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诗经》中的“士”及其所形成的“士风”

张雪 刘融平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先秦时期的重要文学著作。先秦时期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风貌都可以在其中窥见一二。这一时期，“士”这一阶级逐渐走上历史舞台并为人们所知。“士”这一群体发挥着士人阶级独有的政治职能与文化职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或是对自己职责的尽职，或是对君王的讽谏，或是对文化的传播，都发挥出了那一时代士人阶层的独特风格。从《诗经》中可以窥见“士”这一群体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历史形态与特色，这一特色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个具有鲜明特质的文化群体，他们即是“士”阶层—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动荡，礼崩乐坏，士渐渐从贵族这一阶级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起于当时社会阶级的流动，即上层贵族的下降与下层庶民的上升……这就导致士阶层在社会性格上发生了基本的改变。”（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由此开始，“士”具备了成熟知识分子特征。

士的活动与行为、精神价值取向等的集合，构成了一个新的名词，即“士风”。一般而言，后人对前代“士风”的研究，所依托的便是文献，通过对语言文字的阐释，加之读者自身的经验与想象，便构成了后人对前代士风的基本理解。《诗经》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文学典籍，其中涵盖了先秦时期社会、政治、民生多重问题，“士”阶层也活跃其中。探讨《诗经》中“士”及其“士风”，对今天依旧有着积极意义。

一、《诗经》中士的社会生存状况及其士人精神与表现

《诗经》中的诗篇，起于西周时期，结束于春秋中期。先民们用诗篇展示了这期间约五百年的社会历史、风土人情与文化精神等各方面。在这样的社会人文大百科一样的画卷中，“士”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谓“济济之众士，谓朝廷之臣也”（孔颖达《毛诗正义》），标志着他们有着一定的政治责任。除此之外，由于“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孔颖达《礼记正义》），因此他们也有一定的文化传承的意识。

（一）对职责的兢兢业业

皇皇者华，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怀靡及。

…………

我马维骃，六辔既均。载驰载驱，周爰咨询。

—《诗经·小雅·皇皇者华》

《诗经·小雅·皇皇者华》是使臣出使他国时在途中的自咏之作，表现出诗人为国事奔走的激动与豪情。诗篇以“皇皇者华，于彼原隰”起兴，描绘了一幅广阔的远景，也间接体现了诗人对出使的自豪之情，后续四章详细描写了奔波在出使之路上的各种各样的马匹，不仅体现了出使规格的威仪，还体现出这一时期士人的政治责任。不仅如此，从侧面还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周朝的国力与威信力—能让一个出使的官吏由衷地感叹，此时期的国力之强盛也可见一斑。关于《诗经·小雅·皇皇者华》的创作年代，学界答案不一。《诗经世本古义》认为此诗作于帝乙之世，也有学者认为创作于宣王时期。无论如何，诗中所体现出的使臣对君王之命的尽职，对家国之事的尽心，都能窥见当时的“士”这一阶层的职能与特性。

除此之外，《诗经》中还有诸多写士人对自己职责的辛劳的感叹，如《诗经·小雅·四牡》：

四牡騑騑，周道倭迟。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

…………

驾彼四骆，载骤骎骎。岂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谂。

这是一篇被公事缠身而无法回到家乡，回到父母身边的小官吏在公事之余对自己处境的感叹的诗作，历代对此诗的评论有多种解释。例如，《毛诗序》说此诗是“劳使臣之来也”，郑笺云“无私恩，非孝子也；
无公义，非忠臣也”。此诗是否为国君慰劳使臣暂且不论，但诗中对“王事”的奔波辛劳是显而易见的。全诗的基调是“我心伤悲”，作为下层士人的作者心中所想的是“归”，但“王事靡盬”，自己只能压抑内心的想法。历代关于《诗经·小雅·四牡》的探讨众多，其中从伦理道德方面入手的也不在少数，其中的主要集中点也大都在“教忠、教孝”之上：王事之事，与思乡之情，形成了冲突。“忠”与“孝”的选择，是诗中主人公所面临的问题，二者如何取舍对他而言也是一种煎熬，但主人公作为“士”阶层的职责与职能，在这首诗中也有所体现。

