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纽曼到克尔看高深知识与大学发展轨迹] 克尔纽曼黑洞

　　摘 要： 克尔在《大学的功用》中描述了多元巨型大学，是大学从象牙塔走出，融入社会，成为社会服务的重要机构之现代形式。本文认为大学发展到多元巨型大学的轨迹是由高深知识和大学的天然联系所支配的，在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基础上，高深知识天然是大学教与学的内容，高深知识以其所产生的生产力量推动着大学发展，吸引着社会各种力量对大学的关注与投入，最终形成多元巨型大学。
　　关键词： 高深知识 大学发展轨迹 生产方式
　　对于大学发展的种种现象，克尔主要关心的是分析和描述，而不是赞同与辩护。当然在书中他有一些赞同的语调：多元巨型大学是“一贯地富有成效”的从众多方面服务于促进文明和探索新知识；然而，他更多提到的却是“问题”和“变化”：大学已经被环境适应者们引向歧途。在他的分析和描述中，抛开他的赞同与辩护，批判与揭露，我们不可否认的看到了大学正在飞速的发展，在社会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政府对大学也是越来越重视，从中世纪大学所处的社会边缘地位已经走到社会的中心圈里来了。促成这一变化的重要原因除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外，更主要的因素是大学的本质所决定的大学与高深知识的天然联系。正是大学与高深知识的天然联系画出了大学的发展轨迹。从纽曼到弗莱克斯纳，再从弗莱克斯纳到克尔，在他们的论述中，都透露着这一天然联系所发出的力量。
　　一、高深知识的对抗：“拔草学”与“四艺”
　　高深的知识，这是个相对的概念，随着社会进步、科技发展而不断地改变和扩大其内涵，因此，高深知识的概念具有历史性。大学就是高深知识的教与学，是不同时期，不同的教与学。柏拉图的“物质世界与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的“植物灵魂与动物灵魂”，在他们的时期就是高深知识。而同时期的生产力是极为低下的，从事生产工作和简单手工业劳动的人们所需要的知识是非常有限的。对“物质世界”的理解再深入也不如在田地里多拔几颗杂草对来年的丰收更为有效果，更为实际——维持生活。但是就知识而言，“拔草学”与“神学”、“数学”、“天文学”、“医学”相比当然算不得高深学问，是不需要专门的教育即从事的。但是，从事教士工作所需要的博学知识则是需要专门的教育来培养的。大学——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主要承载者——当然会选择用高深的知识和学问来进行教学。“四艺”经过“筛选”就成为主要的高深知识的“代表”而被进行教与学。
　　然而，社会的发展是人们所不能预料的，我们不能规定如何发展，生产方式在支配着发展。大学，也在支配之列。
　　弗莱克斯纳对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进行批判的同时，我们应当看到知识——尤其是高深知识，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透过哥伦比亚大学所提供的大学层次科目的函授课程可以发现：“拔草学”与“四艺”获得了同等的地位。弗莱克斯纳当然是比我们更早发现的，所以他认为哥伦比亚大学虽然“开设了一些有重要价值的课程——如有莎士比亚、经济学、现代语言和哲学等方面的课程”，虽然这些“四艺”类的课程是正统的高深知识，是大学所应教与学的；但是，还有更多的如同“拔草学”一般的“稀奇古怪的课程”，包括“少年故事写作”、“广告设计”、“实用广告创作”等。在弗莱克斯纳看来，“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是专门研究高深知识的反映，如纽曼所言“知识本身即目的”。大学是社会的灯塔而非风向标，决不能趋附于社会的风吹草动。这样的变化“显然使弗莱克斯纳不高兴，他希望哈佛不要承认工商管理研究生院，如果它必须完好地存在下去的话，就让它成为‘波士顿商学院’。他还想废止新闻学院和家政学院，取消足球，函授课程等等”。①如果克尔所描述的多元巨型大学出现在弗莱克斯纳面前时，或许他不会再有什么议论了——因为按他的观点推论，如多元巨型大学般的大学已经是无药可救，没有必要讨论了。
　　知识是发展的，高深知识是变化的，而这背后的力量是马克思说的生产方式——尽管克尔也认为马克思犯错了，且影响深远。②弗莱克斯纳从来不认为职业性的知识属于高深知识而值得大学来研究和教与学，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很多实际的工作，不同的职业领域内出现的许多问题都不再是简单的如同用双手“拔草”般就可以解决的。生产领域的扩大，生产工具的不断革新，相关的知识也是在不断地增长和加深。制作一件铁锨的知识算不得高深知识，制作一辆挖掘机的知识则肯定是高深知识；使用双手拔除杂草所需要的知识——如果这里存在知识的话——算不得高深知识，使用双手来操作精密仪器则肯定是高深知识；把自己制作的产品销售给过路的客人所需要的知识算不得高深知识，把产品销售给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所有人则肯定是高深知识。无论纽曼还是弗莱克斯纳都对高深知识情有独钟，但是他们容不得“新兴的”高深知识。或许，这些新兴的知识应该爆发一次，如资产阶级革命一样，让“新兴的”高深知识获得应有的权利和地位——而这，在克尔描绘的大学中实现了。
　　二、高深知识的魅力：让大学走入社会中心圈里
