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德树人”的劳动哲学阐释

潘二亮，何云峰

(上海师范大学 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上海 20023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教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学生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学。凡是不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做法都要坚决改过来。”[1]这表明“立德树人”既是我国教育的根本目标导向，也是我国教育的根本价值遵循。实际上，“立德树人”作为贯穿我国各教育阶段和领域的根本教育目标，指明了我国教育的元价值理念，表达了我国教育的初心与使命。它既自觉地继承了以德性教化为核心的传统教育理念，又高度地体现了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理想人格特征。但是，“立德树人”在实践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离，导致了“立德树人”的效果不佳，而个中原因比较复杂，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本文主要从劳动哲学认知层面廓清人们对“立德树人”的模糊性认知，为推动新时代“立德树人”的实现提供学理上的支持。

从构词上来看，“立德树人”是由“立德”和“树人”所组构而成的词汇。“立德”一词最早出现于《左传》，原文为：“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翻译成白话文为：最上等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其次是创立学说，即使过了很久也不会被废弃，这就叫做不朽。而“树人”则最早出现于《管子》，原文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
十年之计，莫如树木；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管子·权修》)翻译成白话文为：一年完成的不如种粮食，十年完成的不如种树，一辈子完成的不如培育人才。可见，从字面上来看，现在使用的“立德树人”是深植于传统文化中的。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条件的变化，“德”与“人”概念的内涵都有了巨大的更新。为了准确地把握“立德树人”的内在意蕴，进而为新时代“立德树人”的教育事业发展提供清晰、明确的概念支持，需要对“立德树人”进行多视角阐释。我们将从道德理性、反思理性、感性对象性三个视角对“立德树人”进行阐释。

1.“立德树人”的道德理性视角：理想人格的追求

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中国哲学，在我们看来，可以视为一种道德人生哲学。它追求的不是外在于人的科学真理，也不是获得关于何为灵魂或精神的理性知识，而是追寻人活着的终极意义。它关切的中心不是灵魂如何得救，也不是如何舍身以实现灵魂的解脱与安宁，而是如何安顿人的己心，如何靠自己的道德践履来过好此生。可以说，它是一种重生的哲学，当然这里的“生”并不是指生物科学意义上的生长与增长，而是指道德人性层面的不断发育与扩充，是道德人格与人生境界的持续完善与提升。可以看出，传统中国哲学对“德”的理解并不是知识论进路的，而是人生论进路的。知识论进路追求的是知识层面的“德”，是为了使人获得关于德的真理性认知；
而人生论进路追求的则是境界层面的“德”，是为了使人成为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大写的“人”，让抽象的德具身化。知识论进路是西方理性哲学的德性观，而人生论进路则是中国人生哲学的德性观，西方理性哲学的德性观实际上是一个知识观问题，而中国哲学的德性观实际上是一个人生观问题。

从以儒家哲学为代表的传统中国哲学来看，“立德树人”反映的是一种对理想人生的追求，关切的是理想人格的教化与养成问题。这种理想人格主要是一种道德人格，它追求的是人格的道德完善、扩充以及提升，并且这种道德人格是分层级的。比如，在传统封建社会，人格的层次从低到高依次为小人——君子——贤人——圣人，层次越高者意味着德性越高，境界越高，同时也意味着其所肩负的责任与使命越大。此外，“德”既是一种衡量人格的标准与尺度，也是一种推动实践理想人格的内在动力。这种饱含德性的理想人格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会有不同的概念呈现以及与之对应的理想人格。比如，在传统封建社会，“德”主要指“仁、义、礼、智、信”，其所对应的具有理想人格的人便是“君子”，而在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德”具体主要指“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对应的具有理想人格的人则为“五一”劳动模范、感动中国人物等先进人物。

