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持续性的“少数者”|治疗性功能的药有哪些

　　米沃什曾经说过“写作比现实更可靠”，而这对于田中禾这样的有着几十年写作历史的中国“当代”作家而言无疑更是如此。而田中禾的近作，无论是小说《十七岁》《父亲和她们》还是散文随笔集《在自己心中迷失》都无比印证了“当代”写作的难度。这种难度不仅在于吊诡的“当代”场域以种种或强硬或柔软的话语方式对写作个性的消弭和规训，而且还在于写作自身的“当代”传统和惯性力量的影响。如果仅从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的影响以及拉美文学的冲击所造成的文化话语方式的转换来看，当下作家的写作面临着“写什么”和“怎样写”的一个曾经无比熟悉但今日尤显重要的难题。尤其是在当下的语境之下，愈益吊诡和寓言化的社会现实使得写作者的精神现实必须具备更高的高度，反之社会化的日常化的图景已经不需要那些平庸化的复制写手们。
　　显然田中禾的个人遭际是令人唏嘘感叹的，至于乡间算命的中年妇女的一句“过了今年到明年，好运还有十八年”竟然一语成谶。而实际上这是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剧性命运的缩影。而这作为一种个人经历和时代经验无疑一定程度上使得田中禾这样的作家有了重要的写作资源。但是问题也正在于此。与田中禾同时代的当代中国作家们轮番开始的恰恰正是经验化式写作，即写作者依赖的都是个人的命运和生存遭际。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当这种经验一旦结束，其写作也告终结。这也正是当代写作者集体短命现象的症结所在。换言之与田中禾同时代甚至更早的当代作家在将个人经验转换为写作“知识”时出现了诸多难以解决的个人与时代性困境。这牵涉到语言、技巧、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等诸多层面，而重要的一点则是作家的文学话语和个体主体性表述都同时出现了问题。在此语境下，田中禾多年来尤其是近些年来的写作恰恰具有了诗学启示录般的意义。我认同张艳玲所指认的田中禾是越写越好的作家，当然这也印证了田中禾写作的“少数者”特征的难度。而田中禾则不仅非常合宜地解决了人生命运和文学命运之间的龃龉和巨大纠葛，而且还在于其文本不断呈现出的“发现性”与惊人的创造性膂力。所以这种文学写作的能力的持续性和不断的发现精神使得田中禾不仅成为了持续型写作的代表，而且越到近年来其葳蕤繁复的个人写作的精神气象愈益令人瞠目。在此，田中禾是一个持续性的“少数者”。这首先就体现为其近作的文体学上的拓殖与实验，就此我想说认为田中禾是一个文体学家并不过分。当然，我想强调的是不要误解文体学家只是单一的美学和文体话语类型层面的，而是涉及整个的一个作家的精神方式和想象方式。与此问题直接相关的现象就是田中禾的小说和散文随笔之间呈现的富有意味的互文性。换言之，田中禾诸多类型的文本中的母亲（以及更为繁复的族群性的女性形象）、小县城、家族的历史、个人生命遭际不断闪现在这些不同类型文本的主体构架和诸多细节与想象的缝隙之中。而就田中禾的文体自觉，值得注意的则是类似的情节在不同的文体中出现的时候也具有了文体的差异性、话语的共生性和精神的互补性。也就是说，这些在不同文体之间出现的相同甚至相近的人物、场景和情节并不是互相替代和重复的，而且非常可贵的是当田中禾使用不同的文体来处理这些相关的“互文”部分的时候呈现出来的差异极大的功能性自觉。尤其是在小说《父亲和她们》以及《十七岁》中，其中不断复现的“互文”不是当年的先锋小说家们玩弄的叙述迷宫般的炫技和话语方式的中国化焦虑，而是最为本真地凸显了文学的“个人性”“精神性”和“想象陛”。当然，正是由于这种个人性和精神性在不同文体那里表现程度的多少以及与此相关的整体性的文学想象的不同构造方式，使得这些“互文”的部分不仅没有被相互替代，反而是每一次的现身都获得了新奇性的意外的美学效果与精神图景。每一个作家的写作都是有“来历”和“出处”的，而田中禾小说和其他文体中不断出现的“互文”的部分也不能不是一个作家最为真诚、最难以割舍、最为疼痛又最为真实的精神性图景。在现实中这一部分成了短暂的美梦和长久的梦魇，而在文学话语里面它们重新激活了历史和当下，当然还有一个生命个体已经永远失去的部分在文字中的不断挽留与强化。而田中禾在诸多近作中所体现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是尤其值得注意的，这也是为什么处理相近的题材时优异的作家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和陌生感的关键所在。“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是一种在时代和写作中并非解决问题而是扩大、加深问题的手段，是自觉延宕真实指认的“极限悖谬”，是到达历史真实、个人真实和虚构真实的有力和有效的途径。这种想象力显然是将历史个人化、族裔化、真实化，不断用真实的巨流冲刷惯性知识虚幻的尘埃或宏大历史叙事虚假的色彩，还原出与生命、生存更为直接的历史记忆与生命体验。而全球化和城市化正是以取消地区特征、文化区域和地理景观甚至个体思想方式“地方性”差异为前提和代价的。而可悲的则是当下更多的写作者沦为了标签化的“仿真”和“媚俗”时代泥淖。同时加之近年来底层、弱势群体、农村在国家和文学语境中的双重重要性，这也使得很多当下写作具有了可怕的趋同化特征。这些在谱系学或光谱学上来看具有的近似性文本使得那些写作上的“少数者”的存在是如此艰难。基于此，我们可以说在当下的时代仍葆有“少数者”的身份和精神方式以及写作方向不仅重要，而且非常富于文化诗学的启示性寓意。显然，在我看来田中禾属于“少数者”中的一员，而且是持续性的“少数者”。换言之，田中禾多年来不断在不同的文体和文本中将其“少数者”的个性声音、地方性精神（其小说中不断出现的地方性的人物、方言、历史背景、社会现实等）、发现能力、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以及生命的体温得以充分的显现。
　　这是一个持续性的“少数者”。
　　（霍俊明，北京教育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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