　　从克尔的“多元巨型大学”到“联邦拨款大学”，再到“智力城”，对高深知识的问题已不再纠结，大学已经与社会融为一体，从边缘地带走到了中心圈里。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使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新的问题不断涌现，高深知识的范围获得了空前的扩张，这一切给教与学都带来了变革性的力量。从埃利奥特在哈佛的选课制开始，到吉尔曼——弗莱克斯纳称之为伟大的英雄人物——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实验，再到土地拨赠学院为农民和工人的孩子敞开大学之门，大学逐步变得“服服帖帖地几乎是奴隶般地服务于社会”。多种利益团体在大学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包括校友、捐款人、基金会、联邦政府、工会、各种相关的企业集团等，都对大学的管理和发展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③多种利益团体的介入正是由于大学所具有的高深知识的价值吸引了他们，大学已经成为“一架由管理条例维系和由金钱赋予动力的机器”，用它的高深知识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在大学的这一变化轨迹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大学与高深知识的天然联系所发挥的作用。对这一作用的进一步分析，从美国联邦拨款大学谈起。 　　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加大了对大学科学研究的资助力度，1960年高等学校获得联邦政府大约15亿美元的资助。联邦政府的资助与全国关注的三个重大的、彼此有一定联系的问题——国防、科学与技术进步、卫生——几乎完全是一致的。美国联邦政府的资助不是为了普遍加强大学或加强某一所、某几所大学，而是从国家利益出发为了解决当时社会的重大问题。“一旦国会发起某项计划，联邦政府的官员们即求助于那些最有能力给予各项计划以直接和有效帮助的大学；更确切地说，他们是求助于那些能够给予最迅速和最有效反映的科学家们——这些科学家主要属于为数不多的一些学校”。④联邦的资助是对人不对校的，具有高深知识而能够解决问题的科学家才是联邦政府资助的对象。而高深知识与大学是天然联系的，这些科学家也多数存在于大学中，这种联系是断不开的。正是大学的高深知识——其载体是教授、专家——使大学受到了社会的需要，受到了政府的资助。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教授们为社会问题进行研究——这在弗莱克斯纳看来是“打工”——并取得了成功，获得了荣誉。大学开始按照教授们和政府的建议，已接受了种种研究中心、研究项目，并随着需要与可能不断地进行调整。大学开始变化并已经变化，受到了深刻的影响。没有大学高深的知识，这样的变化是不会促成的；没有大学的高深知识，解决社会重大问题的任务也不会落到大学的头上。弗莱克斯纳曾反问：“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除了大学，在哪里能够产生理论，在哪里能够分析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是社会现实让“我们意识到大学的无形产品——知识可能是文明文化中影响各个专业、甚至社会各阶级、各地区，以致于各个国家之兴衰的最强有力的因素”。大学的轨迹单靠高深知识的变革是画不出来的，同样单靠大学组织也是画不出来的，只有在生产方式发展基础上的大学与高深知识的天然联系才有力量画出大学这样发展的轨迹。
　　对于大学而言，教授是高深知识的载体；对于社会而言，大学是高深知识的载体。“只要高等教育仍然是正规的组织，它就是控制高深知识和方法的社会机构。它的基本材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各民族中比较深奥的那部分文化的高深思想和有关技能。”⑤社会对高深知识的需求越来越旺盛，高深知识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深刻地改变着生产和生活的方式，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社会各种团体与个人对高深知识的载体大学进行渗入。大学的成分变得复杂，由于需求知识的民众的扩大，大学的规模变得庞大。在复杂而庞大之后，大学的性质、功能、运转、管理、权力都随之而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就出现了克尔描述的多元巨型大学中的种种现象。多元巨型大学有若干个目标，若干个权力中心，若干种顾客服务，没有固定的顾客，它标志着权力的冲突，标志着为多种市场服务和关心大众，各种利益的交织，各种目的的共生，各种权力的分配，种种影响——外界的与半外界的，使得它各种争论难以依照绝对的原则解决，要扩大工作的范围难以限定。⑥当校园的边界演变为我们国家的边界时，将内部同外部分开的界限就变得相当模糊了；把校园带进国家也就把国家带进了校园。这时的管理也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处于社会中心圈里的大学，调解成为重要力量，各方面的平衡才是最重要的。
　　三、高深知识的力量：曲折中成就多元巨型大学
