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系统功能语言学

黄国文

（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广州 510640）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什么是系统功能语言学？”。要对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进行界定，首先要把它放进语言学这个学科中讨论。语言学是关于语言的科学研究；
语言是现象，是研究对象，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理论和方法。对于语言的研究，可以只集中于语言本身的研究，如语言的内部系统，也可以研究语言与其他问题（或其他学科）的关系。早期的语言研究，主要是聚焦语言本身，即本体研究（如音系、语音、词法、句法、语义等）；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语言与其他问题、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当人们在讨论普通语言学（general linguistics）[1]时，关注点是语言系统和语言系统中的各个要素；
与普通语言学相对应的是个别语言学（particular linguistics），主要是对某一个语言的科学研究，如汉语语言学（Chinese linguistics）、英语语言学（English linguistics）等。普通语言学也称理论语言学（theoretical linguistics）[2]，与理论语言学相对应的是（广义的）应用语言学（applied linguistics），后者主要是探讨语言理论的应用和以语言学为主体的交叉学科研究（如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生态语言学等）。

本文通过四个方面（即，语言研究的两大阵营、“系统”与“功能”、“普通语言学”与“适用语言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与“韩礼德语言学”）来回答“什么是系统功能语言学？”这个研究问题。

关于语言的科学研究，可以从Saussure[1]的现代语言学算起。过去的100 多年出现了很多研究语言的范式、理论、模式、框架等。本文把它们分为两个阵营，这样就可以说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性质，回答我们设定的研究问题。

（一）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

虽然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科学，但由于研究者的世界观、意识形态、对人类社会的期待、对学科的信念、研究的出发点和研究的兴趣等不同，就出现了不同的思想和流派。Davis[3]，Sampson[4]，de Beaugrande[5]，Seuren[6]，冯志伟[7]，朱永生等[8]，封宗信[9]，胡壮麟、叶起昌[10]，黄国文、辛志英[11]，Matthiessen et al[12]，Wang &Ma[13]等都讨论到语言研究的不同流派问题。

黄国文[14]也曾明确指出，当代语言学主要存在形式主义（formalism）和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两大主流；
对于形式主义，语言学要研究的是语法成分之间的形式关系，这种研究并不需要涉及语法成分的语义性质和语用性质；
相对而言，功能主义要研究的既有语言的本体（如，音系、字系、词汇、语法、语义等）问题，又有研究语言的使用和语言使用环境（如，情景、社会、话语、语篇等）因素。按照徐烈炯[15]的观点，语言学研究的路径只有两条，要么是形式主义路径，要么是功能语言主义路径，这样就“基本上排除了存在与它们完全不同的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15]。因此，语言学流派总体上就可被分为形式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

功能语言学注重“功能”和“意义”，采用功能的方法分析、描述和解释语言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认知语言学也是功能语言学的一个分支。20 世纪70 年代，Halliday[16]曾把形式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的这一分类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对语言的不同看法。按照形式语言学的观点，语言是规则（language as rule），按照功能语言学的看法，语言是资源（language as resource）。采用亚里士多德观点的人将语言视为规则，而古希腊智者派则将语言视为一种资源。Halliday[16]99-100说：看待语言有两种视角：

一种是哲学逻辑视角，另一种是描述性民族志视角。在前者中，语言学是哲学的部分，语法是逻辑的部分；
在后者中，语言学是人类学的部分，语法是文化的部分。前者强调类比，在导向上是规定性的或规范性的，并关注与真理相关的意义。后者在导向上是描述性的，并关注与修辞功能相关的意义。前者视语言为思想，后者视语言为行动。前者将语言表示为规则，强调对句子的形式分析，并为了理想化的目的（决定什么在其范围内或范围外）使用语法性的标准（根据规则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后者将语言表示为一种选择，或一种资源，它强调语篇的语义解释，并将可接受性或使用性（发生或可能发生的情况）作为理想化的标准。

不过，Halliday[16]99也指出：他特别反对一定要认为每一个学派、每一个学者和每一部著作都必须完全属于某一种流派的说法，因为其中的大多数在不同程度上结合了两者的思想。

Seuren[6]对语言学流派进行了区分和讨论，并用“生态主义”（ecologism）和“形式主义”（formalism）进行分类。按照这种划分，把语言看做是资源的功能语言学就属于生态主义，把语言看做是规则的则是形式主义。按照Baxter[17]的观点，生态主义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它以非人类的内在价值和道德主张为中心主题，以整体主义母题（motif）为其道德立场的形而上学基础。语言学研究的生态主义取向，主要是要把自然、生态等非人类因素考虑进去，重塑人类和人类的语言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

Matthiessen[12]94对系统功能语言学与其他功能主义语言学以及形式语言学的差异进行了对比，并用下面表1 展示。

表1 表明，从“取向”（orientation）看，有功能与形式之分；
从“轴”（axis）看，有“系统”（纵聚合）和“结构”（横组合）之分。按照这样的分类，系统功能语言学（SFL）是功能取向，它既注重系统（纵聚合）关系，也注重结构（横组合）关系。因此，如果要说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突出特点的话，那就是它是特别突出系统关系。功能语言学有多种表现形式，可以称为功能语言学的模式很多，但只有一种功能语言学称为系统功能语言学[12]94。也就是说，属于功能语言学的语言学理论很多，系统功能语言学是其中的一种，而且它是有自己的特点的，与众不同。

表1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其他功能语言学理论及形式语言学理论的关系

（二）对功能语言学的初步理解

关于“什么是功能语言学”这个问题，Matthiessen[12]94是这样说的：功能语言学既是语言研究方法类别的名称，也是语言理论的具体品牌；
功能语言学有多种表现形式，但只有一种功能语言学称为系统功能语言学。这就是说，本文所说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众多功能语言学理论中的一种。

