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 斯密 [对亚当.斯密经济哲学心思想的再探]

　　摘要：文章对亚当・斯密在《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部著作中的提出的“经济人”和“道德人”，从人是两者的统一体这一思路进行了分析和阐述。提出了“经济人”中“利己”的人性假设包含着“道德人”的“利他”成分；而“道德人”中的“利他”却又常常意蕴着某种“利己”。并认为亚当・斯密《国富论》为发端的西方经济学实际上存在两个假设前提：一是由“经济人”假设引致出的“看不见的手”――价格机制；二是由“道德人”假设引致出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信用机制――它保证了市场自由交易能够长期实施。此外，文章从我国社会贫富分化的现实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与完善的新阶段，应改变“以经济为中心”观念，从“走向致富之路”向“走向道德之路”转变。
　　关键词：亚当・斯密；经济人；道德人；贫富分化
　　中图分类号：F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2)03-0026-03
　　亚当・斯密(1723－1790)耗尽毕生心血完成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蕴涵着丰富的经济哲学思想。而“经济人”和“道德人”则是亚当・斯密在这两部著作中对人性给予的不同定义。很多学者将这两种不同的人性加以对立，提出了所谓的“斯密问题”。然而，事实上，“斯密问题”是个伪问题。人是“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体。“经济人”中“利己”的人性假设包含着“道德人”的“利他”成分。因为“利己”往往需要首先建立在“利他”的基础之上。重复博弈模型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而“道德人”中的“利他”却又常常意蕴着某种“利己”，如果我们从某一个角度去理解的话。因此，我们不能将“利己”的“经济人”与“利他”的“道德人”彼此孤立。同时，笔者还认为，以亚当・斯密《国富论》为发端的西方经济学实际上存在两个假设前提：一是由“经济人”假设引致出的“看不见的手”――价格机制；二是由“道德人”假设引致出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信用机制――它保证了市场自由交易能够长期实施。
　　一、如何理解“经济人”
　　尽管“经济人”并不是亚当・斯密提出的，但亚当・斯密是对“经济人”做出系统论述的第一人，同时，“经济人”假设也是亚当・斯密构建其经济理论的基本立足点。“经济人”的假设有三个概念内核。一是，“经济人”的本性是利己。“利己”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斯密认为：“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利益会促使他去，寻找最有利的用途，避开最不利的用途”；“对财富的追求是每个社会的大多数有用劳动力行动的动机”。二是，“经济人”的“利己”性，即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客观上能够促进整体的社会利益。斯密认为：“每一个人都不断地竭力地为他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使用方法。诚然，他所考虑的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但是研究他自己的利益自然地且必然地导致他去采取最有利于社会的使用方法。”三是，“经济人”的利己的追求同时必须考虑他人的“利己”，否则，其自身的利己就难以实现。上述三个概念内核中最为核心的是“经济人”的“利己”性。如何理解“利己”成为了理解“经济人”假设的关键。所谓“利己”，就是追求自身的利益。许多学者常常将“利己性”定义为“人的自私”。然而，笔者认为，这是对“利己性”的一种简单且狭隘的理解。利己不同于自私。所谓自私，就是“当你自己的需要与别人的合法权益相冲突时，对自己的需求的利己主义考虑”。“利己”实际上刻画了人的基本属性，即人的“自利性”。笔者认为，“自利性”是人类的自然属性。这种自然属性是由自然法则所决定的。众所周知，自然界的一个重要法则就是竞争法则。决定一个物种兴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是否能够在残酷的物种竞争中占优并得以繁衍。人类作为生物物种之一，繁衍生息的本能使人类具有了“自利性”这一天然属性。现代科学已经证实，人的自利有分子生物学上的基础，自利是基因遗传的。1976年，生物学家Richard Dawkins出版的《自利基因》一书中，作者引证于多种动物的生存，有力地论证了自利性是遗传的。举一个例子，一个受精卵的形成，也是自利的结果，它是通过上千万个精子争先进入卵细胞的竞争择优而受精的。如果没有自利，就不会有新的生命的产生。所以，人的生命从最初的诞生就具有自利性，而且通过基因的遗传将自利代代相传下来。至于人类生存的外部环境的苛刻以及资源的稀缺性迫使人的自利与人的自利的基因遗传，二者孰先孰后或者是否同时发生则需进一步探讨，但二者必然会相互作用。这种“自利性”简单来说就是：人通过创造有利于自己生存的环境，从而使自己能够在所生活的环境中继续生存。因此，人的自利是被环境逼迫出来的，与其他物种不同的是，人的生存环境不仅包括了自然环境而且还包括了社会环境。作为自然环境中的人需要的是吃饱穿暖，而作为社会环境中的人还需要尊重和平等。例如，人对财富的追求，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种“自私”的表现。但实际上，追求财富是人作为自然人和社会人的一种本能的表现。因为财富一方面保证其能够有衣穿、有饭吃、有房子住，保证其后代的生存需求；另一方面，财富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是人获得尊重和平等的前提条件。一个人的所面对的社会环境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整体社会环境，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大环境”；另一个层次是局部的社会环境，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个人的“生活圈子”。人所需要的尊重和平等既包括了来自社会大环境中的尊重与平等，也包括来自“生活圈子”里的尊重与平等。因此，为了在特定社会环境中赢得尊敬和平等，人就会不自觉地去追求财富。正如斯密指出的那样：“对财富的追求是每个社会的大多数有用劳动力行动的动机”。
　　二、如何理解“道德人”
