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教师角色的文化溯源及时代使命——从“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谈起

◎闫雪映 黄明喜

教师既是时代变革的产物，又是推动时代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肩负振兴中华民族文化使命的中国教师责任重大。基于文化自信与历史自信的立场，新时代的中国教师应当大有作为。2022年五四青年节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迫切需要我们的教师既精通专业知识、做好‘经师’，又涵养德行、成为‘人师’，努力做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1]于此，我们不妨从教师教育史的经典命题“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出发，一窥中国传统教育文化中所塑造的师者形象及其伴随时代变迁而生成的题中新义，以更好地把握“经师”和“人师”相统一的思想意蕴及实践要求。

在中国教师教育话语谱系中，不乏谈论师者形象的词汇，如 “夫子”“先生”“园丁”“蜡烛”“春蚕”“春泥”“人类灵魂工程师”等等，但就本根性文化意义和历史影响而论，最为典型的当推“人师”或“经师”。历史地看，最早明确谈及“人师”和“经师”两者关系的命题，莫过于唐代令狐德棻主编的《周书》里的记载：“经师易得，人师难求。”[2]这里所谓的“经师”，侧重强调为师者要精通经籍知识；
而所谓“人师”，侧重强调为师者要修养品德。

就词源学进行考察，把“经师”和“人师”并称起来，可溯源于《后汉书》。该书记载东汉大儒魏昭童年时仰慕郭泰而拜师求学的故事。魏昭为了能投身于当时的学坛领袖郭泰门下，多次表示愿意做他的仆役，给他打扫庭院。郭泰心生疑惑，于是问魏昭为何愿做仆役。魏昭坦言：“经师易遇，人师难遭。”[3]魏昭这句话的意思是寻求一个教授儒学知识的“经师”比较容易，但要寻求一个德馨才优并能以身示范的“人师”却十分困难。由此可见，汉代的教师群体大致可分为两类，即“经师”和“人师”。其实，“经师”一词是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产物。它起初是汉代最高学府太学中的学官称谓之一。其后，伴随汉代儒家经学教育勃兴，“经师”遂而成为泛指传授儒学经书的大师或者师长。顾名思义，“经师”就是教人读经研经的人。至于就教育范围内率先对“人师”的内涵进行界说的，应属东汉的思想家扬雄。他宣称：“师者，人之模范也。”[4]在扬雄看来，“师”既然是别人的模范，那当然属于“人师”，而非只是“经师”。这样，“人师”便定义为教人怎么做人且以自身行为作榜样的教师。所以，“人师”应该是学生言行举止的模范：一方面可使学生有所参考、模仿；
另一方面能对学生有所启迪、感化。毋庸置疑，想真正成为一个为他人景仰的“人师”，无论在学养还是在德行上的要求都是很高的。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时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对“人师”的涵义理解及情感态度是不同甚至是迥异的。先秦著名教育思想家孟子的看法“人之患，在好为人师”[5]就颇富代表性。在孟子所处的战国中期，“好为人师”是一种较为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但是，真正合乎孟子所寄予厚望的“人师”则少之又少。在孟子心目中，“人师”德才俱优，明白透彻世间道理，然后才会去教导别人。但是，其时教师不但忘却与师者身份相伴而生的社会职责，甚至趋利避害，体现在墨家、道家和法家等其他诸子派别的教师身上格外明显。更有甚者，部分教师从事教育行业的初心也随之忘却。在名利的诱惑下，教师再无心提升自己的教育教学能力，“好为人师”逐渐衍化成一种社会隐患。“好为人师”，起初并非什么不好之事；
但殆至孟子所生活在的年代，竟然恶劣到“人之患”的地步。战国中期，礼崩乐坏已成司空见惯，中低下层的士人集团经济窘迫，无奈之下就想到以收徒教学为谋生手段，以解燃眉之急。因此，那时所谓的“人师”，不过是一些学养不足，但又滥竽充数之辈。明乎此，就不难理解孟子为何将“好为人师”称为“人之患”了。需要指出的是，“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虽出自孟子之口，但并不代表孟子真的要否定“人师”的价值与作用。发展到战国末期，荀子鲜明地主张“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6]，进一步高扬“人师”的德性感召力，凸显孔子乐为“人师”的风范，自觉建构起“天地君亲师”的一套教育话语体系。

汉魏以降，“经师”和“人师”的内涵相沿未变。及至韩愈生活的中唐时期，当时社会上没有听说有什么老师的，假使有的话大家就会起哄嘲笑那个人，以为他是个狂人，竟出现以向老师学习为可耻的社会现象。[7]韩愈不仅以身垂范，敢为“人师”，还好学深思，批判现实，写出了不朽教育名篇《师说》，独具匠心地提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8]的崭新思想命题。具体而言，“受业”，通“授业”，是要求教师灵活运用教学法，传授学生以基本知识与技能；
“解惑”，是要求教师能够解答学生知识困惑，并有针对地给出解决措施，指引学生走出知识困境；
“传道”，则是强调教师润己泽人，教导学生养成德智统一、学以致用的理想人格。一言以蔽之，在韩愈看来，“授业”和“解惑”是基础，而“传道”是根本。与之因应，“经师”职责偏重于“授业”和“解惑”，“人师”则须把“传道”“授业”“解惑”三者贯通起来，把“传道”视为教书育人的第一要务。

自韩愈之后，中国传统教育就把师者形象框定在“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和“人师”结合上了，影响深远。譬如，现代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曾说：“教师是有两种人格的：一种是‘经师’（因为中国过去教经书中知识的称经师，现在的是教科学知识，为了容易记，所以仍袭用这个名称），一种是人师。人师就是教行为，就是怎样做人的问题。经师是教学问的，就是说，除了教学问之外，学生的品质，学生的作风，学生的生活，学生的习惯，他是不管的，人师则是这些东西他都管。”[9]

