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电影 [弗兰克:中国想要什么]

　　弗兰克・盖里在工作室讨论设计。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弗兰克的名作，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效果图。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弗兰克会担心自己像库哈斯、安德鲁一样受到质疑吗？”
　　 关于中国美术馆新馆招标，《中国周刊》采访弗兰克・盖里团队，这是记者最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弗兰克是一位美国建筑设计师，以设计具有奇特不规则曲线造型、雕塑般外观的建筑著称；库哈斯是央视新址、人称“大裤衩”的设计者；安德鲁则是国家大剧院、人称“鸟蛋”的设计者。采访的问题将三者并列，是因为他们都是新奇建筑的作者。
　　 盖里事务所的合伙人大卫，面对《中国周刊》记者的问题笑了笑，“你对弗兰克的了解太少了。”
　　 在大卫看来，弗兰克之前的设计并没有受到过类似的质疑，而弗兰克本人似乎也并不介意这样的质疑。
　　 弗兰克并没有表达得这么直接，但他颇有自信，“如果我有幸在中国设计并修造一幢建筑，我希望这个建筑会为当地人所喜爱并为之自豪。”
　　
　　结缘中国
　　 有人说，“如果中国内地没有弗兰克设计的建筑，是中国的遗憾。”也有人说，“如果弗兰克不在中国内地设计建筑，是弗兰克的遗憾。”
　　 终于，一个让弗兰克满意的中国客户出现了。他被邀请参与中国文化部公开招标的中国美术馆新馆项目。已经83岁的他同意了。
　　 库哈斯、安德鲁这些世界顶级建筑师都选择在北京设计作品，而弗兰克却迟迟没有出手，香港的司徒拔道53号的住宅项目是他目前在中国留下的唯一建筑印记。
　　 三年前，弗兰克在北京三里屯办设计展，那是他第一次和中国媒体接触。记者们问他，为什么不在中国留下作品。
　　 “我很乐意到中国内地来工作，”弗兰克当时说，“你如果认识想让我建房子的人，告诉他来找我。不过要快些，我已经老了。”
　　 2011年3月，中国美术馆开始第一轮投标，弗兰克又到了北京。
　　 从第一轮投标开始，弗兰克一共四次到北京考察场地。空闲时间，他几乎参观了北京所有重要的文化设施。“每一次我来北京，都发现这座城市在发生变化！”
　　 每一次参观，弗兰克都完成全部参观并拒绝陪同人员给他准备的轮椅，“不亲自走过，感受是不真实的。”
　　 通过最真实的感受，他得出结论。他最喜欢的是奥体公园一带社区的设计。
　　 “因为这里人很少，哈哈。”弗兰克和中国的朋友半开玩笑。玩笑里带着西方人的幽默和他对北京的理解，“它发展得非常快。高速发展会带来相应的利弊，而这在每个城市中也是不可避免的。”
　　
　　刻苦的天才
　　 弗兰克设计的建筑通常是超现实的、抽象的，甚至会使人产生迷惑。他的成名设计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更被誉为“未来的建筑提前降临人世”。
　　 但走进他的工作室，看到的绝对不是一个天才，而是一个刻苦、谦逊的老人。
　　 因为美术馆新馆项目，合伙人天正・竹森到洛杉矶工作了两个星期，他惊异于弗兰克超人的精力。竹森在洛杉矶的事务所上班的两周，每天都能看到83岁的弗兰克在事务所里接待各种艺术界、建筑界的朋友，和八九个项目的合伙人聊进展，闲下来就去听音乐会、看艺术展。
　　 “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竹森似乎也被他的活力所感染。
　　 “弗兰克对待工作的认真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中国设计师王丹妮因为美术馆新馆项目接触到弗兰克。她之前接触过很多外国设计师，可是弗兰克给她的感觉却颠覆了她对外国建筑师的印象。
　　 “西方很多建筑师很傲慢、不可一世。”因为这样的印象，王丹妮和同事们经常把外国设计师称呼为“八国联军”。可是这一次，当王丹妮听到弗兰克说自己愿意改设计，“我都没敢相信，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们想要什么
