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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失物之书》的恐怖美学

发布时间:2023-06-30 18:15:03 浏览数:

□吴碧悦

[内容提要]在约翰·康诺利的《失物之书》中,各种可怕的怪物形象投射了主人公内在的负面情绪,而对怪物的“卑贱化”则使得主人公获得了在文明社会中的合格身份。通过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的并置,小说获得了多重的恐怖感,与现实保持距离的、是非分明的幻想世界给人以带有安全感的恐怖,而现实世界因科技的不确定性和道义的模糊性所产生的恐怖则更具现实性并更让人恐慌,前现代的幻想世界成为真正的精神家园。《失物之书》在创作上的大胆与包容显示了一种新的美学转向。

《失物之书》(TheBookofLostThings)是素有“爱尔兰首席惊悚大师”美誉的约翰·康诺利(John Connolly)出版于2006年的一部作品。迄今为止,学界对该作品的研究较为有限。在西方,学者或认为作品表现了对战争的逃避[1],或认为这是一场主人公的心灵之旅[2];
在国内,严锋认为这是一部真正的成长小说[3]。总体而言,学界的研究多关注于书的幻想世界和作品的成长主题,但对作者在小说中营造的恐怖氛围及其具有的美学价值未予以足够的关注。

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恐怖源于人们“熟悉的但受到压抑的东西”[4],人们对恐怖既厌恶又迷恋。而二十世纪下半叶,恐怖电影在西方的兴盛让我们看到,恐怖的审美经验“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的一部分,同现代性、后现代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5]。因此,笔者认为:恐怖,作为一种痛感审美经验,源于被压抑之物的恢复,反映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危机和文化焦虑。它在引发审美主体恐惧、恶心等情绪的同时,也可能具有缓解焦虑、帮助个体确立自我身份等积极意义。笔者拟从怪物形象、并置的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等角度分析《失物之书》的美学价值,以及这种恐怖书写对儿童文学创作的意义。

《失物之书》讲述了二战时期英国男孩戴维的成长故事,母亲的去世、父亲的再婚、战事的严峻使得他不得不搬去与后母罗斯以及新生的弟弟乔治同住,难以接受现实的戴维终日与书为伴,在“母亲”声音的引诱下进入了古老幽深的森林。这个区别于现实的神秘世界危险而又可怕,戴维必须接受重重挑战才能回归家园。

康诺利在戴维的冒险过程中塑造了多种怪物,这里的“怪物”,既指如狼人、哈比女妖、扭曲人等非自然生物,也包括如“白雪公主”“睡美人”等迥异于我们日常认知的形象,此外还有如老国王乔纳森这类“异化”的人类。他们或面目狰狞丑陋,或行为疯狂可怖,给人以惊吓的体验。事实上,“我们对怪物的恐怖其实是对我们自身深层欲望被暴露的一种恐惧”[6],通过这些被厌恶的卑贱之物,我们得以反观自身。

第一,这些怪物是戴维内心深处的负面情绪的投射。小说刚开始时,戴维的内心状态是混乱无序的,他无法接受母亲的去世而将此事归罪于自己,他听从父亲的话却无法真正在心里接受罗斯。在他眼里,罗斯以及弟弟乔治的出现转移了爸爸的注意力,使得自己成为一个多余的存在。戴维的突发性晕厥便可以视作是一种无力整合自我内心情感的应激反应,“他体验到内心的爱与恨、愿望与恐惧的混乱感情,是一种无法理解的混乱”[7]。而将“好”与“坏”、“善”与“恶”分裂为两个完全不同的对象则成为年幼儿童消化、整合自我的一个有效选择。如果说已经去世的母亲代表的是戴维自我中美好的一部分,那么幻想世界里的各色怪物则成为其内心世界里负面的一部分。

首先,在幻想世界里,戴维先后遭遇了大量的女性“怪物”,如血腥的哈比女妖、肥胖的白雪公主等,她们原本是戴维阅读书籍中的形象,但在幻想世界里被扭曲成恶心、使人厌恶的模样。笔者认为,这类被丑化的女性怪物象征着戴维心中的罗斯,她们投射了戴维对继母的敌意与嫉妒。如当戴维跟随着母亲的呼唤来到沉睡女子的身边时:

