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字劳动及其与劳动者的双向建构

孙伟平 尹帮文

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时代性和技术性产物，数字劳动正在快速兴起并广泛应用于经济和社会领域，进而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产业革命和社会变革，潜移默化地改造着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社会形态。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当代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基于达拉斯·史麦兹的“受众劳动”概念，系统考察了媒介系统中的“免费劳动”〔1〕、互联网礼品经济中的“产消合一者”〔2〕以及社交网络中的“数字劳工”〔3〕等。他们通过深刻剖析依托数字媒介的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主义的互生关系，阐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从而呼吁以全新的批判方法审视数字劳动。国内学者则从不同维度研究了数字劳动引发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或者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数字劳动〔4〕，或者在微观层面具体考察了平台的劳动关系问题〔5〕，以及数字帝国主义对数字劳动产生的数据、信息和知识的剥削问题〔6〕，等等。然而，这些研究都忽视了数字劳动作为最基本的社会活动与人（劳动者）之间的交互关系。在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数字时代，聚焦数字劳动、重新审视劳动与劳动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澄清数字劳动与劳动者双向建构的基本问题，既有助于人们全面理解数字劳动的内涵、特点、功能和趋势，也有助于人们深刻认识劳动对于人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从而更好地建设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使数字劳动成为不断促进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积极要素。

所谓劳动，是指人类凭借劳动工具改造自然物（劳动对象）、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使之满足自己的需要，同时改造人自身的有目的的活动。马克思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7〕一方面，“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8〕，即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人在占有并且改造自然物形态的过程中将自身生产出来，并由此成为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劳动作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和纽带，是形成愈益丰富的社会关系体系、维持人类社会存在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力。因此，作为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的有机统一，劳动先天地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这种显著的二重性内在地规定了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劳动具有特殊的内容和形态。

恩格斯曾从生物进化和社会发展两个层面深刻揭示了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即“劳动创造了人本身”〔9〕。猿类经由长期的劳动进化成人类，离不开劳动资料与劳动者之间发生的相互关系。历史地看，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而且正在创造着人本身，这种持续的创造过程导致了原始人与现代人之间越来越大的差异。由此可见，不同社会形态中的劳动资料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方式会形塑出具有不同特点和属性的劳动者或者人本身。

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原始社会，人们一般使用诸如石、骨、蚌、木等极其简陋、粗糙和易损的劳动工具进行采集、捕鱼和打猎等劳动。原始劳动处理的劳动对象十分有限，以植物的果实、兽类和鱼类为主。这一时期的劳动资料往往直接来源于自然界，所以自然力（如阳光、水分和土壤等）影响甚至决定了劳动的结果。这使得原始人的生活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为了生存和繁衍，人们必须不断地迁徙，寻找自然物产更为丰富的场所。而这种极为单调、耗费巨大体力的古老的劳动方式产生了原始的采集者和狩猎者，并形成了一种纯粹靠天吃饭的自然经济形态，原始劳动的效率极低。到了原始社会末期，由于人口增加，自然的出产有限，可采集、狩猎的食物出现短缺，人们被迫寻找新的生活资料来源，由此，通过种植、养殖等可以获得比较稳定的食物来源的早期农业应运而生。

进入农业社会，种植、养殖以及手工业等生产活动都需要大量的土地作为载体，以至于土地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学会了驾驭牛、马之类的动物，畜力由此逐渐介入生产过程，与人力共同构成了农业生产的基本动力。随着畜力的投入与广泛使用，人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取代，这意味着，人们的体力耗费相对减少，可以节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手工业等生产活动。伴随着生产资料的丰富与生产工具的改进，以个体或家庭为基本单位，以冶金业和纺织业等为主要形式，以精耕细作、自给自足为主要特点的农业和手工业共同形成了小农经济。相较于原始劳动，农业和手工业不再是简单直接地从自然环境中摄取生活资料，而是劳动者按照自身的需要，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创造性生产。但是，受土地和气候等自然资源以及生产工具落后等社会因素的限制，从事小农经济的自耕农与手工业者对土地及其背后的地主阶层具有强烈的依赖性，这决定了小农经济具有难以克服的分散性和封闭性。

