科学样态，形成共识性的主导范式，学者们便成为“以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都承诺同样的规则和标准从事科学实践”[1]19，从而结束混乱局面，学者们不再分心于无谓的争论，而按照共识的模式集中精力于有效的科研。托马斯·库恩引用培根的一句名言“真理从错误中比从混乱中更容易出现”[1]12来说明范式的意义。范式对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是重要的，学者们一旦接受了某一范式，便在该范式要求和指导下确定研究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开展诸如学术交流、成果确认、人才培养等各项学术工作，此时的学术研究便进入了“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时期。

经过一段时间，随着社会的变化和科学的发展，既有的范式会遇到越来越多该范式无法解释的“反常”（anomaly）现象。反常现象积累到一定程度，学者们对既有范式的合理性产生怀疑，便出现“科学危机”或“危机科学”（crisisscience），于是学者们又经过探讨与争论，再创造出新的主导范式，以应对“反常”，克服危机。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更新了人们对科学进程的认识。此前，人们通常以“科学积累发展观”看待科学的进步，认为科学发展的轨迹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范式理论则颠覆了这一观点，认为科学的发展不是量的积累的渐进过程，而是跳跃状地由一种范式向另一种范式转换的过程，这种转换就是“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即以新范式取代旧范式[1]153-157。尽管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多有含糊之处，他本人后来也力图使之更加清晰，人们对其也有各种批评，但范式理论别开生面，聚焦于学术共同体与科学发展的关系，深刻地影响着此后人们对科学发展的认识[2-4]。

范式是学者们共有的，究竟共有的东西是什么？托马斯·库恩本人有不同表述，后来他将这些共有的东西表述为“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并概括为4个方面，我们可将之理解为学科话语、学科理论、学科价值和学科传承：

（1）学科话语。托马斯·库恩称之为“符号概括”，以表述学术基质的“形式的和形式化的成分”，如概念、定理、方法等，相当于人们常说的学术话语。

（2）学科理论。托马斯·库恩称其为“学科共同承诺的信念”或学科“模型”，即为学者们所共同信任的理论及模型。出于对这些理论的信任，学者们将自己的研究置于这些“模型”的指导下进行，并相信只要依照这些理论模型去研究，就会解开研究问题的谜底，获得预期的研究成果。

（3）学科价值。托马斯·库恩称之为“共有的价值”，即学者们的价值认同和价值判断。它比学科话语和理论更为重要，在更高和更广泛的层面上引导着科学研究，从而使学术共同体成员具有认同感、归属感和方向感。

（4）学科传承。托马斯·库恩对之用“范例”加以表述，意为人们对学科话语、理论、价值等的掌握，是通过见之于教科书、学术期刊、学术会议等呈现出的具体研究案例进行的。这也是学术队伍的培养方式[1]147。

由这些学科基质构成的范式是学术共同体的共识，具有群体的规定性。它不仅限定了学者们认识问题的角度和提出问题的范围，而且限定了解决问题的理论逻辑和方法的使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范式之所以有如此效能，因其与学者群体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1]151可见，范式的核心是活生生的学者群体，涉及人们如何对待学科、学术和话语，如何培养学术新人，延续学术事业，于是，“一个范式支配的首先是一群研究者，而不是学科领域”[1]5。

显然，范式理论对我们今天认识体育学的发展过程、讨论体育学的融合发展问题具有启发性的借鉴价值。有什么样的体育学范式，就有什么样的体育学术共同体，也就有什么样的体育学科状态。范式理论为我们将讨论的重点由学科知识转向学科知识的生产者提供了理论依据，使我们认识到，决定体育学融合发展的关键不在学科自身，而在指导体育科学工作者从事学术活动的范式。讨论体育学的融合发展，其实质是讨论体育学者们所认同的体育学范式是否具有促进学科融合发展的作用。

体育学是应用性学科，以服务体育实践为目的，旨在对体育实践提出的问题做出合理而有效的理论回应，从而解释并指导体育实践。体育学的这一特性，使之与体育生存与发展的社会语境息息相关。中国体育学范式以中国体育实践为依托，也植根于中国社会土壤，随着中国社会和体育的发展而变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大致形成了两种范式：一种是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赶超导向型”范式；
另一种则是改革开放以来兴起并得到越来越多学者认同的“生活导向型”范式。由于体育学范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体育学的基本状态，因此，探究体育学的融合发展之路也需从这两种范式中进行探求。

