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特玛托夫《查密莉雅》中的“歌声”描写解读

唐可欣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西安 710062）

出生于苏联时期的吉尔吉斯共和国作家钦吉斯·艾特玛托夫（1928-2008）是一位在世界享有较高荣誉的吉尔吉斯文化名人，在他的作品中既能看到现代社会文明与传统游牧文化的结合，又能感受到强烈的人文关怀与冷静的生命思考，因而他的创作也常被誉为“严格的现实主义”［1］。发表于1958年的成名作《查密莉雅》中，作家用与众不同的吉尔吉斯民族风情和精湛的人物形象塑造赋予了作品独特魅力。本文试以该小说中男主人公丹尼亚尔的“歌声”为分析对象，来剖析这一细节描写在表现作品人物心理、反映作家思想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以期从另外一个角度对作品和作家进行重新认识。

《查密莉雅》是艾特玛托夫的处女作，小说讲述的是一个表面看上去“老生常谈”的故事：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中亚吉尔吉斯腹地一个集体农庄中的已婚少妇查密莉雅，在劳作过程中与退伍返乡的青年男子丹尼亚尔相遇相知。几次接触下来之后，本就因包办婚姻而与丈夫感情淡漠的女主人公被丹尼亚尔深深打动，并爱上了对方，最终二人一起私奔离开了故乡。然而，就是这样一部情节早已在古往今来的各国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的小说，却常被评论界视为作家早期创作中最能体现吉尔吉斯游牧风情的作品之一。在当时思想相对保守的传统社会，“为爱出走”的主题看似与整个大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冲突，但事实上敢爱敢恨、追求自由一直是游牧民族的性格特征。与此同时，小说在细节刻画和叙事手法上使用了大量带有民族风格的描写，作品中不同场景中的男主人公歌声就是非常典型的吉尔吉斯式文化元素。

在《查密莉雅》这部小说中，艾特玛托夫对丹尼亚尔“歌声”的描写并未用到过多篇幅，“歌声”出现的次数也并不算多，但每一次的出现都有其深意，最重要的深层含义就是歌声与小说中几个人物的心理产生了关联。作家以男主人公所唱的草原民歌为媒介，将作品中另外两个主要人物的心理变化表现了出来。

（一）“歌声”与查密莉雅的心理变化

小说中，女主人公查密莉雅对丹尼亚尔的爱慕之情始于他的歌声。起初查密莉雅对这位在物质上略显寒酸的返乡战士并无过多情感，然而，丹尼亚尔一曲带有浓厚吉尔吉斯风情和哈萨克风情的牧歌唱罢，查密莉雅对这位精神富有之人的态度便出现了变化，她开始重新认识眼前这位有着动人歌喉、才华横溢的男青年，并渐渐爱上了他。如果说查密莉雅对丹尼亚尔炽热的爱情始于歌声过后的震惊、欣赏、幻想，最终演变成了发自肺腑的喜爱，那么作者在小说中最想要表达的“为爱出走”“敢于争取幸福”的主题便是通过演唱之后的系列变化而逐渐呈现出来的。

如此一曲优美动听、舒展自然的古老民歌令女主人公的内心出现了波澜，随之，小说的情节发展也得到了推动。“歌声”促使查密莉雅对丹尼亚尔的情感由一开始的“不爱”转变成为后来的“爱”，二人因歌声而亲近。不过，与查密莉雅由“不爱”到“爱”这一感情变化所不同的是，丹尼亚尔对查密莉雅始终都是欣赏和爱慕的，所以当查密莉雅要求他唱歌时，丹尼亚尔在自己暗恋的姑娘面前表现出难为情的神情，唱完一句后，“像是害怕什么似的，又沉默下来”［2］26，只能将情感蕴藏在心底。歌声过后，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发生了微妙转变，她不再像之前那样泼辣、欢乐，而开始变得朦胧、惆怅，对待丹尼亚尔的态度也经历了从羞涩、胆怯的躲避，到自告奋勇地为他洗衣服，又到车厢板上含情注视等一系列发展。小说中最具戏剧性的一处描写便是当丹尼亚尔与查密莉雅并肩坐在车上，第二次唱出动人肺腑、充满无限柔情的歌后，查密莉雅情不自禁地将头靠在他肩膀上的那一幕。微妙的情感升温让女主人公感觉到了之前从自己丈夫那里从未体会到的幸福，真正让她尝到爱情滋味的正是眼前这个对她有着万般眷恋、歌声中充满无限情思的丹尼亚尔。可见，歌声描写在这里起到了一个推动作用，成为辅助情节线向前推进的关键媒介。

