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传播对农牧户土地抵押贷款使用意愿影响研究——以西藏1,476个样本农牧户为例

曾维莲， 郭健斌， 王明涛， 赵玉红*

(1.西藏农牧学院植物科学学院， 西藏 林芝 860000；

2.西藏农牧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 西藏 林芝 860000；

3.西藏农牧学院动物科学学院， 西藏 林芝 860000)

农地作为抵押物，早在18世纪德国就已经产生，主要针对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民开展土地抵押贷款，这一信贷模式在美国、日本等国家得以发展，缓解了农户融资问题，为农业生产及相关领域提供信贷支持。我国农村土地实施了“三权分置”，赋予了土地作为抵押物向金融机构融资的可能性。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授予农户对经营土地使用、流转、收益以及经营权的担保、抵押职能，为农村土地抵押贷款提供了政策依据。2016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印发《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确定了包括西藏自治区曲水县、米林县在内的232个全国农村土地经营权试点区县，标志着农村土地抵押政策的正式实施。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推行，对于缓解农户融资困难、改善农村金融供求矛盾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一种新型农村融资模式，土地抵押贷款是对当前农村融资担保制度的突破和尝试。土地抵押贷款试点阶段，农户整体使用意愿普遍低于50%。刘婷婷等[1]对辽宁和河南两省调查研究显示农户愿意使用农地抵押贷款的比重为49.1%；
王晓庆等[2]研究显示，愿意使用农地抵押贷款的比重达45.89%。对比发现，社会保障体系、政策认知、土地规模和价值、社会资本等因素是造成土地抵押贷款意愿不高的主要因素。从社会保障和政策认知方面，刘婷婷等[1]以辽宁和河南两省237个农户调查数据为依据，认为不愿意使用土地抵押贷款的原因在于缺乏社会保障、政策认知不足、交易成本过高等。王晓庆等[2]研究显示，农户不愿意使用土地抵押贷款主要原因是担心失去生活保障、对政策不了解以及交易手续繁杂等。牛晓冬等[3]利用实地调研1 192户农户和24个乡镇数据，发现影响农户使用土地抵押意愿的因素有农户政策认知、农户家庭特征等。从土地规模和价值方面，Green[4]认为土地价值是影响土地抵押贷款的原因之一。Sakhno等[5]研究认为农业抵押贷款可能性取决于土地质押和租赁权利价值。Ullah等[6]研究表明农场规模越大对信贷获取具有正向影响。崔诗雪等[7]对于内蒙古包头市土右旗调查研究认为，耕地面积与农户需求意愿呈现“U”形变化趋势，拥有耕地过少或过多农户都有不同的资金压力，土地抵押贷款需求意愿更高。中等规模土地家庭由于对政策不了解而采取风险规避行为，对土地抵押贷款需求意愿不高。而房启明等[8]对陕西省高陵县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两地研究显示，土地规模对农户参与土地抵押融资需求意愿呈非线性影响，并指出对于农户参与农地抵押贷款研究应该充分考虑地域性、主导产业差异。从社会资本方面，中西部地区研究成果认为有担任村干部家庭或者亲友供职于银行或信用社等，可以更多更快地获取信息，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农地抵押贷款意愿更高[9-12]。而黄惠春[13]针对沿海地区的研究表明是否拥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亲戚朋友影响并不显著，金融机构发放农地抵押贷款时更注重农地面积和贷款经历。

以上研究成果从多个视角分析土地抵押贷款使用意愿影响因素，为现有研究提供了较好研究借鉴。较少文献从信息传播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其一，信息传播渠道在农牧户行为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同来源信息传播渠道对农户行为决策影响及传导机制具有显著差异性。同时，不同信息内容获取有助于降低土地抵押贷款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研究不同信息传播渠道和内容对土地抵押贷款使用意愿影响以及驱动因素，有利于科学引导农户积极使用土地抵押贷款，有效缓解农户融资困境。其二，从计量分析方法来看，与Logit或者Probit模型相比，广义最大熵模型在分类方法里属于比较优模型，其获得所有满足约束条件模型中信息熵极大模型，作为经典分类模型时准确率较高。本文拟运用广义最大熵估计法(GME Logit模型)从信息传播视角对西藏农牧区土地抵押贷款使用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考察不同信息传播渠道和传播内容对土地抵押贷款使用意愿影响，以期为欠发达地区土地抵押贷款推广及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1.1 理论基础