“她的眼睛睁开了。不再是戴维妈妈的眼睛……那女子的脸也变了,不再是戴维妈妈的脸。不过他还认识,是罗斯的脸,他爸爸的情人。她的头发是黑的,不是红的,如流动的夜色般铺开,她嘴唇张开,戴维看见她的牙齿非常白,非常尖。”[8]

鬼魅般的沉睡女子成为戴维心中对罗斯的真正写照,在他看来,正是罗斯取代了母亲。不仅如此,小说中还描写了戴维与雌性“兽”的交锋过程:

“可是戴维无法挪步。他被‘兽’的黑眼睛吸住了注意力,难以自拔,仿佛他噩梦的碎片莫名其妙来到现实生活,躺在他想象的阴影里的东西最终变成了有形物。……

‘兽’的皮肤下印出一个身形,就在它的身体里面。

她。扭曲人曾经说过,‘兽’是雌性的。

‘它要生产!’戴维叫道,‘你们现在就得杀死它!’”[8]

在这里,康诺利暗示了“兽”与戴维的关联性,这个可怕的怪物是戴维眼中的罗斯,而他脱口而出的“杀死它”则体现了他内心深处对罗斯以及弟弟乔治的排斥。

其次,怪物形象还投射了戴维内心的恐惧情绪。小说的背景是二战时期战事吃紧的英国,尽管康诺利的笔力主要集中于戴维在幻想世界的冒险,但我们仍能透过其有限的描述感受到现实世界里战争局势的紧张、敌军轰炸机的袭击、配给粮食的短缺。残酷的战争使得年幼的戴维也不得不作为社会的一员承受着来自饥饿、死亡的阴影。吸引着戴维进入幻想世界的“母亲的声音”如同塞壬的歌声,它以拯救、复活母亲为饵诱骗戴维。而戴维对它的追随则象征了戴维对“母亲”的渴望,这里的“母亲”,不仅指的是现实中去世的母亲,更类似于拉康所言的“实在界”(the Real),那是一个“不存在任何丧失和缺乏”“任何需要都能够得以满足的地方”[9]。它体现了戴维对战乱、漂泊的生活的抗拒与逃避。

在守林人讲述的第二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戴维“吃”的欲望以及“被吃”的恐惧。故事中被遗弃的男孩与姐姐因沉迷于姜饼屋的美味而险些被女巫吃掉;
险中逃生后,为了回到妈妈身边的弟弟再次受到了可怕女人的诱骗,等待他的却是被吃的命运。对于年幼孩童而言,“吃”意味着来自母亲的喂食,这是一种圆满的、与母亲浑然一体的状态,它代表着绝对安全感;
而饥饿和“被吃”则意味着安全感的丧失。这一故事既是对现实世界里口粮紧张的写照,同时也暗示了戴维的分离恐惧。

幻想世界中野蛮而贪婪的狼人军队更是对现实世界里充满罪恶的那场世界大战的直接影射,这是一群饥饿、狡猾的乌合之众,妄想着用暴力和杀戮统治王国,而狼人们对戴维的追捕则暗示了战争带给每一个个体的无尽恐惧与创伤。

第二,通过对怪物的卑贱化,戴维得以确立自我在文明社会中的身份。

茱莉亚·克里斯蒂瓦在《恐怖的权力:论卑贱》中提出“卑贱”(abjection)这一概念。卑贱既非主体,也非客体,而是存在于二者间“被禁止的欲望和观念的流动场所”[10],它是那些“不遵守边界、位置和规则”且“似是而非、混杂不清的东西”[11]。卑贱可能是食物残渣、废物垃圾也可能是粪便、尸体,但无论以何种方式表现,它都是让文明社会觉得污秽、恶心并试图驱逐的存在。对于主体而言,通过卑贱,他能够划清自我与卑贱物的界限,从而成为文明的现代社会中合格的一员。

