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碳排放”:全球变暖的真正祸首】 碳排放全球变暖

　　“战争碳排放”是人类活动中强度最大、最为集中的碳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远比工业碳排放大得多，更应计入参与战争国家的碳排放总量。 　　 　　2011年11月28日至12月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在南非德班召开。这次大会的核心问题是，要求《京都议定书》附件一缔约方（主要由发达国家构成）从2013年起执行第二承诺期，并在2012年5月1日前提交各自的量化减排承诺。然而，大会刚结束，加拿大便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会上，欧盟代表重申，从2012年1月1日起对欧盟和进入欧盟空域的国际航空运输征收国际航空碳排放费，即所谓的航空“碳税”。尽管遭到美国、中国等国家的反对，但欧盟表示不会让步。根据中国航空协方面的预计，2012年中国航空公司将因此增加8亿元人民币的成本。
　　由于巨大的商业、政治利益驱动，国际上围绕气候变化问题的讨论已出现绝对化、非理性、非科学趋势。利益之争、规则之争、议题之争、话语权之争，充斥着相关的国际会议。围绕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协调可谓乱象丛生。结果，国际矛盾更加尖锐，国际关系更加不和谐，而真正应该关注的“战争碳排放”问题至今未受到足够的关注，更谈不上如何防止。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忧虑。
　　
　　危害甚于工业碳排放
　　欧盟征收航空“碳税”的逻辑起点是：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工业化等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只要世界各国共同采取措施节能减排，气候变暖就可以得到控制。与此同时，前不久英国一家研究中心称：2000年至2010年，全球石化燃料释放二氧化碳年均递增3.1%。1990年以来全球石化燃料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碳增加了49%，仅2010年一年就增加了5.9%，石化燃料、水泥生产、毁林和其他土地利用等导致总碳排放量首次达到100亿吨。而2009年美国能源情报署报告称，中国的排放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排放国。
　　笔者认为，如果对上述英美等国的说法信以为真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气候变暖实际上是包括人类活动在内的地球与大气活动所构成的大系统中多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例如，海底火山爆发、地震等引起的海水升温，持续干旱引起的地表升温等。人类活动只是其中的要素之一，而工业碳排放也只是人类活动的要素之一，绝不是惟一因素。除了和平环境中人类生产、生活造成的碳排放以外，战争造成的碳排放对气候变暖的影响同样存在。而英、美两国都没把“战争碳排放”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考虑在内。这是迄今防止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一大盲区、一大误区！地球是人类非常脆弱而有限的共同家园，任何局部战争造成的生态平衡破坏，都可能产生广泛的地区连锁反应，最终以某种形式影响到人类的生存环境。那种认为战火没有烧到自己国门便可偏安一隅的想法，是“战争碳排放”观念缺失的表现。
　　迄今，世界上相关科学家十分关注工业碳排放和人们生活碳排放对气候变暖造成的影响。他们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做饭、上网、用电、坐车等都造成碳排放，所以要追踪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产生的“碳足迹”。所谓“碳足迹”是一种用来测量某个公司、家庭或个人因每日消耗能源而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对环境影响的指标。碳耗用量越高，“碳足迹”就越大，反之“碳足迹”就越小。所以，为防止气候变暖，就需要人们尽量减少“碳足迹”，或者通过植树造林等进行所谓“碳补偿”。这种努力当然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如果以为只要付出这方面的努力就可缓解气候变暖，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其根本原因之一是，与这些生活消费所引起的碳排放相比，“战争碳排放”对全球气候变暖及国际生态安全的影响要严重得多。“战争碳足迹”才更值得追究。