从民歌的起源与功能上看，非常重要的一点便是常被用来表达爱情。与爱情相关的婚配求偶、赞美对方、颂扬爱情本身等内容常充当早期民歌叙事中最主要的题材，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的传统民歌中都能找到与爱情相关的主题和内容。因此，民歌置于文学作品之中很容易被赋予与爱情相关的联想意象，突出助力于“爱情”母题下各类相关情节发展的叙事功能，成为帮助读者实现情感关联性想象的原型。自古以游牧生产方式为主的吉尔吉斯民族也是一个热爱歌舞的民族，音乐是该民族先民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娱乐活动，也出现了适合于演奏吟唱的大型民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游牧民歌同样也具有与爱情相关的求偶主题，小说中男主人公的歌声描写本身就带有一种对心仪异性开展追求的附加阈值。每当他当着女主人公的面唱起歌时，二人之间的情感便随着作者有目的的叙事发生了微妙变化，而读者也自然而然地容易感受到查密莉雅这个人物在面对一个真诚异性时的内心情感波澜。

（二）“歌声”与“我”的心理变化

除了女主人公查密莉雅之外，“歌声”描写与作品中的另外一个人物——叙事人“我”的心理变化也有着密切的关联。以第一人称塑造的人物“我”只是一个充满浪漫激情的山村少年形象，作为查密莉雅丈夫的弟弟，同时也是常跟在查米莉雅身边的伙伴，可以说“我”是见证这位女主人公和丹尼亚尔感情变化全过程的旁观者。作家艾特玛托夫借“我”之口来讲述这个故事，使小说的情节发展看上去更显真实，更有可信度。

“我”对查密莉雅的感情是一种因亲近而产生的依赖，虽为叔嫂关系，但实际上“我”还只是个半大孩子，对查密莉雅既有着同伴般的信任，又有着亲人般的需要。“我”嫉妒返乡战士对查密莉雅美貌的注视，甚至于之前丹尼亚尔望着查密莉雅时“我”都是极为反感的，还对他出现了抵触情绪。然而，当丹尼亚尔的歌唱本领展现出来后，“我”对他也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因从未听到过如此美妙动听的歌声，未感受过这样独特的乐曲风格，“我”开始被歌声感动，内心之中对于丹尼亚尔的看法也不再像起初那样，而是产生了些许崇拜。“我”不仅惊叹于丹尼亚尔的天籁之音，也似乎懂了他之前所不为别人理解的行为和性格。人物的心理因“歌声”而出现了巨大变化，在接下来的时光里，丹尼亚尔的歌声成为我一遍一遍的回想，各种联想出来的画面不断浮现在眼前，勾勒出一片温馨柔美的童年时期景致：云片、马群、羊群、瀑布、落日……［2］28大篇幅的自然景物描写烘托了人物的内心感受，而歌为心声，“我”不仅从其演唱中捕捉到了唯美的画面感，在丹尼亚尔那羞怯的、断续的嗓音中，“我”似乎也被他歌中那种激动人心、能传递隐秘思绪、引起周围人共鸣的心声所动容，更进一步触碰到了丹尼亚尔灵魂深处的秘密，听懂了他的思绪。以至于后来查密莉雅同丹尼亚尔的相爱都得到了“我”的理解甚至支持，小说结尾二者“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出走更是得到了“我”暗暗的祝福，并将其画入了自己那幅毕业油画作品中。