近十年来，随着教师职业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教师地位不断提高，愈来愈多的人竞相从教。然而，教师在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中，不乏职业倦怠者，甚至退出者。根据中国第一份“工作倦怠指数调查”显示，教师的倦怠程度在各职业领域中位列第三。为缓解教师职业倦怠，学界大多从教育政策、心理资本、教学效能感等维度和层面进行分析，并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我们认为，如果将视野转换到传统教师文化上，汲取历史智慧，找回师者自信，唤醒“经师”“人师”独特的文化意识，则可从根本上解决教师职业倦怠问题，使教师自觉形成自我认同感，进一步升华教师幸福感。

新时代中国教师肩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神圣使命，始终站在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工作的第一线。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好的学校特色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有一支优秀教师队伍”[10]。新时代教育背景下，既需要为学生答疑解惑、精通专业知识的“经师”，也需要学问高、德行正的“人师”。教师的本职工作是做好“经师”，教授给学生基本的学科知识，一丝不苟地对待教育教学工作。但是，仅以“经师”为职业目标是远远不够的。从古至今，教书育人的根本都在立德、传道。与之相应，教师的理想追求也应放在强调德行示范的“人师”上，向“经师”和“人师”统一者靠拢。勇于传递新时代之“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师在授业、解惑的过程中，同时传承红色基因，抓好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浸润学生心灵，让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成为所有教师的自觉追求。

以他人为榜样，可知自己得失。我们可以学习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勇于为师的精神风范。陶行知自1927年创办晓庄学校起，三十年如一日，扎根乡村教育，将整个生命和全部热情献给国家教育建设。他秉持“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教育价值追求，发扬“为了苦孩，甘为骆驼”的师道精神，把个人收入悉数捐出，用以维持所办乡村学校的日常开支。正是在这种勇为人师、不怠意志的支撑下，陶行知才创办为世人称道的学校，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探索道路交出一份颇具意义的答卷。

这种勇于为师的铮骨丹心延及新时代教育，亦涌现出一批耕耘于中小学领域的模范教师。其中突出代表的莫过于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教师张桂梅。她饱含“不带一根草去”的无私奉献精神，助力一个个大山的孩子摆脱贫困代际循环，堪为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孺子牛”。张桂梅虽然疾病缠身，却从未因病而耽误一节课；
虽然生活清贫，却仍坚持抚养贫困学生，拿出财物去资助学生；
虽然牵挂父母亲人，却毅然舍小家而成全大家，离家三十余年，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到教育战线脱贫攻坚的伟大事业中。在扎根贫困地区的四十多年间，她始终以“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为教学理念，不忘教育初心，用生命办学，既是人们所钦佩的“燃灯校长”，更是学生永远依恋的“张妈妈”。在张桂梅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新时代中国教师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心有大我的家国情怀、教育为民的责任担当、爱生如子的高尚师德，以及坚决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

从这些教师模范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教师沉得下心，坐得了冷板凳的坚强意志，以及数十年如一日立足教育教学岗位的决心与斗志，这正是“经师”“人师”意识在教师身上的精神折射。

实现“经师”与“人师”相统一，既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文化的内在需要，更是实现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就实践路径加以审视，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学而不厌，做一个与时俱进的“经师”。在现实社会中，可以发现有的教师只愿做教书的“经师”，却不愿做教人的“人师”。这种教师的内心深处已然把“经师”和“人师”对立起来，窄化了“经师”的丰富内涵，认为做一个视作“人之模范”的“人师”过于高远，能做一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经师”就足够了。很显然，这种“教书匠”式的教师有意无意间会表现出得过且过的教学心态，长此以往难免误人子弟。放眼当今世界，无论科技知识还是人文知识都处于百年未有的大爆炸局面。但是，社会上各类知识信息良莠不齐，很容易迷惑、误导学生。面对这一现实，教师要始终坚持学而不厌的精神，以饱满热情适应学习型社会所带来的知识浪潮，积极了解并汲取新知识，不断厚实自身学养，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求知氛围。如此，才能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战略指引下，培养出拥有真才实学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其次，以身作则，做一个立德树人的“人师”。要做“经师”，还是要做“人师”？换言之，只想做“教书”的教师，还是更想做“教人”的教师？这不仅是一个教育理论问题，更是一个教育行为问题。究竟是止步于“经师”，还是向更具价值意义的“人师”迈进，归根结底取决于每一教师个体的自由意志。如果以“人师”为理想人格追求，就不能不做“人之模范”，就不能不“为人师表”。因而，在日常的教育教学生活中，每一教师个体都应时刻检点自身的言行举止，尤其切忌以双重标准对待自己和学生的同一行为，以避免对学生造成不良影响。譬如，中小学禁止学生携带手机进校园，但一些教师自己却机不离手，一到课间休息时间就不顾学生，只顾看手机信息。这样，就构成了师生行为的双重标准，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因此，对教师来说，要培养学生良好德行，自身应以身作则，通过人格魅力和模范行为去引导学生的言行举止，做一个能够立德树人的“人师”。

其三，知行合一，做一个“经师”与“人师”统一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合格的老师首先应该是道德上的合格者，好老师首先应该是以德施教、以德立身的楷模。”[11]要求每位教师不仅应是道德上的合格者，更应做一个以德施教、以德立身的好老师，成为人之楷模的“经师”与“人师”统一者。习近平总书记这番话充满着强烈的知行合一意味，希望每个教师能够成为集“经师”“人师”于一身的“人之模范”师者。用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各尽其才，获得人生出彩的机会。只有这样，在成就学生的同时，教师便会寻获教育教学所带来的乐趣与价值感，知识上的耗尽感和职业倦怠感自然也就随之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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