从理想人格的培育来看，新时代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就是要培养能够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人格。伟大复兴离不开伟大人格的塑造，新时代教育的使命就在于塑造出具有伟大人格的人才。教育不能仅仅满足于技能型、复合型人才，这毕竟仍然停留在“器”的层面。孔子说“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理想人格是一种道德人格，它虽然没有直接的职业性和专业性特征，但是每一种职业岗位都需要理想人格的指引。理想人格是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2]18的原则高度来看待人的，新时代必须从培育理想人格的高度来看待“立德树人”的重大意义。

2.“立德树人”的反思理性视角：“人是什么”的追问

不同于追求一种道德式理想人格的以儒家哲学为代表的传统中国哲学，以古希腊哲学为其精神底色的西方哲学并不直接追求某种理想人格，并不直接追问“人应当成为什么”，而首先追问“人是什么”。换言之，它关注的是关于人的普遍定义问题，而非成为什么理想人格的问题。在这种哲学看来，人应当过一种反思性或沉思性的生活，未经反思或沉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因为如若不弄清楚“人是什么”的问题，那么追求“人应当成为什么”则必将是盲目的。甚至在古希腊哲人看来，知识即是美德，而无知即是恶。西方文明具有的反思理性是一种不断质疑和诘问的理性，是一种否定性理性。其旨趣是通过对一事物之为一事物的前提的不断追问，力图找到一事物之为一事物的最高或本质根据。具体来看，就“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而言，反思理性并不直接关切如何实践“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而首先会反向追问：“什么是立德？什么是树人？”并进一步追问：“德是什么？为什么立德，才能树人？立知或立其他就不能树人吗？”最终追问：“人是什么？”可以看出，反思理性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剥洋葱的理性，通过对事物不断的追问，一步一步地接近事物的最高或本质根据，这一持续的追问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从事物现象层面向事物本质层面不断深入的过程。

为了具体把握反思理性的本质特征，我们将其与建构理性进行比较分析。建构理性的思维运作方式与反思理性恰好相反，它直接从某一既定前提或根据出发，通过形式逻辑推理得出结论。建构理性是一般具体科学(如数学、自然科学)所采用的理性形式。而反思理性则反向对结论得以成立的前提或根据进行再审视或拷问，其目的不是为了获得某种具体结论，而是为了使结论本身建立在可靠、清楚、明白的前提或根据之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思理性与建构理性的思维运作方式虽迥然不同，但并不是对立的：反思理性实际上为建构理性提供了绝对可靠、清楚、明白的前提或根据，而建构理性实际上为反思理性的真理性提供了实在的成果确证。比如近代数学、自然科学的发展，无不是建立在近代哲学主体性革命的前提与基础上的，没有近代哲学的主体性革命，近代数学和自然科学的革命性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反之，近代数学与自然科学的革命性发展也推动了近代哲学的主体性革命。

那么，此种反思理性对于实现立德树人教育目标的意义与价值何在呢？显而易见，当前“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在其实践中出现的偏离等问题，一定原因在于对“立德树人”的抽象认知，缺乏对“立德树人”概念进行反思性分析与拷问的功夫。可以说，这是实现“立德树人”教育目标的必要认知前提。

3.“立德树人”的感性对象性视角：实现人的感性解放

无论是道德理性思维还是反思理性思维，其实都是一种概念思维，而感性对象性思维则是一种前概念思维。概念思维是一种以概念为中介把握世界与人的思维，它实际上是以意识设定的某种前提为根据去解释世界与人的合理性，因而，它至多只能实现对世界与人的合乎理性的解释，即世界与人应当是怎么样的，而根本无法承担改造世界与改变人类命运的双重使命。而在感性对象性思维看来，人不能仅限于思维真和善的世界，而且要能生活在真和善的世界中，并且只有达至后者的状态，才能解决思维之真和善与存在之真和善的矛盾对立问题，实现思维与存在的感性统一，而非观念的虚假统一。如果一个人本身就生活在真和善中，那么自然就不会思维真和善的问题，其之所以思维真和善，正因为在现实中真和善还是缺席的、不在场的。

