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务工农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决策——基于二元Logistic与QCA方法的双重探索

□孟慧瑶 修慧琳 王振明，2 崔丙群

[内容提要]以二元Logistic回归和清晰集定性实证比较分析(QCA)方法结合对外出务工农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决策影响因素及其选择路径进行分析。分析发现：在主观属性方面，社会公平感知是外出务工农民选择非低缴费档次的必要条件；
在客观属性方面，回乡养老和身体健康是外出务工农民选择非低缴费档次的必要条件。主观属性的解释力度大于客观属性，主观属性具体分为四条决策路径：学习型参保、谨慎型参保、担忧型参保和依赖型参保。主动学习保险知识的学习型参保人员基于较高的社会公平感知、较独立的预期养老方式和传统的信息渠道选择非低缴费档次；
平时不轻易购买保险的谨慎型参保人员基于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政策认可和对保险知识的了解与学习选择非低缴费档次；
养老担忧程度较高的担忧型参保人员基于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政策认可选择非低缴费档次；
预期依靠子女养老的依赖型参保人员基于从众心理选择非低缴费档次。客观属性具体分为两条决策路径：高薪酬参保和高压力参保，二者分别基于较乐观的经济基础与子女数量少带来的养老压力。

截至2021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已经成为我国参保人数最多、覆盖面积最广的养老保险制度。长期以来，提档缴费工作一直是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一个重要突破方向。财政供给视角的现有实践无法摆脱财政费用约束和集体行动困境，从财政供给端推进城乡居民提档缴费工作，短期内仍困难重重。因此，从需求端出发、全方位探析参保人员缴费决策影响因素以改善多数参保人员选择低缴费档次的缴费现状，是目前较棘手但意义重大的难题。外出务工农民养老难与其边缘社会地位有关。虽然当前外出务工农民在是否参加养老保险的问题上并不是被动接受者，其谈判地位正逐渐加强，但由于经济能力有限、对社会养老保险不信任以及文化素质低等原因，在微观层面上参保倾向低[1]。不同外出务工农民群体在职业分布、收入水平等方面存在异质性，决定其参保愿望和能力的差别[2]。探析外出农民城乡居保影响因素的传统研究，如Logistic、Tobit和Probit等传统回归模型，此类方法建立在影响外出务工农民决策的各自变量相互独立的基本假设上，探究因果对称性，分析自变量对城乡居保参保决策的边际“净效应”。然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面向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极富动态性和复杂性。因此，通过探索城乡居保缴费决策关键影响因素的“联合效应”以指导和优化外出务工农民城乡居保缴费提档工作将变得极为重要。从2014年起，学者们试图从不同视角解释外出务工农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决策。从宏观上看，包括财政视角、公平视角、风险视角、信任视角和城乡统筹视角。从微观上看，包括个人视角、系统视角、心理认知视角和社会认知视角。本研究在充分识别不同视角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的基础之上，综合考虑宏观和微观角度的财政视角、公平视角、风险视角、个人视角、系统视角、心理认知视角和社会认知视角，尝试提出外出务工农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决策整合框架。该框架包括个人因素(个人视角)、家庭因素(系统视角)、心理认知因素(心理认知视角、公平视角和风险视角)、政策认知因素(社会认知视角)和制度因素(财政视角)。个人因素强调外出务工农民现阶段的客观情况和预期养老规划，其局限性在于忽视家庭和社会的作用。系统视角和社会认知视角则能够有效解决个人视角的不足：为什么不同外出务工农民在同样情境下选择不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次(因为不同的认知、家庭状况和行动)，外出务工农民如何才能最大化回应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有效性(通过针对个人、家庭的行动和提升对社会的认知)；
家庭因素强调外出务工农民现阶段的家庭客观情况和子女数量；
心理认知因素强调外出务工农民的养老焦虑程度、风险厌恶程度及从众程度等；
政策认知因素强调外出务工农民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相关政策的认可程度及对政府公信力的感知程度；
制度因素强调外出务工农民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了解方式和了解程度。总之，外出务工农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决策整合框架为充分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供了较系统和全面的视角。然而目前，对于以上几类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外出务工农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决策的影响，至今都未从组态视角得到探索和检验。