土地抵押贷款作为一种新型农村借贷资金方式，可激活土地这一农村“沉睡”资本，可有效缓解农村“贷款难”问题。对土地抵押贷款使用意愿研究，是突破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瓶颈的有益探索。为了推动土地抵押融资，有必要从农、牧户视角分析土地抵押融资参与意愿，并解释可能影响其意愿的因素，以此反映农牧户对土地抵押融资的响应情况，为相关政策制定和相关问题研究提供可参考依据。

在信息不充分的农村金融市场，向农户传递土地抵押贷款信息，一方面可以提高农户对政策的认知，另一方面还可以降低农户使用贷款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众所周知，农村社区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不同信息传播主体与农户之间关系存在显著差异，决定了信息传递效果的差异性[14]，这将影响农户对政策认知和体验，进而影响农户行为意愿。同时，不同层级信息获取有助于农户对土地抵押贷款利弊的认识。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必然带来农户分化[15]。非农收入增加已成为农户分化显著特征之一。农地生存保障是农户不愿意使用农地抵押贷款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非农收入占比增加，农户对土地依赖性将下降，土地所产生的“地作保障”禀赋效应被弱化，农地经营权控制意识也随之下降，但农地抵押贷款意愿提高。也就是说，随着农户分化程度提高，农户对土地依赖程度不断降低，进而弱化了土地禀赋效应，进而表现为农户在选择土地抵押贷款行为意愿上的差异。

图1 理论分析框架Fig.1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1.2 研究假说

本文在研究土地抵押贷款政策信息传播渠道时，以传播类型为参考，将其分为组织传播渠道、人际传播渠道和大众媒介传播渠道[16]。与之对应，土地抵押贷款信息传播主体包括:一是以乡镇、村为主的政府公共机构和基层金融机构为代表的组织传播渠道；
二是亲戚、朋友、邻居等之间面对面交流的人际传播渠道；
三是以电视、手机、报纸等媒介为主的大众传播渠道。

(1)农村政策信息传播不同于普通传播活动，传播主体是各级政府，即主要渠道是组织传播[17]。农村社会相对稳定的乡村政治结构，乡镇政府等组织政治权威性尚存，以乡镇、村为主的政府公共机构和基层金融机构为代表的组织传播，组织和发布活动信息受到农村受众认可度很高[18]。由政府机构和银行提供土地抵押贷款信息和服务，这一过程前提基础是社会综合利益最大化，即激活农村沉睡资本、化解农村信贷约束。这一价值引导可以有效激励农户行为意愿。因此，与以电视、报纸、广播等媒介为主的大众传播渠道相比，政府公共机构和基层金融机构组织传播渠道可以显著提升土地抵押贷款使用意愿。

(2)农民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亲戚、朋友、同事或邻居等关系构成人际交往网络，这一网络成为农户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其传播路径短、扩散速度快，有效弥补组织传播服务供给不足[19]。乔丹等[20]、罗小娟等[13]研究均指出农户家庭经常来往的亲朋、邻居等人际交往网络对农户行为意愿有着显著正向影响。因此，与以电视、报纸、广播等媒介为主的大众传播渠道相比，亲戚、朋友、邻居间的人际传播渠道可以显著提升土地抵押贷款使用意愿。

