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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链驱动中国制造集群网络转型升级路径探究文献综述

发布时间:2023-07-08 22:05:02 浏览数:

左小明,金 雯,李贝星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广东广州 510630)

2020 年5 月1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后“新发展格局”在多次重要会议中被提及。

2020 年5 月下旬“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纳入其中。

构建基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在国内外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大背景下,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新冠肺炎病毒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传统的国际经济循环明显弱化,甚至是受阻。

在这种情况下,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这既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必须之举,也是中国在现有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

当前,中国制造业进入发展新常态,制造集群成员企业之间的融合显示出不可估量的潜力,正加速向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等流程渗透,实现设备、物料、产品和人的相互衔接,重构制造集群的产业价值链和生态环境,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

推动中国制造集群网络转型升级,是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把钥匙。

一方面,以最优化的供给满足现有需求、激发潜在需求,利于形成“中国制造+中国消费”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从而建设国内良性循环体系;
另一方面,在发达国家占全球价值链主导地位的背景下,推动中国制造集群网络转型升级,可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竞争力,创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供应链生态,形成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

(一)价值链的内涵

价值链最早由迈克尔·波特在1985 年提出,他认为企业在运营过程中涉及的活动的相互集成即价值链创造价值的过程,价值链每个过程都必须被重视且要平衡发展。

在这之后传统价值链中与生产直接相关的因素从企业自身扩展到原材料和顾客,这也更为全面地体现了价值链的功能。

2003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将全球价值链定义为:在世界范围内通过连接生产、销售、回收等环节来实现商品以及服务价值的一种跨国生产网络组织,即在此组织中的各国企业可通过承担不同环节的职能从而获得不同程度的价值增值。

(二)价值链的相关研究

目前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已经十分成熟。迟晓英、宣国良提出传统制造业企业的治理模式包括了纵向和横向价值链的运用。

纵向价值链即垂直制造链,能够加强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合作,让所有实体参与管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横向价值链则是各制造业企业通过联合、采用IT 技术相互作用,达到共同目标[1]。

而发达国家由于有更成熟的开放环境,会从全球价值链中获得更大的利益[2]。

因此,在全球价值链中,发达国家在创新、融资和营销等方面的竞争中都占有巨大优势。

张辉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下的制造业所面对的市场竞争规则是一个不断更替的动态过程,而非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与技术的竞争[3]。

邱斌等则以出口复杂度为度量指标,证明了主动加入国际价值链的相关环节有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水平的提高,但是在不同分工层次与不同行业间存在异质性[4]。

王岚的研究结果与其相呼应,其研究表明,相对于一般合作,基于高科技、研发型投入的分工可以更有效地推动企业在价值链中的提升[5]。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为提升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次,我国应深化改革国内大循环环境,释放国内消费市场潜力;
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
改善国际大循环环境,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区域间资源优化重组[6]。

要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仅要提升企业自身的技术学习能力,还要引导企业深度参与全球国际经贸的合作及治理[7]。

因而,不管学界还是产业界都一致强调价值链的各生产环节中的产业集聚效应及相关产业的自我提升与转型,以及通过更多元方式参与合作与分工。

(一)制造集群网络的内涵

最早以亚当·斯密为首的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产业集群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制造分工和精细化的需求以及规模效应带来的更高经济效益。

阿尔弗雷德韦伯的集群经济理论从个体企业的角度,对集群形成进行了微观分析,认为企业是否嵌入集群很大程度取决于企业对集群好处与坏处的衡量。

产业集群理论是由迈克尔·波特在1990 年所著的《国家竞争优势》中首次提出而创立。

他认为,“产业集群”是指在一个特定区域的某一领域,集聚着一群相互关联的销售商、供应商,及专门化的制度机构、组织协会等,通过这种区域集聚形成的市场竞争,构建出专业化生产要素优化集聚洼地。

在产业集聚的作用下,各企业有权共享区域公共设施、市场环境信息等资源,从而降低知识获取与物流运输的成本,最终形成区域规模效应并有效提升区域竞争力。

随着产业集群中各主体间的关系不断演变和发展,网络化形态的组织逐渐形成,即集群网络[8]。

此后,相关学者将影响产业集群实现网络化的各要素统称为集群网络要素。

制造集群在各种要素的影响下提高制造产业内各子模块的交流和合作程度,逐步实现制造集群的网络化,由此形成制造集群网络。

对于我国而言,制造集群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主要形态,制造集群已由单一的个体企业逐步向集群网络模式演进与发展。集群网络可以促使集群企业创造共享价值,这对产业结构调整以及集群网络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9]。

