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闲语,——和母亲的聊天记录

褚兰德

把母亲浮肿的双脚放进温热的水盆里，我开始轻轻地按摩搓洗。母亲抽缩了一下脚呻吟着说，轻一点，疼得很。我知道，母亲身上每一块骨头的疼痛，每一块肌肉的僵硬，每一个关节的变形，都与岁月深处的那个叫背篼、镰刀、铁锨的劳动家什有关。母亲每背一背篼土灰，就能开垦一片肥沃的土地；
每挥一把挽镰，就能收获一怀饱满的青稞；
每铲一锨杂草，就让油菜花流出滴滴沁香的青油。那些年，母亲使出浑身的力气，从生产队里挣来的每一分所谓的工分，就能填饱她的七个娃娃饿扁的肚子。

脚上的疼痛，又一次唤醒了母亲苍老又清晰的记忆。母亲一连串说出了好些个女人的名字：殷正兰、刘秀英、苏庭花、王梅香、吉世兰……这些妇人我都熟悉，她们都是当年和母亲一起面朝黄土背朝天，为了熬过苦日子和生活抗衡的拼命三郎。关于人生中的各种苦难，老天爷在她们每个人身上都做了最好的诠释。

“那时修梯田，生活正是困难时期，我们饿着肚子一脚一脚地蹬铁锨，一铁锨一铁锨地挖土，一背篼一背篼地背土，脚上的骨头都给蹬散架了，差点把我们活活挣死嘞！”母亲这样描述当年修梯田的情景和感受。

梯田就修在我老家的后山上，小时候提着暖瓶背着干粮，给在田地里收割庄稼的父母亲送过茶水，沿着崎岖又陡峭的山路，伸长脖子咬紧牙关，在烈日下的那座山我挣死拔命地爬过无数次。没记错，梯田总共有十八层，一直修到了离天最近的地方。一座荒山，究竟是怎样变成一台一台的片片良田的，我可以想象也无法想象；
父辈们究竟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只有她们自己心里最清楚，不然，坚韧的母亲怎会轻而易举地把刻在骨头里的疼痛挂在嘴边呢！

母亲提到的那些老人，好几年前就已经离世了，她们的一把残骨烂肉仍然滋养着她们流尽汗水泪水血水的那片厚土，对于这个美好的世界美好的风景，她们少看了许多眼。用母亲的话说：苦干了身子流干了泪，最后一把黄土把骨头埋。在母亲的冥思长叹中，她们的模样一一在我眼前鲜活。

母亲感叹：我还活着，早也活够了，福也享尽了。

我说，您还没活够，福也还没享够，老天爷让您在人世间多留几年，多看看这繁华三千，等有一天您与她们相会了，也好向她们暄一暄她们未曾看到过的盛世美好。母亲静默不语。

除了大拇指，母亲双脚上的其它几个脚趾都是弯曲的，也可以说是残疾的。母亲小时候也赶上了女人卑屈裹脚的时代。母亲说，是在九岁那年，外祖母把她按在炕上，用长布条一根摞一根地把她的脚裹成了“粽子”。第一天，第二天，到第三天母亲实在坚持不住了，她就偷偷地把裹在脚上的布条给拆了，换来了外祖母的一顿痛打，脚照裹不误。被紧紧裹扎住的脚又烧又疼，母亲就把双脚浸泡在凉水盆里，让疼痛得到暂时的缓解，尤其到了晚上更是疼得难以入睡，也不敢哭，母亲就蜷缩在炕脑角落里数天上的星星，前半夜听狗叫后半夜闻鸡鸣，在漆黑的夜里，母亲所能感受到的只有无边的黑暗。如果我是只鸡或者是只狗就好了，不用裹脚，不受那苦。母亲当时就是这样想的。到了白天，母亲费力地出门，强忍着脚上的疼痛背起背篼，去拾牛粪拔猪草。还是背篼，母亲这一代人的背篼里，装的全是人生的艰辛世间的寒苦。

母亲幸运，脚被裹了一年后，小脚女人们迎来了一个明媚的春天，解放了，旧社会的裹脚制度废除了。外祖母终于拆掉了裹在母亲脚上的臭布条，母亲又一次开始学着走路。从此，她用一双残疾的双脚，踏着泥泞，坎坎坷坷，磕磕绊绊地走过了整整八十四年的风雨历程。

