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负担与青年失业——基于OECD国家历史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刘金东 徐文君 刘君

青年群体就业问题一直是全球性难题，在中国也日趋突出，在当前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冲击下，我国青年群体进一步面临就业规模升高和失业问题严重的两难局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到1076 万人，比上年增加167 万人，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截至2022 年8 月，16—24 岁青年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为19.9%，相比2021 年底已经连续攀升5 个百分点。根据国际经验来看，初次就业市场不景气不仅是就业数量上失业率高企的问题，还会连带造成就业质量下降，引发青年就业者持久收入损失，造成长期的“疤痕效应”（Oreopoulos et al.，2012）。近年来，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福利主义模式影响，各国的社保负担率也在不断上升。由于中国青年失业率的官方统计缺乏长期历史数据，因此，我们统计了1965—2020 年OECD 国家青年失业率平均值和以社保缴款总额占GDP 比重来衡量的社保负担率平均值的历史变化趋势，如图1 所示，青年失业率总体在波动中上升，社保负担率则平稳增长，两者上升趋势保持同步，同时，在特定时期的波动形态上也保持了相对一致，这一现象促使我们思考：社保负担率作为企业用工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是造成各国青年失业率不断攀升的潜在原因？

图1 ：OECD 国家社保负担率与青年失业率的历史变化趋势（1965—2020 年）

本文利用1965—2020 年OECD 成员国家的长期历史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社保负担对青年失业的影响，此项研究具有以下现实意义：一是为我国未来的改革提供国外的历史经验借鉴；
二是指导我们更好地保持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协调适配性。相比已有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创新贡献在于：一是首次基于国际宏观面板数据直接求证了社保负担推高青年失业率的正向作用，这对已有的微观研究形成了有力补充；
二是全面论证了社保负担影响青年失业的作用机制和可逆性，为未来治理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现实参考；
三是基于移动平均回归检验了社保负担影响青年失业的长期性特征，进一步揭示了研究社保负担与青年失业内在关联的重要意义，也为社保负担影响青年失业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完备的结论。

就企业的雇佣行为而言，提高企业社保缴款负担将直接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根据需求定律必然使劳动力的需求下降，社保负担对总体就业率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Summers，1989；
Boeri et al.，2002）。社会缴费负担不仅是用工成本的一部分，也是就业保护程度的体现，国外研究也已表明，由于青年劳动者属于初次就业群体，劳动保护更加有利于工作年限更长的老员工，从而让青年群体成为就业弱势群体（Heckman and Pages，2000）。严格的劳动保护虽然在名义上提高了就业者福利，但却是以牺牲就业弱势群体的就业机会、扩大内部收入差距为代价。我国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同样表明了社保负担会对企业的劳动力需求产生挤出效应（林治芬，2005；
刘苓玲等，2015）。另外，企业由于工资粘性等因素在经济冲击时难以降低老职工的工资或者对其裁员，因此便更为倾向降低新入职员工成本，青年群体成为首当其冲的“被调整”对象，使其对宏观和微观经济环境变化的敏感度最高（戴觅等，2013）。一方面，企业在经济增速放缓时期解雇青年员工比解雇老员工的机会成本更小（谭永生，2016）；
另一方面，企业往往通过灵活调整新人招聘规模而非裁掉存量员工来应对经济冲击（戴觅等，2013）。因此，待就业的青年群体在市场需求收缩时无法顺利实现就业，已就业的青年群体因为专用人力资本积累较少、合同保障程度较弱而被裁员，两个方面都会直接导致青年失业率的上升。

当然，以上是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视角来分析问题，如果转换到劳动力供给视角，社保负担也可能存在对青年失业的正向影响。社保负担提高会改变晚退休和早退休之间的相对价格，让提前退休的相对收益更高（Kalemli-Ozcan and Weil，2002），这种替代效应会促使老年员工做出提前退休决策，从而减少了劳动力市场供给，给青年就业者腾出更多的岗位（王佳慧和张宁，2021）。Feldstein（1974）、Crèmer et al.（2004）等将其称为“隐性税收理论”，他们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本质是对劳动者工作状态征收的一种隐性税收，社保负担越高隐性税收负担越重，此时，劳动者需要缴纳更多的社保税费，却得到更少的社保收益，让按时退休和延后退休变得不再合算，从而引致退休效应。因此，政策虽然没有直接干预实际退休年龄，但却可能通过社保负担调整从而间接影响个体的退休年龄决策。劳动力市场需求侧的“成本挤出效应”和供给侧的“引致退休效应”从不同方向影响了社保负担的青年就业结果（如图2 所示），社保负担到底会促进青年就业还是推高青年失业，还需要本文基于实证分析去详细验证。

