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乐教思想及“乐”在古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乐教思想

　　摘 要：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不仅是教育家、思想家，其对音乐的研究更是先秦诸子中的领军人物，单《论语》中关于“乐”的观点就达20余次。虽然“乐”并非论语中的核心思想，但可以从孔子的乐教思想中看出其对乐的重视，以及乐在古代政治生活中的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本文从乐的起源、孔子与乐、孔子的乐教观和乐的作用三个方面论述乐在古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进而揭示乐的重要性。
　　关键词： 孔子 乐教思想 乐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陷于穷途的孔子一方面兴办私学，专心致力于和门人学生教学相长，一方面整理编纂六经，其中就包括早已失传的《乐经》。江文也在《孔子的乐论》一书中评价孔子是一位具有十足音乐细胞的艺术家，这是不足为奇的。孔子对音乐的热爱及对音乐的理解在当时是无人与之相媲美的。下面从三个方面论述孔子与乐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乐的起源
　　关于音乐的起源，学术界一直没有定论。据某位研究者的说法：神农、伏羲等英才相继出世，文化高尚……伏羲氏遂作五弦琴及三十六弦瑟。又如《琴操》中记载道：伏羲作琴。《世纪·补三皇本纪》中也说道：太皞庖牺氏……作二十五弦瑟。因此，这大概就是最早的音乐可以追溯的年代与人物了。
　　而乐的概念的出现，则又要向后推迟几代了。针对先秦各时代风格有“夏代勤俭，殷代维新，周代礼乐”一说，司马迁也在《周本纪》中记载周代“兴正礼乐，制度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因此，周公旦制礼作乐之说也就有史可依了。学者们关于乐的由来也众说纷纭。一说，乐来源于宗教祭祀活动。如祁海文先生在《礼乐教化——先秦美育思想研究》一书中考察“先王乐教”时指出，秦汉时人多将乐之起源归之于传说中的先王之作或先王令其乐官制作。如《世本·作篇》以为乐器为先王所造，《周易·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祁海文先生还认为，乐在上古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艺术，而是与其他社会活动融合在一起的，尤其是与宗教祭祀活动紧密相连，“宗教祭祀功能始终占据着中心地位”。[1]这一点从作乐的目的——“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可以看出，从《吕氏春秋·承云》帝颛顼“祭上帝”也可以看出。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也认为“古代教育的内容如《诗》、《书》、礼、乐原本都是所谓‘事神’之事”。[2]徐复观也曾引《周礼》、《周易》证明上古音乐与宗教之不可分的关系。
　　另一种观点，认为乐起源于史前时代先民表达心理情感的艺术活动。早在先秦时期，荀子就在《乐论篇》中提到：“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思，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这是说，乐是起源于对于人的情感的正确引导的需要。通过乐，陶冶人的情操，培养人的善心，防止邪淫的腐蚀，这也正是乐的社会作用。《乐记》认为，音乐是通过声音来表现情的，情则来自人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这是对乐是上天和神赋说的突破。
　　此外，也有人将乐的起源追溯到礼，甚至认为乐本来就是礼。《说文解字》谓“乐”字“象鼓鼙。木，虡也”，认为“乐”的古字“樂”像木架上置鼓，这说明乐原本也是从礼器演化而来。语言文学家罗振玉先生认为“乐”字的甲骨文“从丝附木上，琴瑟之象也；或增‘白’以象调弦之器，犹今弹琵琶、阮咸之有拨矣……如今日弹琵琶者用拨以代指甲一样”。[3]因此，“乐”与“礼”可以说在字源学上是一致的，也显示出它们相当密切的原始联系，礼乐不分家。总之，乐最初起源于先民的祭祀活动，随后与人们的生活习惯结合，影响人们的内心思想并外化为制约人们的行为活动，最后变成人们行为活动的规范和准则，与礼水乳交融，到周代加上“德”的内容，形成完整的治国安民的系统思想，为后世沿用。
　　二、孔子与乐