(一)外出务工行为与外出务工农民

外出务工指户籍所在地为农村，进入城区从事非农产业劳动6个月及以上。外出务工农民是指具有农村户口、有承包土地，但主要在远离家乡的非农产业就业的人员[3]。目前外出务工农民相关研究有以下四种视角：一是状态视角。外出务工农民当前呈现出边缘化状态，这种边缘化状态体现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工作性质和居住分布的边缘化。二是进程视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升级、乡村变迁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升级是三条密切相关的动态发展主线。三是分化视角。改革开放以来外出务工农民的研究已分化为不同特征行为的亚群体。四是道路视角。中国特色三条市民化道路：一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行为主导的政策规制型市民化；
二是市场导向型改革时期的市场吸纳型半市民化；
三是企业战略推动的统筹发展型就近市民化[4]。

(二)外出务工农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决策影响因素

基于政府责任理论、公平效率理论、公共政策认同理论和风险理论，学界对参保人养老保险缴费决策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从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心理认知因素、政策因素和制度因素等五方面进行。考虑到“有限多样性”和最小公式的简洁性，将以上因素归纳为客观属性和主观属性两大类。客观属性重点关注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
主观属性重点关注心理认知因素、政策认知因素和制度因素。

(1)客观属性。个人因素方面，学界对于个人因素对参保人缴费决策的影响程度争论较大。针对职业差异对参保人缴费决策的影响展开了研究，认为每日工作时间和工作职务对于参保决策有显著影响[5]，从事第二产业要比第三产业的参保人参保意愿更加积极[6]。工作满意度也会显著影响参保意愿[7]；
在年龄差异对参保人缴费决策的影响研究中，年龄与养老保险缴费决策积极性呈负相关[8]，我国存在16-44岁农民参保率较低的现象[9]；
在收入对参保人缴费决策的影响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参保人经济收入对其养老保险缴费决策具有正向影响[10]。有学者则认为每月收入和支出对于参保决策没有显著影响[11]；
在探究性别是否对参保人缴费决策存在影响的过程中，有学者认为性别是导致参保人差异决策的原因之一，我国存在女性比男性参保率低的客观现象。有学者则认为性别和养老保险覆盖面并无相关关系。家庭因素方面，子女数量和子女性别是影响父母参保缴费的重要家庭因素，子女数量较少尤其是家中无男孩的农民参保比例相对较高[12]。参保人家庭中是否有人参保对其缴费决策也有较大影响[13]；
在家庭收入对参保缴费的影响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家庭收入越多参保意愿越高[14]，有学者则认为家庭收入水平和参保缴费并不相关[15]。

(2)主观属性。心理认知方面，现实生活中人是有限理性且富有情感的。由于参保人掌握信息不完全，部分参保人的缴费决策存在从众效应[16]。过度自信和侥幸心理会让部分参保人特别是年轻人高估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养老能力[17]；
谨慎态度和贴现心理会让部分参保人更关注短期利益[18]，而忽视长期投资；
学者们还将金融观念、养老观念、是否自愿参保等作为影响参保人缴费决策的重要心理因素。政策方面，社会认知、情感、信仰均会影响个体的行为选择。参保人的社会公平感知对其缴费决策具有显著影响[19]。参保人对于政策的认知态度与了解程度也会影响其缴费决策[20]。制度方面，制度环境、统筹层次和缴费负担对参保人缴费决策有重要影响[21]。现有养老保险制度保障体系并没有真正提高参保人参保积极性，突出问题表现在：外出务工农民所期望的缴费档次集中在最低缴费档次与中低缴费档次[22]。政策宣传有助于提升参保人对信息的了解程度和参保广度，但对参保深度无显著影响[23]。

(一)分析模型与方法

本文采取“两步走”分析策略，对外出务工农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决策影响因素进行双重验证:第一步，按照二值选择模型中的Logit模型展开实证。第二步，采用QCA分析外出务工农民城乡居保缴费决策的影响因素及其组合效应[24]。变量设计有较为明确的赋值标准，因此采用csQCA分析技术。