以机器的发明和使用为代表的工业革命彻底变革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将人类历史推入工业社会。在工业生产中，土地、厂房、大型机器设备、交通工具、原料和燃料等成为主要生产资料；
蒸汽动力与人的体力相结合成为机器化大生产的核心驱动力；
以规模化、标准化、程式化为基本特征的机器生产是工业劳动的主要形态。生产方式的变革进一步推动了产业资本的形成与发展，生产资料私有制赋予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劳动产品的合法性，造成工人经济上的赤贫，导致工人劳动具有强烈的异己性。贪婪的资本为了无休止地提高剩余价值率，采取各种手段降低生产（劳动力）成本，或者将工人固定在机器和流水线上进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以便生产更多的绝对剩余价值供资本剥夺；
或者尽其所能地改进技术条件，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相对剩余价值。这一方面造成劳动者异化为推动整个生产系统持续运转的零件，另一方面，机器的进步导致工人的工资水平不断降低，加剧了工人之间的恶性竞争，工人深陷越来越弱势的处境。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使下，社会生产加速集中，剩余产品的堆积迫使资本疯狂寻找世界市场，附带性地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现代交通迅速向全世界扩张，因而形成了由失业工人及其家属构成的全球性产业后备军。

数字社会是一种新型的后工业技术社会形态和经济社会形态，是以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数字产品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为基本特点的高科技社会。信息、数据等数字资料，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化工具的普及和应用是数字社会有别于其他社会的典型要素。数字社会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和智能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优化经济结构、提升经济效率的重要推力，构筑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受劳动资料的影响，数字经济具有虚拟性、极高的价值附加性和渗透性以及边际成本无限递减等主要特征。在劳动方式上，“数据+算法+算力”的生产模式正在帮助人们重新定义、认识和改造世界，劳动者与数字技术、智能系统进行协同合作，形成数字化、智能化生产，创造了内容丰富、品类众多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数字化生产所依赖的强大的网络连接能力以及数字资料的储存、处理和运用能力等，往往以人的想象力、思维力和创造力等脑力或智力作为支撑，这意味着创新型、知识型的数字劳动与数字劳动者正在快速崛起。

数字劳动是指劳动者运用数字技术和设备等劳动工具加工、处理生产资料（包括传统生产资料与数字生产资料），产出具有使用价值的数字产品与服务的各种活动的总称。相较于传统生产资料，数字生产资料具有虚拟性、共享性和可循环使用等特殊性质，能够实现劳动时空变迁和劳动场景再造，重塑工作组织结构、劳动管理和工作控制方式，使得数字劳动具有显著的时代性和技术性特征。

第一，从劳动内容看，数字劳动资料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时空限制，逐渐模糊了劳动与闲暇、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边界。随着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等便携式劳动工具和大数据、信息等劳动资料不断打破物理时空的限制，劳动不再局限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人们可以利用休闲时间在家里、公共场所、交通工具（例如地铁）中继续工作，这无形中造成了劳动和闲暇之间的混淆。数字产品不仅作为劳动资料颠覆了当代劳动方式，而且作为生活资料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消费生活。通过接入互联网的手机或电脑，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网络检索、购物、社交、游戏等一系列数字化消费活动。消费者在网页或平台上停留、点击、分享、上传个人信息产生了海量数据，这些数据一方面由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物质精神需要，将直接影响产品生产与广告投放等经济活动；
另一方面，随着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成熟，海量的数据被采集并用于“喂养”算法，促进算法不断自我调适和自我完善，进而驱动智能机器系统进行价值生产。大数据和信息直接或间接参与价值生产，令制造数据的数字化消费活动更多地指向劳动内涵，也让投身数字化消费的人成为“产消合一者”。

第二，从劳动形式看，脑力劳动正在逐渐替代传统的体力劳动，成为当代最主要的劳动类型之一。这表现在数字劳动不需要像传统工业劳动那样，耗费大量劳动力在固定的厂房或流水线上，以单调、重复、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去操作和维护大机器生产。当代劳动者更多的是白领工人、金融服务人员、技术人员和知识生产者等脑力劳动者，他们运用计算机、信息系统、互联网平台等数字化工具，从事算法设计、芯片和软件研发、网页设计、多媒体制作、文艺创作、在线教育等具有典型脑力特征的数字劳动。重要的是，这些新型脑力劳动生产的劳动成果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往往是体力劳动产品无法比拟的。因此，亚马逊、谷歌、苹果等数字企业总是竭力网罗优秀的科研工作者，强化核心技术研发与创新，以此为企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并确立竞争优势。

