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修养与当代作家培养

王本朝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北碚，400715)

1980年代初，王蒙曾经提出作家学者化问题，认为许多作家提起笔来，靠的是深厚的阶级情感、丰富而实际的生活经验、活泼的群众语言以及艰苦人生锻就的聪明机智，而不是依靠学问或学识。虽然当代作家“在革命化、工农化、深入生活、劳动锻炼、联系群众、政治觉悟、社会意识、斗争经验”上面胜于前人，但是，“建国三十余年来，我们的作家队伍的平均文化水平有降低的趋势(近年来可能略有好转)，我们的作家愈来愈非学者化，这也是事实。而且，这是一个严重的事实”。因此，“如果不正视和改变这种状况，我们的文学事业很难得到更上一层楼的发展”[1]。作家的非学者化曾是1950—1980年间中国文学长期存在的现象，虽被各级作家协会和批评家高度重视，并积极改进，却成文学痼疾，制约着当代文学发展，直至1980年代老生代作家复出和先锋派小说的出现，作家修养才得到改善和全面提升。

对作家而言，文学修养本来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但在当代文学中却成了问题，并且还是一个严重问题。《文艺报》曾编辑出版《文学十年》，主要展现1949到1959年间的文学成就，其中提到“十年来的文学新人”，如“想精确地说出十年来涌现的文学新兵的数字，是不可能的；
就是作出一个大致不差的估计，也很困难”[2]，解放后的10年间的确涌现出不少文学新人，还不包括各种群众创作运动中的无名新秀。群众创作被认为蕴藏着无穷的文学才能，他们文学生产热情高涨，作者人数多，作品数量大，但大多数作者的文学素养和作品的艺术水平并不高，这也是不争的事实。1953年，冯雪峰对此就深有感受，“打开我们的作品来看，那么，文理不通、语法不通、词语杂乱、拖沓，以及有的句子甚至费解到不知所云，等等，连寻常的文章里都不允许的现象，也还能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上看见”，“我们文学上的语言是极不丰富，极不洗练，极不纯洁，缺少生动性和明确性，也缺少民族的性格，而且还存在惊人的杂乱现象”，“有不少作品，在内容上是有它一定价值的。可是几乎全部价值都被它的拙劣的语言所毁灭了”[3]。到了1960年代，老舍仍有相同的判断，“建国十二年来，我们青年的文学创作有很大成绩。但也不无缺点。缺点之一，恐怕就是没有充足的基本功。一本小说，一个剧本，内容很充实，固然很好，但它究竟是艺术作品，必定要完整、精练、美丽。如果缺乏语言的基本功，就会把事实都写下来了，却写得不漂亮，不简练。这就是缺点”[4]。作家缺乏一定的文学基本功，从艺术技巧到文化知识，或多或少存在文学修养不足的缺憾。连作为文艺界领导的周扬也变相承认，“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是有成绩的。开国以来出现许多好作品，但像郭沫若、鲁迅这样的作家现在还没有产生，因为新的一代准备还不够。鲁迅是有充分文化准备的，鲁迅、郭沫若以至周作人都是读了很多书的”，年轻作家虽“有斗争经验方面的准备，可是知识准备不够，所以要补课读书”[5]，因为“鲁迅、郭沫若在文化建设上有很高的成就，是与他们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分不开的”[6]。相比老一辈作家，当代青年作家的文化修养和文学素养显然不足，周扬说这话的时候，老作家还没有遭受批判，从五四过来的老作家旧学根底深厚，新学知识开阔，完全可以作为青年作家学习榜样。