(3)罗杰斯[21]提出，创新扩散中信息传播内容可分为三个层级，包括知晓性知识、如何使用的知识和原理性知识，具体表现为以下问题：一项新政策是什么(知晓性问题)？如何正确使用它(如何使用的知识)？它的作用机制、推广的原因等(原理性知识)？其中，“知晓性知识”可能激励个体去寻求后两种知识，但如果没有进一步获取足够信息，也可能仅停留在知晓阶段；
“如何使用的知识”是信息传播过程中基础变量，当没有充分获得此类知识，可能导致拒绝和终止情况发生；
而“原理性知识”通常比较复杂，没有这类知识也可能会接受一项创新活动[21]。因此，与知晓性知识、原理性知识相比，如何使用土地抵押贷款的信息传播可有效提升土地抵押贷款意愿。

(4)非农化程度不同带来土地保障功能的差异，使得农户在选择土地抵押贷款行为意愿上的差异。已有研究显示，非农收入越高的农户，对土地依赖性越低，则接受土地抵押贷款意愿越高。经营非农产业的农户比传统农户借贷需求高[22]，有72.6%农户资金需求为经营非农产业[23]。说明农户从事非农行业，其经营过程中通常需要资金周转，借贷需求往往较高。在缺乏其他可抵押物情况下，随着“地作保障”功能降低，土地将成为农牧区贷款抵押首选。因此，非农化程度越高的农户，对土地抵押贷款意愿越高。

1.3 研究区概况与方法

1.3.1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青藏高原腹地，地处28°33′36″～32°20′12″N，87°4′46″～99°05′33″ E。该区域大多为农田，是西藏农牧业相对发达区域，地貌以高山为主，平均海拔4 200 m以上，属高原亚寒带半干旱季风气候区，冬季和初春气候干寒，气候干燥、辐射强、四季不分明，空气中含氧量约为海平面的50%，昼夜温差大，多大风天气。年均温2℃左右，年最低气温-28.6℃，最高气温24.9℃，无绝对无霜期。年降水量400 mm左右，多集中在5-9月[24-25]。

图2 样本采集地概况Fig.2 Profile of sample collection site注：底图来源于自然资源部网站(http：//www.mnr.gov.cn)，审图号为GS(2020)4621号，底图无修改Note:The base drawing is from the website of the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http:// www.mnr.gov.cn),the review drawing number is GS (2020) 4621,and the base drawing has not been modified

1.3.2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所采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20年7-8月在西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和昌都5个地市进行调查。为保证样本代表性，本研究以样本区划指标采取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方式展开调查。由于西藏地广人稀特点，样本范围选取以县为单位，在每个地市分别选出4个县下辖农牧区为调查对象，以农牧户家庭为调查单位。招募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藏族学生作为调查人员，针对问卷内容及调查方式等方面进行培训。具体调查方式主要采用访谈和问卷调查形式，主要内容包括以下部分：户主基本特征、家庭基本特征、家庭社会关系、信息传播渠道等方面。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 800份，收回有效问卷1 476份，有效率82%。

(2)样本特征说明

样本特征分析结果显示(表1)：被调查对象男女比例分别占49.86%和50.14%。户主年龄结构分布主要集中在30～45岁和45～60岁两个年龄段，分别占36.04%和46.95%；
而30岁以下青年和60岁以上老人为户主比重相对较低，说明农村家庭户主主要是青壮年人口。文化程度方面，户主未上过学比重达51.90%，小学文化程度占39.91%，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重较小，仅为7.93%，农村家庭户主文化程度整体偏低。家庭收入方面，5万元以下占66.19%，5～15万元占30.96%，15万元以上仅占2.85%。农牧户类型，非农业户占46.00%，二兼农户占36.11%，一兼农户占12.67%，纯农业户仅占5.22%。绝大部分农村家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偏低，家庭收入以非农业收入为主。地区分布，日喀则、拉萨、山南、林芝和昌都分别占34.49%,25.88%,22.09%,12.26%,5.28%。其中，林芝和昌都样本分布比例较低。

表1 样本农户及家庭样本特征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s and households

(3)广义最大熵估计法

本研究使用Stata 15统计软件，被解释变量“土地抵押贷款使用意愿”为二元变量，为更好拟合实际，采用广义最大熵估计法(GME)进行估计。通过控制不同变量，来检验各因素对土地抵押贷款使用意愿影响。首先控制户主特征、家庭基本特征和家庭社会资本对土地抵押贷款使用意愿影响作用，其次加入农牧户类型对土地抵押贷款使用意愿影响，再次分析变量信息传播渠道对土地抵押贷款使用意愿综合影响，最后分析信息传播内容影响。

