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我国法治文化研究的热点与趋势

王 启,朱广东

(盐城师范学院 a.社科处; b.法政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7)

法治文化是推动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深化依法治国重大战略、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基础和保障。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2012年,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法治文化建设得到不断推进；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1]；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2]36。法治文化是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基础保障,也是对法治国家建设这一时代要求的现实回应,对于法治中国建设具有基础性作用和持久性功效[3]。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对法治文化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选取的研究文献来自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法治文化”为篇名,文献起始时间设置为2000年至2020年,文献类型限定为中文学术期刊论文,共检索到1 007条数据,剔除新闻通讯、讲话致辞、人物采访、会议观点综述等文献55条,最终筛选统计备用数据共计952条。借助CiteSpace、Vosviewer等文献计量软件对我国法治文化研究的相关文献展开分析,绘制法治文化研究知识图谱,通过可视化技术直观形象地展示我国法治文化的研究现状、热点领域与发展方向,为法治文化研究发展提供参考。

(一) 研究文献的发文趋势分析

从图1可以看出,近二十年我国学者围绕“法治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发表的论文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2000年至2005年,学术界关于我国法治文化的研究相对较少,年均发文量不足5篇,尚处于早期探索阶段;2006年至2011年,法治文化研究增长较慢,年均发文量20余篇,研究处于缓慢发展阶段;2012年至2016年,法治文化研究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发文量迅速增加,年均发文量100篇,说明法治文化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研究热点问题;2017年以后,法治文化研究进入到稳定期,这4年发文数量虽有小幅下降,但整体保持平稳。

图1 文献年度分布统计图

(二) 作者合作与发文机构分布情况

在对文献作者及发文机构信息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绘制了法治文化研究作者合作网络知识图谱和发文机构情况,如图2、图3所示。作者合作网络知识图谱直观反映了这些作者的观点具有一致性或某种相似性,也表明这些作者大多是通过合作完成相关研究的,比如我国法治文化建设分析、社会主义新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等均由较为稳定的作者群合作完成[4]。但从总体上来看,法治文化研究领域的作者合作并不占多数,没有形成长期稳定的研究团队。通过对发文机构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法治文化领域发文量较大的机构主要有中国政法大学(31篇)、南京师范大学(12篇)、中共中央党校(11篇)、南京大学(8篇)、湖南师范大学(8篇)、华中师范大学(8篇)、西北政法大学(7篇)、上海师范大学(7篇)、苏州大学(7篇)、山东大学(7篇)等。发文量较高的机构主要是国内政法类及师范类高校,在前十位发文机构中有6家,其发文量占比近70%。

图2 法治文化研究作者合作网络知识图谱

图3 法治文化研究发文机构情况

(三) 文献引用分布情况

文献的被引次数较为客观地反映出该文献在某一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力和权威性。表1显示的是在法治文化研究领域排在前十位的高被引文献,其中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法治文化专业博士生导师李德顺教授发表在《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的《法治文化论纲》一文是本次统计分析数据中被引次数最多的文章,被引用次数达166次。总体来看,在法治文化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很有影响力的作者以及高被引文献。但从整个研究领域的学者数量、发文质量及高被引文献发表时间等方面来看,亟需涌现更多有影响力的学术专家和学者,以便产出更多高质量文献,从而引领法治文化研究不断向前推进。

表1 法治文化研究排名前十位的高被引文献

关键词是文献研究主题的高度概括。CiteSpace软件根据输入文献中词组出现频次及中心性提取关键词,对关键词中心性进行统计(见表2)和聚类分析，并对关键词突现图谱进行可视化呈现(见图4)。本研究结合近二十年学者关于法治文化研究的重要观点及发展演变,在可视化图谱形成的多个聚类中选取五个研究聚类(见表3)，通过统计分析进一步揭示该研究的热点领域,并对未来研究趋势进行预估分析。近二十年我国法治文化研究的突现词主要是:法治文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教育、新时代、基层行。从突现词出现的时间节点来看,法治文化研究呈现出明显的政策导向。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于是，依法治国作为学者们研究的关键词在2014年突现并持续到2018年。学者们指出，在贯彻依法治国方略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过程中，离不开法治文化的参与和共建,对法治文化建设重要性、现实性、规律性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和精神动力[5]。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灵魂；
《七五普法规划(2016—2020年)》指出,推进法治教育与德治教育相结合,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法治教育作为关键词在2016年突现并持续至今。学者们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文化建设两者内在的、双向的、动态的逻辑关系为切入点，分析其研究意义及价值,指出法治教育应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实现法治文化建设要求的内化发展[6-7]。

表2 关键词中心性统计(>0.03)