戴维在幻想世界中遇到的怪物们便是卑贱物,它们扭曲、变态,既不是完全的动物,也不是真正的人类。怪物们并非本身就是肮脏恶心的,但因为破坏事物正常的秩序、暴露人性中残忍非人的一面,因而成为引发恐惧的不洁之物。老国王乔纳森原本是现实世界的一员,但放纵自我内心嫉恨之情的他因为选择与扭曲人进行交易而被困于幻想世界里。尽管乔纳森也曾心生后悔,但为了摆脱与扭曲人的交易而不惜数次欺骗戴维,被黑暗吞噬内心的他早已异化为不被现实世界所接受的“非人”怪物。于戴维而言,与自己有相似经历的乔纳森如同反转镜像,警戒他切勿放纵内心的恶念。而扭曲人则是《失物之书》中最为显著、同时也具有威胁性的卑贱物,这个拥有多种变形、可以在现实世界与幻想之间畅通无阻的怪物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它利用人们的猜忌来挑唆、离间,并诱骗孩子与自己定下协议,从而维系自己的生命。这个令人胆寒的怪物象征了宽泛意义上的“恶”:贪婪、嫉妒、仇恨……这是来自人们心底深处的罪恶,它难以被现实中的那个理性、文明的世界所容忍。戴维与其的搏斗以及对其诱惑的拒绝意味着对自我内心之恶的抵制与驱逐。

尽管对怪物的卑贱化过程让我们将怪物们定义为恶心的、可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卑贱化行为本身就是恶心的,相反,这是一个积极的过程。“通过卑贱,原始社会标出了一个精确的、反映它们文化的区域,使该区域与充满威胁的动物世界或动物本性分离开来。”[11]在与怪物抗争的过程中,戴维明晰了善/恶、是/非的边界并给予了自己与卑贱物相对立的洁净、合法的身份;
而怪物们的死亡不仅意味着戴维内心的净化也预示着他将重返充满秩序、规则的现实世界。

《失物之书》是一部较为典型的幻想小说。小说以戴维搬去的豪宅中的沉园为界限,将世界一分为二,一处是戴维身处的以二战为背景的现实世界,另一处则是幻想世界:它以戴维所阅读过的书籍、故事为基础,并加以扭曲变形。这是一个时间与地点都极为模糊的世界,尽管有戴维以及敌军残骸这种“天外来客”,但这个世界本身大量充斥的女巫、狼人、森林、城堡等元素,说明了它的超自然和非现实性。如果说处于二十世纪英国伦敦的现实世界代表着现代文明,那么小说中的幻想世界则是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前现代世界。

因此,在这片神秘古老的土地上,尽管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可怕事物,但由于它与我们熟悉的现实世界拉开了距离,所以我们能站在安全距离之外欣赏怪物之可怕、戴维冒险之惊心动魄;
同时,这还是一个黑白分明、邪不压正的世界:主人公戴维可以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而女猎手、扭曲人、狼人等作为反派终将自食恶果。善恶斗争的过程纵然凶险,但善/恶、是/非间清晰的界限给予了人们必胜的信念以及充足的安全感。对于戴维而言,在幻想世界的冒险过程是其面向自我的一次成长与净化,而最终的胜利则意味着他克服了曾经的精神危机,有能力重返理性、文明的现实世界。

然而,就像扭曲人所说的:

“我来告诉你关于你拼命想回去的那个世界的真相吧。那是痛苦、磨难与悲伤之地。你离开的时候,城市正在被贡献。女人和孩子们被飞机上丢下的炸弹炸成了碎片或者被活活烧死,而开飞机的人也有自己的妻子儿女。人们被拖出家门,枪杀在街上。你的世界正在把自己撕得四分五裂,最有意思的是,既是大战开始以前也没好到哪儿去。战争只是给了人们一个不断纵容自己的理由,以后还会有战争,而每次战争之间,人们也还是互相争斗、互相伤害、互相损毁、互相背叛,因为他们一直就是这么干的。”[8]

戴维所盼望回归的现实世界实际上是一个比幻想世界更为恐怖的人间地狱,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言,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它在使人们享受安全和有成就的生活的同时,也具有着难以掩盖的阴暗面。[12]先进的医学无法挽救戴维妈妈的生命,也难以治疗戴维的突发性晕厥;
发达的报纸媒体看似迅捷便利,实则虚幻如烟;
数不清的战争、轰炸、袭击“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集中酝酿和执行”[13],人们置身于一个荒诞却真实、可怕且危险的世界。而就像戴维在德军轰炸前所思考的那样,这并不是一场纯粹的正义对抗邪恶的战争,我们无法将罪责归咎于某一国家或某一集体,作战的每一方、每一个个体都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而承受苦果。较之幻想世界里丑陋、变态的怪物,这种来自现实世界的、由科技的不确定性和道义的模糊性所引发的恐惧与慌乱才是更为深层、持久的恐怖,它所触及的是每一个对现代文明之弊病心有戚戚却无力改变的个体的痛点。