　　孔子与乐有着深厚的渊源。首先，孔子对音乐有着异于常人的感受力。《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子曰：‘丘未得其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司马迁不惜笔墨，叙写了孔子学习文王所作的“操”之琴曲。他是从师襄子，但是却不顾老师要其一直向前赶进度的催促，而一步步按部就班地感受音乐的内容和内涵。从音乐的拍子节奏到音乐表达的情志，最后到作曲者其人的感受，孔子是真正体悟到一段音乐的韵味。这使得他的老师也惊叹不已，学生对音乐的感受力已然超过老师。这让师襄子既惭愧又欣慰，以致马上起身，再拜致意。
　　其次，孔子对音乐有着超乎常人的热爱。“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至于斯也。’”（《论语·述而》）“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史记·孔子世家》）从这两则史料不难看出，孔子对于音乐的热爱非比寻常，一曲韶乐，竟有如此大的魅力让孔子三个月内不知肉味，进而发出感叹：“音乐的美妙竟然可以到达如此的境地。”可见孔子对音乐如痴如醉，沉浸其中。据《尚书·益稷》记载：“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得让。上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这段话可见韶乐演奏气势宏伟的场面。它经过夔之手精心创造，优美典雅，深深打动孔子，因此孔子称赞其：“尽美矣，有尽善矣。”（《论语·八佾》）这在另一方面上又为《韶》“中华第一乐章”的地位打下基础。如果没有孔子，那么韶乐将可能埋没几千年甚至消失殆尽。在唱歌方面，孔子也有浓厚的兴趣并且有极高的模仿力。“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论语·述而》）“使人歌，善则使复之，然后和之。”（《史记·孔子世家》）别人唱的动听的歌曲，孔子会要求唱者重唱一遍，自己随之加入合唱的行列。这不能不看出孔子对美好音乐的向往及热爱音乐的心情。至此，将孔子归入音乐家的行列也就有据可依了。孔子对音乐的感受力，认知力，以及鉴赏力都是当时的佼佼者，难怪他晚年要致力于编纂《诗经》，保留其中精华以传后世。孔子与乐确实有深厚的渊源。 　　三、孔子的乐教观与乐的作用
　　孔子是战国时期不可多得的一位音乐家，但他更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将自己对乐的感受融入到其教育观中，传达给他的弟子。孔子认为，人之学，应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以乐为其学习的最终完结。这里的乐并不仅仅指单纯的音乐，而是由欣赏音乐而深入人心的情感体验，是内心之乐，是人格与性灵。乐对人的感情、性格，意志等是有巨大影响的，这种影响从天地万物扩展到人的心理的各个方面，从而对人的道德品质发生作用，如“乐者，天地之和也”；“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通伦理者也”；《礼记·乐记》）“乐者为同……同则相亲”。（《史记·孔子世家》）放眼整个宇宙，乐表现出天地之间的调和原理，其自身具有宇宙性。从伦理层面上看，乐则统合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人与人之间通过乐达到相亲相爱的情感联系。对人的教育最终归结为对乐的养成，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乐给人带来“德育”的影响，在修身养性，净化心灵的同时培养人的品德，改变人的气质。好的音乐，让人平心顺气，消除人的欲望，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人民关系和睦，步调一致，欣喜欢爱，相亲相敬。[4]《礼记·乐记》记载：“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乐者，所以象德也”；“观其舞，知其德”；“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因此，乐具有提升人们内心修养与培养人们思想道德的双重作用，是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这是孔子的另一个重要的乐教观。当时的乐是用高低、强弱、长短不同的音阶以及复杂的乐器之间的配合产生的和谐的旋律，反映着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有序性，各阶层之间恪守互不冲犯、上下有序的和谐秩序。另一方面统治者也希望人们在乐的作用影响下，接受礼所规定的道德伦理规范，从而将人们的伦理同心理协调统一起来。因此，不同等级的人有不同等级的乐曲、乐舞。大夫季氏是正卿，按规定只能用“四佾”，所以，当季氏“八佾舞于庭”，孔子对这种破坏周礼等级的僭越行为极为不满，怒不可遏，认为其“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可见孔子将乐上升到一定政治高度。乐作为约束人的行为规范成为周朝等级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礼乐刑政，其极一也。”