在《功能语言学年度评论（第1 辑）》的“创刊词”中，有一段关于什么是功能主义语言学的说明[18]i-ii：

属于功能主义的语言学派很多，简单地说，只要是把形式与意义（语义、使用）联系起来或置于意义的范围内研究都可以称为功能语言学派。据我们的这个理解，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功能语法、词汇功能语法、社会语言学、话语分析、语篇分析、体裁分析、语料库语言学、甚至因特网语言学等，都属于功能主义，都是功能语言学派。形式主义有公认的代表人物，功能主义没有；
在功能主义的大旗下，这种情况是存在的：有些学派把别的学派研究内容当作自己学科的一个分支，而那个学派则认为对方才是自己的一个支流。但往高一层看，它们都是属于功能主义。M.A.K.Halliday 多次说到，他的系统功能语法不是唯一的功能语法，而是很多种功能语法中的一种。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属于功能主义语言学，是功能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虽然徐烈炯认为语言学研究的路径只有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两条路径，并断言“没有第三条完全不同的道路”[15]，但我国有不少学者认为“认知语言学”是与形式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并列的语言学流派。此外，在我国很多的出版物中，“功能语言学”也常常被用作“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代名词；
有很多从事认知语法（语言学）、语用学等学科的学者也不认为自己是“功能语言学研究者”。

如果要简单地把系统功能语言学与其他的功能语言学区分开来，我们觉得主要有四点必须记住：（1）系统功能语言学突出系统（纵聚合）关系，对于语言系统的描述以及对语言结构的组织和选择都主要是围绕系统关系；
（2）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功能方法是“二维”的（two-dimensional），即层次化（stratification）和功能多样化（functional diversification）[12]96；
（3）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元功能（metafunction）概念是独一无二的；
（4）语法隐喻（grammatical metaphor）[19-22]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独有的研究概念。

关于不同语言学流派、不同学术思潮，各有各的特点，都是为自己的学术目标而设计的。形式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都是研究语言问题，都涉及形式和功能问题；
可以说它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因此应该和平共处，取长补短，都应该采取“Live and let live”的态度，求同存异（或者说“求异存同”）。

（三）系统功能语言学与其他功能语言学的关系

和形式语言学一样，功能语言学有很长的历史。20 世纪初，欧洲的功能语言学研究就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最有代表性的是布拉格学派（the Prague School）的研究，该学派的Vilém Mathesius (1882-1945) 和他的学生所提出的“功能句子观”（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在学界一直很有影响。

在美国，Franz Boas 和他的学生所做的语言学和人类学以及“功能人类学”（functional anthropological）研究也很有影响，出版了很多重要的论著[22-28]；
Boas 等人的研究注重语言使用单位（语篇）和文化，因此被认为是以功能为导向的研究。Kenneth L.Pike 的法位学语言学（Tagmemic Linguistics）、Hymes 的言语民俗学（Ethnography of Speaking）、Boas &Sapir 的人类语言学等也都是以功能为导向的研究。20 世纪70 年代出现的美国西海岸功能主义（West Coast Functionalism）代表人物Talmy Givón[29]、Paul Hopper 和Sandy Thompson 等人[30-31]所提倡的和所作的研究也是功能语言学；
Robert D.Van Valin、William A.Foley 和Randy J.LaPolla 等人的角色参照语法（Role and Reference Grammar）[32-34]也是功能语言学[35]。

在欧洲大陆，Simon Dik[36]所提出的功能语法（Functional Grammar）受到布拉格学派的影响，是欧洲功能语言学传统的延续，发展过程中尤其注重话语研究，因此Dik 的功能语法现在被称为功能话语语法（Functional Discourse Grammar）[37]。

在朱永生等[8]的论著中，他们还讨论了其他功能语言学理论，包括哥本哈根学派、法国学派、俄罗斯学派、认知语法、格语法、语言类型学等；
王铭玉、于鑫[38]对前苏联的功能语言学研究作了深入的探讨。

系统功能语言学这一术语由“系统”“功能”和“语言学”三个关键词构成。上一节是对“语言学”的界定，本节主要讨论“系统”和“功能”两个概念，以便我们弄清该理论与其他理论的差别。

（一）“系统”的概念

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系统”（systemic）是该理论所用的专门术语，它不同于普通的形容词“systematic”，也不同于一般词典所收录的用在表示其他特定意义的术语“systemic”（如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2001,有“systemic”词条，所给的解释是“adj.technical: having an effect on the whole of something,especially a living thing”）。

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systemic”是从专业术语“system”衍生出来的；
“system”这个词是从Firth的“系统结构理论”（system-structure theory）[39-40]借来的。以Firth 为代表的伦敦学派的语言研究中，他们继承的是Saussure[1]的思想，系统和结构是同样重要的，系统呈现的是纵聚合关系，结构呈现的是横组合关系。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言学重点是纵聚合关系，与Firth 和其他伦敦学派研究者的理念不同。所以虽然很多人都会把 Halliday、R.H.Robins、Robert M.W.Dixon 和John Sinclair 称 为“新弗斯语言学家”（Neo-Firthians），但Halliday 本人并没有承认这一点。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最早论文是“阶与范畴理论”（Scale-&-category theory）[41]，但这篇论文是Firth 没有看（读）过的（因为该文初稿完成时Firth 已经去世）；
也许因为这一点，Halliday 不认为自己是新弗斯语言学家，因为他的理论与Firth 的理论是有很多差异的[42-43]。

简单地说，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系统（system）指的是任何语言层次（如音系、语法、语义等）中纵聚合关系的呈现；
一个系统里有两个或更多的选项（option）（称为“terms”或“features”）可供选择。例如图1：

图1 一个简单的系统

上面图1 是一个系统，“MOOD TYPE”是系统名称（system name），有祈使（imperative）和直陈（indicative）两个选项。这就是说，一个小句在语气方面可以选择祈使或直陈。