关于裹脚的话题，我不想再与母亲聊了，因为再聊下去，话题就会延伸到另一个小脚女人的身上，这个小脚女人的一生过得更是悲苦凄惨。母亲的有些记忆已经尘封了好多年，我不想再去推开她记忆的大门，不想让母亲心里撒了盐一样蛰蚀得难受。都说最远的思念是最深的痛，父亲离世多年，还有几位最亲的亲人也相继走失，对这种感受我深有体会。母亲的母亲，那个苦命的小脚女人，离我们太遥远太遥远，记忆里的外祖母早被岁月厚厚地裹住，就像她当年给我的母亲裹脚一样，一层又一层。尘封吧，不要揭开母亲心上的伤疤，人生中的有些伤口，愈合需要一辈子，或者其实根本愈合不了。更何况，对于一个快接近耄耋之年几乎要告别记忆的老人来说，有些回忆既艰难又残忍。

我低头给母亲搓脚，母亲低头抚摸我的头发。母亲问我：“你的头上为啥也有这么多白头发？”

“您眼花了，是虮子吧。”我打趣。

“现在的生活条件这么好，哪来的虮子呢？”

——和您一样，我也是母亲，岁月染白的。我继续给母亲修脚，心里这样回答。

低头弯腰，就三五分钟而已，可是母亲却已明显力不从心，现在，她瘦弱又僵硬的身体撑不住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包括自己又瘦又轻的身子。我快速给母亲洗完头，用牛角梳慢慢梳理她满头的白发，发现她的头发有点长了，我说您再坚持一会，我给您剪一剪修一修。年岁大了，母亲出门很不方便，妹妹在家里早就准备了理发工具。可是每次我们想要给她理发，她都会笑着婉拒。虽然上了年纪，但母亲心气一直很高，穿衣打扮上仍然很注重，不将就不邋遢。原以为，爱美的母亲担心的是我们给她理的发不好看而拒绝，可今天在我的再三坚持下，母亲才吐露了她的心声：“姑娘们不能给自己的母亲理发”，我很惊讶，继续发问，“丫头们给自己的妈妈理发的话”，母亲接着神秘地解释，“以后我们都殁了，阎王爷就让丫头把妈妈的头发一根一根地接上，如果接不上的话，阎王爷就会惩罚你，上刀山下火海炸油锅。”母亲说得一本正经。当然，母亲的这些话很迷信，但有一点却不含糊：为护儿女周全，宁愿上刀山下火海炸油锅的那个人一定是母亲，这是每一个母亲生来具有的本能，无论怎样都改变不了。

年轻时候的母亲，有一头乌黑的长发，走起路来两股辫子在身后有节奏地飘荡，如风吹杨柳般好看，我总觉得那是村里独一无二的风景。

我给她剪发的那一年，不知母亲得了什么病，面部浮肿眼神迷离，整天气喘吁吁，无精打采，每天劳作回来她就瘫软在炕上不能动弹。家里穷，得不到好的医治，父亲就到乡卫生院抓了几副中药给母亲服用。母亲就把那点中药一遍又一遍地熬着喝，直到熬出的药汤没有了颜色，母亲才肯把药渣倒掉。即便身体极度不适，母亲仍然早出晚归去劳动。穷光阴逼上了，没办法，这是母亲的原话。身体的病痛，生活的劳累，母亲的乌发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瘦骨嶙峋的母亲把一把剪刀递给我，说把她的辫子给剪了。母亲的长发就这样断送在我的手里，那年我大约十岁，当时给母亲剪留的发型，就像民国时期剪掉了男人脑后的托辫一样难看。从此，我年少的眼中少了一片美景，但沧桑的母亲身上又多了一份坚韧。

直到前几年，母亲经常咳嗽不止，我们带她去医院做检查，医生说她的肺部有大面积的钙化点，说明以前得过肺结核，我们恍悟。

“那再咋办？您年轻时那两股又粗又长的辫子就是我给剪掉的！”我故意问母亲。母亲顿了顿幽默地说：“娃娃你甭害怕，阎王爷心里有卡玛。”从小到大，母亲给我们讲的神话故事，总会有完美的结局。

