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栖”农民,谁能读懂】 双栖

　　调查显示，八成农民212既不愿放弃农村户口又渴望当城里人 　　生活在城里却享受不到城里人的待遇 　　城市化进程加快，漂亮的数据是官员的政绩，而现实困境即使触目惊心，也往往会被忽视。城市化质量并不高，这是众所皆知的事实，原因是中国的城市化至今还处在半城市化。城市化率是46.59％，因为这个数据是按常住人口统计的，常住人口中包括了1.28亿的农民工，实际上这部分人并不是真正的城市人，是以“换马甲”、“拉郎配”的方式“被城市化”。“被城市化”就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带来的是经济权利、政治权利、文化权利的不完整，享受国家发展成果的不平等、参与国家文明进程的不平等。户籍制度所导致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大的一个“坎”。由于他们没有城镇户口，也就不能享受到城镇居民的待遇，这个待遇包括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另外，他们的工作场所不固定，显然城市化水平也就不稳定的。由于工作场所不固定，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就成了一个大问题。金融业如此发达却不能实现跨省转移，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地方政府不作为造成的。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处在城市屋檐下的1.28亿农民工是尴尬的，很能说有尊严。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待遇不说，制度上的歧视造成他们寄人篱下的感觉，在城市他们缺失归属感。没有归属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很繁华，但他们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凭他们打工的收入，恐怕一辈不吃不喝也买不起一套房，即使他们想在城市扎根，想把乡下房子、土地兑换成钱又不现实，乡下的宅基地仍然集体所有，所以房子不值钱，一幢房子抵不上一线城市几个平方的价值，而耕地只有使用权，不能交易。
　　农民工不愿放弃农村户口
　　又渴望当城里人
　　中国社科院一项研究显示，八成受访农民工不愿放弃农村户口。渴望当城里人，生活得像城里人一样风光有尊严，这是每个农民都愿望的，要不也不会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读书考大学。在许多农民看来，孩子考上了大学，找到一份好工作，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事实也是如此，比如考入公务员的农村学子，没有不在城市成家立业的，其实大多农村大学生毕业后都在城市打拼，在城市安家，因为他们没有户籍问题，与城市人享受的待遇是一样的。而农民工就不一样，除了户籍问题，是他们读书不多，而就业大都是又苦又累的活，且工资待遇又低，收入只能养家糊口，供孩子读书。不愿放弃农村户口，是一旦在城市失业，退回农村种地，至少全家人还不会饿肚子。
　　漂亮的数据，可以是政绩，但永远不可能产生尊严。片面追求城市化率的数据，无疑是遮蔽了城市化的本质。在物质层面之外，还有其精神层面，这关涉到人的尊严。当前一些地方为了加快城市化进程，大肆拆迁，强迫农民进城，结果造成了许多遗留问题，比如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稳定等。我们的一些官员至今还可能没有弄清楚为什么要城市化，城市化的目的是什么?城市化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节省土地，但当今的城市化，不但没有节省耕地，反而让耕地消失得很快。数据显示，在1980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每增长1％，占用农地2万公顷左右。而日本从1965年至1984年快速发展时期，GDP每增长1％，占用农地2500公顷左右。也就是说，中国GDP每增长1％的占地面积是日本的8倍。圈地之风吹满大江南北，到处搞大规模的工业园区和综合体项目，豪华楼宇和各种公用“形象工程”的崛起，大量良田沃野得不到应有保护，使我国原本人多耕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使无地、无业、无保障农民海量呈现。
　　要解决城市化中农民不在城市屋檐下的问题，就要让农民离得开，即农村资产能退出；进得来，进入城市没有制度上的障碍；有业就，能找到工作，有收入；留得下，即大部分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会有自己产权的固定的住所；享服务，即政府提供平等的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有社保，老年和失业后，应当有社会保障。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两栖”状态的农民，否则，他们就只能是城市的逗留者。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和突围
　　日前，新任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2011财新峰会上做主旨演讲时表示，“十二五”规划提出，要让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但是这一既定方针落实起来非常困难。城乡差距依然巨大，城乡差距还没有出现缩小的拐点，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依然缺少国民待遇，破除城乡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迫在眉睫。
　　二元结构体制下，虽然农民工群体越来越大，却由于其缺乏应有的权益保障，实际上处于一种社会“夹心层”的境地，被双重边缘化。一方面，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不断消解着他们对家乡存有的情感认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也使他们渐渐不能适应传统乡村的生活方式，农民工主动“抛弃”了农村；另一方面，由于隔阂与歧视，农民工又被城市所拒绝，时时承受着一种城乡落差的压力，游走在城乡的边缘，遭遇着就业歧视、工资拖欠、保障残缺、子女入学难、政治参与渠道逼仄等问题。
　　郭树清认为，农村和农民收入严重落后于城市和市民，不是由于中国资金短缺和资源要素短缺，而是源于现行体制。从市场的角度来说，当前中国首先要改善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交换关系。可以假设的是，如果在短期内我国不能对目前城乡的二元社会结构进行实质性的改革，那么农民或农民工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只能长期地在外流动，不仅“居无定所”，而且职业上的“不稳定性”也很大，随时都会有沦落为游民的风险，沦为了边缘化群体。