民族歌曲的作用除了可用来表达演唱者的情感之外，对加强同聆听者之间的人际关系也会起到一定的帮助。歌唱的本意就是用于表达某种情感，在音乐表现方面虽然会对多方面的演唱技巧提出要求，但更重要的是歌者要拥有情感和表达情感的意识。从交际应用的角度来看，歌者演唱过程的情绪自然会感染到听众，拉进歌者与听众的距离。从小说对丹尼亚尔歌声的描写上来看，歌者不仅极好地把握了民歌演唱时基本的音准、节奏、乐感，对歌唱技巧中呼吸方法和共鸣的运用也恰到好处，而这些都是令“我”对其态度从不屑、抵触转变为欣赏、佩服的原因，爱屋及乌，“我”开始默默支持男女主人公的相恋。歌声让“我”这一人物心理变化显得自然而不着痕迹，也推进小说的整体叙事。

可见，艾特玛托夫惯用细节描写，注重小说的情节转向，“歌声”在为作品附加音乐质感的同时，也与主要人物的心理变化产生了密切关联。作家通过“歌声”传递了笔下人物的炽热情感，推动了小说后续情节的发展，进而表现出主人公大胆奔放的爱情观。

在对某一民族或区域的音乐进行考察的过程中，音声景观研究一直是音乐学者们所关注的一项焦点，“音声景观之动态的音乐文化与社会环境的整合关系”［3］也便是民族民间音乐领域的核心探索命题之一。按照音乐界的观点来看，音声景观能够系统反映出某个族群生活区域的时间和空间特点，也可以被看作是某一特定文化的体现。因此，通过分析该区域音乐中的音声景观，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掌握当地文化特点和文化功能作用于具体个人身上之后的形态表现。而小说《查密莉雅》中的歌声描写就是音声景观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呈现，当其作为一处处细节描写在小说创作中出现时，自然也会起到不可小觑的作用。对丹尼亚尔“歌声”所进行的描写不单是叙事功能上的需要，通过“歌声”的内涵及风格，也不难看出作家艾特玛托夫独特的民族审美。

（一）“歌声”与作家的草原情结

艾特玛托夫生于刚刚开始进入苏维埃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中亚腹地，从他的自述与早期作品中不难看出，作家的童年仍深受吉尔吉斯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影响，有着鲜明的中亚游牧文化烙印。他在《查密莉雅》中写道：“早从游牧时代，从我们的祖先一块儿安扎帐篷、一块儿放牧牛羊的时候起，我们就兴亲族住在一起。这种传统还被我们保持下来。”［2］2固然，除描写到了传统宗法的特殊要求以外，草原游牧民族的其他习俗和道德观念在《查密莉雅》中也都有所体现。如果说传统宗法的描写使小说显得别具民族风情，那么作品中所出现的男主人公丹尼亚尔的“歌声”其实也代表了艾特玛托夫对草原的一种独特怀念。

小说刻意描写“歌声”的这种下意识写作手法与艾特玛托夫的生平经历是密不可分的。生长于中亚牧区的他，从小接触到的是传统的草原文化，“祖母和姑母讲的吉尔吉斯族民间故事、传说、神话、童话、歌谣，在他眼前展现出一个神奇的世界，丰富了他的文化积累。他可以说有一个金色童年”。［4］2然而，成年后的艾特玛托夫接触更多的则是现代文化，受到俄语教育及工业文明的影响，具有东西方多元文化相结合的多元思维。包括《查密莉雅》在内的一些早期作品中，作家常常从传统道德的角度探讨善恶美丑以及草原牧民的命运，进而表达其独特的民族观、价值观。

撰写《查密莉雅》时，艾特玛托夫其实是集多个角色于一身：一个记录了敢于为爱出走故事的浪漫叙事人，一位吉尔吉斯民俗文化专家，一个深情的怀古者。小说中对于歌曲的运用彰显着他对草原故乡的深厚情怀，在丹尼亚尔所唱的歌中，各种与吉尔吉斯相关的典型事物与“我”的联想始终交织在一起，譬如有一首这样唱道：“头戴白帽、身披青衣的高山，你养育了我世世代代的祖先！头戴白帽、身披青衣的高山，你呀，你呀，你是我的摇篮……”［2］26若将这样的歌词同山地民族的自然地理环境、集团文化心理等关联在一起，便可以理解作者在设置这一细节时的深思熟虑。“民歌”常与民族的历史与生命力联系在一起，代表着一种寻根和念祖，也成为作家本人的民族文化表征。在民歌熏陶中成长的不仅有歌者丹尼亚尔，同时也有艾特玛托夫和他的吉尔吉斯民族。因此，借助于男主人公的歌声，作者艾特玛托夫真正想要歌颂的是民族的史诗和自然的力量。