一个系统可以包含另外的系统，这样就构成了系统网络（system network），如图2 所示。

图2 一个简单的系统网络

图2 是个系统网络，最左边的“clause”是入列条件（entry condition）。有两个要同时选择的系统：“语气类型”（MOOD TYPE）和“极性”（POLARITY）；
图最右边的“declarative”（陈述）和“interrogative”（疑问）构成了一个系统，它的入列条件是“indicative”；
这个系统属于它左边另一个系统的一部分，因为它的入列条件（indicative）是另一个系统的一个选项。在“MOOD TYPE”作为入列条件的系统中，两个选项分别是“imperative”和“indicative”。图中以“POLARITY”作为入列条件的系统是个简单系统，它有两个选项，分别是“positive”（肯定）和“negative”（否定）。图中的弧形括号（{）表示合取选择（both ...and ...choice）关系，即表示同时要选“MOOD TYPE”和“POLARITY”；
图2 表明，一个限定小句一定会涉及语气（MOOD）和极性（POLARITY）的选择；
以“MOOD TYPE”和“POLARITY”作为入列条件的系统用的是中括号（[），表示的是析取选择（either ...or ...choice）关系，即只能在系统中选一个（如imperative 或indicative；
positive 或negative），也即不是imperative 就是indicative，不是positive 就是negative，不存在既是imperative 又是indicative 的情形，也不存在既是positive 又是negative 的情形。

图2 这个系统网络告诉我们：当我们要生成一个小句时，需要同时选择语气类型（即imperative 或indicative）和极性（即positive 或negative）；
如果我们选择了“imperative”和“positive”（合取选择），这样就完成了在两个子系统中的选择，最终的体现形式可能是“Come here”“Go away”等等；
如果我们选择了“indicative”（析取选择），那就要在“declarative”和“interrogative”之间做选择；
如果选择了“declarative”，同时选择了“negative”，那句子就生成出来了，可以有“John is not here”“Mary does not work in our office”等等。如果选择了“interrogative”，同时选择了“positive”，那句子就生成出来了，可以有“Is John here?”“Does Mary work in our office?”等等。

（二）纵聚合轴优先与系统思想

纵聚合轴的优先（the prioritization of the paradigmatic axis）是指在研究语言结构和语言系统以及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对语言成分的选择时所遵循的原则[12]96。Matthiessen 在比较系统功能语言学与其他功能语言学时特别提到：Halliday 的功能方法是“二维”的，层次化和功能多样化是相互交叉的独立维度，元功能（metafunction）渗透到内容平面（the content plane），因此在语义层和词汇语法层中都表现出来。而在Simon Dik 的功能语法中，基本上只有一个维度，语义被认为是最深或最高的组成部分。比起其他功能语法，这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独一无二的特点。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语言的组织主要是纵聚合的和系统的，而不是横组合的和结构的。早在20 世纪60 年代，Halliday[44]就提出了纵聚合轴的优先顺序。纵聚合取向、层次化和元功能多样性的结合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个独特特性。

采用纵聚合轴的优先顺序，就是把语言视为资源，通过系统和系统网络的选择来呈现意义。通过系统网络以纵聚合的方式表现语言，也表现语言（形式）的选择，就能够观察到从组合的角度无法辨别的现象。Halliday 采用了纵聚合轴的优先顺序解决了语调、词汇语法和语义等多方面的问题。系统功能语言学以纵聚合关系为核心，强调“选择”（choice）的重要性[45]，通过系统和系统网络方式来建构语言系统，这一点是其他功能主义语言学理论所没有的。虽然很多语言学模式也重视纵聚合组织，但“系统功能语言学是唯一的基于纵聚合关系的语言理论”[12]97。

“系统”还用来描述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特点，因为该理论是基于“系统思维”（system thinking）的。按照Matthiessen[46]12的观点，语言是个动态系统，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也是个动态系统，具有开放性，这个系统既用于“反思”（reflection），也用于“行动”（action），包括用于分析语篇，用于描述、解释和比较其他意义系统（semiotic system）等，这个系统“将语言理论化为一种意义系统，并进一步将意义系统理论化为一种特殊的系统”，“它也是一种将语言付诸行动的资源，用于干预社会和意义过程，用于制定活动计划，如教育课程与教学大纲和工作场所的通信网络，用于在工作计算系统中实施模型”[46]12。

（三）“功能”的含义

功能主要有三个含义：一是看待语言系统和语言使用的功能视角；
二是语言组织的功能结构（functional structure）；
三是元功能（metafunction）。功能和语境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

系统功能语言学采用功能的视角审视语言系统、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作为语言学的专业术语，“功能”（function,functional）与“形式”（form,formal）是相对而言的，功能指的是语言的特性或本质，可以通过纵聚合关系和系统来展现语言的组织，表示语言结构的组织是功能驱动的。比如说，我们通过上面图2 来选择“clause -indicative -declarative”和“positive”，就有了功能结构，可以生成诸如“Helen tells the story”这样的句子；
如果我们选择“clause -indicative -interrogative”和“negative”，也就有了另一个功能结构，可以生成诸如“Doesn’t Helen tell the story?”这样的句子。就这两个小句的交际功能而言，“Helen tells the story”是给予信息，说话人把信息告诉听话人；
而“Doesn’t Helen tell the story?”则是寻求信息，说话人期待听话人对该小句的疑问（信息的真实性）进行确认。又如，如果我们选择“clause-imperative” 和“positive”，就可以生成诸如“Sit down”这类句子；
如果我们选择“clause-imperative” 和“negative”，就可以生成诸如“Don’t sit down”这类句子。再如，对于“He is a teacher of English”，从形式的角度看，可以从其句子类型（陈述句）、充当主语的成分（第三人称代词、单数）、时态（一般现在时）、句子的结构成分（SVC 结构：主语+系动词+补语）、充当补语的词类（可数名称、单数、带不定冠词）等方面去分析。但是，如果我们从功能的角度看，就会有不同的观察点：首先，语言是用于“交换”（exchange）信息或物品的，要么是给予，要么是索取，那么“He is a teacher of English”的作用（功能）就是给予，是说话人给予听话人信息；
其次，我们可以考虑交际（即使用语言）的动机，为什么说话人要在特定的场合和特定的时间说出这样的一句话；
第三，为什么选择“is a teacher of English”（表示状态的关系过程）而不是“teaches English”（表示动作的物质过程）；
第四，为什么选择“a teacher of English”而不是“an English teacher”。