当代作家也不讳言自身修养不足，他们承认“还没有很好地掌握短篇小说这个形式。在很多青年的作品中，由于忙着交代事件，又不知道怎样交代，作品情节的‘密度’都是不够的，有时候就像一个提纲。我们还不会衡量轻重，不会把交代过程减少到最低程度，把人物性格突出地，细致地表现出来。就像编织毛衣一样，我们不是把袖子编得太长，就是把腰身编得太短”[7]。描写人物和事物也“太简单了”，写感动只会写流泪，男人、女人和战士的面孔都一样，还“很少有爱情的描写，即使有也是很简单化，甚至生硬”[8]。《百合花》作者茹志鹃也自认学养不足，解放以后涌现的许多作家，少有受过完备的大学教育，于是提出自学，“文学创作这条路，不仅可以自学，好像还必须通过自学”[9]。1949年后登上文坛的当代作家，几乎都是工农兵出身，少有家学或师学传统，这也影响到作家的知识结构、文化素养和审美趣味。1921年出身的杜鹏程，“往上数三代，我家没有读书识字的——我算是唯一的识几个字的人”[10]，“我小时在私塾读过一些四书五经之类的书，所以浅的古文书籍多少可以似懂非懂地看一些，我把书店中那些流行一时的中国民间小说，如《三国》《水浒》以及剑侠小说囫囵吞枣地看了很多”[11]。到了延安，他才开始阅读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1949年写作《保卫延安》，开始阅读古典作品和苏联文学作品，如《战争与和平》《铁流》《毁灭》。曾经轰动一时的浩然也有同样经历，他自修过巴人《文学初步》和苏联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读过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12]。为了创作长篇小说，他阅读了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传统小说《红楼梦》《三国演义》，“觉得自己能把握长篇了”[13]。如放在更大的文学史背景，杜鹏程和浩然至多算是文学爱好者，他们却成了当代著名作家。

柳青与他们不同。他喜欢读书，在他“那用朴素的白纸糊墙的房里，一眼看去全是书”，他“是个勤读书、勤思考的作家，他懂外语，熟知马列和中外哲学、文学名著，渴求新的知识，思维敏捷，眼界开阔，这使他不同于某些仅仅满足自己熟悉农村生活，故步自封，因而停滞不前的‘土’作家。他精神生活、内心世界的富有，与他一贯的极其淡泊简朴的物质生活、与他那身黑色中式布衣的穿着，恰成鲜明对比。他看上去实在像个当地普通的中年农民，最多像个村民办教师或算命先生”[14]。显然，柳青不同于单纯从战争战火中过来的作家，如杨朔和刘白羽，他拥有相对厚实的文学素养。当代作家创作需要有生活积累和艺术探索，还需要思想教育和改造，这似乎是当代作家的必经之路。要真正创作出高质量作品，还需要文学修养，它在很大程度上才是作家创作的艺术标准和审美尺度。

文学修养之于作家创作的重要性，孙犁深有体会，也情有独钟，算得上当代作家中的异数。1970年代初，孙犁有过一段休闲时光，他充分利用所得废纸和旧书，大量阅读，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作者、卷数，记录“偶然感触”而成“书衣文录”。多读杂书，积累学养，成就学问。他主张作家多读中外名著，“取法乎上”，“多看好作品，经常在头脑里有个较高的尺度，衡量我们的文字，衡量我们作品的思想和表现生活的高度”[15]。他认为韩映山作品的叙述、描写和人物对话，借鉴了古典文学，则学习了外国文学[16]，但也分明感到作家读书“一代不如一代”[17]。青年作者万国儒短短几年间已出版3个短篇小说集，茅盾也赞赏有加，但孙犁在为他的《欢乐的离别》撰写引言时，则希望他能扩大生活视野，扩大借鉴范围，多向老一辈作家学习。老作家都是“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青少年时代就“读了汗牛充栋的书”，而“我们读的书很少，这是我们创作上不去的一个重要原因”[18]。到了1980年代，孙犁依然强调作家文学修养，认为“现在有一些青年人，在艺术修养这方面，功夫还是比较差，有的可以说差的很多”，特别是读书少，相对五四以来的大作家，更是“不能比的”，“我们这一代，比起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郁达夫，比起他们读书，非常惭愧。他们在幼年就读过好多书，而且精通外国文，不止一种。后来又一直读书，古今中外，无所不通，渊博得很”，“现在我们读书都非常少，读书很少，要求自己作品艺术性高，相当困难。借鉴的东西非常少，眼界非常不开阔，没有见过很好的东西，不能取法乎上。只是读一些报纸、刊物上的作品，本来那个就不高，就等而下之”[19]。不读书，就没有参照物，没有取法的文学标准和尺度，所以，作家创作眼界要高，视野要开阔，不然，只能创作等而下之的文学作品。

