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犹太主义辩论的导火索——艺术角度评析马丁·瓦尔泽的《批评家之死》

陈 星,段倩雯

(1.合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合肥 230071;2.安徽外国语学院 西方语言学院,合肥 231201)

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一生创作了许多的作品,并获得了极高的荣誉与地位,具有德国文坛“文学君主”之称。其最著名的作品包括《批评家之死》《迸进的流泉》和《菲利普斯堡的婚事》等,他创作于2002年的长篇小说《批评家之死》是德国当年最具争议的作品。瓦尔泽本人、一些文学评论家、新闻媒体以及大众读者都参与到了这场“小说到底有没有包含反犹太主义”的大辩论中,这是每个人对艺术和艺术作品不同的理解造成的。西方文化和犹太文化的关系问题,一直是西方文化发展史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瓦尔泽有勇气将这一问题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这足以体现这部作品的价值。

马丁·瓦尔泽1927年出生于德国拜仁州的小城瓦瑟堡,他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瓦尔泽先后在雷根斯堡和图宾根大学学习文学、哲学和历史,其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犹太家庭出身的作家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1947年,由16位年轻作家在德国拜仁州成立了二战后德国著名的作家团体——“四七社”。“四七社”的文学宗旨是:倡导个人自由,宣传民主思想,清算过去历史,重建贴近生活、关注社会政治的德国新闻学。[1]瓦尔泽于1953 年成为“四七社”成员,在“四七社”的这些年,瓦尔泽越发地感受到,要用文字来表达个人思想并关注社会问题。

1.1 《批评家之死》创作背景

瓦尔泽一生获奖无数,但也收到了颇多的争议。瓦尔泽1998年10月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时,他谈到关于自己在德国公众场合发表纳粹历史言论的看法:“严肃的人不会否认奥斯维辛; 但是当我每天都在媒体上看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发现,我内心的某些东西一直在反对着我们的这种始终都会被呈现出的羞耻。奥斯维辛的记忆不适合作为恐吓手段或道德棍棒。对我而言,在柏林建造大屠杀纪念馆就如同是在首都的心脏用混凝土构筑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噩梦”。[2]

德国“批评教皇”马塞尔·莱希·拉尼茨基被称为德国文学界的“头号批评杀手”。“能够毁掉作家的人才能做批评家”[3]是他的座右铭。拉尼茨基对瓦尔泽上述言论表示极大的愤怒:“他(指瓦尔泽)表达了德国最危险的心理的怀恨,他表达了顽固分子要说的东西。而且他用了新的理由和新的表达方法,这一切是为了所有顽固分子、极端右派和出于各种不同原因不喜欢犹太人的所有人想出来的。瓦尔泽所要最后了结的事犹如令人不快地在德国人中间划分了一道分界线。他强调说,分界线的一边,感到他的演讲是‘解放的搏动’。分界线的另一边是德国犹太人中央理事会主席伊格纳茨·布比斯(Ignatz Bubis)。”[4]布比斯对于瓦尔泽的言论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并指控瓦尔泽犯有精神纵火罪。布比斯和瓦尔泽于当年12月进行了面对面的谈话并澄清了双方的误解,布比斯决定撤回对瓦尔泽的指控。

而对于瓦尔泽争议最大的则是他在2002年创作的小说《批评家之死》(Tod eines Kritikers),因为这部小说他受到多方的赞誉,同时也受到了反犹太主义的指控,这些赞誉与指控引起了全德国范围内近年来最大的文学辩论。

在小说《批评家之死》中,主人公作家汉斯·拉赫(Hans Lach)撰写了一部关于著名的电视评论家安德烈·埃尔·柯尼希(André Ehrl-Knig)的小说。在柯尼希的电视节目里,拉赫和他的作品收到了非常糟糕的评价,在随后的电视庆祝活动中拉赫寻到了机会,对柯尼希进行了侮辱和威胁。次日,人们发现了评论家柯尼希的一件血迹斑斑的毛衣,而柯尼希本人却失踪了。由于前一天晚上拉赫对柯尼希的威胁和不光彩的行为涉嫌犯罪,又由于拉赫没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拉赫被指控谋杀柯尼希而被捕。整个案件扑朔迷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柯尼希最后却突然出现了,他只是去旅行了,被愚弄的媒体和民众却依然拥护他。小说的最后,拉赫重新获得了自由,但只能选择逃离于荒岛。[5]