第三，从劳动过程看，数字劳动是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的有机统一。马克思曾对应现代社会中生产物质商品的工业劳动，提出了一种生产非物质商品的“非生产劳动”，这种劳动往往以服务的方式呈现，“凡是货币直接同不生产资本的劳动即非生产劳动相交换的地方，这种劳动都是作为服务被购买的”〔10〕。作为一种关系性的活动，非生产劳动以非物质的劳动过程提供非物质形态产品，例如，医生和律师等提供的服务在马克思看来都属于非生产劳动。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内格里在解读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对非物质劳动提出了新见解。他俩将数字化全球化进程中依托计算机、信息通信技术等要素生产服务、文化产品和知识的数字劳动界定为“非物质劳动”的主要形式之一。〔11〕数字劳动的非物质性表现在劳动者运用数字媒介技术等劳动工具对数据、信息和知识等劳动对象进行加工，并生产出无形的、虚拟的非物质产品与服务，塑造出无形的工作和劳动者。当然，数字劳动是在物质劳动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目前还离不开包括互联网基础设施、数字设备等物质载体和介质。所以，从劳动过程来看，数字劳动是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的时代性统一。

第四，从劳动组织方式看，数字劳动具有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显著特征。工业劳动遵循系统化和标准化的分工与协作模式，实行严格的计时或计件薪酬制度，劳资双方的雇佣关系是相对固定和明确的。在数字时代，生产资料的内容创新和形式蜕变不断颠覆劳动的时空要素，生产活动的自由化程度越来越高，多样化的分工体系和工时制度快速形成。大量的互联网全职劳动、合同劳动、临时劳工、劳务派遣等新型劳动组织形式快速兴起，产生了“网约工作”“平台劳动”和“数字零工”等新职业，以及与之匹配的“非雇佣”或“泛雇佣”的劳资关系。极具弹性化的劳资关系能够让同一个劳动者身兼数职，充分运用自身的知识和技能生产经济价值，获得报酬。随着消费者大数据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通和共享，生产商能够准确捕获消费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个性化、专业化和定制化生产，并且通过数字物流和智能配送高效完成产品交付。这极大限度地提高了生产的灵活性，节约了大量资源，降低了商品生产和流通成本。

第五，从发展趋势看，数字劳动正不断走向高度的智能化和自主化。当前，各种各样的数字工具正在纵深应用于劳动生产，大幅提升了劳动生产效率，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数字劳动带来了远大的发展前景和潜力。信息科技尤其是物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崛起与广泛应用，不断把数字劳动向智能化方向推进。智能系统不仅在处理和应用数据方面的能力惊人，而且正在许多重复、单调、高强度的体力劳动领域，以及有毒、有害等危险工作环境中崭露头角。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日渐成熟，机器将被赋予一定程度的识别、选择和决策等能力，能够在无人化的生产活动中自动运转，这将进一步提升数字劳动的智能化和自主化程度。

总之，数字劳动是迄今为止出现的前所未有的人类劳动新形态，是最新的一般劳动形式。在理论上，对数字劳动各个要素和环节进行解剖，有助于人们认识、理解各种传统农业和工业劳动，及其与数字劳动的内在联系。在实践上，数字劳动通过运用、重组和变革数字生产资料，正在全方位地突破、颠覆传统劳动的内容与形式，发展出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劳动形态及其组织结构，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创造出源源不断的新动力、新功能和新价值。

数字劳动正在对人与社会产生颠覆性和革命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数字劳动迅速向传统产业链渗透，推动整个经济活动的数字化转型，而且表现在随着各种数字劳动产品融入日常生活，人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也在不知不觉中被重塑。随着数字资料和数字工具的发展与蜕变，人们在运用劳动资料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往往存在一定的差异，进而演变出信息化、智能化、无人化程度不同的数字劳动形态。这些劳动主要包括在数字产业中人们工具性地应用数字技术、数字产品和数字平台开展的工作，人机协作或人机交互的数字化生产，以及逐渐趋向于无人化的智能系统的自主性劳动。

（一）数字经济或数字产业中的数字劳动

迈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渗透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海量的数据，大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正在一定程度上取代煤、铁和石油等传统生产资料在经济活动中的基础性地位。“数据是对事实的记录和描述”，“既是对万事万物各种计数或描述所获得的抽象的‘数’，也是记录这些数所形成的具体的（凭）‘据’”〔12〕。数据具有事实依赖性、物理符号性、可计算性或可解释性、历史性、数字性、可复制性和可删除性等基本特征。“数据越多，传递的信息就越具体，最终形成知识”〔13〕，由数据、信息和知识共同构成的数字生产力驱动了当代经济价值生产。