（《礼记·乐记》）从治国意义的观点看，孔子将礼乐与一国的刑法、政治等同并列[5]。其实，礼、乐、刑、政，它们的方法与效用本不相同，但最后却殊途同归，这并不是无稽之谈。在上下无别、秩序荡然无存的时代，孔子认为拯救人民脱离涂炭之苦的唯一方法就是正名，而礼乐则担负了此项重任。一直不受重用的孔子到了晚年则专心退隐故乡，教导门人。他的教育理念中诗、书、礼、乐都是必不可少的课程。发出“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的慨叹，也是对礼乐制度寄予厚望的真切表达。乐区别于礼的外在形而上的规范约束，从内在潜移默化地植入到人们的思维观念之中，并融合在制度礼仪里。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乐也有匡正纲常伦理、宗法规范的作用。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这一乐教观说明了仁、礼、乐三者的关系。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而礼乐也十分重要，否则也不会将礼乐上升到仅比仁低一级的地位了。孔子希望自己的言论可以影响到人们的思想行为，然而他的终极目标还是希望能够用自己的思想给统治者以建议，在士卿阶层得到认可贯彻，使得政治通明，社会安定。因此，以礼乐治国的思想也蕴含在孔子乐教观之中。《论语·先进》中孔子与几个弟子谈及治国方法中不难看出，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个人的治国志向，孔子独爱曾皙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子路和冉有都忽略了礼乐教化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而公西华虽然十分崇尚礼仪却没有把它与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孔子之所以只赞赏曾皙的主张，就是因为曾皙用形象的方法描绘了礼乐之治下的景象，体现了礼乐治国原则，这就谈到了根本点上。这一章孔子和他的学生自述其政治上的抱负，从中可以看出孔子的礼乐治国的政治理想。“乐治”是一种通过平和、温暖而又易于接受的方式，在听乐—享受乐—守乐制（礼制）过程中实现对人的教育感化和改造，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化为规范之民。孔子就是希望通过礼乐教化的方式唤起人们的文化自觉，提高他们的道德修养、精神境界和社会责任，培养人们忠君爱君的思想[6]，从而使得君臣、君民之间达到平衡的状态，政治安明，社会和谐。
　　综上，乐给人带来内在人格上的修养，使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进而使整个社会形成一片安详和睦的状态，并且“乐”加之“德”辅助统治者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纲常伦理、规范制度，从而有力地治理好国家。难怪孔子把乐作为一项重要课程要人人学习“乐”，人之修身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乐不仅是个人修身养性完善人格的必经之路，更是治国安邦、政治安明的重要途径。
　　总结：乐是古代人民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通过乐章的内容，给人们带来心灵上的洗礼升华，以其“和”的性质对人起到“化”的作用，通过对人的情感、性格、意志潜移默化地带给人影响。通过乐器的制度，乐章的演奏规则，告诉人们遵守礼仪法度，长幼有序，君臣宗族需要按照规范运行下去。乐不仅仅带给人身体上的愉悦，更重要的是给人以心灵上的引导；不仅仅教导人们和睦友爱，更重要的是让人们自觉自愿地形成忠君爱国之思，以达到和谐社会的理想状态。乐在古代社会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它传承的不仅仅是音乐，还是一种思想，一种状态。至此，乐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性已不言而明。
　　参考文献：
　　[1]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周武彦.为“乐”字正义.音乐研究（季刊），1993，3（1）.
　　[4]谢丽娜.孔子礼乐治国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08.
　　[5]江文也著.杨儒宾译.孔子的乐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6]谢丽娜.孔子礼乐治国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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