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翅膀_伊朗故事的蝴蝶翅膀如何搅动了世界

　　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有个著名的蝴蝶效应理论，他诗意地阐述：“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社会学界由此受到启发，应用来说明在彼此关联的一体化的世界里，微小的因素可以影响和引发全球性的改变。如果把这个原理引申到分析《纳德和西敏：一次分离》这部影片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部投资仅三十万美元的纯粹的伊朗本土电影，遑论好莱坞的辉煌巨制，仅与中国奢华的大片相比，可谓是微不足道的蝴蝶体量，可正是这部影片，成为2011和2012年度全世界最瞩目的影片之一。看过和没有看过这部影片的人，关于伊朗的想象与认知，关于伊朗与世界的关系，乃至如何理解人类的相处，都可能会有所不同。这或许正是全球化时代，电影除了娱乐消费之外，还可以作为一种文化表述形式，带给世界的感动和改变。
　　
　　作为传播现象的伊朗电影
　　《纳德和西敏：一次分离》先后在柏林国际电影节和美国奥斯卡金像奖等西方主要影展上获得巨大成功，被很多媒体和评论者视为饱含政治性和意识形态色彩的褒奖，这符合占据主流话语权的西方舆论的思维定势，而这往往也就成为一种主流的世界性话语并被普遍接受。结合这部影片在西方获奖的背景，似乎可以确认这种判断。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受邀担任柏林电影节评委，但因其电影触犯了伊朗政府的禁忌被判处6年徒刑，并被禁止拍摄电影20年。开幕式上，柏林电影节专门搬出了一尊空椅代表被禁止到场的帕纳西。《纳德和西敏：一次分离》的导演阿斯哈・法哈蒂之前也因所谓不当言论而遭到伊朗政府的惩戒。而奥斯卡的颁奖正是在美伊两国关系紧张，似乎要兵戎相见的情形下进行的。电影节评奖成为一种居于道德高位的价值判断，进而成为一种有指向性的文化评价与引导。这种评价似乎并无什么不可，关键是，这是否就构成这部影片的全部价值？人们是否全面倾听和认真读解了这只蝴蝶微弱却也执着的振翅声。
　　可以理解的，作为一个伊朗导演，法哈蒂要承担特定电影生态环境的所有压力，获得以西方为代表的主流世界认可与支持是其生存方式之一，但并不必然的，这就构成其电影文化价值的全部。法哈蒂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访谈时，提到拍摄影片的意图，说：“几年前我在柏林创作一个剧本时，突然听见外面传来伊朗的音乐声，就在我隔壁。我努力地控制自己不去想起伊朗，但是我做不到，那里的人和事已经在我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那段时间，无论在街上、公车上，我都在想起伊朗。最后我回去了，开始创作《纳德和西敏》的剧本。”这很让人联想到影片里纳德形象的一部分（不是全部，特别是对于具有批评眼光的法哈蒂来说），他未必真的不想与西敏一样离开这个国家，父亲衰老昏聩，甚至都不认识当下的儿子了；但作为儿子，他知道那是自己的父亲，无法割断的生命连接。法哈蒂显然不同于纳德，他身处异乡，反而更明晰地辨识出了自己的身份与责任，他更有意识地要叙说一个关于伊朗的故事。《纳德和西敏：一次分离》的价值在于向世界展示了真实的伊朗的当下生活，尽管这不是一部阳光灿烂式的作品，里面充斥着阶层、性别、道德、宗教等方方面面的冲突对立，但哪一个国家和社会不是这样纷繁复杂呢？电影的魅力是让观众感受和触摸到这个地方人们的呼吸与肌肤，蓦然而悟，他们原来是这样的，其实，他们与我们是如此的相同。特别是，不同于被西方主流媒体所遮蔽和所塑造的那个僵硬刻板的伊朗，那个有意与整个世界进行“文化冲突和对立”的意识形态化的伊朗，《纳德和西敏：一次分离》出现的是真实的民众和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情感和人性超越了地域和种族，观众从他们身上也看到和发现了自己。柏林电影节前所未有地颁奖给片中所有的男女演员，这份慷慨，相信并不全是意识形态对抗，而是这些人物、他们的人生和他们背后的文化积淀感动了评委和观众。
　　法哈蒂在奥斯卡颁奖仪式上表示，影片“在这里跃过了政治上沉重的阴影来讲述她（伊朗）那隐藏在下面的辉煌的、丰富的、古老的文化。我骄傲地把这个奖项献给我祖国的人民，献给那些尊重所有我们文化和文明、鄙视敌意和怨恨的人们。”法哈蒂在此强调了伊朗电影的文化传播和文化影响功能，而这也是理解当下伊朗电影存在价值的重要方面。伊朗相对封闭保守的国家体制和世界主流媒体带有倾向性的舆论信息，使得电影对于伊朗与世界的连接变得十分重要，法哈蒂的前辈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莫森・玛克玛尔巴夫等人将伊朗电影带到世界，特立独行的艺术格调固然十分重要，但对于伊朗和世界来说，电影的传播纽带使得伊朗没有远离世界，人性的温情和艺术的诗意弥合了在世界主流媒体中带有偏见的官方面孔。
　　法哈蒂超越前辈阿巴斯和玛克玛尔巴夫的地方，也恰恰可以在传播学上找到解释。阿巴斯和很多伊朗电影人关注儿童题材，大量优秀的作品使得儿童片成为伊朗电影的世界性品牌；玛克玛尔巴夫及其电影家族成员侧重表现妇女和战乱。阿巴斯等人的电影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安静、温情和传统的伊朗，玛克玛尔巴夫则传达出文化的反省和批判，他们的视域（不能排除电影体制方面的限制）投向一个单纯的（儿童）、传统的（乡村）的空间，很少有影片将镜头对准伊朗的当代都市，这样的景观无疑是片面的。