　　大学的转变也是曲折的，大学与高深知识的天然联系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存在滞后性的，但这并不能妨碍它在大学发展轨迹中的作用，如同个别历史时期的倒退阻止不了向前发展的趋势，如同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两次失败改变不了其革命领导权的历史必然性。“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不是一个斗士，而是一个旁观者，甚至客串讽刺者的角色”。这是正常的，也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存在的曲折性。但是对大学发展轨迹中的现象我们要从整个社会出发，从整个人类出发来分析其曲折性。在联邦拨款大学的发展中，从最初的单纯为了解决社会国家的问题而向拥有科学家的大学进行的资助，到后来为了普遍大学的加强，这都是发展的过程。尽管最初的资助对象是科学家，但后来却是发展到整个高等教育的提高。这样的例子在大学的发展轨迹中，在大学功用的转变中不胜枚举。
　　芝加哥大学的函授教育，在最初看来是为了迎合，为了利益，但是在函授推广过程中，美国更多的民众接受了高等教育——尽管弗莱克斯纳不认为这是大学水平——而使整个国家受益，到克尔描述的联邦拨款大学时就是联邦政府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而进行出资并从中受益。《炸面饼圈所用脂油的脂肪常数变化》所研究出的知识肯定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写作过程的步骤和感受却改变了人的思维；《烹饪与相关学科近期研究摘要》中支持其可笑的“理论”的81项资料中，有许多属于广告，⑦但是它可以使人懂得研究需要资料的支持，理论需要资料的论证，而这也正是创造可笑理论的真正价值。无论是没有价值的知识还是可笑的理论论证，它让人在思维上趋于科学化——尽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毕竟在向着科学的方向走；总比没有任何寻找资料的意识，站起来，拍拍胸脯，一篇“人的本体性价值的哲学思考”的鸿篇巨制脱口而出迈出的步子大得多。曲折不可避免，但重要的是发展。
　　大学在不断发展，国家和社会对大学的重视和需求在不断增长：要求大学培养学生的数量是以前难以想象的，要求大学满足国家事业日益扩大的需求，要求大学把各项活动与工业前所未有地结合起来等等。众多的要求都体现大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不断加强，大学的中心化是其用高深知识为社会服务所产生的必然结果。离群索居地探寻真理已经不是大学所追求的，知识已经成为产业，知识生产正以两倍于其他经济发展的速度增长着，知识和大学都在深刻的变化，它们的联系也在发生着变化——联系更为紧密。大学以其高深知识的无限价值成为工业界的“诱饵”，围绕大学建立的巨大工业综合企业正展示着大学的魅力。正如克尔所言：“工业界在最新思想几乎还未出台以前，就到大学实验室里去吸收这些思想了。”
　　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不管如何变革，社会总是需要各种最高级的技术和最适用的新知识，大学就是提供这两项产品的天然工厂——高深知识和大学是天然联系的。作为“智力城”的现代大学必须向外看，面向现实，这是高深知识使然，又是大学与高深知识天然联系发展的必然。
　　注释：
　　①弗莱克斯纳著.徐辉，陈晓菲译.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9-52.
　　②克拉克·克尔著.陈学飞译.大学的功用[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86.
　　③克拉克·克尔著.陈学飞译.大学的功用[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11-17.
　　④克拉克·克尔著.陈学飞译.大学的功用[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33.
　　⑤薛天祥，尹丽.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活动[J].上海高教研究，1997，（3）：10-15.
　　⑥克拉克·克尔著.陈学飞译.大学的功用[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10-13.
　　⑦弗莱克斯纳著.徐辉，陈晓菲译.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9-52.
　　参考文献：
　　[1]约翰·享利·纽曼著.徐辉，顾建新，何曙译.大学的理想（节本）[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2]薛天祥，尹丽.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活动[J].上海高教研究，1997，（3）：10-15.
　　[3]弗莱克斯纳著.徐辉，陈晓菲译.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4]克拉克·克尔著.陈学飞译.大学的功用[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
　　[5]胡炜佳.知识视角中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启示[J].中国电力教育，2010，（33）：1-3.
　　[6]徐丹.内在的崩溃：克尔“多元巨型大学观”述评[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7，（6）：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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