以歌述景，对吉尔吉斯高山地区自然美景的体悟和描绘已渗透到艾特玛托夫的思想深处，而这也是他作为一名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区别于同时期其他作家的明显地方。他书写了熟悉的事物，同时也有自己关于自然和民族的思考。他在“歌声”这一细节描写的处理上收放自如，其驾驭文字的能力可见一斑。

（二）“歌声”与作家的人本主义精神

《查密莉雅》中的“歌声”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作家艾特玛托夫在新的文艺创作背景之下对人性的首肯，流露出了他本人一定的革新态度，而作家的与众不同之处便在于他的这部小说是在民族传统与时代浪潮的平衡中将这种人本主义精神微妙地透露了出来。

小说发表之时，当时文学和艺术正迎来了一场特殊的“解冻”。1954年，作家艾伦堡发表了中篇小说《解冻》，该作品的问世令以往文艺创作中的禁锢有所松动，自此，文化界开始了一定的创作自由复归，有了与之前大不相同的新气象。随后问世的文学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的主题出现了人性化转向，逐渐关注人的情感与生活的本真，艾特玛托夫也正是在这种相对宽松的创作环境中，“用人道主义的激情和对生活的礼赞创作出这篇脍炙人口的中篇小说”［5］。可以说，《查密莉雅》中主人公所具有的大方、洒脱、努力寻求真爱并同旧思想相抗争的个性，正是在该时期艾特玛托夫用以在文学作品中展示人的主体性的具体例证。

从作品内在隐含的象征层面来看，主人公的“歌声”可谓是一处极具内视化的细节描写。作家用浪漫主义的描写手段，借助于这一细枝末节烘托出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热情奔放灵魂的礼赞，而这些均是建立在角度创新基础之上的以小窥大。《查密莉雅》所讲述的“已婚女子为爱出走”的主题在以往的文艺创作中其实并不少见，但与那些作品所不同的是，艾特玛托夫并没有在《查密莉雅》中表现出宗法制的邪恶及其对人的束缚。正如中译本译者力冈所认为的那样，作家“倒是用简洁的文字展示了宗法环境诱人的一面”［2］2。艾特玛托夫在小说中着重强调女主人公对待丹尼亚尔的情感变化过程，以一颗包容的心对个体的“人”给予了充满人文精神的关注。其中，“歌声”的细节描写，具有很广阔的展示创作自由的空间：一来从男主人公丹尼亚尔的角度来讲，即兴地演唱是一种无拘无束的表现，既自由洒脱地表达了心情，又畅快淋漓地吐露了情感；
二来从作家艾特玛托夫的角度来讲，他也是在借笔下人物之口，用“歌声”表达了对天性、对自由的向往，高扬着对生命的敬意。借助“歌声”来颂扬反宗法之恋的艾特玛托夫看似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不愿割舍同民族文化间的情感联系，另一方面他又极力想表达反叛传统的人性光芒。但事实上，在他看来，追求自由、热烈奔放的生活态度正是吉尔吉斯民族与生俱来的，而任何一种传统都会对人性中的本真予以宽厚的包容。《查密莉雅》的主题正应了新时期呼唤人性与自由的创作氛围，将艾特玛托夫的人本主义精神予以表现。

选择合适的描写角度不仅对增强文学人物的立体感、深化作品的主题思想等有着重要意义，在表现作者本人的思想、情感上也发挥着特殊功效。艾特玛托夫以轻快的“歌声”婉转地表达了对自由民风的赞许，或许在他看来，洒脱随性本就应该是他们这个游牧民族所应具有的品质。《查密莉雅》不仅展示了一个浪漫唯美的爱情故事，也体现了艾特玛托夫本人的文艺创作观。