真正实现思维之真和善与存在之真和善统一的哲学家是马克思。马克思以其革命性的实践哲学批判了传统哲学仅限于解释世界的根本弊端，全心致力于人类社会的根本改造，力图在地上建立天国。马克思通过其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实现了思维之真和善与存在之真和善的统一，并使得所有人都能生活在真和善之社会中，这一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马克思认为以往哲学只满足于解释世界，而这些解释世界的哲学至多只能实现对世界合乎理性的解答，而在他看来，对于世界的态度应该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502。改变世界的活动显然不是思维的自我活动，而是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在马克思看来，这就是通过劳动改变世界和人自身，特别是把人从各种异化的社会关系和生存状态中解放出来，使得人的本质与人的存在直接统一，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此外，理性思维(包括道德理性思维和反思理性思维)实际上又是一种实体或本质主义思维，其旨趣在于寻找世界的最高实体或本质根据，以求实现对世界的绝对理解。因而，可以看出，理性思维突出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不过，这一突出并不是对人的全面肯定，而只是对人智力的肯定，因而，不过只是对人的片面性肯定。实际上，理性思维发展到极端，就会走向理性的绝对自负，并不会带来人的幸福，而很可能是人的灾难。最终理性脱了肉身，并成为奴役和主宰人的力量。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并不是理性的，而是感性的，人是感性对象性的存在物，是劳动的存在物，而理性思维不过是人类在长期感性劳动交往中所形成的意识结晶。而人的本质也正是在感性对象性活动中历史性生成的，而非理性的先天规定或设定，同时，人又由感性对象性活动而发展出感性对象性思维，感性对象性思维是一种在与他者的劳动交往中看到自身并把他者视为自己的思维形式，实际上是一种主体间的关系思维。它强调的是，人只有在与他人的普遍社会交往中，特别是社会劳动生产中，才能获得对自我的全面认知，最终才能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感性对象性思维看来，“人是什么”并不能通过对人的概念定义来实现，而必须通过认识由人的劳动所创造的全部社会关系来实现，人是在感性的社会关系交往中创造自身，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501从感性对象性思维来看，“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本质上是将人从非人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感性自由。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们看来，可以称之为“劳动哲学”。正是劳动创造了人、人类历史以及整个感性自然界。劳动不是一种观念性的神秘力量，而是一种活动性的感性力量，劳动造就出作为类感性存在的人，整个人类历史可以说就是劳动异化、扬弃劳动异化、实现劳动自由和劳动解放的展开过程，而整个自然界正是在劳动中不断转变和提升为人化的自然界，即真正的属人自然界。

1.“劳动”概念的哲学辨析

“劳动”是一种怎样的活动？一言以蔽之，“劳动”是一种感性对象性活动。这是对劳动的存在论论断，并且是由马克思科学地加以定义的。而马克思这一定义又是对黑格尔的对象性活动思想与费尔巴哈的感性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从而第一次把劳动建立在科学的地基上，恢复了劳动的本真面孔。因而，要把握劳动的科学内涵，则必然离不开对黑格尔的对象性活动思想与费尔巴哈的感性思想的先在认识。

先来看费尔巴哈的感性思想以及马克思对它的创造性发展。费尔巴哈实际上恢复了感性之于人的第一性原则，“他论证了要从肯定的东西即从感觉确定的东西出发”[2]200，认为上帝是人因感性需要的对象性而由理性设定的思维存在，这一存在离开人的感性需要的对象性是不存在的，同时若离开人的理性，上帝也不能以思维的方式存在。动物并没有上帝，因为动物没有理性思维及能力。动物的存在只是个别的直观性存在，并没有类的自觉意识。在费尔巴哈看来，只有感性的个人才是本体，感性的个人是真实的和最高的存在，宗教意义上的上帝不过是人的观念投影，是人的副本，“人的绝对本质、上帝，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本质”[3]8，“上帝是人之公开的内心，是人之坦白的自我；
宗教是人的隐秘的宝藏的庄严揭幕，是人最内在的思想的自白，是对自己的爱情秘密的公开承认”[3]18。不过，虽然费尔巴哈科学地指出了人的感性本质，但是他只是把感性理解为爱等生命情感，仅仅把感性理解为感性直观，而非感性活动，正如马克思批判地指出：“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2]530这是因为“他还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的爱与友情”[2]530。