图4 近二十年我国法治文化研究关键词突现图谱

表3 法治文化研究聚类分析

(一) 法治文化基础理论

法治文化作为文献分析数据中出现频次极高的关键词,直观反映了学术界对法治文化基础理论研究的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具有基础性、奠基性意义,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法治文化的内涵、本质、特征、研究范畴等。我国学者借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克洪的文化划分方法,将法治文化划分为显性法治文化、隐性法治文化两大类。显性法治文化主要包括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法律行为、法律设施等；
隐性法治文化主要包括崇尚法律、遵守法律、运用法律、维护法律的法治意识,本位观、法权观、权利义务观的法治观念,人的尊严与自由、人人平等、民主等法治精神,法律至上、司法独立、权利义务相统一、权利制衡与监督等的法治原则,以及真善美的价值追求[8]。法治文化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法治为核心、以民主为实质的社会文化体系,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法治文化是指实现了法治的国家和社会所具有或应具有的一个聚经济、政治、社会于一体的文化体系；
其次,“法治文化”是区别于“人治文化”的一种新的政治文明体系；
最后,法治文化应该是社会文化进步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标志,是未来中国的先进文化[9-10]。从本质上来说，我国法治文化是根植于中华法系文化传统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法治文化[11]。关于法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法治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应具备区别于其他文化共性特征外的六大个性特征,分别是：存在空间的都市先导性、形式要件的必备合理性、内涵要件的价值优位性、形成机制的民主共识性、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性、运行环节的规制内化性[12]。法治文化在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应当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进入文化状态的法治不是真正持久的法治[13]。

(二) 依法治国与法治文化建设

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必须大力进行法治文化建设。本研究表明，自2014年以来,关于依法治国与法治文化建设研究已成为我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法治文化建设需要与法治中国建设相适应,这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现代化和经济社会繁荣发展[14]。具体来说,应该从规则文化、程序文化、民主文化、共和文化、人权文化、自由文化、正义文化、和谐文化、理性文化、普适文化等方面实现法治中国的文化构建[15]。我国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传统文化理念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其中封建思想文化传统的“人治”的思想、“君臣”的顺民心态、社会上存在的“人情”关系、“无讼”的法律意识以及法律工具主义论,给法治文化建设带来阻力和制约[16]。因此,有学者提出法治文化认同概念,即人们对法治文化的一种“相互承认”和“重叠共识”,它是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思想观念基础[17]。法治建设要在“脚踏实地、切实管用”的基础上超越工具使用层面,提升法治的精神信仰维度,共同推动法治实践与法治理论的提升,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文化[18]，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完成从制度构建到精神培育的双重目标[19]。

(三) 依法治校与高校法治文化建设

近年来，依法治校与高校法治文化建设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学者们主要围绕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现状、必要性、存在问题、构建路径等方面展开相关研究。高校是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阵地,高校法治文化具有鲜明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要充分发挥其教育、引导、规范、整合功能,主要包括精神、制度、行为、环境四方面建设要素[20]。关于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现状,有学者指出，因为受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和高校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影响,高校比较着重于制度设计,而忽视了师生的权益保障,形成了“管理为重、权益为轻”的主基调[21]。也有学者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对高校大学生的法治文化建设现状进行调研。调研结论显示，大部分大学生对法律认知、法律权利、法律遵守等方面有较为正确的理解；
大学生获取法律知识的渠道基本来自学校普法教育、媒体宣传引导、家庭因素影响等[22]。由此,我们可将高校法治文化建设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隐性的理念性文化,可以通过法律基础课程、第二课堂等方式来强化师生法治教育,其二是显性的学校制度文化,可以通过聘请法律顾问、完善规章制度、加强民主监督、健全救济制度等方式来予以实现[23]。

(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兼顾了国家、社会、个人三者之间的价值愿望和追求,为法治文化建设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价值支撑和目标导向。深入剖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文化建设的相互关系,一方面有利于深化公众对法治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基本发展方向的认识,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法治文化发展之间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24]。有学者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关系角度出发,尝试定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法治文化建设目标,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25]。法治文化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人民群众对法治的认知、接受、践行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内含法治思想且代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帮助人们增强法治意识、形成法治思维、树立法治信仰，从而推进依法治国[26]。