上面的例子说明，功能既指语言结构内部组织的功能性，也可指语言的使用（即在特定的交际中的作用）和研究语言的视角。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功能”这一术语和概念非常重要，它是这个语言学流派名称中的一个关键词。“功能”的一个主要含义是语言结构的组织的功能，例如，“She killed him during the war”和“He was killed by her during the war”的结构组织是不一样的，功能结构也不一样；
同样地，“He was killed during the war”和“He died during the war”的功能结构也不一样。这些不同在于语态（主动态与被动态）的选择，或在于话语的起点和充当主位成分（she 与he）的选择，或在于已知信息的分布（she 与he），或在于过程类型（物质过程kill 与行为过程die）的选择。

“功能”这一术语和概念的另外一个重要含义是元功能（metafunction）。Halliday 提出元功能概念的论文是1967-1968 年发表在英国《语言学学刊》的三篇论文[47-49]。当我们把小句看作是描述我们对世界的体验和经历时，即小句用于描述（clause as representation）时，我们就观察小句的经验（元）功能（experiential metafunction），从及物性系统出发，观察小句的过程以及过程所期待的参与者；
当我们考虑的是两个或更多的“言辞”（figure）或“情形”（situation）的逻辑语义关系时，我们观察的是这些小句之间的语义关系，因此就要考虑逻辑（元）功能（logical metafunction）；
例如“He is rich but he is unhappy”或“Although he is rich he is unhappy”中的逻辑语义关系是不一样的。当我们考虑小句的语气和情态意义时，我们注重的是小句的人际元功能（interpersonal metafunction）；
例如“He is from China”是给予信息；
“Is he from China?”或“Where is he from?”是索取信息；
说话人对听话人有完全不同的期待。当我们考虑语篇的组织策略时，重点就在于语篇元功能（textual metafunction）；
例如上面所说的“She killed him during the war”和“He was killed by her during the war”是有不同的组织方式的。在Halliday[19-22]的“标准”模式中，经验（元）功能和逻辑（元）功能被看作是概念元功能（ideational metafunction）的两个组成部分。因此，就只有三大元功能。在其他一些系统功能语言学著作中，学者们则把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单独作为元功能[50-53]，因此就有四大元功能的说法。

Fawcett[54-55]不采用元功能的术语，而用“意义缕”（strands of meaning）来表述Halliday[19-20]所说的元功能，并扩大了元功能所涉及的范围。例如，Fawcett[54]28列了11 种功能意义，除了“experiential”没有变化之外，其他都有差别；
Fawcett 认为，Halliday 的“logical”除了有逻辑意义以外，也有“negativity”（否定）的意义；
Halliday 的“interpersonal”则包含了Fawcett 的“negativity”、“interactional”（互动）、“affective”（情感）和“modality”（情态）；
Halliday 的“textual”包含了Fawcett 的“thematic”（主位）和“informational”（信息）；
此外，Fawcett 还列出了“inferential”（推论）（如，he even fell down）、“metalingual”（元语言）（如，he fell down,as it were）和“discourse organisational”（话语组织）（如，firstly,he fell down）意义，而这三种意义是不被Halliday 的元功能所涵盖的。Fawcett 对系统功能语言学一些问题的研究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但可惜的是，能接受他的观点的人不是很多，所以他的很多观点[54-56]尚未受到重视。

Matthiessen[12]112-113认为，可以从“个体发生学”（ontogenesis）角度去进一步探索元功能的提出和工作机制。Halliday[57]在关于儿童语言发展的研究中，展示了一个幼儿是如何学会表达意义的：从他8 个月大左右开始，他在与人的接触互动中就发展了儿童语言或原语言（protolanguage）；
原语言是根据少数（从4 个增加到7 个左右）微观功能（micro-function）组织的。当儿童开始从原语言过渡到语言时，微观功能首先被概括为两个宏观功能（macro-function），然后宏观功能被转化为抽象功能（abstract function），即婴儿期后成人语言的元功能。微观功能是与特定情境类型（即特定使用语境）相关联的局部意义潜势，因此在这个阶段，语言的功能等同于语言的使用。然后，随着系统的扩展，儿童开始将这些微观功能概括为两个更普遍的功能-宏观功能：数理（mathetic）功能（用于了解世界的资源）和语用功能（用于做事的资源）。这两个宏观功能比微观功能更为普遍，但仍然无法组合成一体；
在这个阶段，儿童只能通过数理方式或语用方式来表达意义。当儿童开始学习母语时，意义的同步表达就出现了，这样就出现了能替代宏观功能的元功能，这样说话人就可以同时表达多种意义了。例如，像“Honestly he was not there”这样的小句，它同时表达概念（经验）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从概念功能中的及物性看，小句体现的是一个关系过程，从人际功能看，它是给予信息，并表达了情态意义（通过honestly），从语篇功能看，它的出发点是小句的主语（关系过程的载体），小句的主位是多重主位（即人际主位honestly+主题主位he）。

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个语言学理论，或者说它“首先是一个语言学理论”（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is primarily a linguistic theory）[58]94。这里我们主要从它的两个侧面进行审视。前面已经说到，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区分语言学，如普通语言学是相对于个别语言学，理论语言学是相对于应用语言学而言的。我们这里讨论的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两个方面：作为普通语言学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和作为适用语言学的系统功能语言学。