费尔巴哈哲学的积极价值在于，恢复和重新确立了人本主义原则：人绝不是任何神秘存在的手段或工具，更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理性实现自身的中介物，人就是目的本身。费尔巴哈创立了感性人本学，颠倒了理性人本学的传统人学范式。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费尔巴哈只是实现了主谓意义上的逻辑颠倒，将传统的理性决定感性颠倒为感性决定理性，感性取得了优先和主导地位，但他并没有使得这一颠倒获得实质性的全新内容，或者说没有能从内在维度实现对理性人本学的真正超越。由于费尔巴哈对感性的理解仍然是直观的，而非活动的，在他那里，感性是生物性的、情感性的，是非历史的、非社会的；
而在马克思那里，感性却是类存在的、交往活动的，是历史的、社会的。费尔巴哈实际上发现了理解人和世界的科学出发点：感性。但遗憾的是，他的发现也仅仅止于此，并没有将这一发现实质性地向前推进。而马克思却在费尔巴哈发现的基础上，极大地丰富了感性的新内涵，使得感性具有了社会和历史的新内涵。他将感性分为两种基本形式——“感性需要”和“感性意识”，并指出“全部历史都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2]194。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的感性原则，扬弃了黑格尔对劳动的抽象理解，从感性活动而非感性直观的角度去把握劳动的本质，并指出劳动的历史与世界历史是同步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2]196可以说，马克思用“劳动”解开了人类自身与世界历史之谜。

再来看黑格尔对“对象性活动”的理解以及马克思对它的创造性发展。黑格尔是第一个在哲学层面深入论述劳动问题的哲学家，马克思高度评价了黑格尔的功绩，指出：“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
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205同时，黑格尔也是第一个系统地阐释“对象性活动”思想的哲学家。不过，在黑格尔那里，对象性活动是意识或精神意义上的，即意识或精神活动的对象性，“对象仅仅表现为抽象的意识”[2]204。黑格尔以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关系来阐发他的对象性活动思想。在他看来，主人“是独立的意识，它的本质是自为存在”，而奴隶“是依赖的意识，它的本质是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4]144。主人不从事生产劳动，而必须“通过奴隶间接地与物发生关系”，即主人必须以奴隶为中介才能建立自己的独立性，形成自己的独立意识，表现了它对奴隶的依赖性，因为“他把对物的独立性一面让给奴隶，让奴隶对物予以加工改造”[4]145。但黑格尔只是阐释了作为意识的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对象性活动关系，而并没有阐释“现实的个人”之间的对象性关系。这是因为黑格尔仍然认为意识或理性才是人的本质，而感性在黑格尔那里并不具有确定性和真理性，“事实上，这种确定性所提供的也可以说是最抽象、最贫乏的真理。它对于它所知道的仅仅说出了这些多：它存在着”[4]71。也就是说，黑格尔认为感性并不构成人的本质。

黑格尔对“人”的理解完全是理性或精神的，“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2]207，而人的感性并不构成人的本质，只有理性才构成人的本质——他将理性提高到绝对的高度。这一理性思维贯穿他全部著作，决定着他对于每一个事物的理解，并以理性的有无和高度裁定事物的等级与价值。“劳动”在黑格尔那里完全是一种思维的存在活动，他并不关心现实的个人的劳动生产行为，而只是对“无肉身”的思维劳动进行概念推演与思辨，正如马克思深刻地指出，“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2]205。这一点是必须明确的。