1.2 大辩论的核心导火索

在《批评家之死》正式出版发行之前,《法兰克福汇报》联合主编施尔马赫(Frank Schirrmacher)在审查了小说的内容之后,拒绝了该部小说的公开发行。施尔马赫在法兰克福汇报刊发了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中陈述拒绝刊发这部小说的理由,他指责作品有“反犹陈词滥调”。因为小说中批评家这个角色怎么看都像是拉尼茨基本人,而拉尼茨基正是犹太人。施尔马赫批评瓦尔泽是在和拉尼茨基算总账,认为这本书是一个“仇恨的文件”。[6]而反驳施尔马赫的学者都提醒他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反犹太思想的本质,在于假定犹太人身上都有洗刷不掉的“犹太本性”,《批评家之死》却从未将柯尼希的审美缺陷和道德污点归咎于“犹太本性”。[7]

《批评家之死》这部小说从故事内容的角度来说,似乎就是一部普通的小说。这部小说为何能在当时像“导火索”一样迅速让所有人都加入到了这场辩论当中?这个导火索正是所有人都在争论的“反犹太主义”。犹太民族是人类历史上最多灾多难的一个民族。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地中海沿岸先后出现了几个对周边地区大肆进行征服的大帝国,例如亚述、巴比伦、塞琉古王朝和波斯帝国等,他们都有将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强加于被征服民族的习惯。犹太人信仰“一神教”,犹太教也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一神教”。与其他信仰多神教的民族相比,犹太人更容易与征服当局发生冲突。早在公元前186年,叙利亚塞琉古王朝宣布犹太教为“非法”,下令废止犹太教习俗,并开始迫害犹太人,掀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犹运动。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犹太民族的屈辱与苦难持续了两千多年。

正是因为作品被认为含有“反犹太主义”色彩,《批评家之死》成为了近年来最具争议的德语小说之一,但这本书的意义远不止于此。瓦尔泽可能希望借着这部小说表达自己对文学批评家的不满,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众多作家对于拉尼茨基的不满,并揭示拉尼茨基是如何滥用文学评论家权力的。大辩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被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是瓦尔泽在和批评家拉尼茨基做斗争,还是瓦尔泽在和犹太人拉尼茨基做斗争?

涉及到批判性争论的话题时,例如被指责为反犹太主义的小说《评论家之死》,作为读者,人们可能会很快地提出这样一系列的问题:这样的作品还能被称为艺术吗?艺术是如何被体现出来的?艺术从哪里开始,对于艺术的理解又是什么时候停止的?艺术可以越过哪些界限?关于这些问题和其他的一些审美立场人们已经讨论了几个世纪。尽管如此,艺术问题时至今日仍未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而“艺术”一词可能永远不会被赋予非常清晰的定义。

自从有了“艺术”这个概念以来,“艺术”的含义也始终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人们对艺术也可以拥有不同立场的见解。从柏拉图的想法开始,艺术家们只能创作虚构的小说,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一直到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勇敢且富有革命性的观点,认为艺术呈现了一个主观的概念,人们并不能按照某种指导方针来给予定义。康德是第一个敢于反对陈旧艺术观念的作家,在他的论文中,艺术的客观性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强调了艺术的主观性。他提出主体在审美鉴赏中能够通过诸认识能力的自由游戏,产生某种具有普遍可传达性的心意状态,在对美的鉴赏中是通过想象力和知性的自由游戏,在对崇高的鉴赏中则是通过想象力和理性的自由游戏,因此审美判断尽管不具有客观普遍性,但却具有主观普遍性。[8]从那时起,对于艺术品味的判断诞生了,艺术从此便始终存在于鉴赏者的眼中。因为艺术鉴赏者的观点与角度不同,每位艺术鉴赏者的评判也会出现分歧,因此鉴赏者的观点变成了艺术的中心。康德彻底改变了个人品味和判断力,使这两个评判标准都能为社会所接受。