（一）Halliday 的中国渊源

要讨论Halliday 的语言学研究，就有必要简单说说他的生活背景情况。Halliday 1925 年4 月13 日出生于英格兰的约克郡，很小的时候就有两个愿望，一个是来中国，另一个是学习和研究语言[59]3。他17 岁（1942 年）开始学习汉语；
1950-1951 年间完成了两篇论文[60-61]，但并没有发表[13]229。因此，严格地说，他的汉语研究所（公开）发表的最早成果是1955 年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元朝秘史的语言》[62]，他在1955-1961 年所建构的“阶与范畴理论”[41,62-65]是发展Firth 理论[39-40]的初步尝试。

Halliday 的教师职业生涯是从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讲授汉语开始的（1945 年5 月13 日），他的语言研究首先是从研究汉语开始的，严格地说是1947 年来中国学习后才开始的。1947年，Halliday 从军队退役，也完成了大学一年级的学习，他获得了来中国学习的奖学金。时任伦敦大学中文系教授的Walter Simon 与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相识，在Simon 教授的引荐下，Halliday 直接到了北京大学学习。他开始是跟随罗常培教授学习汉语音系学（Chinese phonology）、词典学（lexicography）和比较历史语言学（comparative historical linguistics）。罗常培采用的是历时（diachronic）的研究视角，但Halliday 感兴趣的是共时（synchronic）语言学，尤其是现代汉语方言的语法变异；
因此，罗常培推荐Halliday 到远在广州的岭南大学跟随王力教授学习；
当时王力正在广州做现代汉语方言的调查。这样，Halliday 就开始跟随王力做方言调查研究[42-43]。

王力1927-1931 年在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法兰西学派的代表人物Joseph Vendryes 教授研究实验语音学，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博白方音实验录》。王力和他的导师的学术研究深受丹麦语言学家Otto Jespersen 的影响。王力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他同时是语音学家、语法学家、音系学家和方言研究专家。Halliday 曾这样说，王力教了他很多语言学的东西，包括中国语言学的传统[66]。那是Halliday 第一次接受语言研究训练。在王力的指导下，Halliday 与被试者（informants）一起研究汉语方言，并记录了他们的方言，同时采用王力所提出的基本理论研究语音和语法。Halliday 也曾在不同的场合说到，王力对他的语言研究影响很大。从那时起，Halliday 对语法和社会语言学的兴趣越来越大。他广泛阅读，也熟悉当时俄罗斯关于语言的辩论以及布拉格学派的社会学导向研究方法。在跟随王力从事语言调查和研究期间，Halliday 从他那里接触到了Firth 的论文，并开始学习和吸收Firth 的语言学思想[42-43]。

Halliday 有着非常浓厚的中国情，他热爱中国，生前到过中国多所大学讲学、访问，培养和指导过多位中国学者（包括研究生）从事语言学研究；
北京大学1995 年聘请他为客座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2011 年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2015 年北京师范大学设立了“韩礼德-韩茹凯语言学国际基金（The Halliday-Hasan International Fund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Other Systems of Meaning）。中国的大学他访问次数最多的是中山大学，他2003 年开始被聘为中山大学功能语言学研究所顾问，从1999 年起几乎每年都到中山大学去，他对中山大学南校区（即他当年跟随王力教授学习的岭南大学校址）情有独钟。2015 年5 月13 日，是韩礼德从事汉语教学70周年的日子，在这一天，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和国际汉语学院联合组织召开了第14 届“功能语言学与语篇分析高层论坛”，主题是“语言教学与语言学习：庆祝M.A.K.Halliday 教授汉语教学与研究70 周年”（Language Teaching and Language Learning,in Celebration of Professor M.A.K.Halliday’s 70th Year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Chinese），韩礼德做了题为“Some early experiences of a teacher of Chinese”的报告。这次论坛是韩礼德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学术活动，也是他做的最后一次学术报告。韩礼德从事语言学研究六七十年，著作等身。他生前的最后一本著作Aspects of Language and Learning 是中山大学韩礼德文献中心丛书系列（The M.A.K.Halliday Library Functional Linguistics Series）中的一本（该书由Jonathan Webster 编辑），2016 年由Springer（德国）出版公司出版，该系列丛书的主编是常晨光和黄国文[67]。

（二）语言描述与普通语言学

Halliday 的语言研究是从研究汉语开始的，后来转向研究英语。最早比较完整展现他的理论的是“阶与范畴理论”[41,62-65]，但影响最大的系统功能语法（语言学）著作是1978 年出版的《作为社会意义的语言》[68]和1985 年首次出版且已经出了三个修订版的《功能语法导论》[19-22]。全面展示Halliday的语言研究思想的是《韩礼德文集》（1～11 卷）[69-79]。

一个语言学理论的建构，必须基于对一定的语言现象的描述和研究，这就是普通语言学与个别语言学的关系。普通语言学以人类的语言为研究对象，注重的是语言的共同特点和一般规律，其建构的基础是在对多种具体语言的观察和研究，研究内容包括语言的性质、语言的结构、语言的起源与发展、语言的研究方法等等，它的终极目标是描述和解释全人类的语言。个别语言学是相对于普通语言学而言的，后者为前者提供某种具体的语言材料和语言事实，同时以普通语言学作为理论指导，吸收和应用普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把普通语言学所总结、归纳或演绎的理论应用于具体的语言研究中。我们曾指出[80]35-36：