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主奴辩证法)并不是感性的，而是理性的。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是要分析绝对精神创造人与世界的内在结构与一般规律。而现实的个人不过是绝对精神这一主人的奴隶，是神秘的绝对精神的设定。我们知道，任何劳动要成为一种现实的活动都不能是孤立的自我活动，而必须是内含他者的活动，这反映出劳动的社会性和伦理特性。这在马克思那里以劳动的二重性得到了充分表达，即任何一种劳动既是一种创造具体使用价值的活动，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创造交换价值的活动，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且只有后者才真正反映了劳动的“质”。使用价值只是满足人的生物需要，交换价值却反映人在何种程度上“以人的方式”满足生物需要，交换价值反映了劳动的社会性和伦理属性。在黑格尔那里，现实的个人并不是劳动的主体，抽象的绝对精神才是劳动的真正主体。

那么，绝对精神是什么呢？这不过是黑格尔的理性设定。黑格尔抽象的思辨语言其实有其社会历史的内容，可以说是时代精神的思辨表达，这就是以资本为绝对原则的现代精神。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实际上是“资本雇佣劳动”辩证法，其中资本才是绝对精神，是支配劳动的绝对力量，而由资本雇佣的无产阶级和执行资本意志的人格代表者资产阶级，不过是资本的两个设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与对抗是资本内在矛盾的外化和现实化，其中“资产阶级”代表资本主动的一方，而“无产阶级”则代表资本被动的一方，二者互以对方为前提，但又反对对方，而这不过是资本的自我对抗。资本雇佣劳动的辩证法无非是代表资本主动方的资产阶级与代表资本被动方的无产阶级的矛盾运动。马克思击穿了黑格尔劳动辩证法的思辨幻象，揭示了黑格尔的思辨劳动概念不过是“资本雇佣劳动”的思维呈现，进而展开了对资本雇佣劳动的社会存在论批判，这就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进行的工作。马克思关心的并不是劳动的一般人类学，而是关心劳动的特殊社会学，关心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为什么是反对人的。劳动本应该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变成异化的活动，变成奴役人的活动，劳动的对象化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变成了劳动的非对象化，现实化变成了非现实化。

劳动是一种感性对象性活动，而非意识对象性活动，“感性”意味着劳动主体的属人性。劳动是人满足需要的方式，也是意识生成的基础，而“对象性”意味着劳动的社会性或交往性，劳动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单个人的活动，单个人的活动只是劳动的表现形式，但劳动的本质却是社会的、共同的或伦理的。这里面蕴含着劳动立德的可能性：德性并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在劳动生产与交往中逐渐形成的。

2.劳动立德的对象性阐释

劳动作为一种感性对象性活动，其何以能使得人富有“德性”，使得人成为超越自然必然性的自由存在物或道德存在物，在我们看来，这可以由劳动的对象性属性来解释。

任何一种劳动都不是孤立存在，都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这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是如此。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是共同体劳动，单个的劳动离不开共同体的支持，此时共同体形态具有政治和伦理特质，占据对劳动的决定支配地位。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虽然从形式上摆脱了对共同体的依赖，但在实质上却更加依赖共同体了，更加需要共同体的承认，不过，此时的共同体是指“市场经济共同体”。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摆脱了直接性特征，劳动的本质不是创造直接的使用价值，而是创造间接的交换价值。也就是说，劳动的对象化产物——必须首先得到社会的承认，才能获得自身的定在——不被社会承认的劳动是无用的劳动。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个人离开共同体根本无法生存，更别说实现个性发展。因此，此种社会形态下形成的是一种集体主义的劳动道德观，劳动者本身就是共同体的一部分，劳动者要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无条件地向集体献出劳动产品，而后才能获得自身生存所需要的劳动产品。此时，个人还直接把共同体视为自己的内在本质，共同体是放大的自己。如在古希腊时期，城邦并不是外在的对象，而是伦理的自我，人是城邦的动物；
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普遍发展，个人逐渐从传统的政治和伦理共同体中游离出来，而成为个体之间契约的产物——此时形成的自然是一种个人主义道德观。