（二）对以诗纳谏的期愿

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通过诗歌对君主进行谏言的方式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心怀抱负的士人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改善民生，抑或是以此吸引上位者的目光。例如，《诗经·大雅·抑》中的“抑抑威仪，维德之隅”，以及“有觉德行，四国顺之”，这种谏言的方式成了这一时期士人阶层在这一特殊历史境遇中的特殊行为。

《诗经》中《抑》一篇，小序认为是卫武公对周厉王的劝谏诗，但从内容看，更像是一位忠心的臣子对上位者的劝诫与希望。这首诗用了长达十二章的章节，从刑法、政务、德行等方面对上位者进行劝诫，希望上位者能够听从自己的谏言，立德修身，避免灾祸。周厉王时期，周王室已经衰微，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士人阶层的忧心与努力—他们忧心国力衰微，他们所作出的努力便是希望上位者能够有所改变。尽管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一时期的“士”阶层所采取的方式有其局限性—将希望完全寄托于上位者，但不可否认，这样的努力与方式，都是历史长河中所不可少的。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之后的历史舞台中形形色色的“士”和他们的努力，他们也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万千人民的缩影之一。

除了《抑》，《诗经》中对上位者的劝诫的诗篇众多，如《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中的“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和“无罪无辜，谗口嚣嚣”。这是一位心忧天下的下层士人，因统治者的在其位却未能谋其政的昏庸而感到痛心，在悲愤中写下的一首感人至深的诗篇。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期说法不一，《毛诗序》认为此诗作于周幽王时，郑玄认为作于周厲王时。无论是作于幽王之时，还是厉王之际，周王朝都已经开始走向衰落。从诗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天下动乱，民不聊生，自然灾害频发，作者对上位者空有贤才而不去任用的做法感到愤慨。不仅如此，权贵们还剥削人民，欺上瞒下，作者看到这一切，痛心不已，却囿于自身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无法作出更多的选择与行动，只能满怀悲愤地写下这首诗。

这一时期的“士”阶层，用这样一种方式，显示了他们勇于承担的精神品质与高尚的道德良知。

（三）对自我的约束及文化的传播

孔颖达在《郑风》中对正风正雅之际“士”的特征进行了如下概括：“堪任于事，即忠于职守。”他认为，士阶级的最大作用是忠于自己的职守。这样的论述不无道理。在《诗经》中，有许多诗篇描写了周代先祖建功立业的卓著功勋，这些赞颂周先祖德行功勋的文章与诗篇，又大多出自“士”之手。虽然他们的本意是歌颂周先祖，但从侧面看，也在无形中推動了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他们将君王的美好品德传播到周王朝周边地区，传播到后世，在无形中巩固了礼乐教化。在《诗经·小雅·皇皇者华》中，就体现出士对文明与教化的努力。就某种意义而言，文化的消亡比地理位置的消亡更加严重，也更加可怕。“士”阶层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尽管最开始他们的本意或许并不是避免文化消亡，但从结果来看，他们的作品进入了历史，为后世留下了极为重要的文化瑰宝，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历史意义。

从以上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到，《诗经》时代的“士”，不仅有周代繁荣昌盛的时期，也有周王室衰微、山河动乱的时期。面对混乱无序的社会，他们坚守着自身，希望能够以诗来使贵族、使天子看到黎民的辛酸；
但他们未能认识到道德无法拯救历史。因此，在这一时期，他们在无形中赋予了诗“救世与自救”的两种功用。

二、《诗经》中“士”精神对后世文人的影响

从《诗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周初至春秋这数百年间，“士”这一群体的生存样态并不是单一的；
相反，这一时期的“士”群体有着不同的境遇，不同的志向，这也就形成了独特的士人精神价值取向，即我们今天而言的“士风”，而这种独特的精神价值取向，对后世的诸多文人也有着深远影响。