　　 弗兰克超强的精力和认真的态度，也给了他更多的设计灵感。比如对于美术馆项目，他一直没有停下思考。
　　 “中国的客户想要什么？”和每次接受不同城市的项目一样，弗兰克最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
　　 “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它再自然不过地成为了极具吸引力的建筑落成地。”弗兰克坦言，大多数设计师喜欢在世界各地主要的大城市里修造自己设计的建筑作品，而他也不例外。
　　 “在弗兰克设计中，惯有一个穿越时空的理念，这样的理念往往让建筑看起来外形独特。”天正・竹森似乎并不担心弗兰克会在中国设计出让人大吃一惊的建筑，“并不是每一个设计都要用这套理念。”
　　 而合伙人大卫在谈话中，反复强调弗兰克对项目三个方面的平衡：客户的需求、成本和项目的结果。
　　 “虽然他的设计都是新的概念，但是他非常尊重当地的文化。”在接受采访前，盖里工作室的很多人都还不知道库哈斯在中国受到质疑的事情。
　　 “不尊重北京的文化和居住环境，这是它的问题。”虽然弗兰克和他的同事们认为，作为单体建筑，央视大楼是一个很好的建筑，但是他们也承认对于周边环境来讲，这座大楼并没有关注到整体化的配合。
　　 这也是为什么弗兰克一定要搞明白“客户要什么”的原因。好在，经过接触，通过与美术馆新馆项目的中方、美方负责人的沟通，弗兰克逐渐了解了中国这个“大客户”。
　　 了解的方式之一，是到社区里去。比起例行参观或者项目接洽、学术讨论，弗兰克更喜欢到居民区里走走看看，和中国的普通人聊天。“普通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这是弗兰克更想知道的问题。
　　 一次在高速公路上，弗兰克问王丹妮，“北京这么大，又这么堵，你们怎么上班？”王丹妮说北京大部分人上班乘坐地铁。弗兰克就决定要亲自去坐一次地铁。
　　 考虑到弗兰克的年纪，最终没有安排他去尝试地铁。但是不妨碍他思考，拥挤的北京，居民们更想要什么？
　　
　　不跟随“主义”
　　 经济危机是弗兰克不愿意提到的话题之一。但还是有很多人议论，因为经济的原因，让很多西方建筑设计师选择中国。
　　 “许多项目不再给建筑师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创造艺术，而只用紧张的预算完成项目。”合伙人大卫介绍。
　　 而在同一时期，建筑界的新极简主义开始流行，不少建筑师为了拿到更多的项目，改变风格，还冠以“极简主义风格”。
　　 弗兰克不想跟随任何“主义”。虽然从大卫口中得知，“在经济危机的时候，盖里事务所也不得不裁员”，但是弗兰克并不准备给自己的风格转向。
　　 他一直坚持着对金属材料、对线条的追求，直到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的降临，自己的设计风格受到肯定。
　　 其实无论古根海姆美术馆，还是之后的沃特・迪斯尼音乐厅，弗兰克的设计在外观上的突破都会引起一番讨论。
　　 但是他不为这样的事情担心，“我只关心住在那里的人们喜不喜欢。”
　　 尽管大家非常好奇，但是至今弗兰克没有向中国媒体透露过任何关于中国美术馆新馆项目的信息，哪怕是他的心情。只有从朋友的介绍中能够得知，弗兰克心中也很焦急。
　　 “其实，我们昨天刚刚把最后的方案交上去。”竹森说弗兰克每天要问好几次他们的情况，“我们刚才聊天时，他还发来邮件问进展的怎么样了。”
　　 按照中国美术馆招标的进展，新馆的最终方案将从四位国际建筑大师中选出。这又一次引发人们议论，北京成为外国设计师的试验场？
　　 弗兰克说，北京城市建设的商业目的过重，但也认为这“不可避免”。他说，“城市的领导者们应该渐渐明白他们肩上挑着的对中国文化所负的责任。这将会决定他们的领导力，而领导力的质量也将决定物质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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