图2 ：社保负担影响青年失业的作用机制

由于国内青年失业率的官方统计刚刚开始，本文以OECD 成员国家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涵盖1965—2020 年，借以为中国未来政策制定提供更为丰富的历史经验参照。本文的数据来源于OECD 数据库和世界银行数据库。由于澳大利亚、新西兰缺少核心解释变量的统计数据，韩国则缺少抚养比、对外开放度等控制变量统计数据，故而基准回归所使用的面板数据共涵盖此三国以外的全部35 个OECD 成员国家。

本文以各国青年失业率（16—24 岁之间）为被解释变量，以各国社会保障实际负担率（下文简称社保负担率）为核心解释变量，考虑到每个经济体内存在大量自雇营业者缴纳社保的情况，仅以工资总额作为分母计算社保负担率的话，可能存在偏差，故而我们首选以社保缴款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衡量社保负担率。构建基准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下标i对应不同国家，t表示年份，unemprit为该国青年失业率，sgit表示该国社保负担率，考虑到因果倒置带来的内生估计偏误，我们统一将核心解释变量社保负担率滞后一期处理。Θit表示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集，加入人均生产总值（pgdp）、对外开放度（trade）以控制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加入老龄化程度（aging）、人口增长率（popug）、抚养比（depr）、有工资女性占比（sarlf）变量以控制可能影响青年就业表现的人口因素，考虑到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可能存在菲利普斯曲线问题，我们同时控制了消费价格指数（cpi）。其中，老龄化程度以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表示，抚养比以非劳动年龄人口（15 岁以下及64 岁以上）占劳动年龄人口（15—64 岁）之比表示，对外开放度以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表示。此外，在本文的基准回归中还同时考虑了国家固定效应μi和年份固定效应μt。主要变量的内涵及描述统计如表1 所示。

表1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表

（一）回归结果

表2 是面板回归结果，第（1）列没有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第（2）列控制了国家和年份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均显示，社保负担率（sg）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第（3）列是同时加入全部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的基准回归结果，社保负担率（sg）的系数估计值依然显著为正（0.732），表明社保负担率确实能够显著推高青年失业率，社保负担率每提高1 个百分点，能够带动青年失业率提高0.732 个百分点。35 个OECD 国家社保负担率平均从1965 年的4.866%提高到2020 年的9.693%，提高幅度约为4.827 个百分点，按照本文基准回归估计结果，将造成青年失业率提高3.533 个百分点，解释了青年失业率过去56 年间涨幅的45.21%。这意味着，作为直接人力成本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保缴款确实成为企业雇佣青年劳动者的关键考量因素，阻碍了企业对青年群体的就业吸纳能力。由此，本文待检验的研究命题得到初步证实，社会保障的“需求挤出效应”要高于“引致退休效应”，总体表现出推高青年失业的净影响。

表2 面板回归结果

（二）稳健性检验

1.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稳健性，我们也尝试将核心解释变量社保负担率替换为社保缴款总额占工资总额比重的形式。表2 最右侧一列的面板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社保负担率（sg）系数估计值依然显著为正（0.284），原有结论保持不变，显示了该结果的稳健性。

2.考虑遗漏变量的内生性检验

内生性估计偏误主要有因果倒置和遗漏变量两种成因，基准回归中我们均将核心解释变量社保负担率滞后一期处理，已经控制了因果倒置的内生性偏误，故而此处主要探讨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偏误。本研究参考Altonji et al.（2005）、王伟同等（2019）的处理方法，利用可观测变量的影响幅度来度量遗漏变量的影响是否有可能达到篡改结果的程度。该方法主要考虑两类不同控制集合的回归，第一类回归只考虑有限控制集合，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为β r；
第二类回归纳入所有可能的控制集合，包括全部控制变量及双向固定效应，对应于表2 第（3）列的基准回归，其估计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为β f。构建如模型（2）所示的统计比值Ratio，其值越大，意味着目前已有的控制集合对核心解释变量的影响幅度越大，那么没有加入回归的不可观测变量要篡改基准回归结论，就必须要完全超过和抵消掉已有控制集合的影响幅度，这种可能性也就越小，此时，遗漏的不可观测变量对估计结果造成内生性偏误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为了增加比值计算的稳健性，本研究针对第一类回归选择了两种不同回归：一个是不控制任何变量的回归，对应于表2 第（1）列；
另一个是仅控制双向固定效应的回归，对应于表2 第（2）列。两种有限集合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值分别为0.792、1.065，纳入全部控制集合的基准回归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值为0.732。由此得到的比值为12.2 和2.198，数值范围均远大于1，这意味着遗漏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要比当前控制变量集至少高出2 倍，才会造成本文显著为正的估计结果源自于遗漏变量的选择效应所致。因此，基本上可以排除前文估计结果因遗漏变量而出现估计偏差的可能性，也表明了基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表3 统计比值计算结果

