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痖弦] 痖弦 秋歌

　　直到诗人痖弦从二楼的客厅顺着室内木质楼梯缓缓走下，从那扇狭窄而低矮的门出去，被北美的阳光打在略显憔悴的脸上，步履蹒跚地登上一辆面包车的副驾驶的位置，由其女儿驾车离开彭册之先生的家时，我似乎还未完全找到与这位台湾诗人深谈的恰当形式，还在困惑于如何进入诗人的心灵世界——三个小时的相聚实在太短了。
　　在经历了一个上午的等待之后，诗人痖弦在女儿的陪伴下来到彭册之先生的家。我与几个同来彭先生家做客的朋友赶忙下楼，看着古稀之年的诗人慢慢地走进来，气定神闲地脱下外套，交给彭先生的太太。彭先生向他简单地介绍了我们，因为事先有约，诗人并不惊诧，很客气地与我们握手，然后坐下漫谈。一楼是彭先生的书房，很宽阔的玻璃窗，窗台上是一盆春意盎然的绿色植物，窗外树影婆娑，阳光交错着穿透玻璃照进来，星星点点地落在我们这群年龄相差悬殊的华人身上。彭先生与诗人的年龄之和等于我们三个年轻人年龄总和的两倍。可是，因为主人彭先生的热情，痖弦先生的随和，我们并不感到怎样的拘谨。
　　诗人痖弦出生于一九三二年，原名王庆麟，曾担任台湾《联合报》副刊主编二十余年，与洛夫、余光中是台湾文学史上著名的诗坛“三剑客”。初见诗人，见他身穿深红色的毛线衣，领口却是两抹黑边，棕色的休闲裤，一身随意自然的衣着。两鬓已然斑白，头顶头发灰白相间。面色红润，而眼神时有犀利之态。谈话是从诗人的笔名开始的，我问诗人之名是什么“微言大义”。他笑笑，说这是在台湾念高中时参加诗社所取的笔名，并没有特殊的意涵。“痖”就是“哑巴”的意思，取其谐音，而“痖”的象形字体将“病”与“亚洲”的“亚”结合了起来，而“弦”有“弦外之音”的意思，合起来近似于“无声的中国”仍旧翻涌着“潜在的激流”之义。诗人说，这个笔名其实是对于戒严时期的台湾政治当局的一种“命名的抗议”。后来问的人太多了，解释起来太麻烦，诗人就借用陶渊明一首诗里所用的“痖弦”两字来解释，他说这算是“附庸风雅”了。
　　当话题进入到副刊时，我觉得一下子跟诗人的心贴近了。副刊是痖弦一生倾注心血之所在。而我这些年一直在阅读民国时期《大公报》《申报》等的副刊，尤其是前者的文艺副刊集中了当时北平最优秀的京派文人，如林徽因、卞之琳、周作人、废名、沈从文等。痖弦对于那个时代的副刊也有着很高的评价，认为民国副刊之所以如此繁荣，成为各类大小报不可或缺的部分，而非如今报端上可有可无的报屁股，关键原因之一在于当时的副刊基本上是独立于报馆的，无论是主编还是作者群体都是报社以外的，享有高度的编辑自由和创作自由，并形成了开放而互动的文化空间。诗人对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萧乾印象很好，说他们一直交情不错，并言及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曾在台北主持一个关于报纸副刊研究的会议，向萧乾发出了邀请，可惜兴致盎然的萧乾最终未能成行。他谈到的民国时期另外一个著名文学期刊《现代》的主编施蛰存，正是我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退休教授。痖弦先生说他在二○○三年到大陆访问时，曾专程到上海拜访过施蛰存老先生，相谈甚欢，可惜他离开大陆不久就传来施先生遽归道山的消息，说起这些，他的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从副刊开始，我们又谈起了幽默。痖弦先生说，以前的一些学者、作家的幽默感如今是很罕见了，现在大都是有点恶俗的做作式玩笑，换成我们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恶搞”。他随即就举梁实秋为例。晚年梁实秋居住在台湾，痖弦与其过从甚密，因此可以亲炙其“幽默感”。他说梁实秋先生好酒，逢饭局必饮酒，而且不仅自己畅饮，且劝酒。有一次与一群朋友喝酒，一个年轻朋友斟满一杯酒，举起向梁先生敬酒“干杯”，并坦言自己不胜酒力，只能喝半杯。梁先生说：“好，既然只能喝半杯，那你就把酒杯的下半杯干了。”这种机敏让在场的其他朋友忍俊不禁。席间梁先生还讲述了一个街头喜剧。当年梁先生在山东青岛大学任教，蓝苹那时是青岛左翼戏剧社团的活跃分子，积极学习文化。有一段时间，她几乎每晚都登门拜访梁先生请教。一次，谈话结束后，蓝苹怯生生地说，梁先生，你能不能借给我两毛钱。梁先生大笑，说我借给你一块吧，两毛钱肯定不济事。蓝苹坚持只借了两毛钱。梁先生很好奇这两毛钱的用途，于是从二楼窗户往外看，只见文艺青年蓝苹从楼道里出来，很开心地走向不远处的小店，买了几颗糖，扔了一颗进嘴里，高高兴兴哼着当时的流行歌曲离去了。梁先生说完这个故事后感慨道，没想到造化弄人，侬本佳人，奈何做贼，叫人从何谈起！