　　如果继续让农民工游离在体制之外，其政治、物质、精神和文化诉求得不到满足，他们更容易产生不满情绪和怨愤心理，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显然，解决农民工的边缘化问题已是迫在眉睫。
　　英格尔斯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表面上看起来，农民工问题是要解决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消除在就业方面的不合理限制，使农民工享有应有的公共服务等问题，而实质则是我们国家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产业工人队伍、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阶层结构、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城乡关系的问题，必须进行彻底的制度变革来保障农民工群体的权益。赋予农民工国民待遇，实质就是政府要为他们提供公共服务，关键是如何使他们平等地获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笔者想说的是，除了制度建设、氛围营造、行政作为等宏观举措外，还要充分估计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的具体困难，采取更加综合的措施、调动社会力量的支持，通过政府、组织和个人三方面的共同努力，缩短其城市化进程的过程。确切地说，政府应在农民工城市适应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社会 组织应发挥辅助作用，农民工自身应不断转换观念、提升文化水平及整体素质，为完全适应城市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经济可持续发展莫忽视半城市化问题
　　未来五年甚至更久，城市化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是社会的普遍共识。反映中国城市化成效的数据相当漂亮：改革开放30多年来，3亿多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预计到“十二五”末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1％。但值得关注的是，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是46.59％，而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33％，这意味着有13.6％，即1.28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口及享有城镇居民待遇。
　　1.28亿的现实让人触目惊心
　　正如有观点认为，这意味着经济权利的不完整、政治权利的不完整、文化权利的不完整，意味着享受国家发展成果的不平等、参与国家文明进程的不平等。
　　显然，半城市化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从目前的现状而言，虽然中央已经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对于地方而言，则有很大的差距。一些地方官员特别是农村基层政府组织的政绩意识、短视目光、文化淡薄、历史缺失则是加剧农村空心化的重要推手。有些农村基层政府官员为了出政绩，不讲客观规律，不顾农民利益，以“村镇改造、新农村建设”等名义，强迫农民迁村并屯，把农民赶上楼。然后把本应属于农民的土地强征、强买去，要么无偿拨给那些打着上项目幌子，实际上从事房产开发的商人；要么低价转卖给那些以办企业为名，实际却行圈地之实的老板；要么高价拍卖给那些名为办厂、实则炫富的暴发户。农民们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家园。看似农民住上了高价楼房，但生产很不方便，加上生活又失去了土地作为保障，无可奈何之下，就只有奔向远方靠打工生存了。
　　“非正规”遭遇“非正常”待遇
　　与之相对应的是，外来务工人员等城市“非正规”移民在住房、社保等方面“非市民”待遇对内需产生严重抑制，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阻碍。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已经明确提出，城市“非正规”移民逐步转为城镇居民是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而“非正规”入户城市，关键就是要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　在这种传统的二元制结构下，也带来了农村资源的浪费，由于大量的农民即便是买了房也无法在城市落户，只能在农村保留着宅基地，甚至还要盖新房，而这些往往都是大量的闲置不用。更关键的是，这种城乡二元结构本身已经成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根源，因为无法获得城市的教育、医疗等各种社会保障，使得他们无法有条件从事更好的职业，从而最终影响到其收入。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深化改革
　　而户籍改革是一个关键问题。实际上，这一问题的答案已越来越清晰。温家宝总理2011年3月5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因地制宜，分步推进，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转变为城镇居民。对暂不具备落户条件的农民工，要解决好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实际问题。
　　可喜的是，一直横亘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户籍制度已开始松动。我国政府明确提出放开中小城市的户籍限制，而大城市的户籍放开也在进行中。比如，重庆市自去年8月启动了庞大的户籍制度改革，计划在未来10年实现1000万农民从农村户籍转变为城镇户籍；广东省推行农民工积分入户政策，计划到2012年引导180万农民工变成市民。
　　从某种意义上，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深度发展，进一步推动户籍改革，不仅仅是有利于我国城市本身的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之间、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更主要的是通过进一步改革，提高居民的收入，促进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最终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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