“歌声”描写不仅对作品本身和作家的创作风格有着一定意义，在助力作品影视化改编和拓宽域外影响方面也有积极作用。具体而言，20 世纪70 年代拍摄的影片《查密莉雅》，片中人物的演唱被刻意突出并赋予了唯美的镜头。而艾特玛托夫本人的草原风情写作也对包括张承志在内的一些中国当代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

由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和吉尔吉斯电影制片厂于1968 年联合拍摄、伊琳娜·波普拉夫斯卡娅执导的电影《查密莉雅》正是根据艾特玛托夫的这部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影片真实地再现了吉尔吉斯腹地的生活和广阔壮丽的高山自然风光，同时也受到了作家艾特玛托夫本人的认可和赞赏。当时最难能可贵的是该片优质的声音工程——丹尼亚尔那挥之不去的吉尔吉斯歌曲，这一段段配乐为作品增添了很高的艺术价值。音乐选用得当，会让气氛更贴合规定的故事情境，有助于画面感的提升，“电影在这方面的例子更为凸显，许多伴奏音乐作品及主题曲，不仅为情节开展推波助澜，且让听众体验剧情有新潮起伏的艺术功效。”［6］片中反复出现的民间歌曲使影片的荧幕效果带上了一种交响乐般的味道，而导演波普拉夫斯卡娅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当地音乐的韵味，对其认可并愿意帮助观众深入了解它。极富特色的音乐加深了观众们的记忆，成为一道展现吉尔吉斯游牧民族文化的剪影。

随着艾特玛托夫及其作品的国际化，越来越多他国作家开始接触到他的创作，一些中国当代作家也受其影响，其中，以擅长创作内蒙古游牧风情作品的张承志最具代表性。由于“他们都重抒情，注重吸收民间素养，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7］，比较文学界常将艾特玛托夫的草原题材创作与张承志的作品进行比较，张承志本人也曾承认受过艾特玛托夫的文学影响。张承志的中篇小说《黑骏马》的题名来自一首流传于我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北部及蒙古国苏赫巴托省一带的爱情主题长调民歌。虽以马为名，但歌曲《黑骏马》通篇讲述的却是一个爱而不得的悲怆爱情故事。张承志小说中的主人公白音宝力格也亲身经历了与古歌相似的爱情悲剧，他与青梅竹马的女主人公索米娅因命运的捉弄而错失对方。但民歌与小说《黑骏马》的关系本身超越了一般浅层次的氛围渲染，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起到了重要的衬托作用。白音宝力格因恋人遭遇歹人强暴而愤恨不平选择逃离，最终错失爱情。索米娅则同千百年来草原上一代代的妇女一样，坚强地对抗命运继续生活。古老民歌不仅传递了游牧文化的传统精神，也暗含落后风俗与现代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与艾特玛托夫相似的是，带有浓厚音乐性的《黑骏马》也表现了作家张承志对内蒙古草原赤诚的热爱和深厚的眷恋，小说对音乐元素的利用同样出众。可见，《查密莉雅》中的歌声描写无形中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艾特玛托夫是一位十分独特的吉尔吉斯作家，他的一生都生活在欧亚文化的交融之中，也许正是这样特殊的背景赋予了他丰富的内心世界，令他创造出别有一番韵味的文学作品。

小说人物那真挚热烈的爱情故事以及细腻精彩的心理描写，在《查密莉雅》一曲又一曲悠扬婉转的“草原牧歌”里都得到了完美体现。由于吉尔吉斯传统所留下的挥之不去的影子，艾特玛托夫本人独特的民族审美也通过其对笔下人物“歌声”的描写表现了出来。《查密莉雅》以唯美的细节记录着作家对人之真性情的颂扬，呼唤着游牧民族本就具有的洒脱与自由。不仅如此，这种微妙的细节处理对于之后小说搬上荧幕，甚至对中国作家的创作都起到了相应的影响。这部作品也会如同主人公那优美动人的歌声一样，久久回荡在广大读者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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