在新兴数字产业中，数字公司既生产或提供数字产品，又通过这些产品“回收”数据。大数据或者作为有用信息被用于预测未来市场需求、指导产品生产，或者作为产品被交易到大数据公司，直接换取利润，进而形成以大数据为核心的全球性数字产业链以及与之相应的数字劳动形式。其一，大数据公司中技术员工所从事的数字劳动。数字产品的普及化应用令海量的数据在日常数字活动中被生产、制造出来，大数据正在释放巨大的经济效益，为了防止价值流失，需要大量劳动力对互联网上的文本、图像、音频和视频等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加工和传输等工作。其二，互联网平台零工经济中的数字劳动。互联网平台作为资源共享的链接或系统，为双方或多方经济主体供求之间的交易或服务提供中介，滋生了如外卖、代购、代驾、虚拟恋爱、游戏陪玩等服务型劳动。其三，互联网平台用户所进行的无偿的甚至是无意识的数字劳动。如前所述，大数据无论是作为信息还是产品，都蕴含巨大的商业价值，这让投身数字化消费的“产消合一者”和“玩工”等，间接或直接地参与经济价值的生产，消费或休闲等数字活动因而越来越具有劳动的内涵和指向。

数字劳动对工作内容及其性质的重新定义以及产消者的出现，使劳动者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互联网平台利用数据分析和算法管理对工作进行分配、监控和评价，为劳动者获取工作任务、调整工作内容、索取工资报酬等带来了巨大便捷。“这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发展，因为它在工作时间和地点上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残疾人个人或有照料责任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14〕平台的出现产生了灵活用工等新型劳动组织形式，“导致了劳动力工资、雇佣关系、工作制度和技能的弹性化”〔15〕，产生了大量互联网自由职业。不过，随着大数据在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平台资本主义会将生产商、消费者和工人带到一个以收集数据为目的多方市场中”〔16〕。数字活动所产生的海量数据正在不知不觉中被大数据公司和平台企业悉数占有并加以商业化利用。全球定位系统、录音和视频等传感技术深度嵌入数字劳动过程，会造成劳动者面临全时段和全景式的劳动监控风险，导致个人的隐私荡然无存。而灵活用工等劳动组织方式的出现与推广，使价值生成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脆弱或隐形，可能引发更多更隐蔽的劳动剥削风险和价值危机。

（二）人机协作与人机交互的数字化生产

在数字科技和智能科技的支撑、驱动和牵引下，以大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价值释放为核心目的、以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赋能为基本主线的生产方式，正在对传统产业链的全要素进行数字化升级、转型和再造。一方面，随着计算机、数字软件等在企业中广泛使用，数字化管理、决策和营销令大量的传统劳动向数字劳动转化。另一方面，基于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和智能制造等技术基础，以数字化控制系统、数字化模型等驱动的自动化器械在传统生产领域广泛应用，让劳动变得更加集约化、系统化和自动化，形成了以人机协作为主要形式的数字化新产业及新的生产模式。

人机协作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将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与机器的精确性、高效性和耐久性相结合的新型生产方式。它由人机共存、人机合作模式逐渐发展而来。人机共存可理解为人和机器处于相邻工作区域，彼此没有共享工作空间且独立地处理不同生产任务的生产模式。人机合作即人与机器处于共同工作空间，交替完成同一个生产流程的不同工作任务。到了人机协作阶段，人与机器不仅实现了在共同工作空间彼此互动，甚至一定程度实现了跨空间协作生产。在现代企业中，人机协作正在迅速推广，机器为劳动者提供技术性支持并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人类则通过经验、知识、意识和“指尖触觉”等确保生产流程顺畅进行。在特点和功能上，人机协作首先大幅提升了生产的自动化程度，机器延伸了人的协调和操作能力，使以前手动执行的生产步骤日益变得自动化。其次，人机协作能够减轻劳动者的负担，体力消耗大、危险和单调的工作步骤可以由机器去承担。再次，人机协作具有相对恒定的高质量，重复的和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生产流程可由机器以高精度和高效率完成。最后，人机协作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可以实时调整工作场地和工作内容。

产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活动的科技含量和生产效率，变革了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机关系。在数字化和智能化生产过程中，以人机协作、人机交互为基本特点的人机关系迅速形成，这种新型人机关系正在改善传统生产过程中人机彼此孤立乃至对峙的消极状态。在传统工业化生产过程中，规模化、标准化的机械化生产模式导致工人必须服从机器的运转节律和使用规则，进行高度重复、单调且劳动量极大的体力工作，工人与机器之间凝固为一种工人依附机器甚至机器排挤工人的彼此割裂的对立关系。而数字化生产是一种基于人机协作和人机交互的新型高科技劳动类型，这种劳动类型正在全行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它在变革人机关系的同时，不断释放出全新的产能，从而推动了劳动力的解放。这正如杰里米·里夫金所言：“IT和互联技术不断发展，不仅让交通、能源、制造业和高等教育等产业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而且对人类劳动也产生着同样的影响。大数据、高级分析、算法、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正在整个制造业、服务业和娱乐行业取代人类劳动力，并有望在21世纪上半叶从市场经济中解放出数以亿计的劳动力。”〔17〕