尽管康德生活在十八世纪,但他的艺术理念不仅在他所生活的年代非常受欢迎,时至今日,在艺术界依然有着很高的地位。尽管在他之后出现了诸多新的艺术理念,但他的理念一直受到大众的欢迎,康德对于主观表达自由的艺术理解仍然适用于今天。读者们阅读并评判了瓦尔泽的小说《批评家之死》,这些评判完全取决于读者个人的感觉和品味,以及他对作品内容的选择与理解。今天人们不再考虑一件艺术作品是否失败,只是因为它无章可循,它可能有一个令人厌恶的外表,或者是以一种丑恶的方式被表现出来,但这件艺术作品究竟是否成功,取决于每个人对它的理解,以及这件特殊的艺术作品对他们每个人的影响。这也是当年德国社会对《批评家之死》展开大辩论的重要原因之一。

2.1 各方观点 百家争鸣

《批评家之死》引发了各方诸多的评论,其中大部分都是负面的。尽管受到各种负面的评论,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还是决定出版这部小说,并将原计划的出版时间由2002年8月提前到了6月。苏尔坎普出版社显然与瓦尔泽站在了一边,并否认了针对瓦尔泽“肆无忌惮地玩弄反犹太主义”的指控。这部小说究竟有没有包含反犹太主义色彩,瓦尔泽、拉尼茨基以及新闻媒体和大众读者都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瓦尔泽曾在多次采访当中明确表示,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柯尼希就是按照评论家拉尼茨基的样子勾勒出来的。但瓦尔泽始终不接受法兰克福汇报“瓦尔泽写了一部新的反犹太小说”的指控,瓦尔泽认为整本书中根本没有谋杀,且小说并不是关于一个犹太人的,而是关于一个批评家的。他不想因为柯尼希或者是任何一个批评家是犹太人便攻击他,这完全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他的作品只是针对文学批评家的权力,与反犹太主义毫无关系。

而拉尼茨基则认为瓦尔泽的作品《批评家之死》是一部可悲的作品,他对瓦尔泽感到怜悯而不是愤怒。他认为小说中的柯尼希就是自己,同时也表达了对施尔马赫不发行这部作品的决定的支持。然而,当被问及反犹太主义色彩时,拉尼茨基也表示出了犹豫,他没有对此发表任何评论。尽管拉尼茨基长期以来一直是针对瓦尔泽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他仍然强调说,他曾经赞扬过瓦尔泽的许多作品,也非常了解瓦尔泽的才华与正直。

不仅仅是这部作品的作者和批评家在针锋相对,很快德国各大主流新闻媒体都参与进了这场辩论。施尔马赫刊发在《法兰克福汇报》的那封公开信直接引发了关于《批评家之死》的大辩论。第二天《明镜日报》刊发了德国著名文学评论家赫尔穆特·卡拉谢克(Hellmuth Karasek)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对瓦尔泽提出了反犹太主义的指控。随后《日报》表示支持《法兰克福汇报》。拉尼茨基要求苏尔坎普出版社不得发行这部小说,而苏尔坎普出版社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威胁要辞去苏尔坎普出版社董事会的职务。

与此同时,德国的另外几家影响力较大的报刊,如《法兰克福评论》《柏林日报》《焦点周刊》和《时代周报》等,也都做了相关的报道与评论,一些地方报纸不甘寂寞,纷纷发言表态。《南德意志报》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文化记者约希姆·凯撒(Joachim Kaiser),是最早拒绝反犹太主义指控的人物之一,并对瓦尔泽的作品大加赞赏:“在这里你可以听到美妙而且是发自瓦尔泽内心的声音”。[7]

德国著名文学家,同样也是四七社的成员,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Günther Grass)也表示了对瓦尔泽的支持。格拉斯对《批评家之死》的艺术水准不加评论,对于“反犹说”却是嗤之以鼻。他在《奥斯纳布吕克报》写到:“那些据说有反犹倾向的地方根本没有反犹倾向,我认为那些批评家们言而无据。”[9]

广大读者也纷纷加入了这场热闹而又激烈的大辩论中。一部分读者支持瓦尔泽,认为《批评家之死》是一部成功的小说,并不是反犹太主义的;而另一部分读者认为这部作品中发现了反犹太主义的影子,并认为这是部失败的作品。《明镜在线》(Der Spiegel online)收到了大量的读者信件和电子邮件,这表明读者们也都见仁见智且愿意阐述自己的观点。[10]