2.1 赶超导向型体育学范式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使命是赶上并超越率先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西方发达国家，于是体育便成为实现这一使命的一个重要工具：对外宣示国家主权，树立民族形象；
对内改变国民体质羸弱的状态，以保卫和建设祖国。这种着眼于国家目标的体育工具性使用，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对体育做出的历史选择，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事实业已证明，中国体育为实现国家赶超目标的确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正是在赶超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中国体育科学紧扣体育实践，在服务于赶超目标的体育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学科门类基本齐全、结构基本完整的学科格局，并形成了自己的体育学范式—赶超导向型范式，其核心是为体育实现国家赶超的战略目标提供理论支撑。这一范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其宏大的国家目标和服务于这些目标的价值导向，得到体育学界的广泛认同。体育学各领域学者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被这一范式所指引。学者们依据这一范式确定研究方向，选择研究课题，界定学术概念，建构理论逻辑，设计研究框架，评定科研成果，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术规范，渗透于体育学学术活动的各个方面。这一范式不仅有效地促进了中国体育学的科学化进程，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较为有效地回应了体育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为体育实践提供了必要的学理支撑。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和体育自身的发展，赶超导向型体育学范式的局限日益显露。在实践中，它难以回应今天中国体育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关联性和整体性问题；
在理论上，它无法解决日趋严重的学科碎片化问题。之所以如此，细究起来，其根本原因是这一范式自身固有的矛盾，即体育的多维一体性与范式目标单一性的冲突。

体育以身体活动促进人自身的发展，人是由身（生物维度）、心（精神维度）、群（社会维度）等多种维度构成的有机整体，体育对人的促进作用也是一因多果、多维一体的。当体育以促进人自身发展为目标时，其活动设计与实施的准则是促进人自身的均衡发展，体育学也以人的发展为起点和归宿，学科分化和综合皆有宗可依，具有天然的整合性。

赶超导向型体育学范式强调体育服务于外在目标的工具性，这就拆解了原本多维一体的体育，形成针对多个单一目标展开的分割状态，如：竞技运动以争金夺银为目标，而忽略其对于青少年不可或缺的教育目标；
群众体育以保健性的防病治病为目标，忽略其促进社会包容、强化社会组织化等社会目标。与分割分散的体育形态相适应，体育学也呈现出围绕多个单一目标演化出多种不相关联或关联不足的研究方向，如对竞技运动的研究围绕着运动成绩的提高展开，对群众体育的研究多围绕着卫生保健的维度展开，研究者组成诸多小而专的学术共同体，形成泛而散的学科格局。条块分割的制度安排又在组织制度层面强化了体育实践与理论的散状格局。

赶超导向型体育学范式以目标分散和任务切割的方式，不可避免地将体育学推向碎片化的方向，导致体育学中心无依托，共享缺平台，学科间缺少交汇点，诸多小而专的学术共同体间相互隔绝，鲜有交流，且交流的意愿不足，也因需求不足而缺乏协同机制。在这一范式支配下，研究者多在各自既有的小而散的领域中不断细化研究，解问题之谜，而难以具备突破性成果所需要的学术视野和丰厚的学术积累。细究起来，赶超导向型体育学范式并非有着整体意义的范式，而是由若干小而杂的学术范式组成的，因而是中心缺失或空心化的范式。这种分散性范式无法为体育学各领域的整合提供有内在联系的依据，也就不可能构建起整体性的体育学术共同体。由于这一缺陷是由该范式固有的逻辑所致，其自身无法克服，随着中国社会和体育发展越来越显现出关联性的整体态势，赶超导向型体育学范式开始陷入困境，它无法应对的体育问题或“反常”现象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如运动员队伍后备不足、学生体质下降、慢性病流行、传统体育发展方向不明、体育跨文化传播受阻、人才培养与实际需要脱节······

体育学要实现学科融合以跟上时代的步伐，就必须变革这种缺失学科聚合力的分散范式，创新出新范式，为构建整体性的体育学术共同体提供前提。幸运的是，今天中国社会和体育的发展为新范式的建立提供了条件，生活导向型的体育学范式已初露端倪。

