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契合机理的时代性要求——学习党的二十大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

高建生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行政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这就是说，依“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基本含义而言，其内在关系应当是“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即“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的统一。这一内在统一、联系关系在实践中的体现，要求对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契合关系的发生机理、演进机理与价值机理有更为深入的认识，进而把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拓展的时代要求。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2]227从近代中国社会开始对现代化进行早期尝试与探索起，到新时代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尽管其间始终存在诸如“中国本位论”与“全盘西化论”等非此即彼的思维观念的影响，但在百余年现代化在中国社会发生、演进和价值选择的进程中，尤其在中国共产党不负历史使命，把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担压在自己肩上之后，客观展现“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的内在契合关系，就构成实践发展的一条主脉络。

从发生机理上看，“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的内在契合性是中国社会寻觅现代化道路进程的客观结果。与世界上发达国家实行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不同，近代中国实行的是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历史大变局中对实现现代化作出的尝试和探索，是从向西方学习开始的。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在“被”打开国门后，现代化的“西风”频吹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实现现代化的课题历史性地摆在了中国社会面前，促使无数志士仁人对现代化的理念、模式、结局进行深刻思考，且近乎是趋同性地期冀从西方获取现代化的路径，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3]1470当时只要是西方的东西，中国人都像谦卑的“学生”一样向西方这位“先生”学。然而，从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这种“学习”尽管都没有获得真正的成效，却以中国社会一步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代价和结局，留下了足资后人借鉴的警示：以西方为范本的现代化发展，是“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4]36向“先生”学习的结果，从一开始就因“先生”要使“学生”沦为自己的附庸而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只有“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否则只能给民族造成“危险”。[5]793换言之，当现代化这一人类文明的巨大嬗变冲击世界的时候，“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和“迎合世界潮流”的激愤，表明于发生机理上，憧憬现代化的中国、接受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构成近代中国社会谋求现代化发展的原始导因。同时，中国尝试和探索实现现代化的结果，却启动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演进的悲壮历程，“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谋划现代化的发展，走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发生机理的受迫性结论。“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的内在契合性在中国社会寻觅现代化道路进程的初端，就客观地展示在了中国社会面前。

从演进机理上看，“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的内在契合性是中国社会推进现代化实践发展的历史结论。当孙中山接受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明白“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谋划现代化的道理时，并没有解决如何“照自己的社会情形”推进现代化的课题。面对这样的课题，中国社会不同社会组织、政治力量和志士仁人在经历转变价值理念、创新思想文化、开发实业和改良制度等方面的反复选择与取舍后，既未能使中国社会摆脱积贫积弱、日益沉沦的悲惨命运，也未能把现代化的光泽覆盖到中国贫瘠的大地上。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随即使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实现了“由被动转入主动”[3]1516的历史性变革。深入分析党成立百年多以来中国的现代化一步步从梦想成为现实的历史不难发现，其实践与演进的核心机理：一方面，在于“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
[3]1470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6]534而从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牺牲与奉献精神为实现现代化创造政治前提的社会革命中，从中国共产党历经艰难险阻、勇担复兴民族使命的现代化实践中不难看出，坚守矢志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顺应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的“共同特征”建设现代化的中国，勾勒了其百余年全部奋斗的一条主线。同时，无论就中国共产党为探索“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的现代化道路的坎坷而言，还是从照搬“苏联模式”造成严重失误留下的教训上看，以及党的二十大规律性地揭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1]都表明走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进现代化实践的历史性结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性，在中国社会实践现代化发展的演进机理中得到了深刻体现。

从价值机理上看，“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的内在契合性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文化选择的必然要求。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文化与价值碰撞的过程。正确理解与把握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文化价值的时代性、世界性和传统性、民族性的关系，直接影响到现代化发展的进程甚至成败。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与应对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导致的民族危机直接相关。而来自外部世界入侵的首波冲击是文化价值的冲击。在这样一种冲击、碰撞与应对的过程中，“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以及“中国国粹＋西方科学”的生硬嫁接方案，都没有破解现代化价值取向与中国传统文化取向如何融合的难题，反倒积累了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所述的“只见事实的科学造就了只见事实的人”[7]6的理性价值丧失难题，并相应导致了社会性的信任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平赤字。面对这样的难题，中国共产党在谋划和推进现代化的实践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审视不同文化的兼容互补问题，既强调以开放的眼光批判性借鉴外来文化，明确“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6]706又注重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取推进现代化的精神动力，认为对民族文化而言，“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6]707-708从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而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同时也保证了现代化进程中“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与吸收民族文化中“民主性的精华”二者的兼容互补。后者恰恰是现代化过程中“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内在契合性在价值碰撞、取舍问题上达到的完美统一。