（三）智能系统的无人化和自主化“劳动”

作为全新的机器形态，智能系统正在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和日常生活等领域，特别是在生产领域脱颖而出，对劳动产生了颠覆性和革命性的影响，如尼克指出，“过去的机器旨在节省人的体力，现在的机器开始代替人的智力”〔18〕。智能系统采用云计算、自主学习和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对大数据加以智能化应用，逐渐形成某种类似人类的智能形态，从而代替人进行“劳动”。从技术层面来看，“人工智能代替人类劳动过程实质是人类劳动能力通过智能工具系统延展的过程”〔19〕。这种劳动范式转变的关键之处在于，智能系统是否能够承载、解析并运用人类劳动的思维、情感、意志和动机等主体要素。

机器承载了人类智能之后，必须将其进行价值变现，使智能系统能够独立地模拟和学习人工劳动。随着人工神经网络、自主学习和机器人流程自动化等智能科技的创新发展，越来越多的无人化、智能化生产与服务得以产生。能够批量化生产、自动化升级的智能机器人正在进入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它们在大幅降低劳动力边际成本的同时，也代替人从事了大量单调、重复、高强度和低薪的苦力工作。云储存、云计算、深度学习等智能科技取得突破性进展，令人们采集、处理和应用数据的能力得到指数倍提升，这让“大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法更准确、更快，而且不易受偏见的影响”〔20〕。基于大数据分析的软件模型被嵌入智能系统后，推动智能机器人在劳动过程中作出更加自主化和科学化的决策。不难想象，当人们对智能机器下达工作指令后，获取任务的机器人能够自主选择、加工和运用劳动资料，组织整个生产过程，并使劳动结果与劳动目的深度契合。总之，迅速进化的智能系统正在变得越来越“聪明”和“通情达理”，成为与人共事的“搭档”，这让整个生产过程越来越智能化和自动化，也越来越高效和人性化。

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其本质上是人类智能的外化，是人类劳动产生的技术存在物。马克思曾指出：“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
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21〕不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一个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他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22〕。与工业社会中机器的异己性不同，具有自组织性和自适应性等高科技特征的智能系统投入整个生产过程，能够极大限度地推动人们摆脱对技术和资本的依赖。“另外，随着机器学习和人工神经网络兴起，有越来越多算法会独立进化、自我改进、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这些算法分析的数据量是天文数字，绝非人力可及，而且它们也能找出人类找不出的模式，采用人类想不到的策略。”〔23〕而数据资料因其具有的流动性和共享性等特征，恰恰为智能系统的自我修复和自动升级创造了开放性条件，为智能系统的“劳动”变得更加无人化和自主化奠定了技术性基础。

总之，数字劳动是数字时代具有代表性、标志性的生产实践活动。与传统的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相比较，数字劳动呈现出一系列新形式、新特点和新功能，具有不可替代的新优势。数字劳动正在渗入传统农业和工业生产过程；
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正与劳动过程深度融合，创造出全新的劳动方式和工作形态。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前所未有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而且降低了人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增加了自由时间，为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数字劳动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不过，其发展的速度之快、影响的范围之广、渗透的程度之深，正在颠覆并重构人与社会，而人与社会的重塑又反过来持续改造数字劳动的内容与形式。数字化潮流汹涌澎湃，数字劳动与劳动者的双向建构正成为一个未知的、复杂的、开放的系统性工程。那么，劳动者究竟会把数字劳动引向哪里？数字劳动又会如何重构劳动者？这些问题无法回避。而唯物史观为我们理解劳动与劳动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工具和认识论方法。

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24〕“生产什么”指满足人所需要的产品，而“怎样生产”是指人们运用什么样的劳动工具、作用于何种劳动对象所形成的特殊的劳动过程或方式。具体的劳动过程创造了具体的人，表现了人具体的生命和本质。随着劳动资料等物质条件的发展，人的生命和本质也随之发生变化，因而，人的本质是不断生成的过程。另一方面，“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25〕。需要通过生产活动得到满足进而引起新的需要，这既是对新产品的需要，也是对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资料的需要。因此，劳动创造人的同时，人也在创造劳动，人对新需要的再生产必然形成新的劳动过程或劳动方式，人类历史也由于劳动与人之间的内在张力得以具体的、辩证的展开。