(五) 区域法治文化与国家法治文化

区域法治是一个跨学科的新概念，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都会形成自己的区域法治文化，因此，区域法治文化成为学者研究的另一个热点内容。关于区域法治文化研究，已具有较多的案例，反映出了区域法治的复杂性、混合性和多元性的特点。区域法治文化与国家法治文化之间、不同区域的法治文化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存在是区域法治文化发展的前提，不同法治文化间的冲突和张力是区域法治文化发展的动力，文化的多元整合是法治文化发展的方法[27]。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长久存在的区域差异文化对于法治中国建设进程将产生深刻影响。有学者指出,地缘因素及与之相伴的血缘纽带,其背后体现的是文化的力量[28]。有学者从不同地域视角展开区域法治文化研究,比如湖湘法治文化是典型的中国区域法治文化,应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依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乡村组织法治文化弘扬其价值观念、打造其传播平台、赋予其时代内涵[29]。

CiteSpace软件的时区视图功能,向我们直观展现了国内关于法治文化研究的演化路径。从图5可以看出，学者对法治文化的研究由来已久,本文数据起始时间是2000年，故此在本图中，法治文化在2000年就已经作为关键词出现。实际上,在知网上以“法治文化”为篇名进行检索就会发现，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学者发表相关文章。自2000年至2006年,学术界主要围绕法治文化的概念、核心和本质、基本关系、基本构成、建设任务等内容展开研究;2006年至2012年,学术界重点研究了法治文化的建设问题,主要从权利意识增强、法治观念培育、法治精神传承、依法行政规范等角度来解读并探讨法治文化的建设路径;自2012年以来,学术界关于法治文化的探讨逐渐多元化,主要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从理念内涵、时代价值、宣传教育等多途径，从传统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关系等角度，从各省各地区、司法系统、高等学校、企业等不同行业层面,探讨新时代下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实践,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提供理论支持。

图5 法治文化文献时区图谱展示的研究热点演进路径

(一) 研究结论

1 发文量整体处于上升趋势，但高质量文献不足 从发文量上来看，虽然近年来有小幅度下滑，但整体处于上升趋势,说明学术界对法治文化的关注热度较高。从文献质量方面来看,在本文所选取的952篇研究文献中,核心及以上文章仅有171篇,占比18%,其中CSSCI文章122篇,占比12.8%,说明高质量研究成果占比不多,基础研究较为薄弱。其中排在前十位的高被引文献发表在2000—2014年间,而排在第十一位到二十位的高被引文献发表在2014年以前的有8篇,可见，2015年以来，虽然发文量大但高被引文献不多,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尚未完全建立。

2 作者学科背景多元，但从事法治文化研究的作者比较分散，没有形成核心作者群 从作者学科背景方面来看，作者学科背景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发文作者既有法学、哲学、文学等专业背景,也有教育学、历史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学科背景；
从作者合作关系方面来看,从事法治文化研究的作者比较分散,成果大多不集中，系统性不强,所以难以形成稳定的研究合作关系和较为重量级的研究成果,没有形成核心作者群,学术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3 发文机构比较分散，研究广度和深度有待加强 排在发文量前十位的机构中,中国政法大学以31篇占据榜首,但其发文量却只占总发文量的3.3%,排在第二位的南京师范大学12篇,占总发文量的1.3%,说明学者机构相当分散,包括高校、科研院所、司法系统、企事业单位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尚有待加强。

4 基础理论研究比较深入，实践研究在进一步加强，但学科体系尚未完全建立 从关键词方面来看,学术界对法治文化的研究呈现出三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有关法治文化基础理论研究较为密集深入,理论成果相对成熟丰硕;二是越来越注重实践研究,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体制机制如何完善、如何落地生根是进一步研究的热点内容;三是法治文化尚处于学科交叉地带,学科有待进一步明晰化、科学化,研究内容凝练程度不高、系统性不强,学科体系还未完全建立。

(二) 研究展望

一是法治文化研究必须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党的十九大科学提出了未来三十年法治中国建设“两步走”战略，即到2035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文化建设为法治国家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相关研究任重而道远,学术界应进一步深入系统地挖掘其丰富内涵、学术价值及实践意义，例如法治文化所蕴涵的博大精深的中国精神，法治文化在疫情防控立法、执法及守法层面所体现的价值内涵和实践方向,法治文化在乡村振兴中所发挥的价值引领作用等。

二是法治文化研究可尝试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法治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专业,一方面，存在着起步较晚、研究不深入、学科特征属性不显著等不足,但另一方面，正因为其起步较晚等，反倒有利于促进法治文化与文学、历史学、哲学、新闻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我们可以从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的形成和演进入手，将其与一定文化传统、文化变迁相结合，从多学科角度展开多维度拓展性研究,例如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文化建设研究、法治文化比较视角研究等。

三是法治文化研究应充分发挥其实践指导和决策服务的作用。法治文化研究是具有较高关注度、较广影响力、较强时政性的研究课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新时代下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价值,以问题为导向,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和分析问题,探索法治文化体制机制建设路径等，深入分析解决社会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不断提升决策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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