个人主义道德观为什么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会得到普遍确立，并成为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绝对基础呢？这可以从劳动形态的转变来解释。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还是一种直接生产使用价值的活动，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分配什么，并不是由劳动者个人意志决定的，而是由共同体分配的任务；
同时，个人生存所需要的产品，也是共同体分配的，个人生产什么、获得什么都不是自身所能决定的，这时人劳动还不具有自主性，因而，形成的自然是一种集体主义的道德观。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分配什么，取决于劳动者自身的选择，因而，这时从形式上来看，劳动便具有了自主性，或者劳动是出于个人的意愿和选择，自然形成一种只需要对自己负责的个人主义劳动道德观。不过，这种个人主义的劳动道德观具有虚假性，并不是真正的个人主义道德观。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并非真正自由的劳动，劳动只是从形式上实现了自由，即受资本自由地剥削。因而，这种个人主义道德观实际上是一种资本自由意义上的道德观，它实现的只是资本的自由，换言之，是对人普遍奴役的完成，“在表面看来是最大的自由，但是，实际上是个人的十足的屈从性和非人性”[2]316。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形成的个人主义劳动道德观较之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所形成的集体主义劳动道德观，无疑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是没有自由可言的，个人只是集体的一个属性或功能；
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至少实现了形式上的自由，确立了主观自由的原则。这一点要予以充分肯定。不过，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每一个人在劳动中既可以实现主观自由，也可以获得伦理自由。劳动摆脱了谋生性、中介性，而直接成为一种需要，劳动成为爱与道德的需要，劳动成为一种伦理生活。

3.劳动树人的三种历史形态

劳动是人特有的活动，也是满足需要和成为自己的方式，劳动不仅使得人成为人，而且使自然界成为人化的自然界。人能够成为必然与自由的二重存在物，正是劳动的功劳：一方面，人正是通过劳动能动地改造自然界，摆脱了对自然界动物般的依赖性，确立了对自然的独立性和优越性；
另一方面，人在通过劳动能动地改造自然界的同时，也在同等意义上改造人本身。因而，改造自然与改造自我本身本质上是同一劳动的两个方面。当然这里的劳动是指一种类活动，其只是表现为个人的活动。因为个人不可能直接去改造自然，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也不可能改造自我，个人往往是在被改造、被教育中逐渐成为自我的，因而，只有作为类的个人才能实现对自然和自我的改造，个人只有把个人劳动自觉地融入到集体劳动中，才能最大化实现自身，并且正是个人对集体(类)的依赖和需要产生了人的道德感。“劳动树人”并不是在个体意义上来说的，而是在类意义上来说的。

首先，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树立是单纯的伦理本质的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和为了维持种族的繁衍，劳动表现为集体的共同行为，本身具有伦理的属性，在道德价值观上，崇尚利他、奉献、牺牲的精神。劳动者的价值并不是直接由劳动的多少决定的，而是由劳动者对共同体的贡献来决定的。劳动者并不能在劳动中直接获得自我肯定，而必须从最高权力者那里获得自我肯定。

其次，在资本社会主义中，劳动树的是主观自由的个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和商品交换的普遍性发展，个人逐渐摆脱了对共同体的直接依赖，而逐渐靠自己的劳动实现生存和发展，这时劳动不再具有直接的伦理属性，而完全是个人的自主行为。个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就可以直接获得社会的认可，并通过货币购买他人的劳动成果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此时，劳动树立的是主观自由的个人。不过，其代价是劳动丧失了前资本主义社会那种伦理的属性，也就是说，劳动本身成为一种中介性或手段性的活动，劳动本身并不能够带来直接的幸福和自我肯定。人们之所以劳动，只是因为通过劳动的中介，可以获得货币，进而通过货币，人们能够买到各种消费品。被中介化的劳动本身其实已经异化了，劳动并不是目的性活动。人们不得不进行劳动，因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劳动者不具有任何劳动资料。劳动是为了生存，劳动具有直接的谋生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树人，其实树的是异化意义上的个人。所谓的自由人，其实是异化的自由人，人在异化劳动中并没有实现属人属性，而只是完成了奴役的社会化和普遍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人只是表现为自己奋斗，其实是为资本增殖而奋斗，实现的只是资本的自由，而非人的自由。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仍然是必然性的劳动，是资本宰制下的奴役劳动。不过，资本主义劳动为自由劳动准备了物质基础，为实现人的真正自由作了必要的物质准备。