母亲头皮上有少许头屑泛起。她说，如果有把篦子来刮一刮头皮多舒坦。我对答，篦子好多年已经不用了，现在连买都买不到了。

篦子与我小时候头上的虱子有着密切的联系，那时候我头上的虱子真是多得很，白花花的虮子也不少。那年月，虱子虮子是农家人身上的标配，但标配在女孩子的发辫上，确实难看。母亲只要一有空，就会坐在土屋檐下的石头台台上，把我按在她身旁，抓我头上的虱子，每次就像在杂草里捡芝麻一样费力地寻找。虮子更难清理，篦子是最好的工具。从发根到发尾，母亲手里的篦子麻利地在我发间穿梭，一遍又一遍，我头上那些顽固的生物着实让母亲闹心。可每当此时，我却盼着母亲的抓虱子工程早点结束，因为大门口上还有等着我玩耍的小伙伴们，她们高一声低一声地轮流呼唤着我的乳名，我有点迫不及待，尽管一到晚上，虱子在我头上身上自由自在地游走时把我痒痒得要命，但白天和玩伴们玩耍的快乐要比抓紧除去我头上的虱子重要得多；
而有的时候，我就在母亲怀里睡着了，涎水湿了母亲的腿面一片，美梦连天。就这样，梳着梳着，岁月还是从细密的篦缝间悄悄溜走了，那些虱子虮子和我的青春一起，消失在岁月的深巷里。今天，母亲在我头上看不到它们的影子，而只看见了一根又一根早白的发。

“那时候你大伯病重，身上的虱子啊就多唉……”关于抓虱子的话题，在我记忆深处还有太多有趣回味的故事，而在母亲的记忆深处却烙着不一样的画面，母亲先是提到了大伯。

大伯老实，吃苦耐劳，五十出头就得了严重的肺心病。那年病重父亲把他接到我家养病，没有换洗的内衣，母亲就用一些白洋布头对凑着给大伯缝制了一件内衣，大伯说没穿过这么舒适的衣服。大伯没能熬过那个冬天，次年，大伯母也因心脏病突发撒手人寰，两人都没能活到六十岁。他们的两个最小的儿子从此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一个十三岁，一个十五岁，后来，他们自然成了父母亲的孩子。大的在二十岁时由大哥操持招了工，那是父亲压在大哥头上的死命令，说一个书生吃不了地里的苦；
小的在十九岁时父亲做主入赘成家，却不料，苦尽甘来之日，那苦命的小子因车祸丧命。父亲悲痛欲绝，母亲肝肠寸断。

贫困交加的那些年月，父母亲接济拉扯成人的同族孩子还不止他们两个。

我问：“你们那一代人，为啥会有那么大的包容心？更何况那时候家里那么穷，自己孩子又多。”

母亲的答案是：人性本善，世道轮回。

善良，包容，接纳。母亲的心中永远燃烧着三柱慈烟缭绕的佛香。

“和父亲结婚那年您多大？”

“十六岁。”

“结婚前您见过父亲吗？”

“没见过。”

母亲比父亲小五岁，当年他们成家时，父亲应该是二十一岁。

“媒妁之言定终身，贫富好坏牵一生”，这是母亲对爱情和婚姻的理解，也是旧社会里所有男女姻缘的现状。十六岁，正是花季少女的最美时光，但母亲却在懵懂中早为人妇。“那时候女孩子们在十六七岁时都已经普遍出嫁了，社会落后，家庭困难，女子‘不为娘家挣光阴，只为婆家立锅灶’”。母亲说得静而坦然，她的这番话大概也是她对女子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另一番解释。

母亲悠然回忆，记忆在时光的罅隙里游走，只要她刻意不选择忘记，许多往事就会被岁月过滤在母亲的记忆深处。

母亲十六岁嫁过去时，除了最小的叔叔还没有成家以外，其余的伯伯们都已娶妻生子，家里老小共有二十多口人，那时老人不主张分家，所有的兄弟们都在一口锅里吃饭。为了家庭和谐，避免妯娌间不产生矛盾，当时她们的婆婆——也就是我的奶奶就让几个儿媳妇轮流做饭，每人十天一班，公平上岗。母亲年龄尚小，有些家务活农活根本接不顺当，还好，有善良的大伯母三伯母经常帮衬，帮母亲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正是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又赶上了激进的“大跃进”年代，老百姓闹饥荒严重，生活苦不堪言。“去地里劳动，饿得眼前直冒金花，瘫坐在地边上就再也起不来，还饿死了不少老人娃娃嘞！”母亲刻骨铭心。

一九五八年时母亲十九岁，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女孩，只活了三十六天；
一九六〇年，生下了第二个男孩，但只带给母亲八个月的希望。俩孩子到底是病死的还是饿死的，到现在母亲都不能确定。母亲的叙述平静得让人惊讶，她的这种处世坦然和波澜不惊，大概就是从岁月的长河里一路颠簸，经历了各种生活的挫折和磨难后的沉淀。