（三）机制分析

上文回归结果支持了社保负担对青年劳动力就业的“需求挤出效应”占据上风。这一部分将对文中提及的两种作用机制进行更加直接的验证。我们以一国的青年就业质量作为“需求挤出效应”的代理指标，以平均退休年龄作为“引致退休效应”的代理指标。由于没有青年群体人均薪酬水平的指标，以青年就业质量来衡量劳动力市场需求收缩下对青年就业的影响程度，劳动力市场需求越低，则青年就业者会被迫接受一份更低质量的工作（刘金东等，2022a），OECD 数据库统计了三个维度的青年就业质量，包括收入质量、收入稳定和工作环境，由于工作环境指标缺失严重，就以收入质量和收入稳定指标来共同衡量青年质量。收入质量指标是通过考虑青年劳动者收入回报水平和内部收入差距程度来综合衡量，收入稳定指标则通过衡量青年劳动者随时失去工作的概率和损失规模来综合衡量。考虑到两个指标的量级不同，对其做归一化处理后求均值，得到青年就业质量的综合衡量指标。青年就业质量指标的统计年份有限，主要集中在2007—2016年间，各国开始统计的年份也有所差异，故而会让嵌套后的面板数据样本量有所下降。平均退休年龄统计期限为1970—2012 年。表4 机制检验1 显示，社保负担会显著降低青年就业质量，系数为-0.098；
机制检验2 显示，社保负担对平均退休年龄无显著影响。这两点也与上文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即社保负担主要通过“需求挤出效应”推高青年失业，而没有实证证据表明其通过延迟退休年龄缓解青年失业的积极影响。这可能与各国退休政策对退休年龄的法定限制有关，员工并不能跳开制度限制任意选择提前退休。故而，二者综合作用的结果对青年就业产生了不利影响。

表4 机制分析与可逆性分析结果

（四）可逆性分析

传统的回归模型都假定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具有双向对称性，即核心解释变量向上和向下变动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是一致的，体现在估计结果上就是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是一个稳定的常数，但这一模型假定有可能与现实不符。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事实显示，就业存在一定的“回滞”现象，即就业随经济波动表现出易跌难升的非对称性特征（丁守海等，2010）。这种现象与劳动保护有关，企业决策者可以零成本缩招，却不能无成本扩招，扩招员工意味着未来将承担更多入职者的薪酬待遇，劳动保护下并不能灵活将其解聘以应对不利局面，故而企业决策者往往更加谨慎地做出招聘决策，使得经济企稳后就业却不会随之同步上升。那么，有必要探究一个问题：单独针对青年群体而言，其就业是否也随社保负担的变化同样表现出“回滞”现象？一方面，青年就业群体大都属于初次就业，对企业扩招和缩招的敏感度最高，也是行业专用人力资本零积累的就业群体，企业招聘和解聘的成本更低。另一方面，社保负担变化态势与经济波动并不一样，从图1 也可以看到，社保负担并不存在周期性波动特征。故而，青年失业随着社保负担的变化趋势可能在对称性上有特殊的表现。此处，我们参考刘金东等（2022b）的做法，构建面板固定效应的非对称反应模型如下：

其中，dumit在社保负担率上升时取1，反之取0，这样就把原有的核心解释变量sgit拆分成了两部分变量dumit×sgit和（1-dumit）×sgit，β捕捉的是社保负担率上升时核心解释变量sgit的边际影响，γ捕捉的是社保负担率下降时核心解释变量sgit的边际影响，如此设计就克服了传统计量回归模型对称性影响的隐含假设。非对称反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4 所示，发现社保负担率在下行时期对青年失业率的边际影响，无论是系数大小还是系数显著程度上，都要高于上行时期，前者系数估计值为0.903，后者系数估计值为0.831，均在1%水平内显著。对比可知，社保负担率对青年失业的影响并没有表现出“上山容易下山难”的情况，相反地，当社保负担率下调的时候，前期社保负担对青年失业率的扩大效应反而能够加速消散。这也说明，社保负担对青年失业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政策可逆性，后续可以通过压降社保负担率有效控制青年失业，从而成为治理青年失业的一项理想的政策工具。