(二)样本数据与变量设定

本调研向相关部门表达数据仅用于学术研究并对参保人信息进行保密处理后，获得了2021年山东省肥城市已参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外出务工农民全部资料，并组织调研组进行了电话访谈。调研覆盖到肥城市湖屯镇南王庄村、石横镇后衡鱼一村、仪阳街道刘台村、孙伯镇北栾村、安驾庄镇马埠村、边院镇大王村、汶阳镇西徐村、桃源镇后鲁村、王庄镇三合村、安站镇站北头村、新城街道东尚村、王瓜店街道新胜村、老城街道井楼村等村。去除无效电话后，最终在554个有效电话中获得238个完整、有效调研数据，问卷有效率为42.96%，问卷无效原因主要包括存在缺失值、题项回答不一致、不确定是否缴费或完全不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等。整理后发现，部分条件变量变异程度过小(社会公平感知、是否回乡养老)。考虑到QCA样本案例选择核心标准是在最少数量的案例中实现最大程度的案例间异质性，即正负面结果案例都要有[24]。固定了小权重条件变量样本，从大权重条件变量样本中随机抽取了相对均衡数量的样本，共抽取61例进行QCA分析，这61位参保人员的老家均在肥城市并且分布在全国各地打工。因案例信息表较大，故从两方面进行描述。客观属性与主观属性研究案例信息表见表1与表2。将2021年参保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是否高于300元作为非低档与低档的判断标准。

表1 客观属性研究案例信息表

表2 主观属性研究案例信息表

(一)二元logistic模型估算

1.模型设定

本研究所分析的外出务工农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决策，是指外出务工农民选择300元、500元、600元、800元、1000元、1500元、2000元、2500元、3000元、4000元、5000元中的哪一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外出务工农民参保决策受多种因素影响，但其选择的缴费档次，最终结果只可能有“低档(300元)”和“非低档(高于300元)”两类，是一个[0，1]二分类变量，即二元决策问题。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其回归参数进行估计。对外出务工农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决策的分析属于离散选择问题，采用概率模型较理想，而二元Logistic模型是对被解释变量是二分类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的有效模型，将因变量的取值限制在[0，1]范围内。本研究选用Logistic二元选择模型以确定外出务工农民参保决策的影响因素。Logistic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1)

对(1)式取对数，得到Logistic回归模型的线性表达式为：

(2)

(1)式和(2)式中，Pi为事件发生的概率，指外出务工农民选择非低缴费档次，即“非低档=1”发生的概率。xj(j=1，2，3，…，m)表示上述因素中的第j个自变量，m表示自变量的个数。β0是常数，βj(j=1，2，…，m)表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能够通过最大似然估计法得到，ε为随机误差。βj为正，表示第j个因素对外出务工农民选择非低档有正向影响；
βj为负，则表示第j个因素对外出务工农民选择非低缴费档次有负向影响。

2.变量选取

本研究选取外出务工农民是否选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非低缴费档次作为被解释变量。根据研究目的，仅选取意愿明确的样本作为研究对象，以外出务工农民选择非低档作为因变量(y)，取值为0或1(选择非低档，定义y=1；
不选择非低档，定义y=0)。解释变量主要选择外出务工农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决策主观属性(Xa)和外出务工农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决策客观属性(Xi)。主观属性包括从众心理、政策原因参保、养老担忧、养老方式、保险素养、社会公平感知、保险了解渠道、政策了解程度；
客观属性包括年龄、性别、子女数量、儿子数量、回乡养老、学历、工作稳定性、家庭月收入、健康状况。

3.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使用调查数据，运用SPSS25.0统计软件对外出务工农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非低档参保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从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Cox&Snell R2和Nagelkerke R2分别是0.53和0.71，对数似然值为38.31。这说明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可以通过回归结果来分析和判断自变量作用的方向和大小。从表3可见，主观属性中，政策原因、养老担忧程度、社会公平感知、政策了解程度对外出务工农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决策的正向影响显著。其中，政策原因、养老担忧程度、政策了解程度满足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性检验；
社会公平感知满足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性检验。客观属性中，年龄和家庭月收入对外出务工农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决策的正向影响显著。其中，年龄满足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性检验；
家庭月收入满足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性检验。