在传统的农业和工业生产过程中，人的本质生成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异化的。马克思指出：“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26〕受制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桎梏，生产方式的变革不可避免地具有片面性、局部性和不充分性。但随着生产资料形式与所有制形式的变化，数字时代生产方式的变革可能会在劳动力与劳动资料两方面同时发生，这迫使我们以全新的范式理解数字劳动与劳动者双向建构的辩证关系。

第一，数字劳动与数字劳动者互为前提、相互关联。数字劳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数字劳动者的前途和命运，而数字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条件引导着数字劳动的前进方向。日益多元化、复杂化的数字劳动对劳动者提出了与时俱进的要求，决定着劳动者的前途和命运。尤瓦尔·赫拉利认为，在瞬息万变的数字时代，将个人生命分割为前后相继的“学习期”和“工作期”这种传统的模式很快就会彻底过时，“想要不被淘汰只有一条路：一辈子不断学习，不断打造全新的自己”〔27〕。日新月异的数字科技与智能科技要求劳动者树立全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生存与发展理念，不断提升自我来适应数字劳动的快速发展。在观念意识方面，数字劳动者必须通过数字劳动教育彻底转变传统的劳动观念，确立自我革新、持续提升的劳动理念，形成创新、开放、共享和共赢的大数据思维、互联网思维和平台思维等。在文化知识方面，随着大数据成为社会生产的核心要素，劳动者必须通过不断学习来丰富知识储备，整体把握数字资料与数字生产力，认识其基本特点，预测其前进趋势，掌握其发展规律，从而科学运用数据、信息和知识等新型要素驱动价值生产。在劳动素质和技能方面，劳动者必须通过专业、系统的职业技能培训，合理运用数字化和智能化工具进行数字劳动，主动参与、适应、引领数字化生产。

受过高科技教育并且素质和能力得到全面提升的劳动者熟练运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先进科技，为劳动过程注入了更多科技要素和知识要素，形成了知识型、创造型、专业型和创意型数字劳动新形态，推动了数字劳动持续转型和发展。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2年6月公布的18项新职业中，由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催生的数字职业包括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数据安全工程技术人员、数据库运行管理员、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等9项，数字职业占比新职业的50%。〔28〕可见，通过数字化途径完成劳动过程越来越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即便在工农业生产领域也不例外。不仅如此，数字技术与数字产品逐渐成为乡村治理的载体与手段，为加速建设数字乡村和数字农业提供了动力，助力实现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转型。

第二，数字劳动与劳动者彼此转化、相互塑造。在数字劳动中，自动化、智能化的数字劳动工具极大延伸了人的机能，重塑了劳动者的身心结构；
人的机能得到跃迁式发展后，对技术进行赋能和赋权，不断提高数字劳动的智能化和自主化程度。数字劳动通过运用数字化工具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甚至重塑人的各项机能。这种颠覆与重构体现在智能手机和手表、平板电脑、计算机辅助系统、机械手臂等智能化数字设备作为人的四肢特别是大脑的延伸已经在多个劳动领域辅助人们进行生产活动。一方面，在这样的数字劳动中，劳动者的一部分机能（如体力、肢体器官等）可能因为闲置而退化。如久坐在数字屏幕前的程序员、人工客服、网络作家、电子竞技者等，既有可能由于缺乏运动导致行动能力退化，也有可能因长时间使用数字媒介与外界交往，致使现实交往的能力与需要逐渐衰减，甚至患上网瘾、社交恐惧症等身心疾病。

另一方面，以人的脑力为代表的相关机能，由于得到数字技术的辅助或增强，在数字劳动中持续不断地得到训练、使用和开发，从而进一步被突出和强化。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芯片技术、人工神经网络技术、生物技术的融合发展，脑机接口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如脑机接口技术公司Neuralink于2019年发布了一款可植入脑机接口的智 能机 器人；
2021年5月，Francis R.Willett等 人在《自然》上发表了题为《通过手写实现的高性能大脑—文字交流》的论文，首次破译了与手写笔记有关的大脑信号，可以让瘫痪患者不用手也能快速打字。2022年6月，清华大学课题组和解放军总医院功能神经外科开展合作，进一步推动了脑机接口应用于意念打字的相关研究。相关技术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人与机器之间的沟通交流，帮助人们恢复触觉和运动以及提升人的运动控制能力等等。〔29〕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能够在数字劳动中借助数字化和智能化手段使自身的机体结构和一部分能力得到补充、完善和跃迁式发展，从而胜任各种高科技数字化工作。

