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独一无二霸气网名 [“我想接点姜文的傲气、霸气”]

　　2011年林兆华戏剧邀请展的收官大戏，林兆华和濮存昕首次共同担任导演，把契诃夫的《伊凡诺夫》搬上中国戏剧舞台，被评价为“本年度中国舞台上最有分量的戏剧力作”。 　　
　　戏剧不会后继无人
　　
　　时代周报：大导曾说伊凡诺夫是一个失败的精英，一个没思想也没未来的知识分子，一些评论家认为他就是个流氓，但我们看到你演的伊凡诺夫却是一个特别内省的知识分子，而且让人对他心存怜悯。
　　
　　濮存昕：我觉得说他高贵实际是，他看到了世俗价值观的所有东西都与他格格不入了。以前他是一个所谓的流氓也好，但他是世俗价值观的弄潮儿，过去他敢冒险、花钱，掠夺一般的占有，但现在管家那么给他挣钱，他不挣，他不再这样干了，不像过去那样生活了。
　　
　　你说他是流氓吗？所谓流氓是什么，仔细想想商战，在整个社会行为上就是占有和掠夺，完全不顾廉耻没有公道的概念，因为财富就这么多，我拿到你拿不到。如果把这都看透了，你说他高贵不高贵？
　　
　　时代周报： 《伊凡诺夫》是你今年最重要的戏，以你对角色的体验，你觉得他为什么非要走上自杀的路不可？
　　
　　濮存昕：演这部戏的时候，我自己也在不断地反省、思考这个人物。他想把旧的生活彻底抛弃，但新生活又只是一种朦胧的感觉，如果把他最后爱上的萨莎比作一种逆向的走向新生活的标志，这个时候他发现新的不能帮他。他已经走到了所有人的前面，成了孤家寡人，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做，没有一个强大的神经，或者像建筑大师一样，他后面没有团队，没有帮手，没有结党，连党都没有的话太孤立了。
　　
　　面对这种现实，他只有把它想透、说完，然后他自己去结束它。精神上的解释就是决别，一切想透了之后和过去的自己挥别。
　　
　　时代周报：这是你第一次当导演，有什么感受？
　　
　　濮存昕：在排《伊凡诺夫》时大导说，你来当导演，帮助小孩说戏。我有这种愿望，也有这种热情，老大哥嘛（笑）。
　　
　　其实我和他们就是无意间的交往，我也必须和他们搭在一起，不能自己演自己的。有时，我会告诉他们，我在说台词的时候，不要老是调动呼吸去演反应，一定是你听到某句台词或是某种节奏下有什么东西启动你，给过你暗示，让你开始。这和踢球一样，对方没踢球你准备好接球干吗呀，球过来了，到脚下你才能把它接稳，早早地怀有准备进球的愿望，球你是停不住的，体育和表演是一样的。
　　
　　时代周报：这是否意味着你今后会多一个导演的身份？
　　
　　濮存昕：我不会当导演，作为演员，我知道我的语汇空间是这样的，导演的语汇超出演员之外的。当演员出身的戏剧导演很少，林兆华是个例外。
　　
　　时代周报：你会和年轻导演合作吗？
　　
　　濮存昕：我会和我欣赏的导演合作。比如六乙呀，都可以合作。
　　
　　时代周报：是否觉得中国戏剧后继无人？
　　
　　濮存昕：中国戏剧不会后继无人，要对年轻人有信心，一定要寄望年轻人做自己，表述自己的生命。
　　
　　我和姜文不一样
　　
　　时代周报：你基于什么样的因素，和林兆华这么多年合作下来？
　　
　　濮存昕：因为我也知道他的价值，我知道他的戏里有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那种力量太难得了，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当然他还有很多缺点，而且我会直言不讳地跟他说，反驳他。
　　
　　我为什么要帮他，那心情今天还能想起来，他从传达室往里走，当时感冒了，病得很重，骑着一辆自行车还要去排戏。就是那种状态，拒绝单位给他车，一天到晚骑着他的自行车。当时就是因为他的那个背影，觉得一定要帮他。我那时从心里承诺了，就得一直做下来。而且北京人艺是一个政府机构，相当主流的意识形态，我不能在这个剧院里帮他，就去参加他的工作室。
　　
　　时代周报：大导今年都75岁了，假使有一天他走了你会怎么做，相信你一定考虑过这个情况。
　　
　　濮存昕：实在不想去想这个事情。刚才说我在帮大导，其实也是为我自己做，他可以给我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因为像前辈的东西，《雷雨》、《茶馆》我已经有了。但是我没有的东西是什么？我特别想在他那儿，在姜文那儿，去获得一些我弱项的东西。我想接点气，姜文的那点傲气，那点霸气，那点逆向思维方式。
　　
　　他在戏剧中持有的怀疑态度，首先他建立一种不参入、不苟同、不入伙的态度。我是在演鲁迅的东西时突然明白的，鲁迅真正的经典在于不入伙，不成为所有利益的获利者，它就有不一样的东西了。
　　
　　时代周报：确实有人会拿你和姜文比，是拿戏剧界的濮哥和电影界的姜文相比。
　　
　　濮存昕：我的艺术气质、文化的审美状态是往田壮壮那儿靠的，是喜欢大导的，我也在瞪着眼看姜文要干吗，虽然他的东西我也不见得全都喜欢，但他挺了不得的，他是鬼才。为什么鬼，是他看问题的角度。他的东西是不常规的，我是一个特别常规的人，我是一个特别听话的孩子，很靠谱的那种。
　　
　　人艺也许会消失
　　
　　时代周报：什么原因让你对戏剧有这么大的热情？与你演过的影视剧相比，戏剧要清贫多了。
　　
　　濮存昕：热爱吧。如果不热爱，我可以一天到晚跑剧组，哪有钱我就往哪儿走，我不可能在排练场有这种状态。这口气根本就是养成的，天天思考戏剧的东西，不排戏耗着看别人演出也痛快，就是这么过的。
　　
　　像《伊凡诺夫》排了两个月，弄了半天演六场，这期间我还要演别的戏。这个东西不是坚持，不是无私奉献，舍弃那么多我没有觉得亏得慌，这是我的生活。好比，你只爱一个人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一个在情感上有这种力量的人，他不是东张西望的那样状态，他做事情是不一样的。
　　
　　时代周报：你曾是人艺的领导，依你看来，人艺坚持的是怎样的戏剧传统？
　　
　　濮存昕：1988年人艺到上海演出，在长江剧院、美琪剧院的演出非常轰动，那是前辈们的最后一次辉煌。当时上海评论界抛出了“人艺的挽歌”这样的观点，意思是人艺的旗帜还能打多久？此话被说中了，二十多年过去了，人艺还沿着以前的惯性，延续前辈们创造的辉煌，一直到现在。就像南京、陕西的地方剧院都消失了，人艺会有那一天吗？我不知道，但也许会。
　　
　　时代周报：你曾说人艺的问题就是不允许其他东西存在，为什么？
　　
　　濮存昕：我曾经在莫斯科艺术剧院里说，舞台其实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气质，因为他表演的生活、故事和人精神上的张扬就是民族的气质。中国舞台上有很多的艺术形式，每年都在表演，包括相声、二人转以及小品，也是一种气质。我们在人艺的舞台上也凝聚经典的作品，但能不能够和世界的气质连在一起？人艺的问题就在这：你得允许另外的东西存在，生命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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