表3 外出务工农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决策影响因素的模型估计结果

主观属性变量系数检验结果表明，政策原因、养老担忧程度、社会公平感知、政策了解程度这四个主观解释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相比于非政策原因，由于认可政策或不认可政策原因而选择对应档次更倾向于选择非低缴费档次。这可能因为外出务工农民对于自己不了解的领域不敢轻易尝试；
相比于不担忧养老，担忧养老的外出务工农民更倾向于选择非低缴费档次，这可能因为担忧养老的外出务工农民会更加积极寻找减轻养老恐惧的方式；
相比于认为社会不公平的外出务工农民，认为社会公平的外出务工农民更倾向于选择非低缴费档次，这可能因为高社会公平感知的外出务工农民公共政策认可程度更高；
相比于不了解政策的外出务工农民，了解政策的外出务工农民更倾向于选择非低缴费档次，这可能因为了解政策的外出务工农民能够切实感受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多缴多得”的特点，因此会积极选择非低缴费档次。客观属性变量系数检验结果表明，年龄和家庭月收入这两个客观解释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年龄和家庭月收入对对数发生比有显著影响。相比于较年轻的外出务工农民，较年长的外出务工农民更倾向于选择非低缴费档次，这可能因为年长的外出务工农民对养老的担忧和焦虑更强；
相比于低收入外出务工农民，中高收入外出务工农民更倾向于选择高缴费档次，这可能因为中高收入外出务工农民可供支配的闲置资金更多，生活负担相对较小。

(二)csQCA分析

一致性达到0.9是条件变量成为结果变量必要条件的标准。对条件变量进行必要性分析发现：在主观属性方面，社会公平感知是外出务工农民选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非低缴费档次的必要条件；
在客观属性方面，回乡养老和身体健康是外出务工农民选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非低缴费档次的必要条件。受篇幅限制，原因分析在此省略。组态分析中，主观属性和客观属性中间解的组态路径均较冗余且部分路径存在重叠，因此，在此直接汇报简约解。

(1)如表4所示，主观属性方面，五个条件组合可进一步合并为四个条件组合。条件组合1表明，非从众心理、非子女养老观念、高社会公平感知、较了解养老保险政策和通过传统渠道了解保险是外出务工农民选择非低缴费档次的充分条件。因此定义为学习型参保；
条件组合2表明，基于认可养老保险政策而选择非低缴费档次、低保险素养和较了解养老保险政策是选择非低缴费档次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即便是平时并不主动买保险的人，只要在认可国家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基础上了解基础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知识，也会选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非低缴费档次。因此定义为谨慎型参保；
合并后的条件组合3：担忧养老*政策原因*(传统渠道+非盲目从众*低保险素养)，表明对养老问题比较担忧同时认可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人会选择非低缴费档次，因此定义为担忧型参保；
条件组合4表明，从众心理和子女养老观念是选择非低缴费档次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具有子女养老观念的人，当周围的人选择非低缴费档次时，具有子女养老观念的人也会选择非低缴费档次。因此定义为依赖型参保。这四条路径对全部案例具有高达84%的解释力，解释效果好。

表4 主观属性定性比较分析的结果

(2)如表5所示，客观属性方面，将以下四个条件组合进一步合并为两条路径。路径1：中高收入*(工作稳定*低学历+工作稳定*多儿女+性别女*无儿子)；
路径2：少儿女*较高学历*工作不稳定*健康。本研究将路径1定义为高薪酬参保，将路径2定义高压力参保。高薪酬参保强调收入水平、工作稳定性这两个因素是影响外出务工农民进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决策的重要客观条件，且收入水平的影响程度更高。高压力参保强调子女数量少导致的养老压力大是影响外出务工农民进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决策的另一重要客观条件。客观属性QCA分析各路径覆盖度低于主观属性各路径覆盖度，说明主观属性对外出务工农民选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非低缴费档次的解释力更强。

表5 客观属性定性比较分析的结果

(三)组态路径原因分析

(1)学习型参保。学习型参保基于较高的社会公平感知，注重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的了解和学习，并更信任从亲朋好友中了解保险知识，不从众选择养老保险缴费档次，同时预期更倾向于自我养老、政府养老和社会养老。社会公平感知代表了外出务工农民面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时的公众态度。外出务工农民流动性强，对归属感和公平感更为渴望。同时，学习型参保更倾向于从村里、亲朋好友、熟人等信任度高的传统渠道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并且能够大致掌握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知识。此外，学习型参保人员性格和参保决策都较为独立，不想老了以后过多依赖子女养老，更倾向于自我养老、政府养老和社会养老。因此，相较于其他参保决策路径，学习型参保往往更积极、更主动、更独立，具有更高责任感。