所谓“战争碳排放”，就是指与战争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至少应包括三层含义：第一，某一国家或国家集团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在武器、装备、弹药、补给系统的研发、生产、储存、运送、使用等过程所造成的碳排放；第二，这种战争行为造成的城乡建筑、基础设施、工矿企业、油气设施、森林草原的破坏，以及人员伤亡救助和战后重建等过程所造成的碳排放；第三，当别国国内或国家之间处于战争状态时，对战争的某一方出口武器、装备、弹药所造成的碳排放。对此，国际社会应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做出新的国际法限制。否则，只靠民生方面的节能减排是难以缓解气候变暖的。因为，“战争碳排放”并没有排放到月球上，而是与工业化及人类生活碳排放混合在一起，形成整个地球表面的温室气体层。
　　尽管有关“战争碳排放”的测算还需要相关科学工作者来完成，但从常识角度看，大量导弹、战机把本来好端端的城市炸得满目疮痍，然后再进行战后重建，必然造成严重的碳排放。以输出功率测算，一辆美国M1主战坦克的碳排放量相当于十辆普通的奔驰轿车！与冷兵器时代的战争相比，无论是现代战争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制造产生的碳排放，还是战争对现代城市建筑造成的破坏所产生的碳排放都大得多。
　　中国有关专家指出，“战争碳排放”是人类活动中强度最大、最为集中的碳排放：武器装备、弹药装具、军需品的制造和储运，必然消耗大量的能源资源、产生大量的碳排放；军舰、坦克、战机的部署与使用，炮弹、炸弹、导弹的爆炸及其引发的火灾和建筑物等基础设施的破坏，数十万、数百万的难民潮，成千上万的人员伤亡及其救治，所造成的碳排放更为集中；军事行动对森林、植被的破坏，则会直接加快二氧化碳积聚；战后经济社会的重建，还要消耗大量的能源资源，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排放。有的战争中还使用了贫铀弹，所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及生态环境污染有多么严重，应当不难想象。因此，“战争碳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远比工业碳排放大得多，更应计入参与战争国家的碳排放总量。
　　
　　最不人道的“战争碳排放”
　　马尔代夫环境部长曾呼吁世界关注气候变化对小岛国的严重危害，并指出在过去35年间，马尔代夫有300多个小岛被海水淹没。马尔代夫由1200多个珊瑚礁组成，平均海拔只有1.2米，也就是说在过去35年里马尔代夫就有四分之一的岛礁被淹。这表明近年来气候变暖趋势加快。世界卫生气象组织全球气候报告也证明，全球平均气温最高的13个年头，全部出现在1997年至今的15年内。2011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年份之一，同年1月至10月的全球平均气温比1961年至1990年的年均值高出0.41℃。
　　然而，为什么近年来地球温度会明显上升呢？这显然不能完全归咎于工业碳排放。因为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爆发以来，全球经济一直不景气，石化能源消费也未明显上升。据欧洲环境署公布的信息显示，2010年欧盟地区总体二氧化碳排放情况较2009年改善了4%。由此可以做出一个合乎逻辑的推断：导致近年来气候异常变暖的真正罪魁祸首难道不就是“战争碳排放”吗？
　　2011年3月爆发的利比亚战争就是个典型案例。有中国学者指出，卡扎菲的独裁统治和暴力镇压不得人心，但北约国家推行暴力的多边主义，以战争介入利比亚内战，不仅远远超出了联合国授权，“而且制造了数倍、数十倍于卡扎菲政权的人道主义灾难。此类战争所造成的碳排放是最不人道的、最应避免的”。
　　人们还记得，2010年7月12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曾载文称：在恐怖主义和核计划两方面作出让步后，摆脱了制裁的利比亚近年来经济取得显著进步。从街道上飞驰的汽车到忙碌工作的起重机，曾经被国际社会抛弃的利比亚如今一派现代气息。随着大量石油收入进入国库，利比亚正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包括开发住房、建设全国铁路网。在首都的黎波里，沿着城市机场路正在建造豪华高层楼房，解决现有50万住房缺口。这片价值13亿美元的建筑将在2011年11月完工，包括115座建筑，2018套公寓及办公用房，一个大型购物中心和一个22道保龄球场、电影院、五星级酒店等等。建筑项目工程经理表示，这里将有溜冰场、保龄球馆，人们将享受与西方国家一样的生活。在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两个耗资约48亿美元的政府资助住房项目建设进度已经过半……然而，就是这些尚在建设中的城市，在其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被一场战火吞噬。2011年2月利比亚发生内战，3月19日，美国、法国、英国等多国部队针对利比亚实施军事打击，从地中海的导弹驱逐舰向利比亚发射了110多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并出动几十架战机参与了第一天的空袭。的黎波里、班加西、摩苏尔等利比亚重要城市被炸得百孔千疮。