2.2 生活导向型体育学范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新论断是历史性的，对中国体育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具有重新定位和定向的意义。中国体育当然还需要继续服务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度的目标，但其核心目标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这一新目标具有统领性，将此前分散于诸多单一维度上的目标整合起来，汇聚为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要的总目标，从而历史性地将人民群众置于体育发展的主体位置，人不再是体育的工具，而是体育的目的。此外，党的十九大以来，“高质量发展”成为各行各业发展的新要求，这一要求之于体育，就是提高国民的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显然，中国体育发展已经进入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新语境，正是这一新语境，为解决体育学难以整合的时代之问提供了答案，这就是“生活导向型体育学范式”。

如前所论，体育学碎片化的根本原因是赶超导向型体育学范式的空心化，无中心依托，缺共享平台，学科间缺少内生的交汇点，因而无法整合不同领域的学术共同体，也就无法实现学科融合，建构整体性的体育学。生活导向型的体育学范式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结构性的缺陷，它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从而为体育学设立了一个牢固的基点，也就是为体育学各领域学者确定了一个共同的起点，不同领域的学者得以从同一元点出发，围绕各子学科特有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展开研究。体育学的分化过程仍在继续，但此时的学科分化有了一个共同的总目标，即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提高国民的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这个共同的总目标不仅用于检测学科发展是否偏离了方向，而且为学科间学者的交流提供了相互可理解的话语，从而使学科间的交流成为可能，搭建了共享学术平台。生活导向型体育学范式支撑的是多维一体的体育学新样态，在这一样态中，无论学科如何分化，学者们研究问题如何多样，都是体育学整体在不同方向和领域的延伸，起点与归宿一致，形成有效的反馈回路，放而不散，收而有据，学科分化与学科综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从而彻底解决困扰我们已久的体育学碎片化问题。

这一范式对我国体育实践也极具现实意义。体育的样态虽多，却是功能综合、多态一体的。体育的各种形态只有当其处于相互联系的整体性状态中，才能最大效率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分则互损，合则互利。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等体育形态长期处于相互分离，甚至相互对立的状态，严重制约了体育的正常运作和功能的正常发挥。尽管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措施力图让它们协同起来，但是由于学理支撑不足，多以治标代替治本，少有成效。生活导向型的体育学范式为我国体育实践建构多态一体的新格局，从而促进体育的整体性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在这一过程中，体育理论与体育实践形成良性互动，以新的体育实践支撑新的体育理论，以新的体育理论指导新的体育实践。

范式的转换是具有“科学革命”意义的质的变化，这是因为新旧范式的思想和主张有质的区别，即便是同样的用语，在不同的范式中其真实含义也已改变[1]5。托马斯·库恩认为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incommensurable），即不能既认同这个范式，又认同那个范式。尽管人们对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有不同的意见，但都承认新旧范式存在着质的不同。每一次范式的转换都会导致基本研究问题的转移、理论的更替和思维方式的改变[1]5。

将体育学范式由赶超导向型转换为生活导向型，是中国体育学发展进程中一次质的飞跃，也是对体育学发展的一次重新定向，将体育学服务于外在功利目标为首要目标，转为服务于人自身发展为首要目标，这就重置了体育学研究对象的主次位置和研究目标的主次关系。体育学各领域的研究必须以人的发展、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基本前提，探究其服务于核心目标及其他多种目标的学理，而不再忽视人的需要去追求短平快的功利效果。体育学范式的转换意义重大，任务艰巨，困难重重，绝非在短时期内可一蹴而就，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3.1 更新体育观念，形成价值共识

体育学以体育为研究对象，体育以身体活动为手段促进人的发展。在体育运动中，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互交织，不可分割，体育学也因此贯通人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涉及诸多学科的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都在体育学学科体系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体育学也因此不是单一的学科，体育学者研究的问题之杂，运用理论之多，采用方法之丰富，都是其他学科罕见的，因此国际运动科学与体育教育理事会（ICSSPE）认为体育学是含有多种学科成分的“异质性的学科家族（heterogeneous family of sciences）”[5]。这个异质性的学科家族之所以有家族性，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有的研究对象—体育。