1.4 变量选取及说明

(1)被解释变量：本文以农户对土地抵押贷款使用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该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农户愿意使用土地抵押贷款取值为1，不愿意使用则为0。

(2)核心解释变量：本模型中核心解释变量为信息传播和农户分化。其中，信息传播从传播渠道和传播内容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借鉴罗小娟等[14]对信息传播渠道界定，将信息传播渠道包括人际传播渠道、组织传播渠道和大众媒介传播渠道，分别取值为1,2,3；
根据信息传播内容包括知晓性知识、如何使用的知识和原理性知识三个层级[21]，设计“您知道土地抵押贷款政策吗”、“您对土地抵押贷款申请流程是否了解”、“您对土地抵押贷款的作用机制及推广原因是否了解”三个问题，一一考察农户对土地抵押贷款的知晓程度、使用知识了解程度、原理知识了解程度。非农化程度高低将直接影响土地抵押贷款使用意愿。本文根据农业部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关于农户划分标准，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将农户分为纯农业户、一兼农户、二兼农户、非农业户等四种类型。

(3)控制变量：为了更为准确分析主要解释变量对土地抵押贷款使用意愿的影响，本文引入了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关系等变量进行控制。首先选取户主年龄、文化程度、是否接受过技能培训作为户主特征的控制变量。其次选取家庭收入、家庭经营类型、土地经营规模、是否加入合作社作为家庭特征的控制变量。以家庭是否有村干部、与政府交往是否密切、与银行交往是否密切、与村干部交往是否密切作为家庭社会关系的控制变量。

表2 连续变量描述性统计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continuous variables

表3 分类变量描述性统计Table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classification variables 单位：%

2.1 农户使用土地抵押贷款意愿分析

土地抵押贷款有效盘活农村土地资源，促进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资金，是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途径的有效探索。在1 476个被调查样本中，表示愿意使用土地抵押贷款403户，表示不愿意使用土地抵押贷款1 073户。仅有27.30%农户愿意使用土地抵押贷款，可见西藏农牧民使用土地抵押贷款整体意愿水平不高。从信息传播渠道来看，信息来源于组织传播渠道的农户使用土地抵押贷款意愿为31.55%，高于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从农牧户类型来看，纯农业户、二兼农户和非农业户使用农地抵押贷款意愿分别为26.76%,28.20%和28.0%，均高于一兼农户。小农经济下，农户借款倾向与非农收入呈明显替代关系。农户为了维持一种稳定的小规模小农经济，当资金出现缺口时，非农收入减少，借贷倾向会增强[26]。随着非农化程度不断提升，资金需求增加，其借贷倾向也不断增强。因此，随着非农化程度不断提升，借款倾向呈U型变化。

图3 土地抵押贷款意愿Fig.3 Willingness of land mortgage loan

2.2 信息传播对土地抵押贷款意愿影响分析

4个模型P值均为0.000 0，表明模型均通过整体显著性检验，拟合性较好。在方程解释程度上，随着核心解释变量加入伪R2值随之提高，说明核心解释变量具有较强解释力。根据模型估计结果(表4)，主要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社会关系、农户分化、信息传播渠道和传播内容等六个维度分析农户使用土地抵押贷款意愿影响因素。