从理论上说，个别语言学的研究越多，就越有利于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因为普通语言学的理论是在个别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完整性取决于对具体语言进行研究和这些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因此，语言学家对具体语言的研究越多，研究面越广，就越有利于普通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修正和发展，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概括性和普遍性就更加具有科学性。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语言学）理论的建构主要是根据他对汉语、英语等语言的研究，其早期的核心著作是《功能语法导论》[19-22]，这是在“系统”“功能”的框架中以英语为例来描述语言的。最近几十年，系统功能语法（语言学）理论被用于对其他语言的描述，也出现了很多描述该理论的术语，包括：systemic grammar、functional grammar、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systemic linguistics、functional linguistics、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 等。

最近20 年来，越来越多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者在系统功能类型学领域进行研究[81-84]。正如我们[85]62所指出的那样，“从建构普通语言学理论的角度看，对各种语言的个别的、比较的和最终类型的描写为普通语言学理论提供了基础和佐证”。过去这些年里，有一批学者已经在努力建构语言的系统功能类型学[81]，并努力朝着建立功能语义学的方向迈进[86-87]。从这一点看，“系统功能语言学将最终抽象出‘意义’的理论，从而实现对意义的描写，建立功能语义学”[85]74[88]。

按照Fawcett[54]10的观点，Halliday 最初建构的是一个句法理论或语法理论（从阶与范畴理论开始），后来慢慢才发展成今天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从这个理论的研究目标、提出的理论假设、原则、研究方法等方面看，系统功能语言学本质上是一个普通语言学（相对于个别语言学）理论，属于理论语言学（相对于应用语言学）。我们说系统功能语言学是普通语言学[89]，根据之一是Halliday 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他是个语法学家，也个普通语言学家（“I am a grammarian and a general linguist.”）[90]8-9。

但是，作为普通语言学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与其他的语言学理论的最大不同就是：前者坚持语言研究与语篇和语境紧密结合起来，认为语言研究离不开语篇研究和语境研究。关于语境，系统功能语言学区分三类语境：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和上下文语境（context of co-text）。Wang &Ma[13]12在谈到王力对Halliday 的影响时认为：“在研究方法论方面，王力和Halliday 都将话语/语篇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真实语料，而不是根据研究者的需要编造实例”（参见胡壮麟[91]12《韩礼德学术思想的中国渊源和回归》一文）。这样的理论拓展将语言研究带到了全新的研究领域，影响深远。

（三）适用语言学

适用语言学（appliable linguistics）这一术语和概念是Halliday[92]21 世纪初提出来的。Wang &Ma[13]38指出，Halliday 2002 年在新加坡接受“国际应用语言学协会”（AILA）授予的金牌（gold medal）表彰的报告中使用了“适用语言学”这一术语，进一步说明了他的研究的适用性。其实，适用语言学的原则和方法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发展中就一直存在的。简单地说，作为普通语言学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关注点主要在于语言现象、语言系统和语言的使用，而作为适用语言学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其着重点在于应用（如，语言教育、语言发展、话语分析、翻译研究、临床语言学、计算语言学、法律语言学、生态语言学等）。所以，适用语言学涉及的就是理论的应用问题。

关于适用语言学的含义，Halliday[86]作了比较深入的讨论；
有很多学者也作了解释[12-13,87,93-95]。适用语言学是一个涉及语言学理论与应用有关的概念，指理论和应用的不断互动，理论来自实践，实践在理论的指导下继续实践，反过来又验证理论和充实理论。适用语言学的提出，进一步突出了Halliday 所持有的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96]，也阐明了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之间的关系。Halliday[86]7对“适用语言学”的定义是：

我所说的“适用语言学”，是一个全面的、理论上强大的语言模型，正是因为它全面而强大，才能够应用于我们现代社会中以某种方式或其他方式与语言打交道的许多群体一直面临的问题，包括研究问题和实际问题。

Halliday 多次谈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他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理论，是用来解决人类活动中与语言有关的问题的。因此，理论和实践都同等重要，不能厚此薄彼[97]61。这就要求我们“淡化”（neutralize）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之间的界限[97]61。

Halliday 把英语中并不常见的“appliable”（适用）创造性地用来描述他的语言学理论，并专门解释了为什么不用“applicable”（可用）[98]18：“可用”是指“可用于某些特定用途”（“applicable” means“applicable to certain specific uses”），而“适用”是指“适合应用的东西”（“appliable” means “something which is suitable for being applied”）。他进一步解释说，“可用”使你专注于某些特定的问题，当我们说“可用”时，想到的是有一些可以应用于某些特定情况的东西；
而当我们说“适用”时就不是这个意思，“适用”说的是在可以应用的环境中进化的东西，而引导它进化的是在不同的环境中被使用的效果。Halliday 还指出，他所用的“适用”不是一个新术语，而是用于描述他的理论。那么，为什么Halliday 不把系统功能语言学描述为大家熟知的“applied linguistics”（应用语言学）呢？我们没有看到Halliday 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但也许可以这样理解：“applied linguistics”既可以用于指语言教学（狭义的理解），也可用于指把任何语言学理论用于实践的活动（广义的理解）；
如果用“applied linguistics”来替代“appliable linguistics”，它就只是一个大家熟悉的普通描述语，既可用来指A 理论的应用，也可用于B 理论的应用；
但用了“appliable linguistics”，那就主要是指系统功能语言学。当然，按照Wang &Ma[13]40的说法，系统功能语言学只是适用语言学中的一种，其他的语言学理论，如 Kenneth Pike[28,99]的法位学语言学和Sydney Lamb[100]的层次语言学（Stratificational Linguistics）（后来也被称为Cognitive Linguistics 和Relational Network Theory）[101]也被称为适用语言学。但无论如何，当人们用“appliable linguistics”时，首先想到的就是系统功能语言学。

Matthiessen[95]基于黑格尔的哲学观点，认为适用语言学综合了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并且是统一了正题（thesis）与反题（antithesis）的合题（synthesis）来进行对比。他将适用语言学置于语言学的历史中考察，认为适用语言学的提出协调了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之间的关系：发展理论是为了应用，应用也可用来验证理论；
他用下面图3来勾画正题、反题和合题的关系[95]139。