　　与民生工业碳排放相比，“战争碳排放”更应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在发动越南战争期间曾大量喷洒含有二恶英剧毒物质的橙色落叶剂，导致越南大片植被被毁，越南人民遭受毒害，出现畸形儿和各种致命致残疾病。冷战后，美国又发动了五场高技术局部战争，即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战争长期化导致了“战争碳排放”常态化和累计战争碳排放的增加。
　　高科技现代战争不仅造成国际生态安全的破坏，而且会直接加剧气候变暖。20多年来，世界上的战乱、恐怖袭击大多发生在产油国，并导致一些油井设施被炸，经常出现漫天滚滚的黑烟。在战争持续不断的国家，树木森林变为大面积的焦土。这种生态环境系统的破坏容易引起局部气候变异，加剧干旱和异常天气的出现。一般大旱之年都是气温偏高之年，干旱地区也是气温偏高地区。冷战后的局部战争多发期与气候异常变暖期相互重合。2011年持续了半年多的利比亚战争在同年10月下旬结束，而偏偏这期间全球气温高于往年。这些恐怕绝非偶然。
　　当代大型战舰、战机等军事装备、精确制导武器的生产、使用及摧毁能力所产生的“战争碳排放”，远大于半个世纪前的机械化战争。然而，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一方面发达国家对“战争碳排放”不承担任何道义和法律的责任；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和生活碳排放却成为必须受到强制限制的对象。一些人指责全球气候变暖是因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快、排放过大引起的，却忽视了高科技局部战争、军演中大量的能耗排碳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如果工业化碳排放必须受到限制而“战争碳排放”却不受任何限制，这样下去，这个世界难道不是显得很荒唐吗？
　　
　　世界究竟该怎么办？
　　有中国学者指出，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在其几百年的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了超过人类社会数千年的碳排放，而且在其发动的各种战争中制造了巨大的战争碳排放。发达国家对其“历史碳排放”和“战争碳排放”，都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然而，在当前的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某些西方大国不仅对其“历史碳排放”竭力推卸责任，而且对于“战争碳排放”问题更是闭而不谈。还有些欧盟国家一方面道貌岸然地支持征收“碳税”，表现出最为关切气候变化问题的样子；另一方面却派出战机参与北约发动的战争，肆意制造“战争碳排放”。事实上，这样的国家才堪称是对防止气候变暖最不负责的国家。
　　笔者提出“战争碳排放”概念，目的是唤起世人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全貌，促进人类的和平、发展、文明与进步，使人类获得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战争碳排放”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世界科学界特别是与应对气候变化、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相关的国际科研机构，有必要对“战争碳排放”及其影响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与测算。核战争另当别论，有关常规战争碳排放的研究至少应包括五个方面：第一，关于投入战争的武器、装备、后勤系统的碳排放量测算方法与指数体系研究；第二，关于战争造成城镇基础设施损毁及战后重建产生的碳排放量测算方法与指数体系研究；第三，关于战争造成人员伤亡救助产生的碳排放量测算方法与指标体系研究；第四，关于战争造成森林植被损毁对气候变化影响的研究；第五，关于近20年来世界局部战争使用和消耗武器、弹药的数量及所有破坏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实证研究。联合国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联合国安理会有权要求各参战国对已经使用过的武器弹药加以申报，增加国际透明度。
　　只有在此基础上，人类才有可能制订出全面解决气候变暖问题的国际谈判框架和规则，找到全面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正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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