最后，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树的是伦理自由的个人，实现的是人的真正自由。此时，劳动既摆脱了前资本主义中劳动的伦理性，又摆脱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中介性，而直接成为一种展现个性的自由劳动，每一个人的劳动都是以他者为目的的需要性活动，劳动不再是一种谋生的、利己的活动，而成为一种自由个性的展现。劳动是一种伦理自由的活动。劳动既是主体意愿和自我选择的自由行为，又是内包他者的伦理行为，是以他者为目的的德性活动，是康德的“人是目的”的普遍实现，每一个人都以“人是目的”来劳动。

总之，“劳动树人”具有社会历史性，这是由劳动本身的社会历史性决定的。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劳动具有截然不同的特征。因而，劳动树人也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劳动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树立的是单纯的伦理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树立的是主观自由的个人，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树立的是伦理自由的个人。它们之间存在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关系，主观自由的个人是对伦理的人的否定，而伦理自由的个人是对主观自由的个人的否定。

劳动“立德树人”具有社会历史性，需要与时俱进地调整“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意味着对劳动“立德树人”提出了新要求、新期望，需要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劳动“立德树人”在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

1.明确劳动“立德树人”的新时代方位

“立德树人”的教育事业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着力培育时代需要并能推动时代发展的人，而培育时代新人首先需要使受教育者认清其所身处的时代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这就是当前的时代方位，这一时代方位需要我们在实施劳动“立德树人”过程中加以详细阐释，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阐释清楚新时代形成的历史前提。从近现代史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进入新时代，是数代中华儿女不懈奋斗和努力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和“特色”，正是在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不懈奋斗和努力的过程中逐渐生成和确立的：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空降而来的，而是在不断的试验与失败中最后才找到的。在封建专制主义的老路回不去、资本主义的各种改革和革命方案都努力过之后，中国人民仍然摆脱不了被人欺辱的命运，中国共产党才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正如毛泽东深刻地指出：“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5]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又独具民族特色。我们党确立走社会主义道路之后，继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实现了民族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但是由于国内外复杂的因素以及对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经验，在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出现了重大挫折。这使我们不得不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于是有了伟大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是为了在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色”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要符合我国的历史传统与具体国情，特别是要符合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避免盲目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错误路线。正是在这种认知基础上，改革开放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新时代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与人才基础。认识新时代的前提基础，对于深刻理解“新时代”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于培养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的意义，能够使他们深刻认识到新时代是从历史中走出来的新时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而取得的结果。

第二，阐释清楚新时代的最低奋斗目标与最高奋斗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当前奋斗目标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终极目标是要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确立了最低奋斗目标和最高奋斗目标。最低奋斗目标具有阶段性：在革命战争时期，是赶走外国侵略者，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赶超资本主义国家；
现阶段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高目标始终没有变，都是实现共产主义。最低奋斗目标与最高奋斗目标之间是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最低目标”使得“最高目标”具象和清晰，而“最高目标”使得中国共产党人永远保持不懈怠的奋斗心态，给予人们不懈奋斗的价值引领力和导向力。当前，最切近的奋斗目标是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因而，要教育引导学生把个人的选择和努力与这一目标紧密联结起来，这也是劳动“立德树人”的阶段性教育目标。

2.有限度地承认劳动“立德树人”的主观自由向度，有效缓解劳动“立德树人”的泛伦理化倾向

众所周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和很不平衡的基础上，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始终面临一个“补资本主义的课”的现实问题。而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因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始终面临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问题。换言之，我国的社会主义始终同时面临一个如何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否则，一个不以充分发展资本主义为前提的社会主义就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可能倒退至某种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的社会阶段。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借助资本主义来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加快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不合格”的问题，进而再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扬弃和超越。