照理，当代作家的文学修养不应成为问题，因为当代文学非常重视作家学识积累和文化修养，还将作家培养作为中国文联和作协的重要任务。1950年创办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来改为文学讲习所，中国作协1953年成立普及工作部，创办指导青年写作和阅读刊物《文艺学习》，1955年成立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采取阅稿、通信、巡回讲演、座谈会、报告会、训练班等方式，对青年作者给予全面指导和帮助。1953年，周扬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就提出要“发现和培养工农作家、艺术家，是我们文学艺术方面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20]，并且，还明确了具体任务和指标。1954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上，周扬希望“每年培养一个作家，共培养出三个来”，“作家要地方化”[21]，不宜集中在北京和上海。郭沫若也提出：“无论在任何方面我们都必须培养新生力量，必须把培养新生力量作为一项重要的中心任务。”[22]培养新生力量，成为当代文学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孙犁1953年则提出文学刊物对培养作家的重要性，“培养新的作者，当然有各种方式和机构，在目前，我觉得一个文艺刊物的编辑，实际上负着这方面的光荣的责任”，“文艺刊物既是一块实际的园地，它就必须经常具备适当的土壤、雨水和气候”[23]。应该说，作家有提升文学修养和成长的空间和机会。

特别是针对作家修养，1954年7月17日，中国作协主席团第7次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并通过了文艺工作者学习政治理论和古代文学遗产的参考书目，书目以《文艺学习》编辑部的名义，刊于《文艺学习》1954年第5期上。书目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和中外古典文学名著两个部分，理论著作部分21种，中外文学名著137种。在“关于本书目的几点说明”中指出“书目”是“专供文艺工作同志学习用的”，“以便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自修而开列”[24]，表明它的目的是提高作家修养，对象主要是当代作家和批评家，当然也包括文学爱好者。书目内容丰富，如理论著作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哲学论著，马恩著作3种，列宁4种，普列汉诺夫1种，斯大林6种，毛泽东5种。文学名著中国部分有《诗经》《楚辞》《论语》《孟子》《庄子》《史记》、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西厢记》《聊斋志异》以及鲁迅作品，共36种。在外国文学中，“俄罗斯、苏联”部分有普希金《欧根·奥涅金》、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契诃夫《樱桃园》以及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共34种。“其他各国”部分从《伊利亚特》《奥德赛》《伊索寓言》，到朝鲜的《春香传》，共67种。开列书单就是为了提高作家修养加以指导和规范。当代文学是规范化的文学，其文学生产和文学形态都有一套制度化的展开方式，带有明确的价值预设。如果作家认真阅读这些书籍，确实会有显著作用。

1956年2月27日—3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中心任务是“提高文学创作的思想和艺术水平，克服一切脱离现实主义的倾向”。茅盾作报告《培养新生力量，扩大文学队伍》，认为：“我国文学新的一代的潜在力量是很雄厚的。这些新的作者，给我们的文学带来了新的声音，注入了新的血液。”[25]但确存在不少问题，“许多青年作者不了解一个作家需要有高度的文艺素养和文化素养。他们对于学习文艺理论和古典文学，存在着不正确的看法；
对于各种科学文化知识，也很不注意”[26]。他提出在各个中等以上城市建立文学小组，组织文学爱好者学习；
借助文学讲习所举办短期培训班，再创办正规的文学院，通过阅稿、通信、讨论作品，“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对青年作者的辅导工作”，每隔一两年召开一次青年文学创作会议，讨论青年作者作品，交流经验，让老作家作指导，“与青年作家建立个别联系与个别地进行帮助(即‘带徒弟’)”[27]。再就是，加强文艺刊物和文学批评发挥培养青年作者的作用。他还不无情绪化地说：“面对着这样伟大的时代，文学工作落后于现实的状况，是我们的耻辱。”[28]