“后来呢？”

后来，生活紧张，家里人口也越来越多，家庭矛盾也越来越大。“长把的铁锨短把的铲，各过各的生活就是活神仙！”“三家四靠，捣烂锅灶！”任性干气的四伯天天嘴里嚷嚷着顺口溜式的口号，第一个提出了分家。那个大家庭也到了不得不分的时候。

一头黑乳牛是父母亲分家时得到的唯一家产，除此之外，家里一无所有。母亲幽默地形容当时家庭的贫困：人们常说穷得叮当响，但那时家里连个叮当响的锅碗瓢盆都没有。年轻的父亲精明能干，有胆有魄，在生产队里担任过小组长之类的芝麻官，“大跃进”运动中自然受到了连累，倔强的父亲被诬陷成“四类分子”，成了那些被怂恿为“积极分子”的批斗者重点攻击的对象而被连日批斗，再加上当时亲兄弟间对父亲的挤兑，逼得父亲做出了一个果敢的决定：天下有黄土也有水哩，我还不相信生活把我逼死哩，搬家！

那头黑乳牛驼起了父亲母亲的那个家：一边是母亲的一个陪嫁小箱子，一边是家里仅有的半麻袋青稞。父亲手牵着五岁的大哥，牛背上骑着三岁的大姐，母亲怀抱着不到半岁的二姐，父亲唱着山歌，母亲流着泪水，吆喝着黑乳牛翻山越岭，离开了生养他们但却让他们无法容身的那个偏僻的穷山沟。

上天总是仁慈的。东川镇尕牧隆下村——那片多情又富饶的土地，接纳了落魄的父母和三个怜惜的生命。这么多年，为什么我对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总是魂牵梦绕，为什么我对那些曾经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总是念念不忘，我想，这就是浸渗在我骨头和血液里的一切缘由。

父母的遭遇，得到了村里高氏家族中一位单身老人的同情，他将自己仅有的两间土屋，无私地暂借给我的父母安了身。在后来的许多年里，我们一家人的身上总贴着一张“外乡人”的标签，尽管父母谦和有度，低头弯腰，但在村子里难免还是会受到一些势力派的排挤，就连有恩于父母的那位老人，因受到别人挑唆处处刁难父亲，但父亲却从未对他有过怨恨。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母亲不会讲这样的雅句，她常念叨在我们耳边的一句话是：人一辈子活个几十几截子哩，别人的恩情忘不得！

忘不得，我们永远感怀那位有恩于我们的老人，感怀那片养育我们的土地！

“再后来，队里给我们批了一院庄廓，东借西凑盖了三间西房，总算有了个藏头的地方。”

“再后来，家里又添了四个孩子。”

母亲的思路一点都不混淆。

一九七八年中国改革开放，一股和煦的春风吹暖了大地；
一九八二年包产到户，老百姓有了盼头，在勤劳致富的路上大踏步向前，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了。我惊讶，对于这些特殊的事情和时间，如果不是母亲当面给我说出来，我是断然不会相信母亲会对此有着特殊的记忆，因为，她只是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妪，一个连她自己孩子们的生日都不记得的母亲。

再后来的生活经历我都记得——

记得坚强睿智的父亲，对未来的世界总有着超前的认知，他用对生活永不服输的那股劲头，和一匹青马加一头黄牛的力量一起，在那片高天厚土里，给他的七个孩子埋下了不一样的人生种子；
记得坚韧宽厚的母亲总是起早贪黑，烟熏火燎地跪在灶台前，烙着一锅底一锅底的青稞面干粮，毫无怨言地践行着一位朴实的农村妇女和一位母亲的默默无闻；
记得二哥三哥同时考上大学时，父亲坐在院子里又笑又哭的场面；
记得三十年前父亲再一次不得不举家搬迁时，母亲坐在菜园的地头上哭泣的背影；
后来啊，在小镇，母亲陪我们继续前行，看人间不一样的烟火。

语落。与母亲对望，她泪眼溟蒙。我说，这些，您记得吗？

母亲双手抹了把脸：“不记得了……”

您不记得的，总会有记得的人替您记着。

每一段艰难历程的跋涉与跨越，每一个奋斗者不懈追求的背后，都有一个坚强不屈的灵魂——这是父辈们用铿锵的足迹一路刻在大地上的航标！

母亲翕动着嘴唇，陷入沉思。而我，艰难地写下了这段文字。

……

一种我从未有过的释然，伴着热泪流淌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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