(1)信息传播渠道对土地抵押贷款意愿影响。表4中信息传播渠道模型结果显示，组织传播变量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相对于大众传播而言，政府公共机构和基层金融机构等组织传播渠道对土地抵押贷款意愿呈显著正向影响。由政府公共机构和基层金融机构等组织信息传播活动是经过系统地组织、策划，投入较多人力、财力等资源，以举办宣传讲座、公告栏、明白卡、手机短信等方式提供培训和宣传，传播信息更具系统性、可靠性和实用性，通过组织传播渠道获取信息的农牧户可以提升对土地抵押贷款政策的认知，降低使用土地抵押贷款过程中的风险性，提高使用土地抵押贷款的意愿。人际传播变量在10%统计上水平上显著。对于熟人社会的农村社区，邻里之间“走户串门”也是获取和交流各种信息的主要渠道，尤其是农村社区舆论领袖、知识精英等，其广泛的人际关系对政策传达具有重要意义[27]。以亲戚朋友、邻居、地方能人等社会网络为载体的人际传播，是重要而牢固的信息传播方式，距离上相邻降低信息沟通交流成本，缩短信息传播路径短，加速信息扩散速度。热情好客的天性决定了西藏农牧民群众之间交往交流更加密切。在西藏农牧区所有重大节日盛会如望果节、藏历年、物交会等，全村人都会积极参与，这些重大节日盛会成为邻里交流交往的主要形式，也加速了信息传播速度。因此，人际传播可以成为组织传播的有效补充。

(2)信息传播内容对土地抵押贷款影响。信息传播内容中，贷款申请流程变量在1%统计水平上对土地抵押贷款使用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贷款政策认知和贷款作用机制及推广原因具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郑文晖[28]指出农民对政策信息内容了解程度跟政策需求程度有密切关系。白雪[29]认为政策使用知晓程度低直接阻碍政策实施，以及信息解读偏差、无法精准匹配农户需求。在缺乏社会保障前提下，农户具有极强的风险防范意识，带有谨慎试错的边际改进。只有当农牧民切实准确、深入掌握一项政策使用知识，才会慢慢真正接受，从而提高使用意愿。

(3)不同农牧户类型对土地抵押贷款影响。相对于纯农业户，非农业户使用土地抵押贷款意愿在1%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与纯农业户相对照，土地对于从事非农业家庭的保障程度更低，即非农业户对土地依赖程度更低，接受土地抵押贷款意愿也随之提升；
同时，非农生计模式对农户融资需求产生显著正向影响[30]。农户借款数额较大且增长迅速，约75%借贷资金用于非农产业。相对于纯农业户，农村中从事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批发贸易业、餐饮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资金投入规模增强，借贷意愿也随之提升。在西藏入户访谈中，村民谈到开办砂石厂、售卖虫草、跑运输、民俗旅游等资金绝大部分依靠借款，以农村小额信贷为主获取贷款。

(4)其他变量影响。家庭耕地面积变量在1%统计水平上对土地抵押贷款使用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即土地经营面积越大的农户，各项生产资料和生产设备投入会随之增加，即对资金需求更加强烈，进而对土地抵押贷款使用意愿越强。“是否加入合作社”变量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并且系数为正。与未加入合作社的农牧户相比，加入合作社的农牧户一方面生产规模和投资需求等方面有所提升，对资金需求会增加，对土地抵押贷款使用意愿更高；
另一方面，加入合作社的农牧户其获取信息渠道更加广泛，了解到的信息内容更加准确可靠，进而提升对土地抵押贷款使用意愿。“与银行来往是否密切”变量在10%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土地抵押贷款使用意愿。土地抵押贷款本身属于银行业务，与银行来往密切会增加农户对银行的信赖度和依赖度，进而对土地抵押贷款使用意愿会更高。

仅控制家庭特征变量时，家庭收入和技能两个变量分别在1%和10%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主。当控制农户类型和信息传播变量后，家庭收入和技能两个变量影响均不显著。说明土地抵押贷款使用意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户类型、信息传播渠道和传播内容。

表4 模型估计结果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续表4

2.3 边际效应分析

信息传播和农户分化对土地抵押贷款使用意愿的边际效应作进一步分析，与大众传播相比较，信息来源于组织传播家庭愿意使用土地抵押贷款概率高出4.2%；
信息来源于人际传播家庭概率高出2%(表5)。信息传播内容中，政策知晓程度和申请流程了解程度每增加1个单位，使用土地抵押贷款意愿概率分别增加9.2%,8.4%；
相对于纯农业户，非农业户家庭愿意使用土地抵押贷款概率高出43%。