所以，对从近代开始的中国社会现代化发生、演进与价值机理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现代化的过程其实是不同国家、民族对现代化发展理念、模式和可能结局进行甄别、选择和实践的过程。“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的内在契合性，使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发生、演进与价值机理共同作用的必然选择。

中国社会现代化发生、演进与价值机理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发展的实践中有着同样的展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因“西式”现代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民族危机而生，亦因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成。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百余年的历史，就是党带领亿万人民为实现现代化、践行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契合性的历史。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性，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社会革命为现代化发展创造政治前提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领导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优先权，并未交给中国共产党。农民起义的失败、洋务运动的破产、戊戌变法的夭折和辛亥革命的流产，使中国社会最终将现代化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总结各种社会思潮、改良主张和社会运动在现代化道路上日渐式微的基本教训，在于各种各样的尝试与探索，总归脱不开两极化发展模式的选择：或者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否定现代化发展的国情性约束；
或者拒绝时代发展的潮流，否认现代化在中国社会的适用性。这样的情形，其实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长达十余年的时段中同样存在，只不过其表现是以当时党的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书斋化的形式出现而已。但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导现代化进程之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无论于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为现代化发展创造政治前提而言，还是就利用掌握全国政权的制度优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来说，注重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性，始终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突出特征。一方面，无论在夺取全国政权前，还是掌握政权后，中国共产党都充分认识到现代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这“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8]515夺取全国政权后，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了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毛泽东更明确地宣示了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9]350的目标。同时，党通过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政权，为现代化发展开辟道路；
通过在根据地、解放区开展经济、文化、社会建设活动，为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通过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为现代化的探索创造了政治前提；
通过建立较为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为现代化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党还要求对“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10]41即必须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把现代化建设的重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3]1132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性，在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就是这样实现了有机的统一，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性，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开放为现代化发展奠定厚实基础的过程中。随着领导现代化实践的不断深入，党对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契合性的认识与把握也更为深入。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科学总结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全盘西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套用“苏联模式”的历史经验教训，创造性地借用“小康”这个凸显中国风格、体现现代化要求的概念，以“三步走”战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路径，在本身就鲜明反映现代化“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质性的同时，成功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就此而言，围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契合性的论证可以有多方面的思路与解析，而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党在改革开放后确定的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的党的基本路线，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反复强调的“现代化建设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等，都是从核心内蕴上对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契合性的清晰说明，即“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11]162而“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11]237也就是这样的契合性，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能够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严峻考验面前，以世所罕见的“中国速度”“中国奇迹”大踏步地赶上时代的成功奥秘，为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坚实支撑。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性，统一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迈上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进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推进现代化发展相互衔接和逐步递进的目标并扎实推进的过程中，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性作了更具时代特点的深刻阐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所推进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是在党的领导下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2]123-124按照这样的发展思路，党和国家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步伐，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总结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实践无疑表明，上述五方面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解析，不仅对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契合性所蕴含的“共同特征”元素和“中国特色”要素作了更辩证、更深入的论证，丰富与创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更科学地回答了党领导下新时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十年伟大变革的根本原因，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契合性对“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1]的重要意义，为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性提供了新的时代佐证。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程表明，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化发展的实践中，党领导的现代化，无论从发展基础的薄弱、发展起点的低矮、发展体量的庞大上，还是从发展过程的艰辛、发展难度的巨大、发展成就的罕见上，无疑都是一个特例，也是一个优例。而总结当今世界范围内围绕这一“特例”“优例”进行的研究与探讨所可得出的理性结论，也无疑需要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关系中去寻找，这对我们进一步理解党的二十大特别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的接续性体现，保证了党领导的现代化事业发展，能够在各种风险挑战的干扰、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袭中顺利推进。党的二十大在科学审视世界范围内现代化发展的得失成败，深入总结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对“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二者的统一关系作了更为深入、更具指导意义的科学阐释，把对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契合性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战略高度。