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固然是西方现代文明之产物,但它在内在气质上则更倾向于前现代文化,这句话对于《失物之书》同样适用。正如书中所言,构成幻想世界基础的故事们古老且有力量,“它们既是对现实的逃避,又是一种可供选择的现实”[8]。它们不仅是戴维与母亲感情上的联结,更为戴维创设了一方抵御现实之痛的天地。回顾小说中戴维“现实世界——幻想世界——现实世界——幻想世界”的旅程,我们发现,古老野蛮的幻想世界给予了戴维一次又一次的保护。小说最开始的第六章,戴维在“母亲”温柔的呼唤声中进入幻想世界,尽管这是扭曲人的刻意引诱,但实际上却对戴维起到了双重的保护作用:既让他抽身于从尴尬、痛苦的家庭关系,又使其在德军轰炸中幸运逃生。进入幻想世界后,戴维在一次次的冒险中直面了内心的阴影并获得了直面现实的勇气与能力。回到现实世界后,戴维接受了罗斯对自己的爱,并更加懂得如何理解父亲以及保护弟弟。而往后的岁月里,正是来自幻想世界的力量护佑着戴维在充满悲伤和苦难的日子坚强生活。生命的最后时刻,死亡对于戴维而言如同“一场充满喜悦的大合唱”,死后重返的幻想世界成为其满心向往的“梦中天堂”。而值得注意的是回到幻想世界后戴维与“父亲”的重逢:

“‘我回来了,’戴维说。守林人笑了。

‘到最后,大多数人都这样。’他回答道。戴维有点奇怪,守林人多像他的父亲啊,而他之前从来没有留意过。

‘跟我来,’守林人说,‘我们一直在等你。’

戴维看见了守林人眼中映着的自己的影子,里面的他不再年老,而是一个年轻人。一个人,不管到了多大年纪,也不管和父亲分别了多久,他总是父亲的孩子。”[8]

这里的“父亲”,不仅是戴维那位疲于工作、难以平衡家庭内部关系的现实中的父亲,也不仅是幻想世界里给予戴维关爱并鼓励他独立前行的守林人,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作是终极意义上的“父亲”,他全知全能,等待每一个人以各自的方式成为他的孩子。也因此,曾经怪物遍布的幻想世界成为人们梦寐以求的终极之地、真正的精神家园,在这里,一切失去的最终被找回。

由此观之,当人们苦于祛魅后的现代文明时,前现代的幻想世界构成了对过度理性化的现实世界的反拨,它在张扬想象力、唤醒“一种沉睡的记忆和古老的经验”[14]的同时,宣告了一个全新的、充满希望的后基督教时代的到来,这或许给予了人们疗愈现代文明伤痛的可能。

作为一种审美经验,“恐怖”在西方美学的发展过程中源远流长,从古希腊时期的悲剧,到近代以来的崇高,再到之后的怪诞以及审丑,恐怖始终以潜在的方式存在其中。西方最早关于恐怖美学的研究或推弗洛伊德的《论神秘和令人恐怖的东西》(TheUncanny,1919)一文,但在当时并未获得较大关注。直至20世纪80年代前后,恐怖电影在西方市场的大获成功引发了学界对恐怖美学的重视,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有以罗宾·伍德、朱莉娅·克里斯蒂瓦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和埃诺尔·卡罗尔的恐怖哲学流派。1998年,编者卡罗林·克斯梅亚(Carolyn Korsmeyer)在《美学重大问题》(Aesthetics:TheBigQuestions)一书中,将恐怖与悲剧、崇高相并列,这标志着恐怖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范畴获得了相当的合法性。但总体而言,西方学界对恐怖的认识仍存在界定模糊等问题。