周扬在大会报告里谦虚地说：“我不是作家，没有写过小说，也没有写过诗，算不上什么‘文人’，但却被归到作家的队伍里来了。”[29]他作为文学界领导人同时指出：“青年作家是我们国家新的创作力量，是值得珍贵的。我们要用各种方法帮助他们成长。同时又对他们提出严格要求，要求他们提高政治修养、文学修养，成为道德品质优良，在写作上有高度技能的作家，这样可把中国文学事业推到世界高峰，在这个高峰上产生一个鲁迅，两个鲁迅，三个鲁迅，很多优秀作家，使我们文学创作事业走上历史上空前的繁荣和茂盛的时代。”[30]他强调的文学修养，包括政治修养、文化修养和道德修养。他还提到一个“土作家”概念，“我们有许多土作家，我们不是反对土作家，要洋作家，我们要求有世界知识水平的作家”[31]。他所说的“土作家”就是从民间乡村走出来的青年作者。

大会通过了《中国作家协会1956年到1967年的工作纲要》，将培养青年作家单独列为一项内容，具体做法是在工厂、机关、团体和学校建立文学创作者和爱好者小组；
建立文学报刊通讯员制度；
在地方作协建立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
举办青年作家短期训练班；
举办文学讲座；
为青年作者修改作品；
召开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
请老作家作个别辅导；
编选青年文学创作选集和评论选集；
创办培养文学作家的学校等[32]。于黑丁还就“长江文艺”培养青年作家介绍了经验，主要是设置“文艺通讯员”机制，鼓励和指导青年作家的生活和写作，对作者来稿要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对重点作者需作全面了解，加强与作者的联系，邀请他们到编辑部，或编辑部下去具体指导他们的创作，参与青年作者的创作中去，为作家举办小型座谈会。

3月15—30日，中国作协和团中央召开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来自25个省市自治区和部队480多人参加了会议。周恩来接见了与会代表，茅盾、老舍和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分别作《关于艺术的技巧》《青年作家应有的修养》和《为社会主义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的大会报告。大会进行了分组讨论，一批老作家和评论家如赵树理、夏衍、公木、马烽、陈其通、张光年、袁鹰等参加了分组讨论。老舍在会上作“青年作家应有的修养”报告，认为：“培养作家队伍的新生力量是我们今天迫不及待的要事”，至于青年作家的文学修养，“不仅在有渊博的文艺知识，它也包括端好的道德品质”，“应当吸收世界上一切的好东西，以便创作出优秀的作品”[33]。实际上，老舍一直关注青年作者的修养问题，多次撰文指导。他每月都要接到青年来信请教，他回答道：“生活经验，社会主义思想与道德品质、写作技巧，和文学知识都凑在一处，才能算是文学修养”[34]，还说“文学修养不是一天半天就能得到的，不要着急”[35]，“在咱们的社会里，有文学修养的都不难成为作家，因为咱们比资本主义国家里有更好的创作环境与条件”[36]。翻看《老舍全集》，其中有不少介绍文学经验、普及文学知识方面的文章，如“和个人同志们谈写作”“跟战士们谈写作”“大众文艺创作问题”“关于写作的几个问题”“怎样练习写稿子”“关于阅读文学作品”“关于文学创作中的语言问题”“先学习语文”“答某青年”“文章别怕改”“略谈提高”和“一点印象”，等等。1964年2月，老舍出版了《出口成章》，主要面向青年作者介绍写作经验和感受。

胡克实代表团中央作报告，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的重大责任，将主要落在青年的肩上，因为青年是热情奔放的时期，对社会上新发生的种种变化最敏感，最热衷于向人倾吐和表达自己的感情、愿望，最能够大胆地去揭示生活中的冲突和矛盾。所以党和人民把青年看作是文学新生力量的源泉”。他希望青年作者加强思想品质修养，提高艺术表现能力，他还解释为什么叫文学“创作者”会议，而不像苏联叫作青年“作家”会议，因为绝大多数出席会议的都还没有成“家”，只写了一两篇短文，“叫青年作家会议就名不符实”[37]。的确，从《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报告、发言集》一书所收录的16位发言作者看，除邵燕祥、李希凡、鲍昌、郑文光外，大多数都不在文学领域，如董晓华、姚运焕、崔八娃、李昌松等等。他还提到青年作者艺术表现能力存在许多语言“文理不通”“语言贫乏”、欧化长句等问题。