明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内涵的本质要求，在于坚持党对现代化的全面领导，从党长期奋斗历程的凝练中，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性给予了新的概括。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党的二十大从本质要求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所进行的高度概括，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为实现现代化进行奋斗的基本经验，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下的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则必然体现为“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二者的统一。可以说，只有在党全面领导下的现代化发展中，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性，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现代化发展“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全部内涵的契合关系依托党的全面领导获得了本质性的规定与保障。

明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价值意义，在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从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的定位上，对领略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性作出了新的阐释。党的二十大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要求“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放诸关系民族伟大复兴大业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战略高度予以定位。这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与民族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关系，决定了把握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性与实现民族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关联度：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性与完成党的中心任务紧密联系，构成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然选择。这就启示我们，如果说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契合性的发生、演进、价值机理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开放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制度条件、奠定雄厚基础的话，其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作用就直接关系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与结果，关系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新的选择的实现与否。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契合性的实践价值与意义获得了更为深刻的阐述。

明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结论，在于“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1]从世界范围内现代化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对解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性提供了新的揭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现代化发展“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1]那种“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1]西方模式，以及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手段实现高积累的苏联模式，都不可能促进中国现代化的真正发展。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其根本要点和内在要求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这种把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契合关系贯穿于现代化发展全过程的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不断得到成功推进和拓展的真谛所在。党的二十大在总结现代化实践经验教训基础上的这些论断，从现代化发展规律的逻辑推演中，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性作了体现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

明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点任务，在于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从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意义上，为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性确定了新的路径。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性重在实践。党的二十大围绕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以紧紧抓住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1]着力在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上下功夫，根据实践要求“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1]明确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现实路径与重点任务。由此表明，把握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性，既要着眼于从世界现代化发展历史中汲取认识与处理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的经验教训，更要立足于中国实际，结合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面临的“新问题”“深层次问题”“急难愁盼问题”“重大问题”和“突出问题”，特别是要围绕可能面对的风险与挑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这就从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要求上，为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性，赋予了更为现实的时代性与实践性，明确了现实可行的路径与任务。

明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所在，在于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从执政党建设与现代化发展的关系上，为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性打开了新的视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由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转变的伟大实践，是前无古人的全新探索，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面对国内异常艰巨的发展任务和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现代化实践既会面对许多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新变化、新特点，遭遇许多从未遇到过的新矛盾、新挑战，迎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向往，也会激发人民群众的许多新诉求、新期待，为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而产生的更多新愿景、新抱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目标、新标尺，还会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与政权建设质量形成相应的新期冀、新要求，同时“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1]的风险挑战同样会对现代化发展进程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面对非进不可、不进则退的坎坷征程，最根本的就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举网以纲，千目皆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1]这就从执政党建设必须应对的风险挑战的意义上，对把握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性提出了新的期待。比如，如何从现代化进程中政党沉浮、治理得失、执政成败的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如何从世界不同政党现代化建设中探寻规律，如何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发展中汲取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中获取启迪，如何在“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题”[1]的背景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等，都为把握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性扩展了新的思考空间，打开了新的审视视野。

明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思维进路，在于坚持科学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上，对领悟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性提供了思想方法。党的二十大报告结合全面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入，要求推进现代化“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1]这一要求的重要方法论意义，在于领悟与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性，要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运用上，科学认识与处理好现代化发展中围绕“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必然衍生的对立和统一、肯定与否定、开放与自主等一系列重大关系，防范可能出现的立场方法偏差。毫无疑问，对这些关系的认识与处理程度，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契合关系的实现程度；
对这些关系的实践与运用程度，决定着现实工作中避免全盘西化和盲目排外、历史复古与民族虚无等倾向的自觉程度。这就把对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契合性的实际运用，纳入到了更具有根本性、科学性的思维进路当中。

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的内在契合关系，对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当代中国社会意义重大，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1]的时代性要求。