(2)谨慎型参保。谨慎型参保意味着即便平时不轻易购买保险，但也会基于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政策认可和对基础知识的了解和学习而选择非低缴费档次。风险理论表明，消费者在进行消费决策的过程中会存在忽视潜在风险而仅考虑眼前利益的“近视行为”。“近视行为”并不是持久的，外出务工农民往往在年龄偏大时会大大增加对养老问题的担忧程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教育效应”，即随着社会成员养老保险知识的积累或通过政府的强制推行措施，会推动社会成员逐渐意识到对潜在风险尽早进行社会保障积累是必要的。推动“近视行为”向“教育效应”的重要转化条件是参保人员的政策认同。因此，谨慎型参保是“近视行为”、政策认同与“教育效应”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孵化的结果。

(3)担忧型参保。担忧型参保基于对养老问题较为担忧和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较为认可这两个条件而选择非低缴费档次。社会成员具有对年老的担忧与恐惧，当担忧程度较高时，便会积极寻找减轻担忧、消除恐惧的方法。多数社会成员预期年老时兼顾“自立式生活”以及与子女之间的紧密情感联系。外出务工农民没有较高水平退休金；
同时，部分外出务工农民长年体力劳动使其对自我的预期健康状况信心降低。因此，外出务工农民对年老时经济自立的担忧程度更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在被外出务工农民这一群体获得政策认同后，能够保障参保人老年生活的经济独立性预期。因此，外出务工农民基于政策认同和养老担忧参保能够有效提高其年老时的“自立式生活”预期，并有效缓解现阶段的养老担忧情绪。

(4)依赖型参保。依赖型参保意味着预期依靠子女养老同时具有从众心理的部分参保人员也会选择非低缴费档次。结合调研实际，将依赖性参保的原因分为两大类：被动型从众和主动型从众。部分村存在集体选择500元缴费档次的现象，还通过电话访谈了解到，部分村集体选择固定缴费档次缴费，选择缴费档次过高时，需要填写申请程序并到指定缴费地址缴费，操作便利性降低，这是一部分外出务工农民从众参保的原因，即被动型从众。此外，从众心理不仅是参保人员随大流选择低缴费档次的原因，同样也可能是参保人员从众选择高缴费档次的原因，如亲朋好友中如果有人选择非低缴费档次，那么参保人自身也更有可能选择非低缴费档次，即主动型从众。这一效应在预期依靠子女养老的参保人员中表现更突出。总之，预期依靠子女养老同时具有从众心理的参保人员，不论是被动型从众还是主动型从众，都有较大可能选择非低缴费档次。

(5)高薪酬参保。高薪酬参保基于较乐观的薪资水平和较稳定的工作情况而选择非低缴费档次，且无儿子的女性更易选择非低缴费档次。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不同工作的外出务工农民收入差别较大，低收入人群纯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要用于购买生产资料，这使得低收入人群很难做出选择非低缴费档次的决定，而高薪酬外出务工农民即便选择高缴费档次也并不会造成较大经济负担。我国当前女性平均预期寿命高于男性，这使得老年群体女性化、退休女性高龄化，意味着女性需要为老年生活所做的准备更多，面临更大的老年亚健康化风险和入不敷出的风险。同时，女性就业情况不容乐观。没有稳定工作的家庭主妇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作为自己的养老保障，农村地区的重男轻女观念加重了无儿子女性的养老焦虑。

(6)高压力参保。高压力参保源于子女数量少带来的较大养老压力而选择非低缴费档次。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人伦为基础，以情感、情理为法则的人情主义价值观。在中国家庭中,老人处于最受尊敬的地位，并推崇反哺式循环模式：父母抚养子女，子女长大后赡养父母。从文化传统上来说，中国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更注重家庭养老的功能作用。因此，在“养儿防老”的观念下，具有理性预期的外出务工农民会预期到老年后，即便子女孝顺，如果子女太少也无力承担双方父母的生活费，因而预期养老压力会较大，从而倾向选择非低缴费档次。