　　《纳德和西敏：一次分离》填补了这块空白，在柏林电影节上五位获奖演员所扮演的角色构成了伊朗当下社会的众生相，乡村消隐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的车水马龙和城市中产阶层，儿童仍然在场，但不再是诗意和传统的化身，他们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密切相关者。更重要的是，影片表现了伊朗当代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和生活场景，人们不必再以相对疏离的或欣赏或悲悯的眼光去看那些纯真的孩子和受难的妇女，可以直接体验当代伊朗人的主流社会与生活。当法国观众看到女主人公西敏开着标致小型轿车，当美国观众看到似曾相识却又迥然不同的法庭戏，当中国观众看到了贫富分化的现实……横亘在伊朗和世界之间的距离不存在了，这不能不说，这是伊朗电影的一次巨大进步，至少可以在电影的传播效果上这样认为。
　　对于伊朗和伊朗电影来说，在国际上获得艺术认可和一定的市场回报固然重要，但更值得期待的，是电影的文化传播效益。那么，《纳德和西敏：一次分离》传播了哪些文化信息？
　　作为文化认知的伊朗电影
　　一部伊朗电影，特别是像《纳德和西敏：一次分离》这样有意通过人物设置搭建社会结构的影片，往往被进行文化隐喻式读解。如影片里得了老年痴呆症的父亲被认为是背负传统和历史的祖国象征，沉疴在身，但又难以割舍；西敏和纳德代表着伊朗主流社会的两种文化态度，西敏的走和纳德的留都是伊朗社会矛盾心态的象征。而整部影片就可以构成伊朗当代社会的整体隐喻，包括伊朗当代社会景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情态、明显存在的社会阶层分离、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道德失衡、当代生活中的宗教影响等。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编导法哈蒂精心设置了这个隐含社会结构秩序的人物关系网，由于其对生活素材的深刻把握和细腻表现，加之充满戏剧悬念的叙事技巧与真实自然叙事风格的完美结合，整部影片并不生硬和概念化，反而是近些年来少有的充满生活气息和趣味的伊朗影片。
　　《纳德和西敏：一次分离》是一部基本限定在家庭和法庭的室内剧，但还是通过不多的画面呈现了伊朗电影中少见的都市景观。显然，人文社会环境是影片更着力塑造的，其中最具文化复杂性和包容量的是纳德这个人物。
　　纳德在影片中是个典型的中产阶级人物，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相同身份的人物共有的特色。首先，纳德有责任感，不管父亲是否还能清醒地认得自己，他不愿舍弃衰老的父亲，他的责任感还体现在对女儿特梅的悉心教育上，顾上启下是他自觉承担的义务，在这方面，他是有权利指责妻子西敏的逃避行为的；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纳德自信有主见，以自己的方式教育女儿，坚定地维护自己的权利与利益。演员出色地演绎出纳德这位中产阶级男子的姿态与举止，特别是其标志性的快速自信的语调。但是，纳德注定是一个矛盾汇聚的代表，社会中存在的所有文化冲突都在他这里集中爆发出来，坦露出他内里的虚空和无力，还有传统因袭下来的弊端。
　　纳德与片中三个女人的冲突构成影片叙事内容的主体。与女佣瑞茨的关系，显示出他占据社会上位，对底层人物的优越感，通过这组关系，影片展示了强烈的社会性主题。与妻子西敏的关系，显示出依旧存在的性别不平等，有人将这部影片与美国《克莱默夫妇》相提并论，但两片在女性主体性上有巨大差异，尽管纳德已经不是一个老旧意义上的男子，但他宁可失掉妻子和家庭，也不放弃自尊。如影片开始，他静静地看着妻子故意磨蹭，留给他挽留的机会，但他拒绝开口；影片结尾处是长达三分钟的长镜头，夫妻二人离婚了，等待女儿的选择，西敏在长长的静默中，多次悄悄窥视纳德，但纳德始终未看西敏一眼，他的自尊和虚荣仍在作祟。与女儿特梅的关系上，显示了纳德道德失衡和信仰崩毁，女儿看出了他的撒谎和怯懦，是他终结了女儿的童年，也由此透现出中产阶级内里的自私与虚弱。
　　影片通过纳德和女佣瑞茨及其丈夫哈德特的冲突，还表现了伊朗现代社会中宗教对人行为的影响，以及伊朗法律的现状。
　　纳德和片中其他形象都不是可以简单善恶好坏判断的人物。他们生活在伊朗，行为方式上有着鲜明的地域特点，但是，首先，这些人物形象被丰富的生活细节塑造得真实可信，另外，又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这就使得纳德和其他人物超越了伊朗，而具有了普遍性的文化价值。这正是影片的力量和魅力所在。
　　再次回到爱德华・罗伦兹的蝴蝶效应，《纳德和西敏：一次分离》会让世界看到一个全新而又真实的伊朗。人们会发现，尽管世事纷扰、国家民族利益冲突不断，但在人类情感和生活欲求方面是彼此相通的。媒体在不断塑造的伊朗形象，反而常常让我们视线模糊，看不清真相，影片则直接把我们与伊朗连接起来，我们与伊朗的关联也肯定不一样了。
　　
　　
　　王宜文：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霍明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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