(二)制造集群网络的相关研究

集群网络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有很多,现阶段关于集群网络转型升级的研究涵盖各方面。

从创新网络机制来看,葛昌跃、顾新建从企业管理、企业技术交流、合作等方面对网络环境进行了剖析,认为网络技术加速了企业集群的形成,促使了集群内企业发展[10]。

李文博研究发现,网络概念多用于社会科学领域,随着企业经济独立,个体观念在市场经济中不断加深,通过关系网络的角度能够有效地解释经济活动中企业个体间的关系[11]。

左小明认为企业制造能力的互补性、网络信息的共享以及成员企业对动态和柔性生产的需求是促使企业形成制造集群网络的动因,而集群网络连接了集群整体与成员企业经济效益[12]。

从知识溢出来看,陶锋以珠三角加工贸易企业数据为样本,研究得出显性知识溢出对企业渐进式技术创新有一定促进作用,隐性知识有利于企业技术开发[13]。

从全球价值链来看,余振等认为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和参与度,更广泛地与贸易伙伴之间融为一体,分工合作,才能真正实现转型升级发展的目标[14]。

从区域网络结构来看,汤小银等基于复杂社会网络分析法,以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木竹产业集群为例,发现了传统产业集群演化中的网络结构向均匀化、多元化趋势发展,并识别出环保政策、市场需求和劳动力为促进因素,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为限制因素[15]。

(一)协作关系的含义

协作关系为产业集聚现象下的引申词,管理领域常使用“1+1>2”描述不同子系统间的协作效果,寓意多子系统合作、协调会使系统整体收益增大。

集群内部制造任务分工的高精细化要求集群内部要进行频繁和高效的生产交流,形成集群内部企业间的协作生产,并依托制造集群的关系网络进一步形成协作关系。

制造集群作为生产制造企业的地理聚集性和制造加工互补性的集群,不同企业之间存在庞大的供给与需求关系,同时各制造企业之间根据自身生产的产品、提供的服务和生产节奏的差异,更加要求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高效协作[16]。

制造集群内部企业所参与的协作关系又因不同企业之间自身的生产特点与能力不同,分为服务互补、外生服务依赖和内生嵌入型服务三种类型的网络协作关系。

(二)协作关系的相关研究

将协作关系作为变量进行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其产生的效应,具体研究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研究认为协作关系带来了正向效应,并着重分析影响机制。

比如,产业聚集中企业间的协作关系对经济发展的正向拉动作用、产业专业化有助于生产率的提高等[17]。

部分学者在此方面选取特殊产业集群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吴松飞和范金华选择安徽省金融产业集群为研究样本,发现金融业间的企业协作对其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显著的[18]。

耿超等发现在“互联网+”条件下制造业协作关系网络的质量和创新绩效得到了显著提升,有助于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实现转型升级[19]。

第二类承认第一类的研究结果,但并不认为所有的协作关系都能促进经济增长,需要根据地区与产业情况进行具体衡量[20]。

第三类研究关注协作关系的差异,并探寻相关原因,如梁琦和王斯克选取不同方法进行集聚中企业协作与企业生产率测量,结果表明与传统工业相比,高科技产业的协作所带来的正向效应更为明显[21]。

(一)数字化技术的含义

近年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技术相关研究也大量涌现,其核心内容包括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

邢小强等认为数字技术是以硬件技术、软件技术和网络空间技术为基础,通过运用区块链计算、人工智能、云处理模式以及物联网等新数字信息技术来实现生产制造新活力的多种数字化技术的集称[22]116⁃118。

在十九大报告中,更是强调要运用数字技术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以数字技术推动实体经济增长。

(二)数字技术在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作用

数字技术已经对拥有更好的信息和通讯能力的消费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类消费者可以借此成为影响产品需求的信息提供者[23]。

利用数字技术,可以让消费者与商家的关系更加紧密,从而更好地了解顾客的需要。

邢小强从消费者与生产者精准匹配的角度出发,认为数字技术通过多种类型数据的分析、筛查与呈现,将消费者与生产者建立起点对点联系,从而提供各参与方的收益[22]118⁃126。