（一）曹操

曹操在政治、军事上都有极高的造诣，但后人们对他更多的关注则是始于文学。他是建安文坛的引领者，可以说他的文学作品代表了建安诗风。曹操对《诗经》的继承是十分明显的，如他的《短歌行》其二化用了《诗经·郑风》中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并在其基础上加以创新，这种方法在曹操诗歌中有明确的体现。除了对《诗经》形式上的继承与创新，《诗经》中反映现实的特点也对曹操有所影响，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等。在这些诗中，曹操以简练的语言描述了汉末乱世之下民众悲苦的生活，如“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蒿里行》）。

尽管曹操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文人士大夫，但他对《诗经》的继承，以及他作品中的写实景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先秦时代那些勇于以诗进行劝谏的“士”阶层。曹操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战乱的时代，天下割据、民不聊生。在历经多年战乱后，黎民对“和平”的渴望达到了顶峰，曹操的创作也侧面反映着当时民众的心境。

（二）白居易

白居易历仕唐宪宗、唐穆宗等几朝，经历了安史之乱，见证了唐朝由盛转衰的过程，因此他的诗充满讽谏的意味。这些讽喻之意，与《诗经》的“士”精神密不可分。他在《秦中吟十首》的序中写道：“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他的十首《秦中吟》大部分是针砭时弊，有感于现实而抒—上层贵族们的骄奢淫逸与下层民众的食不果腹。

白居易曾经做过谏官，富有极强的讽喻精神。他曾提出“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的主张，希望通过自己的诗歌，对统治者有所谏言，并以此来改善民众的生活。他曾在《与元九书》中写道：

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用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

他在文中直言“采诗”的重要性，因“采诗”这一行为的不足，导致上层社会与民众脱节，无法在有效时间得知当时当世百姓的所思所想，因此造成了谄媚之风盛行，“救失”之道遭到破坏，祸害的根源也就由此而起。这一做法与“以诗讽喻”相差无几。他既希望有人能够看见底层人民的境况，也希望君王能够有所作为。由此可见，《诗经》中的这一思想精神对白居易影响颇深。

（三）辛弃疾

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篇第十六》）可见《诗经》对世人的影响力。而《诗经》流传至宋，对人们的影响也越发深远。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的诗作中不乏对《诗经》的引用。例如，他的《满庭芳·和昌父》中，就有“恨儿曹抵死，谓我心忧”的描述，与《诗经·黍离》中“知我者，谓我心忧”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如，他在《定风波》中那句“莫望中州叹黍离”，更是直接引用了《诗经》中的“彼黍离离，彼彼之苗”。辛弃疾以《诗经》中的“黍离”入词，而《黍离》历来被认为是周朝一位大夫哀悼故国所作的一首诗。辛弃疾作为南宋的士人，在这山河渐落之际，自己心忧社稷却又报国无门，对《诗经》中这首诗的感触应该更深。同样处于乱世，他有武将的报国之志，也兼具文人的匡扶之心，遗憾的是，他的踌躇满志终究未能实现。作为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士”阶层，辛弃疾的写照也是这段历史的写照。历史从不缺希望改变乃至改善它的人，但也从不缺改变失败的人，历史的车轮缓缓前进着，历史中的人也与历史融为一体。

诗歌是我们熟悉的文学体裁，诗人所作的诗歌饱含了自身的感受。在诗歌中，诗人们赋予文字以生命。“诗言志”在时间的流逝与洗涤下，渐渐成了士人们创作的一条铁律。在这样的价值观的倡导下，士人们往往创作出许多在心理与精神上都得到极大富足的诗篇。是以，《诗经》不仅是重要的文学参考资料，还在推动中国历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系2022年北方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女性复仇主题在古代文学史中的嬗变”（项目编号：YCX2200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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