提高青年作家的文学修养，却成了当代文学无法完成的难题，尽管他们知道工作难度，“可能在培养的几百个人之中只能出现几个作家”[38]，却没有料到会有这么多难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在我看来，文学修养本身是一个长期积累、不断提高的过程，既要循序渐进，又要久久为功，方才有功效。如想一蹴而就，挥挥手就有云彩，那是不可能的事。当代文学始终处在一个不断变化发展中，表现社会生活，反映时代变化，作家的生活和思想亦随时代而动，随社会而变，难以持久地停驻在社会时代之外的文化学习和修养培植上。他们习惯于用脚走路，却难以用头思考。文学修养是持久培育的花朵，是在历史文化文学和科学技术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而不是在实验室的温室中长出来。文学修养是作家品质的整体提升，有一个从阅读、思考到吸纳、转化的复杂过程，表现为从外到内，从表到里，从客体到主体的自我建构。当代作家被社会时代推着行走，一直处在赶路状态，老作家对自己的知识修养诚惶诚恐，担心露出封建传统的底裤和小资产阶级的马脚来，年轻作家又缺乏对文化修养和文学素养的充分认识和持续追求，总想一蹴而就或画饼充饥，多停留临渊羡鱼状态，自以为学学文件，听听报告，修改稿件即可实现，各参与方并没有形成有机的合力。

对此，长期致力于青年作家培养的茅盾就很有感触。他发觉青年作者对“文学创作之学习与传授不同于其他知识或技术的学习和传授”并“没有正确认识”，常常“把培养简化为要求老作家传授窍门”，“写出来后必得由编辑部或个别作家修改而且保证发表”[39]。作家培养被理解成“传授窍门”，不重视文学修养的长期积淀和艺术技巧的刻苦训练。赵树理也经历过茅盾一样的情形，他说：“近几年来接到青年文艺爱好者很多来信(大部分是中学生的，小部分是各种岗位上的工作者的)，其内容大致不出以下的三种要求：要我谈生活经历、写作经验、写作方法。我对这些来信，回答的虽说也算不少，可是比起来信的数量来，是相差太远的——往往是回了几封，把其余的留桌子上；
桌子上推起来，用纸包住批上‘待复’字样放到抽斗里；
可是信还是源源而来，待复的那一包还没有来得及复，桌子上又积够一包，终于一包一包把抽斗塞满，移到柜子里。现在因为整理柜子，翻出历年的积信来一看，居然还有一九四九年的，这真是罪过——那时候的初中一年级生，现在已是高中毕业生了。”[40]赵树理解释他很少回信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回信产生不了实际作用，反而“害怕他们不安心学习、不安心生产、不安心工作而脱离现有岗位去找‘写作之路’”，反而成了他的罪过[41]。他规劝中学生和文艺业余爱好者，文艺可以爱好，但不要一心想着当作家，可以当读者，但不一定都要当作者，“每个人都应该成为文艺爱好者，否则文艺便失去了普遍的作用”，“但不应该每个人都要把兴趣集中到文艺创作上，否则别的事就没人做了”[42]。怎么才能当作家呢？还是要长期阅读文艺作品，被它感动，让“自己的思想感情，也为它们影响着、变化着、提高着”[43]。1957年，赵树理还代茅盾给长沙地质学校夏可为同学回信，信是写给文化部部长茅盾的，茅盾看了不便回信，委托赵树理答复，赵树理明确回答不要把业余爱好当作专业，放弃“自己最主要的学习任务而把主要精力用在任务以外的事情上就是‘本末倒置’”[44]。他还希望不要随便把信寄给部长或作家，这“不太恰当”，至少“对自己的老师和各个刊物的编辑部不信任”，“部长们所管的事往往是全国性的，很难有时间来为中等学生批改文章”，专业作家“一年有半年不在家，在家的时候也还有他们自己的事”，为中等学生阅稿，“不是他们的职责”，就是《诗刊》负责人臧克家也基本上不看稿件，“凭他个人阅，有五个臧克家也是阅不过来的”[45]。回信刊载于《文艺学习》1957年第5期上，却引来了不少质疑和“问罪”，赵树理被冠上“打击青年”罪名，被质问“你难道生来就是作家吗”[46]。赵树理称自己回信是“冰块”，让他们“更凉快一点吧”[47]。赵树理常被看作农民作家，准确地说，他是生活在农村的知识分子，不仅有生活，还有修养，深谙文学创作之道。谈到写作技巧，他说，“我是主张先读一些书”，“读的多了，就能看出它的好坏，写作时也就有了一定办法。如果不读书，就先来研究如何写好文章，那一定会走弯路”[48]。读书就是知识积累，积累多了就有修养。至于创作，他的看法是：“固然不要把它看得太神秘，认为它是高不可攀的东西，但也不要把它看得太简单，认为一动笔就能写成好作品。要想写出一点好东西，刻苦钻研、反复磨炼不可。”[49]要“多当一个时期的文学爱好者”[50]。写作需要自我磨炼，先爱好阅读后才有创作，这是经验之谈，青年作者并非都真正得到并愿意实践。