人的脑力和智力在数字劳动中得到开发、强化和提升，反过来又通过对新技术的赋能或赋权，促进数字劳动向智能化和自主化方向迅速发展。随着数字科技和智能科技的研发力度不断加大，身联网、量子计算机和生物技术等正在迅速崛起和逐渐成熟。在技术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人们正在将更多的操作能力和执行能力赋予机器，给予机器越来越多的选择权和决策权等，这为人机一体化的劳动模式奠定了技术基础，令高度智能化的生产模式一步步成为现实。当前，智能机器可以承担一部分繁重、单调且不符合人机工程学的工作，例如不分昼夜地站立、仰头作业或执行重复的操作。随着技术创新带来的机器的安全性和自主性的不断提高，人与机器人可以毫无顾虑地分享同一个工作空间，大幅缩小作业面积。数字化和智能化生产不断在技术上取得新突破，得到赋能和赋权的机器一定程度上能够进行独立化和自主化生产，进而催生了无人银行、无人工厂、无人超市、无人驾驶等全新的智能化劳动与服务类型。这种新型劳动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不仅已经在教育、医疗、航天等领域初具规模，甚至可能成为影响未来军事战争的主导因素之一。

第三，数字劳动与劳动者共同发展，相互解放。数字劳动通过塑造全新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为劳动者的个性解放创造了一定的基础和条件；
劳动者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反过来又推动数字劳动走向个性化和多元化。数字劳动通过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正在重塑当代的经济活动，调整产业结构，塑造全新的人机关系、交往关系和劳动关系等，进而推动了劳动者的个性解放。在人机关系上，随着人机协作和人机交互的生产模式深化发展，和谐的人机一体化关系正在形成，智能机器人逐渐在一部分苦力劳动领域顶替工人，帮助人们从工厂厂房、生产线和钻井等恶劣的工作环境中解放出来。在交往关系上，随着社交平台、网络语言和虚拟符号等交往载体的出现与普及，人们能够在由数字技术和数字产品构筑的数字空间中进行日常交往活动，形成了网络游戏、线上约会、网络聊天、云会议等数字化和媒介化交往，这不断丰富了人们的交往途径，提升了交往能力。在劳动关系上，随着互联网经济和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劳动领域呈现出文化产业化和服务业持续转型等特点。由此引起的消费升级带来“去雇主化”的灵活雇佣关系，“创意劳工”“在线服务”“知识工人”等新工作理念和新工作主体不断涌现，催生了弹性就业、平台协作等多种劳动形式。迈入智能社会后，智能系统能够承担大量的人类劳动，让大量的体力劳动者得以从单调、乏味、繁重的强迫性和谋生性劳动中解放出来，并根据自身的需要、个性和兴趣爱好等自由、自主、自觉地参加劳动生产，“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30〕，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劳动者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反过来不断推动数字科技创新，解放社会生产力，将数字劳动推向个性化和多元化的新阶段。唯物史观认为，随着社会发展，不合理的社会分工被扬弃、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消失之后，劳动将超越谋生的手段并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人的个性随之得到彰显，人的发展也将越来越全面，而“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31〕。在数字时代，个性得到解放的劳动者能够根据不断更新的需要创造并且驾驭全新的数字生产力，极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丰富的劳动产品。随着数字化和智能化潮流的不断深化，人们需要更加丰富的数字产品和服务去满足自己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需求，而对这些产品以及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工具的再生产，必然构成程度更深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劳动形态。可以预见的是，当大部分体力劳动被智能机器取代之后，人类会寻求脑力劳动的替代方案，这引导人们不断深化科学研究和加快技术创新，以更加高科技和智能化的劳动方式创造出全新的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

第四，受资本无序扩张和技术疯狂进化的影响，数字劳动也会发生异化，对劳动者进行负面的、消极的建构，这迫使劳动者和整个社会在制度和技术层面上进行自我批判和自我纠正，实现数字劳动的工具性与主体性、技术化与制度化的有机统一。在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掀起并主导的数字化浪潮中，资本的逻辑已经渗透甚至主宰着全球数字劳动的收益及其前进方向，在利润最大化原则的驱使下，资本对数字劳动肆意剥削，榨取超额利润。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工具性、自组织性和自主性被逐渐唤醒并放大，按照效率最优化、系统的合理化疯狂进化，排斥和宰制劳动者。资本的逻辑和技术的逻辑及其二者的联姻导致数字劳动发生新异化。其一，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掌握大数据、网络平台、核心数字技术等数字资料的平台资本主义、超级资本家无偿占有人们的数字劳动成果，造成的财富分化和数字鸿沟将加剧社会不平等。其二，当人类智能嵌入机器后，具有类主体能力的类人智能作为人的分裂面和对立面，逐渐模糊人机界限，对人的本质、人的主体地位和人的尊严等形成强烈的冲击，构成对人或隐或显的威胁和宰制。其三，资本—技术的联姻机制极大限度地加速了资本的价值增殖和数字技术的更迭，跟不上这种加速度的人往往会被疾速前进的数字时代彻底淘汰，产生声势浩大的技术性失业潮。最后，被技术、经济和社会系统排斥在外的人由于无法适应数字变革引发的产业革命，极有可能成为卑微的“流众”（precariat，即不稳定的无产阶级）或“无用阶层”，其生存变得无意义和荒谬化。