（五）长期影响检验

如图1 所示，青年失业率容易受到经济波动影响，那么前文回归得到的社保负担率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到底是短期波动之间的影响，还是长期趋势之间的影响，可能存在不确定性。为了剔除掉短期波动给估计结果带来的干扰，此处参考刘金东等（2022b）的研究，对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同时做N 年期移动平均处理，以此来消除变量的短期波动成分。表5 是基于移动均值重新进行的回归结果，分别选取了5 年期、8 年期、10 年期移动均值，均显示社保负担率能够显著推高青年失业率，与基准回归结论保持一致。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保负担率不仅能够在长期推高青年失业率，而且其影响系数均大于基准回归呈现的短期边际影响（0.764），随着移动平均的期限越长，核心解释变量社保负担率的系数估计值也越大。这表明社保负担对青年失业的影响具有动态累积效应，随着时间的积累而不断加深。从图1 可以看到，各国社保负担率可能偶有回调，但总体呈现稳定向上的历史趋势，由于其在下行时期比上行时期影响更大，故而进行N 年期移动均值处理后，相当于剔除了向下波动的部分，故而其边际影响相比基准回归结果理应更小，但此处却更大，说明长期趋势变化并不是非对称性影响所致，反而是抵消了非对称性影响后的长期关系的真实体现。这一影响与初次就业市场的“疤痕效应”息息相关，不景气的初次就业市场会让该就业群组（cohort）的就业状态始终保持在一个较差的水平，对后续参加工作的新青年就业群体也将产生不利的示范效应，企业决策者也惯性保持较低的青年劳动力需求，从而带来了青年就业的长期低迷。由此可见，社保负担对青年失业的长期影响值得引起警惕。

表5 长期影响检验

2018 年，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将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等各项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社保费移交税务部门后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企业社保负担和用工成本可能迅速增加。虽然近年来中央一再调低社保缴费比例，但我国社保名义缴费比例和实际负担率之间长期偏离，一直存在欠缴少缴现象，不按员工名录缴费或者不按员工实发工资数缴费都拉低了实际负担率，一旦移交税务部门征缴后将面临做实缴费基数、依法加强征管的局面。2018 年9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把已定减税降费措施切实落实到位，确保社保费现有征收政策稳定，严禁自行对企业历史欠费进行集中清缴。虽然“存量不究”为之前欠缴少缴的企业降低了巨大成本，但考虑到中国名义缴费比例和实际负担率之间的剪刀差，即使是只考虑面向未来的“增量缴费做实”也将是企业无法承受的巨大成本。正是考虑到广大企业是欠缴少缴问题最为突出的部位，原定于2019 年1 月1 日移交税务部门征收社保费的单位范围仅限于机关事业单位，对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职工其他险种缴费原则上暂按现行征收体制继续征收，缴费方式的划转视条件而定，成熟一个省份，移交一个省份。

经收集测算2016—2020 年我国社保名义负担率和实际负担率的数据，如表6 所示，对比刘金东和秦子洋（2019）测算的OECD 国家数据可知，我国名义负担率在世界各国中排名上游，比肩发达国家社保待遇，但按照实际负担率来看，则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相差无几，显著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说明社保征管中确实存在欠缴少缴现象，未来在名义负担率不做调整的情况下，随着税务部门加强征管、做实基数，我国社保实际负担率将不断上升，将给国内中小企业带来一定压力。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显示，中小企业承担了我国就业总人数的80%，如果社保负担预期加重，将对我国就业带来直接影响。特别是作为增量就业人员的青年群体，受到的需求冲击无形中增大。三重压力叠加疫情冲击下，以失业率来计的就业数量还会向就业质量传导（刘金东等，2022a）。青年人要么进入“缓就业”“慢就业”的临时失业状态，要么放低心理预期，被迫接受更低的工资待遇，从而加大了社会内部收入差距。

表6 中国社保负担率水平

本文收集1965—2020 年35 个OECD 国家的长期历史面板数据进行了系统性实证分析，发现社保负担长期居高不下带来的企业用工成本加剧是造成各国青年失业率偏高的重要原因。上述研究结论对我国未来政策选择具有多重启示意义，我国正同时面临青年失业加剧和财税政策大幅调整改革，如何实现就业政策和财税政策的协调发展有其必要性，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如下两点政策建议：

其一，构建与年龄挂钩的灵活社保缴费比例，青年职工群体可适当降低参保缴费比例。青年群体无论是养老还是医疗的需求都较弱，青年时期通过社会保障制度为养老医疗进行强制性储蓄的必要性相比其他年龄段也更为有限，可以适当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家庭负担、健康状况评估情况等因素综合考量，设置与之相适应的社保缴费比例，使其更有针对性、适配性，从而让青年用工相对成本降低，激发企业对青年群体的劳动力需求和就业吸纳能力。

其二，降低社保名义费率与强化社保征管相结合。正视我国社保缴费名义费率相比发展中国家偏高的事实，无论是对历史欠账不再追缴还是疫情期间社保缓缴都“治标不治本”。从规模上而言，未来应当协同推进“降费率”和“严征管”，通过“降费率”为“严征管”创造空间，通过“严征管”为“降费率”弥补资金。从结构上而言，未来应适当降低社保名义费率，同时，持续做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的第二支柱，通过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的此消彼长来配合社保降费改革。在保持员工原有待遇不降的前提下，允许中小企业自主选择第二支柱的支付标准，保证社保缴费负担不至于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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