另外，当代文学采取培训、学习、讨论等方式，与作家素养和创作个人化也存在一定错位和差距，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关于这一点，局外人沈从文就很清楚。1960年7月15日，第三次文代会前夕，沈从文给他大哥写信，听说有好几千人参加会议，他说：“现代年青人做作家真是幸运！只要略有希望，即会得到加意培养。惟即或如此，好作品、好电影还是不容易得到较大丰收，有些写作方法上可能还有值得研究处。”[51]8月4日，他又在信中说：“开了十天文代会，二千多人中大都是新人，新生力量……文学这么受国家重视，似乎还是有史以来的一件事情，也可说是世界上有史以来一种新事情。”[52]他既欣慰又不无忧虑。1961年6月，中国作协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沈从文对解放后老舍的创作转向有不同看法，“要他用一种较远大眼光来提学习问题。恐至多也只做到如他自己写的那样，打点哈哈(新哈哈)，加上新内容如彼如此而已。说他是艺术语言大师，好了他个人，可害了许多年青人，因为学他，那会有真正突破前人成绩？”[53]沈从文敢说这样的话，他对文学写作确有写作经验和真知灼见。哪怕是已停笔的沈从文，谈起创作来，也依然充满自信，头头是道。他认为，学习写作应“打开眼睛，多学点，多懂点，也多写点，自己站得住，文章有风格也有性格，客观记事则能运用自如，不为习惯所拘，不为流行名词所控制，天马行空，来去自由，也能粗野作大笔画，也能细致周到如绣花。换句话说，有思想又能充分表现思想”[54]。当代社会虽给作者提供比较好的条件，但作家的“基本功”“练得不太够”，“许多人即成功了，还是难以为继”[55]。在沈从文眼里，写作“若没有个欢喜写又能写作底子，即再用心培养，也不可能在茼蒿上开出牡丹花来”[56]。作家修养更不能只靠机构培训，“照他们目前训练作家方式，十年廿年却不可能见成绩的”[57]，要靠自己走路，自己摸索。已不是作家的沈从文却看到了问题症结之所在。

注释：

[1] 王蒙：《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读书》1982年第11期，第17～24页。

[2] 《文艺报》编辑部：《十年来的文学新人》，《文学十年》，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年，第275页。

[3] 冯雪峰：《我们的任务和问题》，《冯雪峰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54页。

[4] 老舍：《本固枝荣——对天津市爱好文学青年的一次讲话摘要》，《老舍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79页。