(一)研究结论

通过对外出务工农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决策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发现：在主观属性方面，社会公平感知是外出务工农民选择非低缴费档次的必要条件；
在客观属性方面，回乡养老和身体健康是外出务工农民选择非低缴费档次的必要条件。主观属性的解释力度大于客观属性，具体分为四条路径：学习型参保、谨慎型参保、担忧型参保和依赖型参保。客观属性分为两条路径：高薪酬参保与高压力参保。

(二)政策建议

(1)坚持和维护公平，带动家乡就业。社会公平感知是外出务工农民选择非低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必要条件。通过电话访谈了解到，目前仍有较小部分社会成员社会公平感知较低。因此，政府应做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五大公平”。即范围公平、给付公平、过程公平、制度设计价值取向公平和制度实践促进社会公平。同时，要推动家乡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发展思维，改善家乡经济文化环境，留住外出务工农民。合力开展指导服务，通过系统监测、大数据调度等手段，摸清返乡留乡农民工底数，了解本地用工需求，搞好用工信息对接。

(2)面向高薪酬参保与高压力参保，政府应切实提升外出务工农民职业培训质量。技能约束和职业培训的缺失是影响外出务工农民工作质量的关键制约因素，政府应依托现有培训资源和培训项目、面向外出务工农民，开展就业技能培训与岗位技能提升培训；
同时，要倡导全民运动和定期体检，提升外出务工农民未来健康预期；
此外，需要突破传统观念，重新审视养老这个关乎自身的民生问题。应增强自我养老意识，自我养老不仅包括生活上的自我照料和精神上的自我慰藉，更主要的是要包括经济上的自我供养。

(3)面向学习型参保群体，增强养老保险知识宣传与普及力度。学习型参保基于较高的社会公平感知，注重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的了解和学习，往往更积极。要通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服务机构来加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知识的宣传与普及，优先让学习型参保群体理解与认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政策。然而，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服务人员数量不足、专业水平有待提升。因此，需要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县乡镇层面的经办服务人员、村社干部和协助员进行系统培训。同时，仍应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短视频等多种互联网渠道加强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宣传力度，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社会成员能够全方位了解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4)面向谨慎型参保群体，提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感。谨慎型参保是“近视行为”、政策认同与“教育效应”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孵化的结果。促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近视行为”向“教育效应”转化的催化剂是政策认同。如何提升参保人员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政策认同感是促成谨慎型参保群体选择非低档次缴费的重要环节。首先，要保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的实施者能够与社会成员直接接触。其次,要理清部分社会成员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不认同的原因，例如：待遇水平与预期存在差异、经办服务机人员办事能力不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认知模糊等等，然后逐一攻克，提升社会成员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信任感和认同感。

(5)面向担忧型参保群体，灵活进行焦虑营销。担忧型参保基于政策认同和养老担忧选择非低缴费档次，进而提高参保人年老时的“自立式生活”预期，并有效缓解现阶段的养老担忧情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宣传与普及要借鉴新时代的营销观念和营销方式，适时适度而变。以国家为支撑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虽然不应制造社会恐慌，但在推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实践中，只有适当的、精准的向参保人说明当下切实存在并和其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养老焦虑，比如：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外出务工农民非正规就业的风险性、传统养儿防老观念的弊端等等，才能进一步激励担忧型养老群体为其未来择优支付一笔能够缓解焦虑的保障。

(6)面向依赖型参保群体，巧妙运用从众心理。预期依靠子女养老同时具有从众心理的依赖型参保，通过选择非低缴费档次能够获得适当减轻子女压力的心理平衡。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从众心理是一把“双刃剑”，即从众心理不仅是参保人员随大流选择低缴费档次的原因，也可能是参保人员从众选择高缴费档次的原因。依赖型性格一旦形成，便具有长期稳定性。依赖型养老观念与从众心理的组合也能激励一部分人参保中高缴费档次，此处所定义的从众是基于了解保险知识的从众、基于政府信任的从众。山东省2021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高缴费档次为5000元每年，多数城乡居民即便以此标准缴纳也不会造成基本生活困难。因此，巧妙运用从众心理营销技巧推动我国社会产生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高档缴费的热潮，是提升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总体发展质量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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