于是，在今天中国社会语境中如何认识体育及其价值，关系到体育学研究方向和发展目标的确立。只有体育学各领域学者对体育的概念取得共识，都认同今天体育的基本价值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大家才会以这一共同的体育观和价值观为基础，确定自己学科领域的基本研究议题和发展方向，保持各领域研究价值导向的一致，形成合力。观念认同和价值共识是生活导向体育学范式的价值基础，也是体育学各领域学者相互认同，产生整体归属感的前提。有了这一前提，体育学术共同体的构建就有了深厚而稳定的基础，这是体育学范式转换中最重要但常为人们所忽视的关键环节。这是因为观念和价值看不见，摸不着，却无所不在，渗透于我们学术活动的各个方面。还因为体育观和价值观一旦形成，人们便不会再去时时关注它，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在其引导下进行各自领域的学术研究。由于体育学各学科领域长期处于相对分割的状态，不同领域学者对体育和体育价值的认知也多有不同，因此，体育观和体育价值观的更新既是范式转换所必需的，也是最不容易完成的。

3.2 聚焦运动的人，构建学科关联

体育以身体活动为基本手段，促进人的发展。身体活动是体育最鲜明的外在特征，当我们看到人们在打球、跑步、做操、游泳，便十分自然地认为他们在做体育活动，也就十分自然地将这些身体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而时常忽略身体活动的主体，即活动者。体育活动者不仅是身体活动的承载者，是活动的客体，也是活动的启动者、体验者和选择者，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活动主体。赶超导向型体育学范式基于实现外在目标的功效考虑，研究多聚焦于作为手段和工具的身体活动，而忽视了作为体育主体的活动者，这不仅将身体活动与活动者自身的需求分离开来，使活动者成为身体活动被动的承载者，而且颠倒了体育中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使活动者成为实现功利目标的身体活动的工具。这种重身体活动而轻身体活动者的研究导向，使得体育学研究呈散焦状态，因为作为工具的身体活动可服务多种外部目标。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研究还因缺乏对体育主体的必要关注，失去对活动者多维一体内在关系的依托，从而失去研究本应具有的学科关联性。因此，聚焦于身体活动的研究，多为学科关联度不足的研究，其成果难免片面，无法应对今天的体育问题。

生活导向型体育学范式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从而使各类研究聚焦于体育活动者，竞技运动研究以运动员为本，学校体育研究以学生为本，群众体育研究以群众为本，这些研究都将人的发展置于核心。人的发展是身心群多维一体的，从而使体育各领域理论有机地联系起来，变散焦为聚焦，为体育学学术共同体成员在学科理论间的互动互补，顺理成章地提供了学理层面的支撑。

在学科高度分化的今天，任何一个科学领域进行学科融合都面临重重困难。在这一方面，体育学似乎得天独厚，因为体育学的研究对象是运动中人的完整状态，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决定着研究的整体性[6]。只有将自然、社会、人文等各学科的研究综合起来，才能真正揭示体育的奥秘。任何单一维度的探究都有其不可避免的片面性，这也是单一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便难以取得新进展的原因，而今天取得重大学术意义的突破性成果多出现在跨界领域。体育研究中这样的跨界领域比比皆是，这是其独特的研究对象使然。

3.3 突出基本议题，汇聚研究视角

体育学各领域的学者有了价值共识，有了聚焦于体育运动者引发的学科理论关联，这就在基础的价值层面和宏观的理论层面为体育学术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条件。但这还不够，还需要有具体的研究载体和学者互动的学科界面。只有针对共同问题进行多视角切入的共同研究，不同领域的学者才能在研究中取得相辅相成的学术成果，在合作过程中真实地感受到协同合作、相互启发带来的益处，这就是基本议题的作用。所谓基本议题，就是新时代中国体育迫切需要解决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核心问题。

今天，中国体育的基本议题是清晰的，即体育如何在中国语境中促进人的发展，从而提高人的生命和生活质量。纵观当前我国体育发展的现实，不难看出我们在体育实践中遇到的所有问题都与这一基本议题相关，是这一基本议题衍生出来的。这些问题无不具有多维一体的综合性。如“健康中国”提出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的覆盖，这就需要多领域的体育学者基于不同社会群体和不同生命阶段的多类别多层次需要，探究体育活动促进其身心群全面健康的规律。再如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也需要多学科学者的合作，探讨这一群体全面发展与特长发挥良性互动的规律，以促进这一群体在全面发展的同时其运动天赋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并充分享受运动天赋带给他们的精彩生活。生活导向型体育学范式给学者们以新的视角和视野，不仅使他们发现必须合作才能研究的大量新问题，而且让诸多陷于死循环的旧问题在合作研究中有了获得新答案的可能。基本议题汇聚多领域学者的研究注意力于一处，促使学者们面对共同问题，形成共同的问题意识，激发研究者协同合作的内生动力并形成相互协同的操作机制，从而对研究问题做出新的全面而深刻的理论诠释。