虽然恐怖在20世纪末期才真正被视作一个独立的美学概念,但西方文学中却有着长久的恐怖传统。《圣经》《神曲》《失乐园》等充满了可怖、骇人的情节,以荒野为背景、充斥着大量超自然现象的哥特文学在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流行一时。在启蒙、理性仍被奉为神话的资本主义上升期,旨在表现野蛮、非理性的恐怖文学被视作是仅供下层人士阅读的低俗读物;
20世纪以后,世界大战、经济萧条、信仰危机等使得表现个体与社会阴暗面、重新定义善恶标准、颠覆一元论的恐怖艺术成为人们宣泄、净化消极情绪的有效选择,曾长期倍受否定和轻视的恐怖艺术逐渐得到了较为客观的认识。

在儿童文学领域内,尽管儿童对恐怖小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喜爱,但成人的态度大多是谨慎且保守的。二十世纪80年代初,玛丽·怀特豪斯站在保护儿童的立场上提出了对恐怖艺术的抗议;
90年代以后,对于流行一时的《鸡皮疙瘩》系列、《哈利·波特》系列等,教育工作者及媒体都将其视为邪恶且有害的。但我们若将目光投向具有更悠久历史的民间童话:《灰姑娘》中削足适履不成被鸟啄取眼睛的姐姐、《白雪公主》中穿着炽热铁鞋跳舞而死的王后、《蓝胡子》中藏满尸体的密室……不难发现,被现代人视为异类的恐怖元素其实“早就存在于儿童读者的历史视野之中”[15]。它们“以一种儿童不知不觉就能明白的方式谈论他们严重的内心压力,而且丝毫没有轻视成长所必定经历的最重要的内心斗争,为孩子暂时和持久地解决紧迫困难提供模式”[7]。

事实上,许多当下流行的儿童恐怖小说是“顺从的”,它们同早期“奉行宗教恫吓主义的儿童读物”[16]一样旨在完成对儿童的规训;
同时,这些作品在艺术手法上也乏善可陈,如《鸡皮疙瘩》系列既未对经典恐怖文学有所继承,又未利用新媒介进行叙事实验。[17]如何在满足儿童心理需求的同时不拘泥于传统的说教并且保证自身的审美性,是当代儿童恐怖文学必须面对的问题。

较之部分墨守成规的恐怖小说,《失物之书》则具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在创作手法上,它继承了民间文学的遗产并有所创新。小说以“从前——故事都这么开头——有一个孩子,他失去了妈妈”为开头,通过故事套故事的叙事方式,将读者带入到一个似曾相识却又扭曲变形的世界,大胆的小红帽与狼结合生下了可怕的狼人,可爱的小矮人成为充满反抗意识的无产阶级工人……作者用这种怪诞、暗黑的方式创造了现代版的童话。

其次,在题材内容方面,它是激进却又宽容的。《失物之书》揭示了现实世界的不可控性和危险性,对于主人公戴维而言,他所面临的最大恐怖其实来自于现实社会和家庭内部;
同时,小说还颠覆了人们对童年的刻板印象,童年非但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般纯洁、美好,而且充满了混乱与邪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小说呈现了主人公戴维的种种负面情绪,但它不以规训为目的,而是为这种阴暗面留下了适当的空间,让个体在成长中逐渐实现自我的和解。

正如金伯利·雷诺兹(Kimberley Reynolds)所说,当代恐怖小说或许体现了一种面向未来的美学转向,[17]它们在反映、外化、克服文化焦虑的同时,积极地进行着叙事实验,而《失物之书》让我们看到了这种美学转向的可能。

恐怖作为一种痛感审美经验,具有着超越性的力量。然而在现实中,一方面,学界对恐怖概念的界定仍模糊不清;
另一方面,部分心怀警惕的成人读者试图将恐怖小说驱逐出儿童文学领域;
此外,部分恐怖小说本身的创作质量亦着实堪忧。探索恐怖儿童文学的可行路径成了一个亟待借鉴的现实问题。

在《失物之书》中,借助各种可怕怪物,作者既投射了儿童的负面情绪,又帮助其实现内心的净化;
借助多重的恐怖世界,作者实现了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和对非理性世界的复魅。这部大胆创新而又包容动人的作品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恐怖美学具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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