表5 边际效应分析Table 5 Analysis of marginal effects

续表5

3.1 土地抵押贷款意愿水平

研究结果表明，西藏农牧民使用土地抵押贷款意愿仅为27.30%，整体意愿水平不高，且明显低于全国其他省份40～60%意愿水平。西藏农牧民使用土地抵押贷款意愿之所以显著低于其他省份，主要原因在于西藏特殊地理环境、金融体系缺位等问题[31]。其一，特殊地理环境导致贷款获取成本高。西藏农牧区地广人稀、居住分散，农行基层营业所服务半径2～3个乡，农牧民在申请信贷过程中将产生较高费用和机会成本，从而影响其贷款意愿。其二，非银行金融体系缺位，西藏保险业、证券业、担保业、信托投资等机构均没有开展围绕农地开发、生产、经营为内容的资金融通业务，试点县金融化机制也未在西藏进行广泛推行。金融服务体系缺位，也是影响农牧民使用土地抵押贷款意愿的重要原因。

3.2 影响土地抵押贷款使用意愿的主要因素

化解农户信贷困难、激活农村沉睡资本，就如何提高农户使用意愿成为土地抵押贷款研究的重要议题。现有研究显示，农户意愿偏好异质性，受到社会保障体系、政策认知、土地规模和价值、社会资本等因素影响。但对于信息不对称的农村金融市场，有效的信息传播不仅可以提高农户对政策认知，还可以降低农户使用贷款风险和不确定性。对比不同渠道信息传播方式发现，相对于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可以显著提升土地抵押贷款使用意愿，这与罗小娟等研究结论一致。其中，政府公共机构和基层金融机构等组织传播的影响显著性高于亲戚、朋友、邻居间的人际传播。这可能与西藏农牧区各项政策补助有关，农牧民群众对政府信任度和依赖度较高。

研究中，分析不同层次的传播内容影响可知，“如何使用的知识”对土地抵押贷款使用意愿影响呈正向显著。这与罗杰斯[21]提出的理论观点相一致。当准确深入掌握土地抵押贷款政策的使用知识，降低贷款风险和不确定性，农牧民更愿意使用该政策。

通过对比不同类型农牧户的意愿发现，与纯农业户相比，非农化程度最高的非农业户使用土地抵押贷款意愿显著性最高。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户资金需求程度更高，借贷意愿更强。研究显示，农牧民使用土地抵押贷款的意愿与非农化程度并非完全正向相关，其借款倾向呈U型变化。这与黄惠春等[13-14]研究结果不同，原因是不同非农程度对资金的需求程度不同。

通过以上分析结论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1)重视信息传播渠道的作用。加强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影响作用，提升基层政府组织政策扩散效应。结合西藏现有基层组织体系，充分调动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干部、乡村振兴专干的群众基础，建立起群众信任度，展开政策宣传，引导并激发农户参与积极性，扩大农户对土地抵押贷款响应范围。建立农牧区人际传播链，利用农牧社区地方能人和家族势力作用，产生示范带头效应，加速政策扩散效应。

(2)明确政策宣传内容重点。为农牧民群众所接受且愿意使用的政策，应该将其“如何使用”这一基本知识传播和示范作为宣传的重点，宣传方式应具有简便、易理解、易接收等特点。根据大众思维特点，利用可视化信息传播，将信息直观表征，利于大众对信息理解，可大大减轻大众认知负荷，有利于信息传递。

(3)制定差异化政策目标。西藏各地市因海拔、气候等自然条件的不同，农牧业类型有所不同；
同一地区也因交通条件、区位条件等不同，非农化程度也不同。根据非农化程度不同，制定具有差异性的信贷政策，适应不同资金需求，提升土地抵押贷款使用意愿。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战略背景下，应该给予偏远、贫困地区农牧化更多倾斜和优惠信贷政策。借助大数据平台实现信息共享、信息联动，推行在线精准授信放贷，提高信贷触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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