3.4 更新交流机制，打造共享平台

体育学任何一个领域的学者不仅要有体育的一般性知识，还需要对体育学的概貌有所了解，从而保持其从其他学科领域获得启发和相关知识的学术敏感。体育学不同学科间学者的合作，需要学者们对自己专业之外的领域有所了解，以便知道自己的研究需要哪些领域学者的合作，也知道自己可能对其他哪些领域的研究有所帮助。然而，学科间尤其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不同属性学科间的交流并非易事。这是因为随着体育学各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专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不同专业自然会形成该领域特有的学术话语，其他专业的人难以理解。如此看来，不同学科间的交流无异于“鸡同鸭讲”，无法沟通。其实不然，体育学科间的交流，不是要研究者成为另外领域的专家，那样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学科间交流旨在研究者从相关领域获得对自己研究有用的辅助性知识，同时对自己的专业对其他领域可能作出的贡献有所认识。因此，学科间的交流是通识性的交流，人们在这些交流中获得新视角和新视野，以扩充并深化对自己研究领域的认知，也从交流中获得研究灵感，得到思维启迪。这就需要鼓励学者们以其他领域的学者为对象，以学术综述等方式，对自己专业的知识进行非专业或跨专业的表述，通过这种“科普”，让其他领域尤其是相关领域的学者了解自己学科的状态。

此外，还需要搭建学科间交流的平台。我国体育学由多个子学科构成，每个子学科都有自己相应的学术共同体，可称之为体育学的次级学术共同体，如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下设20个分会，包括体育社会科学、学校体育、运动训练学、运动医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心理学、体质与健康、体育信息、体育工程、体育建筑、体育统计、体育史、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体育管理、体育产业、体育新闻传播、运动生理与生物化学、体能训练、反兴奋剂、运动营养等分会。但是，这些次级学术共同体的学术活动都“分”多而“合”少。不同分会联合起来开会，进行跨会交流的现象甚为罕见，即便数年一届的全国体育科学大会，也多是各分会各自开会，各说各话，少有跨学科交流。今天中国体育实践和理论的许多重要问题是需要不同分会共同讨论的，研究成果应当在相关分会间分享。这种跨分会的讨论和分享不仅有利于提高研究质量，扩大研究影响，而且会在体育学次级学术共同体间建立联系，从而为体育学术共同体的整体结构提供内在的组织支撑。

今天，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万物互联、相互作用的发展状态，体育亦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和体育发展的总体态势是打破封闭，走向开放和包容。体育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具有跨领域的关联性，需要综合性的体育科学的知识给予解答。综合性知识是新的知识形态，体育学各领域只有通过学科融合，才能生产并支撑这一新的知识形态。这就需要将赶超导向型体育学范式转换为生活导向型体育学范式，从而改变体育学各领域研究者联系松散、相互隔绝的旧格局，构建整体而有机的体育学术共同体，从根本上解决体育学碎片化的学科痼疾。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为这一范式的转换提供了坚实的社会条件；
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办人民满意的体育，又为这一范式的转换提供来自体育实践的驱动力。体育学范式的转换实际已经启动。在看到这一趋势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范式转换具有“科学革命”的含义，赶超导向型体育学范式的价值取向、学科格局、学术理论、话语表述和传承机制延续多年，已成为许多学者所习惯的学统，根深蒂固，要变革这一范式，任务极其艰巨。体育学是现代科学界的“后来者”，受传统羁绊较少，而且正处于学科发展的上升期，体育学不应以“成熟的”的传统科学为仿效榜样，更勿须以传统科学的“正规性”来批判自己的不成熟性。相反，它应利用自己与生俱来的综合潜势，聚焦于人身心群的全面发展，依托体育这个人类社会少有多学科共享平台，开创出新的学科格局，形成新的学术样态。中国体育学者应庆幸历史将自己置于这样一个新的学术舞台，得以不仅为体育学而且为人类科学的进步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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