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性关系，务必以党的二十大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论述为指导，自觉抵御和防范现代化发展的两极化思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作为“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内在契合的统一体的过程中，既要以开放的视野与气度，充分总结、汲取世界范围内现代化发展中积累的经验教训，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又要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突出现代化发展的中国特色，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道理。但从实际情况看，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契合关系的认识，确实存在来自“封闭僵化的老路”与“改旗易帜的邪路”两个方向极端化认识的干扰，并且有人总是错误地把“中国国情”与“封闭僵化”、“改革开放”与“改旗易帜”等同起来，以极端化思维审视现代化的发展。现实中时有出现的关于“改革发展是否倒退了”“对外开放是否收紧了”等的疑问和奇谈怪论，关于把收入差距的扩大、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浪费、以“权、钱”衡量价值实现的尺度，乃至权力腐败等的出现与现代化捆绑于一体，且以“代价”“成本”等称之的认识，诸如此类，事实上正是两极化思维在实践中的反映。这些存在着的问题告诉我们，正确认识与把握党的二十大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的内在契合关系，两方面深层次的思考是难于回避的。一方面，要充分认识与理解现代化发展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客观规律，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带有共性的现代化特征不仅存在，而且是在各个国家、民族现代化发展中都有所体现的。比如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取向，科技效应的日渐凸显，教育的普及成为常态，开放性与流动性的显著增强，中等收入群体的逐渐增多，公民素质的普遍提高，以及新旧生产、生活方式在激烈碰撞中的更迭，社会成员在这种更迭中必然会受到的心理与价值观冲击等。这些“共同特征”，决定了中国的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12]156否则，现代化也就不成其为现代化了。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与理解现代化发展是不同国家、民族推进自身文明演进的过程，各具国情的现代化发展表现出不同的发展特色，同样是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规律。从早期工业文明迄今的现代化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仅未能靠西方发达国家开出的现代化“药方”获益，反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类的“现代化魔咒”当中，就是最好的说明。从对这样两方面的理解与把握中感悟党的二十大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的内在契合关系，显然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关系，务必把党的二十大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论述，运用于处理与解决好全面现代化国家可能面对的突出矛盾与问题的实践中。现代化的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并不是一个自然的发展演变过程，其间充满了方向、路径选择的困惑与风险、挑战应对的艰辛。就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而言，依靠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探索，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伟大变革，中国式现代化获得了成功的推进和拓展，这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发展基础的同时，也很容易滋养一部分同志轻率看待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心绪：巨大的发展成就可能使他们忽视对现存的与可能发生的风险挑战的警觉，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如期实现，更容易使他们忘却实现这一目标的周折与坎坷，进而认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会自然而然地达成。不能说类似的心绪与看法是主流的认知，但其危害性却不可不予以警惕。事实上，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1]在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所面临的，是外部与内部并存的挑战，传统与非传统叠加的风险，既包括经济、社会各领域难以避免的矛盾，也包括自然、灾患可能引发的问题。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契合关系的重要性，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
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的内在契合关系，统一于分析和解决现代化实践亟需解决的突出矛盾与问题之中，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如何落实党的二十大对现代化发展部署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
如何把握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的战略机遇、任务、阶段和要求；
如何针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特征、新表现，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举措；
如何抓住干部群众在现代化进程中关心、关注的深层次问题，化解利益格局、调整利益关系，解答社会治理体系改革中容易产生的困惑、疑点；
如何推进管党治党常抓不懈、紧抓不放等等，都涉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关系。分析和解决好这些矛盾与问题，现代化发展中“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的内在统一关系就会得到根本性体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就能在既顺应现代化发展规律，又紧贴中国国情的实践中，不断化解矛盾、战胜挑战。

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性，务必促进现代化发展中“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的互融互进，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丰富创新中推进现代化实践的深入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是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13]258也是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契合关系必须解决的问题。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在“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互融互进中推进现代化的实践，不仅改变了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命运，而且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为推进世界现代化进程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创新提供了实践素材与动力来源。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是不断深入、不断拓展的实践，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化迈进，意味着比现在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还要多的中国人民将进入现代化行列，这“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有深远影响的大事”。[12]123这种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性、历史性实践，必然会极大地充实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创新。而这样的“充实丰富”“发展创新”，无论有多少方面的解读与阐发，它所内含着的核心意蕴与特质，都在于现代化发展“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的内在契合关系。所以，对这种反映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契合关系的理论研究越深入，运用其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越成功，就越会显示出其超越西方现代化理论与模式的深邃真理性和实践感召力，这无疑是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契合机理在新时代的进一步展示，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需要探索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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