　　所谓“道德人”，是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道德人”即是有利他心(或者同情心)的人。亚当・斯密指出：“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的幸福而感到高兴外，一无所得”。道德人对保证经济行为的有序性以及保证商品经济的顺利进行非常重要。“经济自由没有道德是不能很好地存在下去的，特别是在其鼎盛时期。”“‘个人’这一概念是随着彼此的权力、责任和义务而形成的。道德规则不仅承认个人的尊严，也承认其相互关系。如果人类缺失基本接受的道德规则，社会将会崩溃。”在自由的商品经济社会中，道德体现为交易者之间的诚信与利他。斯密在《国富论》中用了关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例子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我们所期望得到的自己的饭食，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对 这一句话，我们通常理解为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私利”的。然而，这一表述中还隐含着“利他的”意涵。如果为了“私利”的最大化，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在欺骗他人且能轻易逃脱惩罚的情况下会卖出劣质的肉、酒和面包吗?斯密认为：“他们仍不会选择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可能会让他们失去最重要、最珍视的东西，即‘自我形象’”：“自我形象比金钱更具有价值，那是快乐幸福的真谛所在”。因此，斯密在论及价格机制――这只市场交易的“看不见的手”的同时，也提出了市场交易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那就是道德规则。道德规则构成了对我们每个人的个人行为的自我约束力。正如斯密所指出的那样，“当一个人用一种内在的自我形象的观念支持自己，和他人打交道时，就产生了信任。如果信任缺失，经济机器就会磨损，就会因为缺油而停止运转。而监管和强制实施某种计划的成本无疑是昂贵不堪，难以承受的”。因此，建构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其要求的市场参与者不仅是一个“利己”的人，同时还必须是“道德”的人。“利己”是以“人的理性”，即追求自我效用最大化为体现；而“道德”则是以“人的守信”作为体现。
　　三、从“走向致富之路”到“走向道德之路”――基于贫富分化的思考
　　尽管近十年来，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采取了诸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对贫困地区以及贫困人群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强对弱势群体的扶持援助力度、推进城乡统筹、极力推进针对城市低收入阶层的安居房建设等一系列措施，力图遏制贫富分化问题，然而，社会阶层贫富分化的局面并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根据调查数字显示，中国居民收入最高的10％的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的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10年的23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认为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7，而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和李长久的报告认为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无论哪个数字，均表明中国的贫富分化已经达到危险的边缘。中国政治和社会结构中的“权势阶层”(或者称为“权贵阶层”)在新生的市场机制中建构了有利于巩固和维护自身收益增加的相关机制，形成了处在“权贵阶层”的人在享有社会福利待遇以及获得社会公共资源方面相对于“低收入阶层”的严重不平等性。典型的例子来自教育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权贵阶层的子女能够享有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能够获得更多的好的工作机会(例如，进入政府公务员系统和进入垄断行业)，在工作晋升、职务任命等方面得到“全面照顾”。而低收入阶层的人收入微薄，缺少社会资源，子女在教育、就业方面存在被边缘化的险境。低收入阶层缺少“社会关系”使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女面临在教育、就业等方面的“机会缺失”。这使低收入阶层相对于“权贵阶层”而言，不仅在“收入决定的财富拥有”上而且在“关系决定的发展机会”上也处于弱势地位，在社会“甩出效用”中处于被动，面临被边缘化。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过程中，由于过分地强调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假设，一味地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和企业利润最大化，客观上忽视了市场经济的另一个重要假设――“道德人”假设。“践行《国富论》”让我国从落后的经济穷国变为了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一定意义上而言成为了经济强国。但是，“对《道德情操论》的忽视”却让我国在保持经济长期、高速、稳定增长的同时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因此，当我们对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经济发展硕果深感自豪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在经济增长背后的社会问题。要破解这一社会问题，关键在于将经济增长的收益在全社会中分配，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正如温家宝在谈自己阅读《道德情操论》的心得时指出的：“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对于我们来说，第一是发展，第二是协调发展。我们要特别重视社会公平与正义，要讲公平，要把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价值，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讲正义，这就需要我们推进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司法制度改革。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关心群众的利益，让每个人都享受改革和建设的成果。”
　　责任编辑：唐玉萍

推荐访问:亚当 心思 哲学 斯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