因而，就现阶段我国的社会发展水平而言，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资本的进步和文明价值，大力发展资本对于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依然具有紧迫的需要性和现实性。在规范资本的前提下要大力发展资本，利用资本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资本、促进资本的社会化流通，对于打破人身依附、等级观念等封建观念具有重大作用。在教育领域，需要有限度地承认由资本社会化而带来的主观自由空间，积极认可合理的利己精神，力戒盲目牺牲的不良价值观，用健康的基于主观自由的现代价值观平衡和调和利他、奉献、牺牲、集体主义等传统价值观；
要防止主观自由的泛滥以及绝对的利己主义，也要防止劳动“立德树人”的泛伦理化趋势，促进个人主观自由的健康发展；
积极教育学生正确看待和处理自我与他者、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等关系，防止走向极端。

在当前劳动“立德树人”的教育实践中，存在单方面地突出劳动利他性的问题，认为服务社会和奉献社会的劳动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劳动，其实这就脱离了劳动的原初意义——劳动首先是一种感性活动，是人为了满足感性需要而有目的地进行的活动。劳动首先指向劳动者自身，它服务的第一对象当然也是劳动者自身，劳动者享有对劳动成果的优先支配权与索取权，个人为自己劳动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只要是诚实劳动，那么就值得被尊敬和赞扬。

3.旗帜鲜明地阐明劳动“立德树人”的伦理自由向度，为超越主观自由提供价值牵引

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劳动“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仅仅满足于培育主观自由的人，奉行的是个人主义自由观教育，崇尚的是个人主义道德观。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坚持生产资料私有制，坚持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维护的是少部分有产阶级的利益。在经济上奉行资本自由竞争，实质上是奉行对无产阶级的平等剥削。在政治上以个人权利为绝对原则进行政治组织的安排，并以此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实际上，这里的个人权利只是少部分有产者的权利，只有拥有财产才有资格参与政治生活，也才有政治话语权，因而，建立在个人权利基础上的政权以维护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为宗旨。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则大肆鼓吹和宣扬自由、平等、民主等所谓普世的价值理念，并大力对外倾销和对内灌输这些价值理念——实际上，自由、平等、民主等所谓普世价值理念不过是政治空头支票，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新冠肺炎疫情以来，西方民主政治的虚假与剥削本质暴露得淋漓尽致，为了实现资本增殖的最大化，竟然采取躺平的措施，放任病毒蔓延，普通百姓的生命权被无情地忽视与剥夺，这更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6]。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理念是一种虚假的、诱惑人的口头承诺，只是一种虚幻的、自我矛盾的意识形态。这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主观自由教育不可能成为现实，只有有钱人才能实现主观自由。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劳动“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最终是要培育具有伦理自由的个人，始终坚持和奉行集体主义自由观教育，推行的是一种伦理自由观教育。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目标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基础上的，是建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具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双重保证。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充分地认识到，要实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完全超越，必须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努力，不仅需要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先进的社会生产关系以及先进的政治制度，还需要先进的社会价值形态和新型精神体系，特别是后者，越发显得重要：“任何一个社会，特别是一个高级的社会形态，它在取代低级的社会形态或早期社会形态的时候，除了权利的更替，即统治阶级政治体系的更迭以外，还存在价值形态的转换。”[7]只有以先进的价值理念为引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从培育人才来看，要积极培育具有伦理自由觉悟的共产主义实践者。资本主义只是实现了人的主观自由，并且这种主观自由必须建立在有产资格上，必须建立在阶级压迫之上，因而，它并不是真实的自由。只有伦理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才是社会主义国家追求的自由形态。为此，必须在教育战线大力培育有伦理自由觉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超越资本主义虚假的主观自由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伦理自由提供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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