由此可见,不论是新闻媒体还是大众读者,对同一部艺术作品都会有各自完全不同的观点。一部涉及社会层面例如涉嫌“反犹太主义”的《批评家之死》是如此,其他任何一件普通的艺术作品也是如此,每个人都见仁见智,也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

2.2 艺术需要观点

因为二战等历史原因,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一直是各类艺术作品所关注的重要人群。犹太人在德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犹太家庭出身的拉尼茨基很早之前就总结说:“弗兰茨·卡夫卡奠定了现在文学的基础;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古斯塔夫·马勒阿诺尔德·勋伯格奠定了现代音乐的基础;卡尔·马克思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则分别奠定了现代社会学和现代心理学的基础。”[11]

天才的艺术家不允许自己的作品受到理性的引导,因此,有时他们自己都无法说明哪些规则在他们的作品中起了作用。甚至有些艺术家都无法说出这些想法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在他们的脑海中形成的。[12]马丁·瓦尔泽善于运用他的作品对人物内心活动进行刻画,向读者展现了主人公在社会生活中尴尬的处境,以及主人公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巨大差异,并借助角色对于自己、他人或者对于社会的不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变迁,挖掘现代人的精神弊病,帮助现代人重新审视认清自我并接纳自我。

瓦尔泽借助批评家之口也表达出了相似的观点:如果什么东西于我无用,我就不会因循传统。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打破了和平,因为和平的根源在于文化界司空见惯的自欺欺人的习惯。他砸烂招牌,戳穿教条,粉碎希望。他的大肆破坏和疯狂嘲笑,留下一片令人茫然的废墟。他砸碎外壳,剥出内核,我们的精神支柱便是思维体验自身所产生的美感。基于这一观点,艺术家的角度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艺术家都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天才,不再受理性的引导。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创造出新的艺术规则,从而实现自己的创作目标。因为他们不需要听从其他任何的规则,因此这些作品就具有原创性和示范性。艺术家们有了自己的规则,而艺术鉴赏者们,也正如康德所说,会有自己的品味和判断力。《批评家之死》究竟有没有包含反犹太主义色彩,这恐怕只有瓦尔泽自己才能揭晓答案了。

瓦尔泽的文学作品,多数是反映德国当代的现实生活,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是中下层知识分子,瓦尔泽擅长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往往通过人物的自我内省反映社会生活的变迁。《批评家之死》正是瓦尔泽这样创作风格的代表作。在德国文坛经历了长期戏剧化的斗争后,瓦尔泽越来越相信,要为自己写作。作为一位只为自己的艺术而服务的作家,瓦尔泽为他的小说《批评家之死》设立了新的规则,即不用理会别人的观点与看法,只写自己想写的作品。正因为他不拘泥于某些已有的条条框框,从而能够自由地发挥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至于拉尼茨基,这一瓦尔泽文学生涯中的“对手”,犹太人的这一身份,是他与生俱来的。或许正是“出生在德国裔犹太家庭”这一身份,使得拉尼茨基对德国作家们更加地尖锐与刻薄,以至于他想成为一名“能毁掉作家”的批评家。但如果把一位德国作家与“批评教皇”拉尼茨基的“对抗”看作是反犹太主义的话,则那个年代的每一位曾经和拉尼茨基斗争过的德国作家都有可能被定性为“反犹太主义者”。

《批评家之死》这部艺术作品看似仅叙述了一个简单的作家与批评家之间“恩怨复仇”的故事,但小说中的“批评家”这一角色直指其在现实世界中的“影射”对象——同为批评家的拉尼茨基。而拉尼茨基的一个重要身份就是犹太人。小说中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德国文化和犹太文化的关系问题,是关乎德国精神史乃至西方思想史的核心命题,是无可回避的问题。[13]马丁·瓦尔泽这部作品的价值,正是在于作品把这个无可回避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摆在了大众的面前,并让批评家们、大众媒体和广大读者通过自己对于艺术作品的理解去做出评判。这样的一部艺术作品,为所有人都提供了一次见仁见智地表达各自观点的机会。《批评家之死》为它的作者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即这部作品在当时受到了德国全社会的关注,并在当年以及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每个人热议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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