图3 适用语言学-理论语言学（正题）与应用语言学（反题）的合题

据我们的理解，“正题”思考的是理论问题，而“反题”考虑的是语言理论的应用，学术钟摆的左右摆动反映的是不同时期学界的研究兴趣和研究重点，所以就出现了左右摆动的现象；
而作为既考虑理论又考虑应用的适用语言学，就是“合题”。

系统功能语言学所采用的“实践观”是Halliday 的语言观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他早年受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影响的结果[66,96]；
20 世纪50 年代他参加的“马克思语言学小组”就特别重视语言理论的应用问题，例如，语言变异问题、语言教育问题、后殖民地语言规划问题[96,102]。Halliday 还曾多次谈到语言学者的社会责任问题，谈到要为人类的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66,68,103]。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形式语言学有很多差异，其中一点是它注重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在于解决社会实践和人们生活中与语言有关的问题，因为本质上它是一个以问题为导向的理论，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而设计的。正因为如此，Halliday 才用“适用”来描述它。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主要建构者是Halliday，因此在学界也有人把它称为“韩礼德语言学”（Hallidayan linguistics）[12]8[13]19[104]，但Halliday 本人不喜欢这个叫法，原因应该是：虽然该理论的建构首先是他自己做的，但他的学术思想是受过很多人的影响后形成的[102]；
此外，过去这些年除了他本人以外，世界各地还有很多人一起努力发展这一理论，而且有些观点与Halliday 本人的想法有差异。

Halliday 于1955-1961 年间建构的“阶与范畴理论”不久就产生了影响：一是应用于教学[105]；
二是被用于研究翻译[106]。随着从事该理论教学和研究人数的增多，包括Halliday 本人在内的不少学者对该理论的一些问题提出修订，形成了不同的模式。

（一）不同的语法模式

Bartlett &O’Grady[107]2提到，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领域有三个模式（model）：一是以Halliday 的《功能语法入门》[19-22]为基础的“IFG 模式”；
二是Martin 所在的悉尼大学为基础的“悉尼模式”；
三是Fawcett 和Tucker 所在的加的夫大学为基础的“加的夫模式”。

Wang &Ma[13]37对Bartlett &O’Grady[107]2提到的三个模式作了进一步的评论，并认为这三种模式尽管存在分歧，但是很相似的，都是为了在语境中发展对语言的科学描述或语言模型的建构。他们还解释道，“IFG 模式”的代表作是Halliday 和Matthiessen 的《功能语法导论》[19-22]，“悉尼模式”主要在教育语言学[108-109]和评价框架[110]、积极/批评话语分析[111]和语境层次模型[112-113]方面的贡献，而“加的夫模式”[54-56]则是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19]的认知互动模式。

Fawcett[56]6谈到，在系统功能语言理论大家庭中，有四种不同的语法，即“悉尼语法”（the Sydney Grammar）、“加的夫语法”（the Cardiff Grammar）、“诺丁汉语法”（the Nottingham Grammar）和“鲁汶语法”（the Leuven Grammar）。在Fawcett[56]6的分类中，Bartlett &O’Grady[107]2所说的“IFG 模式”和“悉尼模式”被统称为“悉尼语法”，“诺丁汉语法”主要是指Margaret Berry[114-115]和Christopher Butler[116]等人的研究，而“鲁汶语法”则是指比利时鲁汶大学Kristin Davidse[117-120]等人的研究成果。

胡壮麟等[121]398-430没有谈及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不同模式或语法，但却用了很长的篇幅讨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内部的分歧”，他们列举的与Halliday 一些观点不同的学者包括“诺丁汉语法”的主要研究者Margaret Berry 和Christopher Butler、“加的夫语法”的主要创建者Robin Fawcett 与“悉尼模式”的 James Martin。

2015 年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第22 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ISFC22）期间，Robin Fawcett 做了大会报告，论述他所提出的加的夫语法；
Halliday 听了报告后进行评论，说到了Fawcett 的语法模式与他的一些不同，并用比喻的方式说了它们之间的差异。会议以后，Fawcett 多次[55]12[56]6谈到Halliday 的这个比喻，说系统功能语言学这种“语言”中存在不同的“方言”（dialect），如悉尼方言、加的夫方言、诺丁汉方言等，这种说法慢慢就传开了。但有趣的是，Halliday 听到后给了不一致的反应，说当时他用来比喻的词不是“dialect”（方言）而是“register”（语域）。Hasan 等[122]710则评论说，Fawcett 自己把“他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变体”（his variety of SFL）描述为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个不同的方言，但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差异不是简单的方言问题，因为方言变异对意义几乎没有影响。当时的北京会议没有录音或录像，除了他们三个人以外，其他人应该也记不清当时Halliday 用的是“方言”还是“语域”。Fawcett[55]12-13对用“方言”还是“语域”的不同作了很长的解释，并认为，Halliday 当时用的是“方言”[55]12[56]6，并说这个比喻更具洞察力。

Matthiessen[12]85不同意关于“悉尼语法”和“加的夫语法”的区分，因为他认为全世界都在使用和发展“悉尼语法”，而不仅仅只是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I do not agree with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it as the ‘Sydney Grammar’ because the grammar is used and developed all around the world.”