数字劳动异化对人进行负面和消极的建构，促使人与社会不断在制度和技术层面进行自我批判与自我纠正，通过制度上的改革和技术上的规制，将数字劳动纳入科学合理的发展轨道。

在制度层面，“无形的信息或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并以其可共享性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开辟了道路”〔32〕。在某种程度上，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成为数字资料和数字生产力的桎梏，所以，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数字时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不过，制度的实施还须诉诸政府的主体行为，这要求政府和相关机构加速向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依托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就是说相关从业人员必须熟练掌握并运用数字技术开展社会治理工作，进一步强化对数字企业和数字平台的监管，维护数字劳动者合法权益，从而不断促进社会公平，防止数字劳动异化现象加剧。随着新型社会制度的逐渐成形和不断完善，劳动者将成为数字资料的所有者，数字劳动才能真正出于人的本质，与劳动者的内在动机和目的达成一致，成为一种能够让劳动者体力和智力得到充分发挥、自由发展的自主性活动。

在技术层面，新型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遵循类似“摩尔定律”等非人性的发展逻辑疯狂进化，可能将人与社会导向未知的、充满风险的数字化未来。因此，必须强化对数字技术本身的治理和驯服，以价值理性取代工具理性，以人文精神扬弃技术逻辑，将技术的创新与数字劳动的进步始终控制在服务于人、以人的发展为根本目的的合理界限之内。“数字技术的使用对工作如何变化、工作/工人的未来、斗争与联合等方面的影响已成为当代社会关注的焦点。”〔33〕在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劳动替代具有冲击劳动权利和劳动尊严的消极作用之后，社会各界正在提出新的视角、理论、方法和政策对技术的发展进行规制。如以跨学科的视角在整体上认识和把握人工智能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呼吁建设人工智能发展伦理委员会，对算法进行干预以培养智能机器人的“道德感”和“责任感”；
针对数据泄露建立相关法规保护人们的隐私，等等。此举的目的在于，将技术的创新发展应用于构建人与人之间、人机之间的新型分工体系，建立健全与之配套的数字劳动力市场，来保障人们享有平等的劳动机会与劳动权利，维护劳动者尊严。

当前，数字劳动仍处于不断生成的过程中，只有进行相应的系统性社会变革，才能使数字劳动与劳动者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双向建构的理想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劳动者越来越成为顺应数字时代发展的合格的新型劳动者。他们具备不断自我变革的思想观念，储备了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科技素养和劳动技能；
他们伴随数字化潮流成长，熟悉、适应并且热爱数字劳动。新型的数字劳动者能够用数字化技术与设备武装和强化自身，让劳动资料成为劳动者机能的延伸，并在劳动过程中充分、自如地运用体力与脑力。数字劳动者习惯和适应新型的人机分工，能够与智能系统融洽地协作，高效地生产经济价值。这让劳动者可以将被迫的苦役，即以往的异化劳动，交给机器去完成，劳动者自身的兴趣爱好在充裕的自由时间中得到开掘与发展，并在闲暇中继续进行由兴趣爱好驱动的个性化劳动。这样一来，劳动的强迫性和谋生性逐渐被扬弃，劳动逐渐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不断推动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同时，伴随数字时代新型劳动者的生成与成长，劳动越来越成为信息化、智能化的新型劳动。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仍在持续颠覆传统时空，虚拟现实、增强虚拟现实以及“元宇宙”的产生，可能引起劳动的进一步数字化、智能化和虚拟化。越来越丰富的科技要素融入劳动过程，情感劳动、知识劳动等脑力劳动将成为主流的劳动形式之一，创造出越来越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随着数字劳动资料在技术上不断取得突破，劳动的物质条件可能会被逐渐扬弃，非物质劳动将生产更多的文化、知识和服务类的非物质产品，不断提升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智能化、自主化和无人化的数字劳动成为劳动发展的未来趋势，这些新型劳动的崛起和创新，不断促进经济进步、技术创新和人的发展有机统一，推动劳动者走向更好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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