　　主人彭册之先生这些年一直在关注简体字与繁体字之争，他力主重新恢复繁体字，并说曾经做过实验，写一千个繁体字比一千个简体字就多花一分多钟而已，他很高兴地谈到读报得知大陆歌唱家宋祖英在今年的“两会”上提出了恢复使用繁体字的提案。因此，简体繁体之优劣也成了谈话的主题。相对于彭先生的全面复兴繁体字的“理想主义精神”，痖弦的思路却更加显得“现实主义”。他说今天的华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已经不太可能用繁体字书写了，但作为教育者和政府，至少要通过学校教育让他们能够阅读繁体字的古文，他主张简体、繁体并用，容许人们使用繁体字，让其自然选择。就痖弦本人而言，他自然觉得繁体字更有利于诗的表意。他举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例子，比如忧郁的“郁”，简体字的字形很难让读者联想起人内心的忧虑，可是繁体字的“鬱”，其笔画之多，字体之繁，让人一看就会愁肠百结，郁郁寡欢。这让我想起刘擎老师曾经在《简体主义的爱情》短文里分析现代人的爱情，为何变得像吃快餐一样“无所用心”，他很形象地说，这是因为简体字的“爱”已经“丧心病狂”了，而繁体字的“爱”是要用心经营的，被“挖心”之后的爱情自然如同嚼蜡一样“空心”得索然无味。这倒与诗人痖弦对“鬱”的解读有异曲同工之妙。痖弦先生又谈起竖排与横排的区别，这更体现了他作为一个诗人对于形式的直感。他说对于有些诗句来说，竖排显然更容易用形式化的架构，把诗歌的意境直接地表达出来。他说，比如“半个月亮升起来”，“升起来”若竖排在顶端，阅读时就容易会意，发生直接的想象，若横排则达不到这种效果。他在说到竖排与横排印刷时，说前者是让读者阅读时不断地点头，因为古人敬畏经典，敬惜字纸，而后者则是让读者不断地摇头，说明那份对文化奉若神明的虔诚感已荡然无存了。这虽是俏皮话，细细想来，也未尝没有几分道理。
　　与诗人见面的日子，正好是台湾地区二○○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大选”之后的第二天。彭先生年轻的时候在台湾上学、工作二十余年，痖弦则在台湾居住生活了更长的时间，退休后才移民到温哥华。他们对于台湾这次生死攸关的“大选”都很关切。因为他们都是反对“台独”的。他们都希望两岸关系能从此走向稳定和发展，结束民进党主政期间所制造的紧张局势。不过，痖弦先生显然对于马英九并不是全然满意，他开玩笑说，哈佛博士毕业的马英九就是一个“白面书生”，甚至是“奶油小生”，人是正直诚实的，但到底能力怎样还得观察其执政期间的表现。他说最感遗憾的就是，马英九当选后的公开演讲乏善可陈，找不到一两个能够流传青史的“警句”，他认为这是马英九的智囊团没有恪尽职守。相反，在他看来，败选的谢长廷的演讲倒是文气盎然。这是作为诗人观察历史的独特角度吧。读痖弦的诗歌，的确可以发现无论是写车夫、教授、官员、弃妇、乞丐，还是写芝加哥、巴黎，字里行间总能随时跳荡出一两个直指人心的佳句，但这个标准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也许太高了一点。
　　那天在与诗人见面之前，我与另外两位朋友在附近的商场里闲逛，正好有一个打折书展，我匆匆地买了一本厚厚的英文版《诗歌的故事》，是关于英国诗人的生平与作品的著作。我要求诗人在并非其著作的这本英文书籍上签名。痖弦郑重其事地给我写下这样一个句子：“诗人是真正的历史之子。”诗人走后，我久久咀嚼这句话，这种诗歌与历史之间的张力，让我想起了痖弦先生的一首诗歌《瓶》，由此我似乎读出了诗人的内心世界：
　　我的心灵是一只古老的瓶；/只装泪水，不装笑涡。/只装痛苦，不装爱情。//如一个旷古的鹤般的圣者，/我不爱花香，也不爱鸟鸣，/只是一眼睛的冷漠，一灵魂的静。//一天一个少女携我于她秀发的头顶，/她唱着歌儿，穿过带花的草径，/又用纤纤的手指敲着我，向我要爱情！//我说，我本来自那火焰的王国。/但如今我已古老得不能再古老/我的热情已随着人间的风雪冷掉！//她得不到爱情就嘤嘤地啜泣。/把涩的痛苦和酸的泪水/一滴滴的装入我的心里……//哎哎，我实在已经装了太多太多。于是，我开始粼粼的龟裂，/冬季便已丁丁的迸破。
　　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午后于温哥华卑诗大学圣约翰学院
　　（选摘自《读书》2008年第9期）

推荐访问: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