（二）“韩礼德语言学”

从文献看，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领域，无论谁的研究（观点、著作、论文等）是否被归入哪一个模式（model），他们研究的都是系统功能语言学；
从这一点看，Halliday 不同意大家用“韩礼德语言学”来替代或指代系统功能语言学，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在被归为不同于“IFG 模式”或“悉尼语法”的其他模式或语法的研究者中，Fawcett 是比较经常提及悉尼语法模式与加的夫语法不同的人，尤其是在Fawcett[55-56]这两本书中；
他用了大量的篇幅讨论他的语法与悉尼语法的不同，并解释为什么要有不同的观点和分析。在他看来，加的夫语法有些地方是简化了悉尼语法（如他认为没有必要设立“动词词组”），有些地方又是扩展（如他对名词词组的分析）。他于2008 年出版的专著[56]的名字是：“Invitation to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hrough the Cardiff Grammar: An Extension and Simplification of Halliday’s 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这个书名表明：这本书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著作，读者可以通过加的夫语法来了解系统功能语言学，该书既是对Halliday 模式的系统功能语法的简化，也是对其进行拓展。

10 年前，我们就系统功能语言学内部观点的分歧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曾说到[123]10-11：

无论Hasan 怎样扩展“语境论述”（属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文化语境”部分），无论Fawcett 怎样建构“加的夫语法”（属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词汇语法”部分），无论Martin 怎样拓展“评价框架”（属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人际意义”部分），也无论Matthiessen 怎样发展整个语言学理论的框架，他们都是试图深化或简化Halliday 所建构的理论，这也是他们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因此，无论他们提出哪些方面的问题，都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学派的“内部的分歧”[121]398-420，因为他们的理论指导、理论框架、基本假定、思想、原则和方法本质上都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他们的观点也没有“贵”与“贱”之分，正如胡壮麟等[121]6所说，“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内部不承认任何‘纯粹的’或‘不纯粹的’理论模式。”

从文献和学术交流看，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领域内部还是有人会根据某位学者的学术背景、师承关系、学术观点和地域等因素来给他进行贴标签的。但是，对于其他领域的人来说，他们都是韩礼德语言学或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者。

（三）研究状况

毋容置疑，今天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是Halliday 在前人的影响下开始建构的，该理论的雏形是“阶与范畴理论”[41]。关于该理论的发展阶段和状况，很多人都作了探讨，其中突出的是Matthiessen[12,46,124-125]。我们这里借用Matthiessen[46]13的图，用于说明系统功能语言学过去半个世纪的研究重点：

图4 讲的是从Firth 的研究转向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情况；
图的左边是语言研究的几个层面：语音、音系、词汇语法、语义和语境。这些层面在不同时期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20 世纪30～50 年代，Firth 和他团队成员主要关注语音与语境，也涉及了语音、音系和语义。从60 年代起，就进入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以Halliday 1961 为起点）；
60 年代的研究主要是关于音系和词汇语法的研究，70 年代注重的是语境和语义，80 年代研究的重点是词汇语法、语境和语义，90 年代继续着80 年代的研究，并重视音系研究，本世纪初至今还是沿着前面的研究路径，稳定发展[12,46,124-125]。

图4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阶段

过去这20 年多年，中国学者的研究与国际学者的研究几乎同步，在理论的本土化方面做了越来越多的努力，发表了一些高水平的论文，也出版了几部专著，如彭宣维[126]、何伟等[127]、杨延宁[128]、苗兴伟和张蕾[129]等；
前些年也发表了一些综述性文章和著作，包括张德禄[130]、黄国文[14]、王红阳[131]、黄国文和辛志英[132]、胡壮麟[133]、Wang &Zhou[134]等。

Halliday 从20 世纪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开始建构的语言学理论，到今天已经有了60 多年的发展历程。就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进程而言，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阶和范畴语法[41]；
（2）系统语法[44]；
（3）功能语法[19]；
（4）系统功能语言学[47-49,135]；
理论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所用的名称也有变化[85,135]。从目前的情况看，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是最能囊括其他几个术语的。从本世纪初开始，研究的重心已经向适用语言学的方向迈进，因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本质就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语言学理论。

学科、学派、理论和模式的发展通常有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条是颠覆性的、革命性的（revolutionary），如Noam Chomsky 的形式语言学就可看作是对他之前两千多年的语言研究传统的颠覆；
另一条是渐进性的、进化性的（evolutionary），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这60 年来就是采用这样的路径来改良、改进和发展语言学理论的[12]；
Matthiessen[46]12从系统思维角度描述这个理论的特性：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个动态系统，随着所处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可以说，它开创以来就一直很稳定，之所以保持稳定，是因为它一直在变化。就像语言一样，它也是一个元稳定的系统（a meta-stable system）。系统功能语言学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新的功能（解释）不断被加入以回应新的需求。因此，自20 世纪60 年代以来，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反思和行动一直在扩大，时快时慢，但扩展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发展的一个恒定特性。

中国有一支强大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教学和研究团队，他们受到国际学者的认同和称赞。Halliday 本人和他的语言学理论与中国有很多说不完道不尽的渊源，他的语言学思想也是在中国的学者（如王力、罗常培等）和其他国家的学者的影响下慢慢形成的[133]。中国学者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是该理论的中国渊源最好的注解，也是中国学者对这一普通语言学理论最好的回馈。

致谢：

杨炳钧教授、王勇教授、辛志英教授、王博博士和马园艺博士对本文初稿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谨此致谢。文中存在的错漏概由本人单独负责。

猜你喜欢 语言学语法理论 坚持理论创新当代陕西(2022年5期)2022-04-19神秘的混沌理论新世纪智能(数学备考)(2021年9期)2021-11-24理论创新 引领百年湘潮(上半月)(2021年4期)2021-07-20体认社会语言学刍议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1年1期)2021-03-29相关于挠理论的Baer模汕头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年4期)2020-12-14《复制性研究在应用语言学中的实践》评介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0年4期)2020-08-24跟踪导练（二）4时代英语·高一(2019年1期)2019-03-13《神经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视角下的二语习得》述评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8期)2018-08-29Book 5 Unit 1～Unit 3语法巩固练习新高考(英语进阶)(2017年10期)2017-12-23社会语言学名词中国科技术语(2012年3期)2012-03-20

推荐访问:语言学 功能 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