[5] 周扬：《对编写〈文学概论〉的意见》，《周扬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37页。

[6] 周扬：《对古籍整理出版的意见》，《周扬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4页。

[7] 李准：《李准的发言》，《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232页。

[8] 叶君健：《叶君健的发言》，《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247页。

[9] 茹志鹃：《漫谈我的创作经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页。

[10] 杜鹏程：《平凡的道路》，《杜鹏程研究专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页。

[11] 杜鹏程：《平凡的道路》，《杜鹏程研究专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页。

[12] 浩然：《浩然口述自传》，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7页。

[13] 浩然：《浩然口述自传》，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2页。

[14] 涂光群：《中国三代作家纪实》，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公司，1995年，第81页。

[15] 孙犁：《勤学苦练》，《孙犁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496页。

[16] 孙犁：《作画》，《孙犁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540页。

[17] 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孙犁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245页。

[18] 孙犁：《万国儒〈欢乐的离别〉小引》，《孙犁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350～351页。

[19] 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孙犁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234页。

[20] 周扬：《为创造更多的更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59～260页。

[21] 周扬：《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99页。

[22] 郭沫若：《三点建议》，《郭沫若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33页。

[23] 孙犁：《论培养》，《孙犁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454页。

[24] 《文艺工作者学习政治理论和古典文学的参考书目》，《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上)，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28页。

[25] 茅盾：《培养新生力量，扩大文学队伍——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茅盾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431页。

[26] 茅盾：《培养新生力量，扩大文学队伍——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茅盾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439页。

[27] 茅盾：《培养新生力量，扩大文学队伍——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茅盾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441页。

[28] 茅盾：《培养新生力量，扩大文学队伍——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茅盾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443页。

[29] 周扬：《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的讲话》，《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50页。

[30] 周扬：《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的讲话》，《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90页。

[31] 周扬：《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的讲话》，《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87页。

[32] 《中国作家协会1956年到1967年的工作纲要》，《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101～102页。

[33] 老舍：《青年作家应有的修养》，《老舍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428～442页。

[34] 老舍：《文学修养》，《老舍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424页。

[35] 老舍：《文学修养》，《老舍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427页。

[36] 老舍：《文学修养》，《老舍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426页。

[37] 胡克实：《为社会主义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报告、发言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第36～37页。

[38] 于黑丁：《于黑丁的发言》，《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184页。

[39] 茅盾：《关于写真实和独立思考》，《茅盾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04页。

[40] 赵树理：《谈课余和业余的文艺创作问题——答青年文艺爱好者的来信》，《赵树理全集》第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87页。

[41] 赵树理：《谈课余和业余的文艺创作问题——答青年文艺爱好者的来信》，《赵树理全集》第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88页。

[42] 赵树理：《谈课余和业余的文艺创作问题——答青年文艺爱好者的来信》，《赵树理全集》第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94页。

[43] 赵树理：《谈课余和业余的文艺创作问题——答青年文艺爱好者的来信》，《赵树理全集》第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96页。

[44] 赵树理：《不要这样多的幻想吧？》，《赵树理全集》第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32页。

[45] 赵树理：《不要这样多的幻想吧？》，《赵树理全集》第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33页。

[46] 赵树理：《青年与创作——答为夏可为鸣不平者》，《赵树理全集》第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64页。

[47] 赵树理：《青年与创作——答为夏可为鸣不平者》，《赵树理全集》第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68页。

[48] 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赵树理全集》第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430页。

[49] 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赵树理全集》第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432页。

[50] 赵树理：《不要急于写，不要写自己不熟悉的》，《赵树理全集》第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546页。

[51] 沈从文：《19600715·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0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36页。

[52] 沈从文：《19600804·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0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38页。

[53] 沈从文：《19610804·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82页。

[54] 沈从文：《19620119·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2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60页。

[55] 沈从文：《196308下旬·致张兴良》，《沈从文全集》第2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48页。

[56] 沈从文：《19640102·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12页。

[57] 沈从文：《19720519·复程应鏐》，《沈从文全集》第2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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