斯丽娟从市场供求角度出发,认为数字技术通过传递准确的消费信息,使生产者及时应对市场变化,减少生产的盲目性和滞后性,降低交易成本[24]。

(三)数字化技术在企业内部的作用

数字技术在制造业企业中,能够提高工人生产技能与企业内部生产要求之间的协调程度。

胡海波和卢海涛以仁和网络公司为例,说明数字化可以通过组织和资源的赋能,实现企业和商业生态系统中的利益共享,从而实现数字生态体系的建设和发展[25]55⁃60。

戚聿东和蔡呈伟从企业内部各部门的职责角度出发,认为企业通过数字技术在管理、销售和生产活动中的嵌入,实现了企业内部的高效智慧协同[26]。

除此之外,数字技术的运用具有开放性和可扩展性,能够降低初创中小企业的创业成本,激发中小企业将自身嵌入传统的价值链,或能促使制造集群在产业集聚效应的加成之下对原有价值链进行转型升级。

(四)数字化技术对整个制造集群的作用

数字化技术改变了生产和消费生态系统,也改变了价值链和消费的依赖关系。

在制造集群的生产沟通中,数字化技术能够在企业之间构建良好的数据交流通道,打破企业间的信息孤岛困境,加强集群内部的协作,促进知识技术在企业间的扩散,优化价值链上下游的生产要素配置。

同时,在制造集群的整体生产模式中,数字化技术的可编辑性能够赋能传统生产模式,提高传统行业在物理系统和数字文档检索和调用的智能化和高效化。

胡海波和卢海涛通过对互联网企业仁和集团的案例分析,揭示了数字化通过结构赋能和资源赋能,能够促进企业与商业生态系统参与主体进行价值共创,形成数字化生态系统的共同构建与发展[25]65⁃70。

在万物互联的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随着工业4.0 和智能制造战略的不断推进和深入实施,刘检华等从驱动要素、理念转变、基本特征等方面,分析了大数据时代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新内涵,提出了未来的制造企业管理将通过数据驱动实现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引领,进而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27]。

(一)转型升级定义

企业转型是企业重塑和企业架构变革的过程,强调组织结构的调整与战略变革[28]。

全球价值链中的企业转型被视为公司通过知识扩散来优化公司产业结构,从而提升公司的自有竞争力[29]。国外学者认为企业升级是有别于企业转型的不同概念,其表示企业通过产品价值的提档进而增强持续盈利的能力,随着研究深入,企业升级的概念从简单的产品升级进阶到技术、市场等多维企业竞争力的提升[30]。

国内学者将企业“转型升级”视作同一个概念,吴家曦等提出应将“转型”“升级”两维度结合成综合性的概念进行解读[31]。

企业转型主要是管理与经营两个层面上的变革,转型预期的效果便是企业升级,两者无须单独阐述,企业转型升级是企业发展更高技术、提升附加值的过程[32]。

(二)转型升级动因

从内部角度看,动因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维度。

对于企业自身,要培养核心能力,而不被竞争对手所轻易仿效与超越[33]。

如企业注重自身的资源积累与有意识地优化资源结构[34],企业发展有助于巩固企业战略、员工凝聚力的企业文化等[35]。

从组织层面来看,组织相关的学习、网络技术及知识的提升都有助于企业转型升级[36]。

从外部角度看,动因与宏观因素密切相关。

社会环境的变迁倒逼企业进行转型升级,国内环境如经济形势、政府政策、产业状态等;
国外环境主要可以结合全球价值链角度,企业只有进行阶梯式转型升级才能不断提升价值,在全球竞争中取得优势。

综上,制造集群作为生产制造企业的集群,不同企业之间同样存在庞大的供给与需求关系,同时各制造企业之间根据自身生产的产品、提供的服务和生产节奏的差异,更加要求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高效协作。

而以往文献对数字技术的研究角度往往从企业与市场需求关系和企业内部部门之间的协调出发,以各自单一的理论框架为依托,主要集中在单个企业作为组织个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分析企业转型升级的思路,却较少聚焦于数字技术在制造集群内部中的运用与制造集群网络的共同成长机制上,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研究视角方面,制造集群网络的内涵研究主要体现在单个组织或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价值上。

第二,研究效果检验方面,组织转型升级的有效性检验侧重于企业独立经营结果而忽视了对集群网络协作效果的度量。

第三,研究结论持续性方面,制造集群网络发展的持续性控制侧重于单个企业成长,而尚未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探讨制造集群网络转型。

此外,现有的研究忽视了价值链、制造集群网络、数字化技术、协作关系这四个方面的关系共同作用效果,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建立数字化技术、协作关系与转型升级三者关系的理论模型,构建价值链驱动的制造集群网络转型升级路径并验证相应的研究假设,以期对传统制造集群提档升级和成长模式变革提出相关的实践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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